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草书《独坐帖》游相本
王羲之草书《独坐帖》故宫博物院藏杨氏海源阁宋拓本
王羲之草书《独坐帖》安思远藏本
王羲之草书《独坐帖》澄清堂本
王羲之草书《独坐帖》（附释文)
王羲之草书《独坐帖》，4行，35字。
帖文大意为：得知彼处居然如此，忧念。您为一方之长，特为此忧闷不乐。相距太远，无法遣人前往。我不再有久居之意，遂愿去官，我会南来看望你们。 据帖文文意，王羲之书写这通尺牍时，尚在会稽内史任上，则此帖书写的时间不致晚於永和十一年（355）三月。帖中有“吾无复久意，果去”语，则似在王羲之辞官前不久。 此帖亦收刻於《大观帖》、《绛帖》、《澄清堂帖》。
释文：
知彼乃爾。切切！汝乃獨坐，但有憂邑。懸遠，不能得遣人。且吾無復久意，果去，當南視汝等也。
王羲之（321—379年，或303—361年），字逸少，号澹斋，原籍琅琊临沂（今属山东），后迁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是东晋伟大的书法家，被后人尊为书圣。
王羲之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他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王羲之十二岁时经父亲传授笔法论，“语以大纲，即有所悟”。他小时候就从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以后他渡江北游名山，博采众长，草书师法张芝，正书得力于钟繇。观摩学习“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
与两汉、西晋相比，王羲之书风最明显特征是用笔细腻，结构多变。王羲之最大的成就在于增损古法，变汉魏质朴书风为笔法精致、美仑美奂的书体。草书浓纤折中，正书势巧形密，行书遒劲自然，总之，把汉字书写从实用引入一种注重技法，讲究情趣的境界，实际上这是书法艺术的觉醒，标志着书法家不仅发现书法美，而且能表现书法美。后来的书家几乎没有不临摹过王羲之法帖的，因而有“书圣”美誉。他的楷书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在南朝即脍炙人口”，曾留下形形色色的传说，有的甚至成为绘画的题材。他的行草书又被世人尊为“草之圣”。没有原迹存世，法书刻本甚多，有《十七帖》、小楷乐毅论、黄庭经等，摹本墨迹廓填本有孔侍中帖、兰亭序[冯承素摹本]、快雪时晴帖、频有哀帖、丧乱帖、远宦帖、姨母帖、平安何如奉橘三帖、寒切帖、行穰帖以及唐僧怀仁集书书《圣教序》等。
王羲之的书法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其子玄之，善草书；凝之，工草隶；徽之，善正草书；操之，善正行书；焕之，善行草书；献之，则称“小圣”。黄伯思《东观徐论》云：“王氏凝、操、徽、涣之四子书，与子敬书俱传，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焕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其后子孙绵延，王氏一门书法传递不息。武则天尝求王羲之书，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书迹十卷进呈，编为《万岁通天帖》。南朝齐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门之后，有法书录入。释智永为羲之七世孙，妙传家法，为隋唐书学名家。
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有其演变过程。南朝宋泰始年间的书家虞和在《论书表》中说：“洎乎汉、魏，钟（繇）、张（芝）擅美，晋末二王称英。”右军书名盖世于当时，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则推王献之。献之从父学书，天资极高，敏于革新，转师张芝，而创上下相连的草书，媚妍甚至超过其父，穷微入圣，与其父同称“二王”。南朝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改变这种状况的是由于梁武帝萧衍推崇王羲之。他把当时的书学位次由“王献之——王羲之——钟繇”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萧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不迨”，或作“不逮”，不及之意。萧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评有特殊的感召力，因而舆论遂定。
历史上第一次学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第二次则在唐。唐太宗极度推尊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书，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评钟繇则“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论献之则贬其“翰墨之病”，论其他书家如子云、王濛、徐偃辈皆谓“誉过其实”。通过比较，唐太宗认为右军“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宋、元、明、清诸朝学书人，无不尊晋宗“二王”。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帝、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历代书学名家无不皈依王羲之。清代虽以碑学打破帖学的范围，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仍未动摇。“书圣”、“墨皇”虽有“圣化”之嫌，但世代名家、巨子，通过比较、揣摩，无不心悦诚服，推崇备至。
中国书史上虽推崇王羲之为“书圣”，但并不把他看作一尊凝固的圣像，而只是看作中华文化中书艺创造的“尽善尽美”的象征。事物永远是发展的、前进的，王羲之在他那一时代到达“尽善尽美”的顶峰，这一“圣像”必将召唤后来者在各自的时代去登攀新的书艺顶峰。
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三帖全图（点击图片可放大）
延伸阅读
王羲之书法之外鲜为人知的事
说起王羲之，人们自然会说起他的书法，什么自成一体，自由气象，妍美流便，雄浑开阔，神态潇洒，飘忽如浮云，矫健如惊龙，行书天下第一……反正多么美好的溢美赞誉之词放在这儿都不为过。一千多年来都是这样说的，这点无需再浪费笔墨。这里说一说这位“书圣”书法以外一些鲜为人知的事。
好多历史资料上都说王羲之自小就不把心思放在揣摩他人身上，很少为一些小事戚戚于怀。他为人坦率，不拘礼节，襟怀坦荡，不慕虚荣，具有旷达的性格。《世说新语·雅量》里载有王羲之“坦腹东床”的美谈，“东床快婿”一说就是这样来的。后人把女婿称为“东床”“令坦”，他就是那个“始作俑者”。
王羲之是东晋辅佐三朝重臣王导的堂侄。“朝中有人好做官”，所以，他一出仕便为秘书郎，后为庾亮的参军，再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最后做到护军将军、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所以人们又称他为“王右军”。
王羲之从入仕为官及以后所到任上，由于不爱钱财，不愿为他人所用，总能屡建功勋，因而声望鹊起。朝廷多次召他入朝，但均被他回绝。他回书说，“我素来不想在朝廷做官，如任边职，无论何处，听凭驱使。”其实他是不愿在皇帝及公卿面前受拘束，喜欢那种“将在外，有所不受”相对自由的环境。虽“居庙堂之远”，但他一直在关心着国家大事。
当殷浩出任建武将军、扬州刺史，参与朝政，要领兵北伐时，作为旁观者的王羲之客观的分析了当时的形式，认为北伐必败。因此站在为国家考虑的立场上，王羲之给他写信，劝他不要冒然出兵。自以为是的殷浩没有搭理王羲之的意见，还是坚持领兵北伐。结果被姚襄打的大败。之后，殷大人为挽回面子图谋再举。王羲之得知这个情况再次写信给他，说，“自动乱南迁以来，朝中百官各自按自己的意向行事，耗尽国家库存，其结果，竟然无一功可言，无一事可以载入史册。具体办理政事的官员，岂能推卸自己对天下的责任呢？如果为报复前次北伐失败，过分图谋再举。那样，天下虽然广大，可哪里还有你的容身之地。”果不其然，殷浩北伐屡战屡败，耗资巨大，最后被废为庶人。
王羲之在给会稽王的信中同样也说，“以区区吴、越之地，去图谋收复治理天下十分之九的地域，不去量力而行，能不遭到失败吗？为此，我恳请殿下您能命令终止北伐，待时机成熟，再举兵北伐，也不晚。这是当前形势下最应采取的策略。如果不这样做，国家的灾难就会不日而至。”
他在任时，东部地区发生荒灾，他负责赈灾，多次给朝廷上书请求免除当地的徭役赋税。
他在给尚书谢安的信中写道，“希望朝廷对治理漕运的事情下达规定的期限，交有关部门办理。不要再催逼下层，只是到年底考核成绩的好坏就行了。上司衙门以及都水御史行衙的文件之多，象雨点般下发。其中颠倒错误，互相抵触，不知有多少。在平时，扬州只用一位称职的刺史就足以把政事统理的井井有条；现在有一群有才能的人来治理，反而没有治理好。只因为法令不一，多方牵制。我认为，用简而易行的办法，便足以守住已有的成就。仓库监督官耗费、盗窃官米，往往数以万计。我认为杀掉一人，便能断绝这种弊端。但是，当权的人不同意。国家向百姓收取重税，却用来肥了贪官污吏，致使国用缺乏，真是可叹啊。”
当时一位叫许询的官员曾在同僚刘惔处借宿，许对刘的款待十分满意。许说，“这样的生活，比在山东时强多了。”王羲之当时在场，说道，“如果巣父、许由遇上稷、契，不会说这种话。”说的这二人脸上都有愧色。这老王根本不管人家的颜面往哪放。
王羲之的一位同僚谢万任豫州都督，王羲之写信劝诫他，“以你豪迈不羁的性格，屈居群官之中，实在令人难以想象。希望你和下层官员在生活上保持一致，那就完美无缺了。吃饭只有一道菜，睡席不用双层，这没什么，但古人传为美谈。成功与否的原因，在于积小成大，你要好好记住。”但谢万把他的话当成耳旁风，结局以失败告终。
王羲之的这番苦口婆心，就是今天看来也不为过，也完全可以当成修心养性在官场明哲保身的“宝典”。
王羲之对当时形势分析准确，谋虑深远，以及对国家政令畅通，惩治腐败的建议应该说都具有积极的一面，可惜未被当权者采纳。但我们从这件事上可看到的他运筹帷幄，忧国忧民的那份屈原般的爱国之心。只是，后人提到王羲之必言其书法，对他的为人处事几无评述，他的“一招鲜”掩盖了诸多熠熠生辉之处。
王羲之最终走上隐士之路，与他的一位同僚王述有直接关系。
当他被安排到了会稽郡时，恰逢时任会稽郡内史王述的母亲去世，在他守孝期间，王羲之接任会稽内史。由于他素来看不起王述的为人，以为王述的仕途生涯就此结束了，便想要羞辱他。在王述哭灵守孝的日子里，王羲之多次放言要去吊唁，却只是“雷声大雨点小”迟迟不动。忽的，有一天他突然造访，也不让门人通报，径直走到灵前进行哀悼，旋即转身离去。按古礼，吊丧而不与丧主会见，是有怨隙和失礼的表现。王羲之非但不以失礼为羞，反在宾朋中大放厥词，说王述不过是个尚书材料，到老也就只能混个仆射职位。现在，当个会稽内史就不知所以然了。在这一点上王羲之表露出刚愎自负目无“领导”的一面。
谁知，“不是冤家不聚头”，老天却和王羲之开了个玩笑。这件事的下文是王述守孝期满后，出任扬州刺史，直接成了他的顶头上司。王羲之羞耻难耐，无法接受这个是事实，当即派人到朝廷请求分立会稽郡为越州，想闪转腾挪摆脱冤家。使者无功而返。后来，王述到会稽郡问及刑狱情况，颇为严厉，主管官员被质问的狼狈不堪。王述当下命令王羲之做主进行处理。“官大一级压死人”，王羲之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他深感羞愧，满腹感慨，自然想到自己曾那样刻薄羞辱王述的情节。长嗟之余，王羲之知道自己的仕途生涯结束了，于是称病离开了会稽郡。他来到父母坟前发誓不再做官，此后终身不仕。
王羲之平常喜欢服丹食药，涵养性情，追求名士风流，注重自身个性解放。离职后，他和道士许迈为采集药石一起遍访名山大川，泛舟东海，不远千里。他感叹地说，“我最后会死于纵情娱乐。”但是，他还能清醒的做到，“人到晚年，想要听听音乐来陶冶情操，又常常担心儿子们发觉，影响他们的成长，故而对欢乐有所收敛，不敢尽兴。”
王羲之一生对朝廷忠心耿耿，为他人出主意指方向，书法艺术成就登峰造极，自己也能因为怕对子女的影响而收敛娱乐享受。但他却也有为人刚愎清高孤傲的一面。诸多因素使他没能颐养天年，为后世多留下一些墨宝和佳话。
王羲之在五十九岁时英年早逝，不知与他服食丹药有无关系。若有，真真是依了《兰亭序》中那句“岂不痛哉”。 （王伟）
王羲之《丧乱得示二谢帖》
《丧乱得示二谢帖》是唐代内府的双钩填墨摹本，奈良时期由遣唐使传入日本。日本皇室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藏 本纸右端钤有日本桓武天皇（737－806）的“延历敕定”朱文印。原帖为卷子，现改装为轴，为《丧乱帖》、《二谢帖》和《得示帖》三通尺牍合装。2006年3月来上海博物馆展出。
《丧乱帖》 八行、 《二谢帖》五行、《得示帖》四行，共一纸。日人有总称为《丧乱帖》者。日本学者内藤乾吉称：此帖用纸类似白麻纸，纵向有条纹，系用双钩填墨法所摹。在第一行末“之极”右侧，有“僧权”二字左半部分押署。《二谢帖》的第二行末，“再行”右侧，有一“珍”小字押署。“珍”即梁朝鉴赏家姚怀珍。此帖右端纸缝处，钤有‘延历敕定’朱文御玺三处，钤印的形式与《孔侍中帖》同，中间一玺中正，上下二玺右斜，显示曾为日本桓武天皇内府所藏。日本《支那墨宝集》载：‘此幅久藏御府，后西院天皇崩后，购于尧恕亲王。亲王为妙法院教皇，经该院保存至今，后献为帝室宝藏。’
此帖在日本流传了一千三百多年，被视为国宝，为中国书法界所知不过百余年。清光绪十八年(一八九二年)，杨守敬首先摹勒于他的《邻苏园帖》，墨迹印刷品的传入，则在1934年以后。
此帖提及的“先墓”及其“修复”事，今人王玉池推定先墓在洛阳，其修复之事，在永和七八年，也不排除在永和十二年桓温收复洛阳时。韩玉涛认为先墓在琅邪，修复之事，在永和十二年八月。刘涛根据此帖书风与《十七帖》距离较大，认为可能是王羲之五十岁(永和八年)左右所写。
此帖用笔挺劲，结体纵长，轻重缓疾极富变化，完全摆脱了隶书和章草的残余，成为十分纯粹的行草体。书写时先行后草，时行时草，可见其感情由压抑至激越的剧烈变化。
韩玉涛《王羲之〈丧乱帖〉考评》一文，说此帖不可及处有四：第一，这本身就是一篇优秀的杂文；第二，此帖字势雄强，是右军真面目，是真正的右军风骨；第三，《丧乱帖》兼备雄强和惨淡之美；第四，此帖表现了由行入草的完整的过程。因此，《丧乱帖》是一件难得的珍品，是王羲之最有代表性的末年之作，远胜《神龙兰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