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深
今年4月1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载笔者一则短文《为何不说鱼是水獭咬死的？》大意是讲有些地方对中央的政策、纪律，阳奉阴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批评这种现象是理应的。我党我军早年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第一条纪律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中央制定了改进作风的八项规定，各地层层传达，积极贯彻，受到群众欢迎，干部作风已有初步转变。但也有媒体披露，八项规定遭遇到一些地方的“软抵抗”。一些地方仍在观望，只是怕“撞到枪口上”，暂时收敛，避过风头再说。也有一些地方仍在“变相吃”，把公务宴请改在“不对外营业”的私人会所，地处偏僻，环境奢华，且有保安站哨。也有的单位改造内部食堂，外请名厨，鲍参翅肚、名烟名酒一应俱全，“工作餐”成了名正言顺的挡箭牌。有的明明是吃喝消费，发票却变成了“培训费”。也有的把茅台酒装在矿泉水瓶里，把熊猫烟藏在“红塔山”的烟盒里，花样种种，不一而足，说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确实不是空穴来风。
我们批评的“下有对策”，是指那些对正确政策、纪律的阳奉阴违，或弄虚作假；而有些政令要求不符合实际，甚至属于“瞎指挥”一类，下级不敢不执行，就耍个小手段应付一下，糊弄过去。这种“对策”则另当别论。
早些年我在一个县里工作，有一年春旱，市领导要求早播干种待雨，4月中旬就开电话会议，强令农民立刻开犁下种。按当地农事的惯例，一般都是“五·一”前后种高粱玉米（当地主要农作物）。有一天市里要来人检查，各乡镇动员了一少部分农家当日上午开犁，还答应给开犁农户奖励一袋化肥。我们陪同市里的领导下田检查，沿途见到一些农民在干热的春风里吆喝着牲口犁地播种，领导非常满意。转了一大圈我们便返回县城。途中一位陪副市长下来的农业技术人员悄悄跟我说：“我敢跟你打赌，咱们照原路回去，那些犁杖肯定都回村了。”我赶忙打马虎眼说：“是的，农民早早就下地干活，中午回村吃晌饭。”那些早播的田，因无雨，土干燥，不少种子都被乌鸦、喜鹊、麻雀刨开吃了，而按农时播种的田都取得了好收成。
我那篇短文只不过是拿武则天说事儿而已。她因为自己曾经出过家，当了皇上就下诏全国禁屠，显然违背常情常理，跟现代的“瞎指挥”无疑。《太平广记》记载娄师德吃鱼一事，或许就是对武则天的一个嘲讽。其实娄师德还算一个好官。他进士出身，高宗上元初，任监察御史。当时吐蕃势力东进，威胁关中，娄自请从军，屡立战功。后来娄长期驻防青甘一带，组织军士屯田，使军需供应丰足，形成对蕃作战的坚强据点。圣历二年（699年），突厥入寇，转检校并州长史、天兵军大总督。
娄师德的人品也是一等的。个性很强的狄仁杰，有时单凭印象和感觉看人，难免对一些人抱有偏见，甚至形成了成见。狄仁杰做了同平章事（参与宰相事务的官员）以后，好几次给武则天打小报告，都是指责和数落娄师德不是的。有一次武则天听得不耐烦了，问他：“我所以重用你，你知道不知道原因？”狄仁杰非常自负地回答：“臣凭着学问与正直而得到重用，绝不是碌碌无为随大流混上来的。”武则天沉默片刻，终于忍不住告诉他：“我本来不知道你狄仁杰是个什么人物，你所以被朝廷重用，全凭了娄师德的鼎力举荐。”武皇边说边令左右拿过来一个文件筐，从中找出十几份娄举荐狄仁杰的奏折，并赐予他。狄仁杰退下后，非常感动也非常惭愧：“真没想到娄公这么器重我，对我如此宽容！”娄师德待人宽厚早有美名，人们称他是“唾面自干”。
(责任编辑：于洁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