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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策中，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是两个基本要求。从理论上和原则上讲，这两个要求应该是统一的，但在实际决策中，有时候可以做到统一，有时候却会发生不一致甚至冲突的情况。如何处理好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关系，是决策中一个重要问题。 科学决策，从过程来说，要遵循正确的决策原则和决策程序；从结果来说，决策方案要符合实际、符合客观规律。总之，科学决策的实质是要解决好决策的“真理性”问题。民主决策，从过程来说，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集思广益；从结果来说，决策方案要代表大多数人的意见，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总之，民主决策的实质是要解决好决策的“价值性”问题。 从理论上和原则上讲，我们的决策应做到“真理”与“价值”的统一，科学决策为民主决策提供理性基础，民主决策为科学决策提供价值取向。在实际决策中，情况就很复杂。在任何社会决策中，都存在“多数人”和“少数人”的关系问题，具体说，就是多数人的意见和少数人的意见、多数人的利益和少数人的利益关系问题。 民主决策有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的意见服从多数人的意见，少数人的利益服从多数人的利益。但是，有一个问题值得深入分析，“少数”和“多数”的区分，能不能作为判断“正确性”、“合理性”的标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通常认为，多数人的意见是正确的，少数人的意见是不正确的；多数人的利益是合理的，少数人的利益是不合理的。实际上，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在一些情况下，或者说在多数情况下，可能是这样。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可能是多数人的意见不正确，少数人的意见正确；多数人的利益不合理，少数人的利益合理。从历史到现实，这种情况都是存在的，而且有不少教训。因此，在实际决策中，不能简单以“多数”和“少数”作为意见和利益的取舍标准，要辩证分析、处理好这个关系。 科学决策的实质，就是决策方案要符合实际、符合客观规律。这是一个“真理性”问题，在这一点上，不能简单以“多数”和“少数”为判断标准。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讲过一段精辟的话：“科学是多数服从少数的，专家评审制度并不是绝对有用的，因为专家评审依据的是现在的知识，而创新和发现是颠覆现在的知识。”专家评审实际上也是一个决策过程。在科学研究中，创新和发现就是要掌握真理，而在探索真理过程中，真理首先是由少数人发现的，在开始的时候，多数人并不掌握真理，特殊情况下还会抵制、反对真理。列宁也曾说过，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在实际的决策中，丁肇中讲的这个问题，值得深入分析。实际决策中，“多数”和“少数”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理性的、合理的多数”和“盲目的、不合理的少数”，这时“少数服从多数”，就能够实现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真正统一。另一种情况是“理性的、合理的少数”和“盲目的、不合理的多数”，这时问题就复杂了，如果简单地“少数服从多数”，决策就会出问题，就会做出错误的决策。这种情况，有人把它叫做决策中科学和民主的悖论，或者叫做真理和价值的悖论。所谓“悖论”，就是两个方面相互矛盾、难以统一、不可兼容。这里要注意，这种“悖论”是特殊情况下的悖论，不是决策中存在的“普遍悖论”。我们知道，在前面说的第一种情况下，决策中的“科学”和“民主”是统一的，而不是矛盾的。只有在第二种情况下，才会出现科学和民主之间的特殊悖论。 当前，我们处在利益多样化、意见多元化的复杂社会环境中，在社会决策中，要慎重处理好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关系。在特殊情况下，决策中会出现“理性的、合理的少数”和“盲目的、不合理的多数”之间的矛盾，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事实。面对这种情况，如何处理？这是实际决策中的一个难题。 一种处理办法，就是明知决策会出问题，还是简单坚持“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做出决策，等执行实施以后再来研究。有人说这是“让事实说话”，“由实践检验”。错误的决策必然造成严重损失，等损失发生了再来纠正，这样做风险是很大的，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还有一种做法是放弃决策，这种做法会导致失去机遇，延误发展的后果，也是一种不可取的消极行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通过充分沟通、广泛协商，使“盲目的、不合理的多数”转化为“理性的、合理的多数”。虽然在开始的时候，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是真理是可以传播的，最终会被大家接受，成为普遍的共识。特别在重大决策中，不能简单以“少数服从多数”，匆忙做出决策，要让各种意见充分发表，经过讨论、辩论，形成正确的共识。这个转化过程实际上也是民主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发扬民主是保证科学决策的重要条件。总之，决策中民主和科学之间的悖论会出现，但经过转化工作，悖论是可以化解的。虽然转化过程会很艰难，但只有做好转化工作，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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