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小传
林毅夫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大国际（BiMBA）创始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1986年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著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解读中国经济没有现成模式》、《从西潮到东风》等。2008年2月，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2012年6月，结束世界银行的任期回国。
关于宏观走势的辩论
在世界银行工作，最困难的不在于对宏观走势的辩论，或对如何应对危机的辩论，而是对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辩论。
我是2008年6月份到世界银行任职的。世界银行的宗旨是帮助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减少贫困。回顾世界银行从1945年成立以来到现在60多年时间，固然做了很多工作，但取得的成绩相当有限。比如，它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减少世界贫困人口，可要是把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减少的6亿多贫困人口排除在外，世界贫困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还在增加。我想这就是中国的贡献。我刚去的时候抱着这个主旨，准备把我对中国、中国经济和中国农村发展的思考带过去。
但是我到了世界银行以后发现，现实跟我原来的预期有很大的差别。2008年6月，当时整个国际上关心的是，由于粮食价格高涨和石油价格高涨给各个国家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里聚集了很多低收入的贫困户，粮食又无法自给，价格上涨以后，就导致了一些社会动乱问题。
我在世界银行作为首席经济学家首先面对的就是这些问题。我给的建议很直接，就是要加强社会保障。世界银行应该可以给予这些发展中国家一些短期的紧急援助。
当时在处理这些通货膨胀问题的时候，我问过一些同事，会不会在处理完通货膨胀之后，又出现通货紧缩问题？我那些同事认为完全不可能。他们认为，现在西方主流的宏观经济理论，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应用非常娴熟，可以熨平经济中的主要波动，因此不会出现长期的经济下行现象。
但是很不幸，9月份，美国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之后，通货紧缩成为全世界面对的最大挑战。其实目前在很多国家，这个挑战还继续存在。
雷曼兄弟倒台以后，一下子爆发了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危机来势汹汹，比1929年纽约股票市场崩盘以后所造成的冲击波还大。全球股票市场中，发展中国家普遍下跌超过50%，发达国家下跌超过了40%，而且生产急剧萎缩，国际贸易急剧萎缩，失业率在各个国家急剧上升。
当时世界银行内部在研讨怎么应对这场危机的时候，有一个争论不定的问题就是：危机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如果是短期的话，标准的政策是政府应该增加对城市中贫困人口的救济，一般认为这样就够了。但如果是长期的话，可能就不够。因为长期的话失业率增加，政府财政赤字增加非常快，将来就会变成怎么还债的问题。可是当时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普遍的看法是，应该是3个季度到7个季度，最多到7个季度。所以他们提出的建议是，加强城市社会保障体系。
可是我当时比较悲观，我认为会不会是长期的。2008年以前整个世界经济进入加速期，高速发展背后的原因是投资拉动。现在泡沫经济破灭，需求减少了，很可能会出现产能过剩，陷入通货紧缩。对于通货紧缩，目前为止还没有很好的应对办法。
我当时的判断是，危机可能是长期的，如果这样的话，政府的赤字会不断积累。所以我认为除了社会救济之外，更重要的是应该进行一种“超越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财政政策，也就是把政府可能增加的财政赤字作为一种投资，做一些基础设施的项目，这样短期内可以创造就业，创造需求。长期看，会提高国家的生产力，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增加政府财政税收，可以用政府财政税收的增加来弥补投资增加所造成的财政赤字。这个建议当时在内部有很多争论，很多经济学家都反对这么做。不过我的老板佐立克，当时建议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加强社会保障，另一方面，政府应该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推动一些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这个政策推行以后，2008年12月，美国在华盛顿召开20国集团首脑会议，会上达成了三点政策共识：第一，要尽快稳定金融体系；第二，要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第三，要坚持自由贸易，不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
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率先在2009年一季度就开始复苏，其他的新兴经济体在第二季度，发达国家在第三季度就开始站稳脚跟，开始出现复苏的势头。
2010年10月，我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辩论。针对当时世界经济普遍止跌回升的态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出的政策建议是，发达国家应该退出积极财政政策，减少政府赤字，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应该增加消费，减少投资。我对这种政策组合产生了怀疑。因为，虽然发达国家已经站稳脚跟，但实际上经济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2008年的水平。在产能极大过剩的情况下，如果政府不投资，企业也不会投资。如果政府退出积极财政政策，目的无非是想减少财政刺激。可是这样一来，会导致失业率增加、经济放缓、失业率增加，政府的开支也一定会随之增加。这种状况下又如何增加民间投资的信心呢？所以我认为，应该提高积极财政政策的质量。
另外，他们提出，中国应该增加消费，减少投资。因为他们认为，造成这场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国际收支不平衡，而这又是由于中国国内消费不足、投资太多所造成的。对此我们有详细分析。中国的生产中，消费品一般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投资品一般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如果中国减少投资，势必会减少对资本密集型产品的需求，而发达国家生产的主要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因此势必会减少从外国的进口。而且如果中国增加消费，消费品的价格会更高，出口的价格也会更高。发达国家的消费品主要是从中国购买，这部分产品价格上涨以后，老百姓用来购买国内服务的钱就相对少了，国内生产产品的能力就减少了，这样不是进一步增加失业吗？所以我当时反对这个政策。
我认为，其实不管是中国还是发达国家，在当时的状况下，还是应该以提高投资质量为主要目的。虽然在那场辩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坚持发表他们的政策建议，可是令人高兴的是，一年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建议，转变成了不急于退出积极财政政策，重要的是要提高积极财政政策的质量。这也就是我在2010年提出的建议。
其实对我来讲，在世界银行工作，最困难的还不在于对这些宏观走势的辩论，或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政策来应对，而是对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辩论。
因为在华盛顿，不管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世界银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不能批评美国的政策。尤其我是从中国来的，要说这场国际收支不平衡不是中国政策引起的，而是美国政策引起的，大家马上就会说，你这是替中国政府辩护，不跟你进行平等的学术性讨论。这是我在世界银行面临的最大困难。
现在想起来，如果在2001到2003年国际收支不平衡开始出现苗头的时候，大家能够真正平心静气地讨论原因，商讨解决办法，我想这场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也许可以避免，至少可以缓解。只可惜，美国的这些经济学家都是大师级的，执掌着国际经济命脉，他们不愿意很平等地跟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者讨论。所以有时候感到很受气。
对于当前形势的判断
由于结构性改革推行不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主要的发达国家面临的情形很可能都是经济增长非常疲软，失业率维持在较高水平，政府财政赤字急剧增加。
我们知道了导致危机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该怎么走出危机？
前面我们说了，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都采取了一些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对金融机构的援助，坚持自由贸易政策等，到2010年全球经济出现了止跌回升态势，但仍只是稳住了阵脚，并没有全面复苏。特别是欧洲、美国等发达国家，实际上生产还没有恢复到2008年的水平，而这些国家的生产总值占到了全世界的将近60%。如果他们不走出危机，那么全球经济还是会面临继续下滑的压力。
因此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南欧这些国家能不能得到欧洲中央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急援助。否则，这些国家面临的冲击可能会更大。但是大家也知道，即使这些国家能够获得注资，避免主权破产，如果不进行一些结构性的改革，那么任何援助都将像止痛药一样，吃了缓解一段时间，3个月、6个月以后问题会卷土重来，而且可能问题更大。
什么是结构性改革？简言之，就是这些南欧国家必须减少工资、减少福利、减少政府的财政赤字。但如果真这样做的话，就不可避免会造成失业率进一步增加，社会就会不稳定，政治也会不稳定。因此关键的问题就来了，这些发生债务危机的国家还没有拿到钱的时候承诺说要进行结构性改革，但拿到钱以后却没法兑现承诺，因为推行不下去，所以同样的问题过了几个月又来了。
像这种由于金融经济危机导致的债务危机，不是第一次发生。过去发生这种问题的时候，通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开出3个药方。第一把斧头是发生危机的国家进行结构性改革，提高它的竞争力；第二个要求是国家货币贬值，然后增加出口，借此来对冲由于结构性改革所造成的失业增加；第三个举措是给这些国家一笔短期的援助，帮助他们渡过眼前的难关。关键在于，这个政策在南欧国家能较好地推行，因为南欧国家是欧元区，欧元整个是可以贬值来帮助南欧国家增加出口，创造结构性改革的空间。但现在的问题是，同样面临结构性改革的不仅是欧洲国家，美国和日本也一样。
这种情况下，结构性改革是很难推进的。因为如果欧元区想通过货币贬值，来帮助哪一个国家创造结构性改革空间的话，欧洲增加了出口，美国必然要减少出口，因为他们的产品是彼此竞争的，那么美国失业率必然要增加，美国自然不干了。因此，也会用竞争性的货币贬值来对冲它。
由于结构性改革推行不了，我认为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些主要的发达国家面临的情形很可能都是经济增长非常疲软，失业率维持在较高水平，政府财政赤字急剧增加。就像日本，1991年积累的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现在已经达到230%了。当赤字急剧增加，为了减少政府还本付息的成本，这些发达国家会采取十分宽松的货币政策。极低的利息就会刺激金融方面的投机行为，比如首先炒高股票市场直到出现泡沫。而在实体经济没有恢复的状况下，投资者对这么高位的价格是没有信心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造成股票市场的大幅波动。这不仅会鼓励过剩资本在发达国家金融市场上投机，也会刺激它们大量地往发展中国家，或者表面上看起来比较好的国家去投资，进而造成更大范围的泡沫化，影响到这些国家的出口竞争力，影响到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受到影响以后，国际炒家又开始唱衰这些国家，资金就免不了大量流进流出。我认为，这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面临的环境。
“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方案
如果发生危机，整个国家出现产能过剩，失业率居高不下，政府一定要发失业救济，财政刺激会增加。与其如此，不如花财政赤字搞那些能够提高生产力、解除增长瓶颈等方面的投资。
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想就是我在2008、2009年提出的，所谓“超越凯恩斯主义”的解决方案。因为发达国家如果要走出去的话，必须要给这些发生危机的欧洲国家、美国和日本创造结构性改革的空间。过去解决问题的办法是靠货币贬值，现在有些国家没有自己独立的货币，不可能贬值。作为群体，欧元、美元、日元都可以贬值。问题是这次的危机是同时在这些国家发生的，如果一个国家货币要贬值的话，另外一个国家必然会出现竞争性的贬值。实际上，2012年出现的情形就是这样。在这种状况下，有没有什么办法来增加短期需求，替代货币贬值，然后促使这些国家进行结构性改革？我觉得比较可行的办法，应该是前面讲的“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基础设施建设。
以前讲“凯恩斯主义”，一般的说法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挖个洞、补个洞，创造就业。很多人说你短期创造需求、创造就业，可是政府花了钱，将来必须要用增加税收的方式来偿还。但是人是理性的，即便现在创造就业、创造需求，将来政府要扣的税多，那么不如现在储蓄。导致的结果就是，总需求不增加，政府赤字增加了。
用什么方式打破这种局面呢？把积极财政政策当成一种有效的投资。如果是有效投资的话，就可以创造就业、创造需求，将来不用增加政府的税收。因为如果生产力水平提高了，经济增长率提高了，政府的税收不也就水涨船高了吗？
其实这个经验来自于我们国内。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我们也推行了一轮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用在刺激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大量建设高速公路。这一政策帮助我们平稳度过了危机，使经济增长率维持在年均7.8%。
固然在用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我们的财政赤字是增加的，但是基础设施的改善使我们经济增长的潜力增加了。在1998年之前，我们的经济是两位数的增长，我们的通货膨胀率也是两位数的。但是2002年以后，我们维持了七八年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但通货膨胀率只维持在3%-5%，为什么呢？因为增长的瓶颈被解除了。
这是我在世界银行提出 “超越凯恩斯主义”想法的来源。当然前提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如果发生危机，整个国家出现产能过剩，失业率居高不下，政府一定要发失业救济，财政刺激会增加。与其如此，不如花财政赤字搞投资，创造就业，短期作用跟社会救济是一样的，都是保障消费人群的消费能力，但是从长期来讲不一样。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消费，前提是必须要搞那些能够提高生产力、解除增长瓶颈等方面的投资。
发达国家不是没有这个机会。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虽然相对较好，但是普遍老旧。比如美国的铁路，从华盛顿到纽约，距离只有350公里，乘火车最快2小时45分钟，一般需要3小时10分钟。如果建了高铁，一个小时就够了。效率可以提高很多！这些都是可以改善的基础设施。欧洲也是这样。
因此我在2009年提出了一个全球性的“超越凯恩斯主义”计划。也就是，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那些投资回报率高的项目来投资。有投资就会创造需求，就会增加就业，就能够帮助他们创造结构性改革的空间。
刚开始，大部分人认为这场危机马上就会过去，不需要很强的政策。另外，更多人认为，只要是财政赤字就是“凯恩斯主义”，根本不区分是投资还是消费，投资也不区分到底是短期投资，还是消除瓶颈提高生产力的长期投资。所以一般的经济学家普遍反对 “凯恩斯主义”，尤其是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他们认为政府都是坏的。
实际上这个思想在华盛顿共识中根深蒂固。比如说拉丁美洲，上世纪80年代推行改革，认为政府不应该去搞任何投资，支持任何产业，包括基础设施，他们认为，如果回报率高的话，民间就会做了，还需要政府吗？事实上，从80年代以后，不管是在拉丁美洲，还是在南亚、非洲，民间会搞的基础设施只有一样——无线通讯，因为这很容易赚钱。除此之外其他项目都没人搞。比如拉丁美洲国家30年不修公路港口，其实这些项目都是非常好的。
这让我想到一个故事。一个瘸子，一个瞎子，遇到火灾。瞎子有腿，但看不清方向。瘸子看得清方向，但跑不快。瞎子背着瘸子往前跑，就可以渡过这个危机。道理是相通的。发达国家有钱可以印钞票，买东西，发展中国家有很好的投资机会，但是没钱。双方如果一起合作的话将是互利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基础设施可以改善；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可以创造结构性改革所需要的空间。
我觉得我们应该了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什么。经济增长的本质实际上是技术的不断创新，产业的不断升级。对发达国家是这样，对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产业升值在全世界是最前沿的，所以创新等于发明。发展中国家是在全世界技术产业前沿之下的技术创新，所以创新可以是模仿、引进、消化吸收。如果发展中国家懂得利用这个后发优势，那么它应该可以比发达国家发展得更快，但前提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要找准产业、技术，合乎它的比较优势，才可以从比较优势转化成竞争优势，积累资金和资本，然后产业升级再利用后发优势。我发现成功国家基本上都是这样。
所以我认为，其实任何发展中国家只要思路、政策对头，应该都有10年、20年、30年甚至更长时间快速发展的机会。当然它的前提是，必须要在发展经济的思路上有180度的转变。不是看发达国家有什么，我们去学什么，而是看我们自己现在有什么，如何在已有的基础上做得更好。就像田忌赛马，用自己跑得快的马跟对方跑得慢的马竞争，这才是比较优势。这样的投资才会有回报，才能够成功。
（根据2013年3月31日在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的演讲录音整理，经演讲者审阅，本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