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0年做《书法苏军》系列专题时，我和他曾经有过一个对话，他如是说：“从书法史的角度来讲，隶书、楷书、章草都曾为官方的书体，尤其是隶、楷。它们的变化几乎被古人穷尽，今人只能传承，难有创新。不信，你试试，到时候你别叫冤。把那么好的才情用到了几乎难有前途的境地中，不值，也不科学，不智慧！而行书呢？由于霸道的《兰亭序》为后人建构了一个难能逾越的巅峰，它为后人提供了一个什么叫行书的典范，无论从笔法、结构，还是气韵来讲，后来尽管有颜真卿、苏东坡、米芾等大家出现，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没有《兰亭序》那么完美。更有甚者，在传统社会里，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会写一手草草的行书，或好或坏，面目穷尽，但再也超不过颜、苏了，充其量捡了点他们的皮毛就沾沾自喜了。草书（章草除外），没有被任何一朝代作为官方书体，因此，草书大家有限的很。汉末有张芝，晋有王羲之、王献之，唐有张旭、怀素，孙过庭，宋有黄庭坚，元代没有，明有徐渭、祝枝山、王铎、傅山等，近现代只有林散之。不仅如此，草书中还有小草、大草之分，小草的创变元素在二王的总结和完善下，也几乎没有了可以创新的地方，只有后来的孙过庭算是“继承”大家了，以后的书家几无成就。
大草就不同了，只有张旭、怀素是顶级大师，张旭诡异，但有俗相，怀素有程式，但格高。以后只有黄庭坚、徐渭、祝枝山、王铎、傅山、林散之了。黄做作，不自然，但给后人以创新的启示；徐渭有颠素之狂，但以行书入大草，情足势大而味寡；祝枝山天真、势狂，然有俗气；王铎把颠素的元素用到了行草中，狂怪迷乱堪称一绝，然状态未入大草之境，过于理性；真正有大草之相的是傅山和林散之。所以，创作大草的资源还有很多。这是我喜欢大草的理性一面。
还有，大草与我的心性相一致，与我的曲折经历相一致，这是我喜欢大草的又一面。
不过，更重要的是，我对大草创作有使命感。我要把大草“巫化”，更确切的是“汉字的巫化”。在我看来，只要章旭的《古诗四首》（不论真假）、傅山的一些上乘之作是有“巫化”之感的。所以，大草的元素还有很多，很多。”
古代，写大草的书法家不是很多，这可能是受到材料的限制，比如纸张的大小等。尽管陈海良说“写得小的草书，只要情感激越，气势宏大，那它就是大草书。《古诗四首》、《怀素自叙帖》的字就写得很小，但那就是大草书。”可是，当书法走到当代的时候，受到展厅效应的要求，书法展览越来越追求“视觉冲击力”，人们开始在乎展厅效果，草书创作以及其他书体的创作开始向“大”发展，字体被放大。当各种条件诸如展厅环境、材料等都愈发丰富的时候，参与草书创作的群体也相应增多。于是，近年的草书创作几乎成了一种流行趋势，《古诗四帖》、《自叙帖》等唐代草书成了大草书创作的唯一素材，这也是当代书法趋同性的弊病所在。作为一个极具个性和思想的书法家，陈海良却在走着属于自己的道路。
杨维桢，在书法史上不是大红大紫的书法家，但却被陈海良发现并由此作为支撑点开垦出来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我以为，敢于玩这种冷门的东西，是具有冒险精神的人，剑走偏锋是险招。当别人挤在一条独木桥上的时候，海良独辟了蹊径。这就是眼光和胆略！
对于大草书，他还提出了一个新的名词“巫化”！对于“巫化”应该怎么理解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