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罗悖论的起源，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历史的起源，另一个是机制的起源。
谈及阿罗悖论的历史起源，则应该从福利经济学说起。福利经济学从提出至今，大致走过了三个里程碑。第一个里程碑是庇古的经济福利学，称为旧福利经济学。它包含着两个基本命题：第一，国民生产纯产值越大，社会经济福利就越大；第二，国民收入分配越是平等，社会经济福利就越大。第二个里程碑是以帕累托最优状态命名的新福利经济学。他们提出的福利最大状态实质是效率最大状态，表述如下：在经济运行时，如对现状进行的改变，使得至少有一个人的福利增进了，这种改变就有利；如果使得至少一个人的福利减少了，这种改变就不利；但是，如果使得一个人的福利增进的同时，而使得另一个人的福利减少，就不能说这种改变一定有利或者不利。然而就是在此时，却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经济学们通过严格的推理证明：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如果消费者追求最大效用满足，生产者追求最多利润获得，生产要素所有者追求最大收入，加上没有经济外部效应，就一定能够达到社会福利最大的帕累托最优状态。第三个里程碑，是以伯格森、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社会福利函数派。社会福利函数派认为，
因为不同的收入分配会对消费和生产发生不同的影响，因此福利经济学不应该排除收入分配问题。帕累托的最优状态只解决了经济效率问题，没有解决合理分配问题。如果一个人独霸全世界的山河土地，仍会存在着相应的一个帕累托最优状态。他们认为，经济效率仅是社会福利最大的必要条件，而合理分配产品收入是社会福利最大的充分条件，只有同时解决效率和公平的问题，才能达到社会福利的唯一最优状态。为此，他们殚尽心力地寻找社会福利函数。他们以政治投票与货币投票具有相似特征出发，提出用政治投票的方式构建社会福利函数。但是，遗憾的是，阿罗却以严格的数理逻辑推导出了投票悖论，以形式化的方式证明了无法以投票的方式产生人人都能接受的唯一社会福利函数。这使得社会福利函数派的公平设想归于毁灭。然而，阿罗悖论所说的投票悖论引发的更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理论危机。阿罗悖论从最深邃的意义上可以被理解成：个人私自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无论如何必然存在矛盾，不能在满足所有个人私有利益的前提下，逻辑地导出社会整体利益同时也被满足的结论。
阿罗悖论使多年来福利经济学的成果毁于一旦。同时，我们还要进一步看到悖论揭示的深刻性。因为，从亚当·斯密开始的“看不见的手”论述，即整个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导致资源配置最优化的概念，是从个人利益被满足的同时，会自动地导向全社会资源配置的总体优化为前提的。设想，当将政治投票形式换成货币投票形式，则问题的严重性就凸显出来。因为，阿罗悖论已经脱离了具体内容，用公理化的形式，证明了从上述的前提到结论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样一来，西方经济学的整个大厦基础都将被倾覆，市场经济的所有现成结论都被推翻。推理很深奥，思想很深刻，挑战很严厉，事态很严重。然而问题究竟出在何处？
问题是，当理论家下意识地理解阿罗悖论时，都把人们的政治投票选择行为等同于人们的货币投票选择行为。这也包括阿罗本人。他写道：“投票和市场的方法，是汇集许多不同的个人趣味来做出社会选择的方式。”“同样地，市场机制也不能产生一合理的社会选择。”“任一社会福利函数必定要么是强加的，要么就是独裁性的。”
市场有失灵的时候，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和调整，制定公共政策最好的方式是民主，但民主是否也有失灵的时候呢？公共选择理论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在这个方面做了深刻的探索。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选择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私人选择，另一类是公共选择。市场条件下的私人选择，实际上是经济个体利用自己手中的“货币选票”，对市场经济内部的各项活动做出选择和判断，正是由于这种选择实现了市场对资源的合理配置，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公共选择则是众多个人意愿的汇总，是多数人的选择。个人意愿的表达，必须经过公共选择这个过程，在民主制度下，最为常见的办法就是投票，暂且称为“政治投票”。那么，这种公共选择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呢？
一、 公共选择理论和布坎南的主张
公共选择是从公共财政发展而来的。公共财政研究政府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正如经济学家假设经济人是理性的、寻求效用最大化一样，公共选择学派认为应当以同样的眼光来看待政治家和政府的官僚机构。政治的交换正如经济交换一样是受到利益预期驱使的。
詹姆斯·M·布坎南由于在公共选择领域的贡献而成为经济学界至关重要的人物。公共选择检验了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的联系。布坎南运用经济分析去研究政治家和政治决策。同时，他还强调理解政治过程对于经济学研究是相当重要的。1986年，布坎南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成就在于改变了经济学家研究政府和政治家的方法。
凯恩斯认为市场经济会频繁地出现问题，应该用经济政策工具去补救，布坎南并没有否认市场经济会出故障这一事实，实际上他少年时所经历的大萧条也支持了这一分析。布坎南反驳的是凯恩斯提出的政策措施，他否认政府官员能改善市场结果。布坎南认为，只有个人能够了解什么对于他们来说是好的、有益的，而任何外在的政党或团体都不能够客观地决定什么对大众来说是好的，特别是政府和政府的官僚机构无法区分什么对于社会是有利的，什么是有害的，它们不能通过制定经济政策给公众带来益处。另外，布坎南解释了经济力量是如何影响政策制定者的，阐述了良好的愿望是如何失败的，甚至导致更坏的结果。这就是反驳凯恩斯主义和反对传统的经济政策决策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实质。
布坎南认为， “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同意那些预期会给他带来损害的事情”，因此，一个人一旦同意了某一选择，他一定认为这是对他有利的，至少不会受损。市场机制之所以有效，就是因为在市场中达成的任何一笔交易，都是以交易双方一致同意为基础的，哪怕有一方不同意，交易都无法达成。这一原则对公共选择来说也是适用的，只要某一集体决策获得了一致同意，那就表明，它肯定没有使任何一个参与者受损，却至少对其中的一个人有利。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这就是一种帕累托效率的改进。
一致同意规则是公共选择的最高准则，但是“一致同意”成本太高，过于昂贵，每个个体的利益差别导致“一致同意”很难作到。因此，多数公共选择采取多数同意原则，经常遇到的情况是或者三分之二原则，或者至少过半数原则，即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这样就降低了决策成本，使公共选择易于实现。但由于每项决策都可能在有人反对的情况下通过，这就便公共选择带有了强制的色彩。对此，人们通常的看法是，少数服从多数是一种“民主”的公共选择过程，它虽然使少部分人受损，但同时却让大部分人获益。因此，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这个决策还不失为一个“好”的决策。那么，这种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是否总是有效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