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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总是以系统构建的面目示人的。一个个哲学家、思想家提出的单套理论是如此，就连所有理论体系之集合意义上的全盘统称，也分明地能让人们感觉到她在同一平台上相对一致的基本取向。
甚至，就从最常用的习惯称谓上，也是如此。我们常常以一句“形而上学体系”或“思想理论建构”的说法，便可以让大家轮廓分明地意识到其之大体所指与基本范畴。 然而，对于道理，我们似乎却很难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改变固有的思维，仍然依着这种西式思考的习惯去看问题，不仅，我们看不到中华几千年的文明进程中，有什么一套套系统完整的道理学说、或理论；而且，还很难说服世人相信，将这些本身就显得较为直感与凌乱的体悟、点化之言汇集在一起，如何可以统称为系统与成体系的一整套？ 不是就有人说，中国古代哲学思想领域，只有生活之哲理、伦理之箴言，而根本就没有成型的理论、成套的理论体系吗？对此，学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便是针锋相对、决不承认。再接下去，便是翻遍自己的宝贝，总想设法找出一些符合西式理论范畴与判断的实例来，以此证明中国过去也有自己的理论、甚至理论体系。 这其中，我们往往还伴随着一种泛化他者原有概念之范畴、降低人家固有提法之门槛的“耍赖”做法，硬是要把西方早已成型、定型的理论之概念，吹大、夸大、张大口径直到装得下自己一系列经典论述的地步。这样的一类做法，不仅是自欺欺人的，而且，也恰恰走入了西式思维的陷阱难以自拔。虽然，这些人的一腔爱国情怀与急切之情，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样做，既极不尊重他者的学术与思想，也在客观上，阻断与放弃了自己立足于本文明之道理体系，进行更加深入发掘与阐述的更佳选项。 承认老子、孔子等中华先哲之言说与论述，的确并非西方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并非形而上概念、精准定义、体系框架、思辨逻辑、规则理性等样样完备的完善体系，又能怎样？该是怎样的，就是怎样的。你削尖了自己的脑袋，想去满足与适应西方的理论体系之标准和要求，是不是就等于你已经完全接受、认同和服从了其作为人类唯一思想理论体系构建的独霸地位？ 我们发现和主张，中华道理是与西方一切理论完全不同另外一大整套，其实就是直接宣示着：人类在精神思想领域的理性体系构建，本来便不只有西方一种模式或选择。中华文明之道及其千年一统的道理体系，甚至是更大、更好、更深透智慧、更长久管用的。 今天，我们只需要明白无误地告知全世界的思想理论界：中华这些思想先哲大师们的著述与言论，第一，根本不是什么初浅层次的所谓感悟、哲理，第二，它们仅仅是两千多年以来未曾更改的一整套中华之道及道理体系上，组成那宏大且繁茂之花环的最鲜艳夺目、最具代表性的花朵罢了。 简言之就是：要是想知道，中国人的精神思想有多么地深透、有多么地高大、有多么地令西方自愧不如，您便须走向戏台的后台，去看中华之道及道理的一整套体系！要是想知道，中国人是怎样做到最伟岸、深邃的体系思想与最现实、最普遍的国家社会和世代民众，宛如心脑与手脚一样，密不可分地、有机协调地实现着相当智能的全面互动，那么，您只要好好地领悟一番老子、孔子、中国佛学的思想和做派，便就会上道的。 可悲的是，当今的中国思想界，一直没能走出这个不知己、又不以别人为别人的误区。特别是，当中国，需要一整套的道理或理论、给自己以国际话语的支撑与支持之时，我们一方面，不愿意、也无法让自己去依赖西式的理论平台；另一方面，我们又没找到、也就无法让自身悠久的道与道理体系巍然屹立起来。在如此尴尬的情境下，除了在别人摆设的理论之擂台上，进行毫无根基与经验的不对等较量，中国学界几乎难有选择。 我们真的需要总是跟在别人的后面，一再声称老子、孔子等，是伟大的哲学家和理论家吗？难道，我们就不可以、不敢大声地说：中华自有一套道理，老子、孔子等是中华文明自己的道理家吗？我看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只要，能从固有的思维习惯中跳出来，改换一种更为广阔的视野，我们便会发现，西方在其理论的园地里，构建与成就了的一大批形而上哲学学说与理论，在本质上，与中华文明在自己的“道”途上，不断发掘与揭示出“道理”来，乃是人类思想认知上的两种不同路径罢了。虽然，两者殊途、大相径庭，可总体上看，都是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的，是最终走向同归的一回事。 简单地讲，从一开始，西方，是在人类认知与实践之基础界面上，做了一种上与下、先与后的区分和分离。自此而有了形而上的系统构建之理论。而中国呢，则自始至终，都不将认识与实践相分离，一直都是以先发现道、先寻道明道为一，以随后致力于道理、道中之理的发掘与阐明为二，走着一二一之转换步调的。 正因为如此，西方理论千百种，在总体上是一大块。几千年相对独立、富饶繁茂、成果丰硕、大师云集，却总是难以调和或洽合好认识与实践、精神与物质的间隙、矛盾。也正因为如此，中华道理，看似比较零散纷乱、毫无章法、少有体系、难为一体，却在依道寻理之洽适贴行的过程中，走出了一种一以贯之、万古不变的康庄大道来。 不要以为，西方理论，看似思考的集中、思考的深入、思考的多，便一定握有思考之长、得了思考之利。其理论园地内的丰饶表现，恰恰掩盖了西方文明更广泛民众与整个集群的不多思、不善思、不为思和不以思帅行之弊。在这方面，中华民族因为有自己的一套道与道理，所以，恰恰做的非常到地好。中华之道与中华道理，从来都是一种神仙指道、万民践履、各自体悟、集群归一的知行相合之模式。正因为如此，中华，没有、也不需要独立的、自成一体的形而上理论构建与体系。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只需要几个指点江山的半神之人予以昭明，便能依靠自然、贴近自然、因循着自然而然的自然之轨，千秋万代、万变不离其宗地既做到生生不息，又能够屡屡辉煌。 所以，看中华之道与道理，必须把整个动稳变化着的天下世界与现实社会，也一并地揽入到怀内来。而不能单就理论谈理论、单在精神认识层面上言建构。这是中华之道、中华道理与西方理论、西方认识论的最本质之区别。这里，就先不多说了。 为了更好地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为了使大家易于理解中华道理为何很难被时人视做一整套，下面，还是简明扼要地讲这么几点吧： 一是，受到了西式认知习惯及其理论构建方式的深刻影响。大家一谈理论、理性、思想、认识问题，便觉得就应该分开来、独立地、自成一体地去看。若不是，便视作是自发的、原始的、杂乱无章的、显然不入流的。殊不知，更广阔与超视野的，也可能不符合这样先入之见、限定框框之标准的。 二是，中国自己这百年的身处困境与学统断裂，使得我们在传承与思考自身中华之道与道理上，做的很少、很不够。你自己的人都不知晓道、道理，你自己的学界都把一整套的道理讲不清楚明白，能老是埋怨被别人看不起吗？或许，有的人觉得自己是讲明白了，问题全出在了别人听不懂上。对此认识，我不赞同。对一个好的阐释者、言说者来说，根本不应存在一帮子听不懂、搞不明白的学生，只有讲不清、无法让人明白的老师。 三是，对自身的文明与中华之道、中华道理体系，缺乏一种全面深刻的理解和立于人类发展全程高度上的自信。不自信，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不自知。我们首先不知，中华之道及其道理体系，不是一种全人工与脱离现实另行建造起来的形而上体系；而是一种假借天下世界和现实社会之自然而然演化力，经高人圣哲指点、引导，经万众世代一起努力，才得以成就出的活的、扎根社会生活、与生命一同常青的稳变演进体系。其次，我们不知，这一整套是融汇儒释道、上下两千多年为一统的。再次，我们不知道，自己早前发现与趟行出的这一套，对于今天和未来的中国社会、全人类来说，真正意味着什么。多有根本上的不知，便多有心底里的难以自信。 四是，从这套思想认知与实际践履合体统构之实在体系的发展演化来看，先发现和确立“道”、“道统”，随后历经几百上千年，方能深入发掘与阐释其“理”、其中的理性，此乃是，该路径上人类认识循序渐进规律所规制出的必然。这就决定了，在明清以前的两千多年时间里，古代学人们，虽对“道”与“理”先后进行过集中地发现和阐释，但未能将其完整地设构成一整套超级大一统的知行体系。这将是今后中华文明传承人的使命与责任。 稍作进一步的分析便会发现，在“道理”的概念与体系中，“道”，无疑是最基本的前提与依托。只有在首先发现与确立了以道观天下的世界观、方法论后，中国人才能够在以后的岁月里，进一步地去刨挖其中各种层面、大小不同的“道理”和“理”。这种人类认知与现实演进的逻辑，恰恰也在中国人对道与理的追寻律动上反映了出来。咱们大家都知道，“道”之概念的提出与集中表述，多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而“理”的提出，最早好像也是三国时期的王弼，集中讨论与表述在宋明期间。这种缓慢但长久、众人拾柴式推进着的总体性状，完全不同于西方理论体系，那种各有各概念、一人提出一套的构建方式。 这当然就会带来一个问题：在中华文明的思想史上，谁再怎么能行，也无法在自己有限的生命里，在自己所处的时代之站台上，去搭乘几百年、上千年以后才会驶来的列车。于是乎，老子只能开创性地贡献“道”，程朱也只可以集中地阐发“理”。对一种千秋百代的系统构筑与世纪工程来说，每个中华思想家、学问人，都只能充当其中某一层级、某一时段、某一领域的一环节与一部分。这乃是个人作用，在中华体系构建中全然不同于西方的根源所在。 至于程朱理学以及两汉以后的后继学人，为何也没能贯通道与理、在构建系统成型的中华之道及其道理体系上，做出彪炳史册的突出贡献？甚至为何都没能提出和确立起“道理”的概念呢？这其中的原因很多。我只讲一点，他们当时仍处在道统唯一与道德主导的学问传统、社会背景下，他们没有我们今天所直接面对着的“他者”------西方与现代世界。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道学、儒学、甚至中国佛学的继任者和发展者，他们既没有全面彻底反思中华之道及道理的急迫需要，也没有必须体系化自身一套的“他者”参照。所以，指责其没有做到，是不顾他们所处时代、所续传统、所据背景的不顾事实之苛求做法。 从某种意义上说，宋明思想家们未竟的事业，正需要我们今天的中国思想者们去完成。今天，我们必须回顾与总结“道”与“理”，重新系统地阐明一整套的中华道理。这，既是中华之道以及自身阐释之道理体系内在发展的规律与逻辑，这也是现时代西方理论霸权需要我们重建自己一整套话语依托平台的需要，这更是中国人和整个中华文明，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应该以自身独有的非凡传承，为未来世界贡献出一套解救人类于危难、指引人类走入新文明的义不容辞之使命。 我们不能因为前人没有在道理上有过太多论述，便无所作为地止步于“道”或“理”的疆域，我们也不能因为宋明理学因为不知有西方别样文明之思想理论构建，而将“理”几乎等同于“道”，便一味地鹦鹉学舌、不敢超越。我们的时代，有我们自己不同的全球视野，有我们自己不同的中西方文明之比照，这就要求我们，也要有不同的站位、深思、进取与创造。所以，我主张并致力于唤醒国人对道理体系的重视、关注、发掘与阐释。今天，或许还只是我一个人的独唱，但我相信，只要是大道，明天就会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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