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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军洞，在学术上正式名称是“土墩石室”。 “春秋土墩石室”作为一门研究课题，不过四十多年时间，这方面的考古发掘以及研究论述相对比较薄弱。正因为如此，所以张家港境内香山藏军洞的发掘论证值得我们重视。 根据方志记载和考古工作者的多次踏勘，张家港市西北部的香山、长山上有大小藏军洞一百多个。1997年夏天，由苏州市博物馆会同张家港市文化局、文管会对香山的藏军洞进行了考古发掘。历时二十天，共发掘清理了千个藏军洞。据有关资料介绍，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始，至九十年代后期，苏州地区总共发掘清理了11个土墩石室——七子山、五峰山3个，上方山3个，虞山1个，香山十个。 香山4个藏军洞里的出土文物有34件。主要是原始青瓷器和陶器。从器形上看，有碗、盘、瓮、罐、纺纶。青瓷碗、盘，采取快轮技术、釉色均匀，烧制温度较高，达到了较高的工艺水准。有的口沿上有S形纹饰，内有旋圆形纹饰。陶翁、体型大，通高约50多厘米。可以推想是用来储粮、储水的。陶翁、陶罐的纹饰很丰富，有曲折纹，叶脉纹，回形纹、方格纹、网纹、菱形纹……分析研究陶器、青瓷器的制作工艺，特别是纹饰特点，对于判断藏军洞始建和使用年代，具有重要意义。从大范围评估，曲折纹、叶脉纹出现较早，属于西周中晚期；菱形纹出现较晚，属春秋初期。专家们注意到，香山藏军洞的器物同上方山土墩石室出土的十分相似，年代相当，均属于西周王春秋时期的典型器物，距今约2700至2500年。 从建筑结构上讲，香山藏军洞有几个明显的特点：石室都是东西走向，洞口朝东。石室门口均架门框，上方有气窗。室内是A字形结构，高度在2.5米至4.7米之间，底宽1.5至1.8米，定宽0.2至0.3米。两池墙用大小石块垒砌而成，小石片嵌缝，墙壁自底部向上端逐渐收拢，壁间有壁龛，可放置器物。顶部，用巨石覆盖，巨石光面朝下。室内陆面用石块铺垫。门外，用条石封砌至顶部，表明石室不用时可以封闭。在平面样式上，4个石室分两种类型：一类是喇叭口式，一类是通道式。通道式大门外面的通道（或称坑道）较长，约8米至10米，而室内较短，4到6米；喇叭口式室外坑道比较开阔，室内较长，有9至11米。 据初步分析，上述两种类型的坑道、石室，应该有不同的用途。其中3号墩，呈喇叭口式，出土器物最多，且石室制作考究，两壁略呈弧形，已有些拱形技术的痕迹。另外，其他三个墩的外部封土都是用山上的土和石块堆筑，而3号墩则是用山下的黄泥和石块堆筑。用黄泥的好处是粘性强，不易渗水，可保持室内干燥。有人猜测：3号墩是“指挥所”。 作为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的建筑结构，土墩石室应该在中国建造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石室“A”字型结构可以看成是战国以后拱券技术的前身。 对于土墩石室的性质和功能，考古界历来争议较大，有军事说、墓葬说、居住说、祭祀说、多元说多种观点。发掘清理香山藏军洞的考古工作者、倾向于“军事说”。 不妨先从宏观上——从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两个方面——作一番考察。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间战争频繁。南方的吴国、越国鉴于争战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因地制宜地构筑军事设施，是可以理解的。“北筑长城南筑墩”，这句话所包涵的理念能够为大多数人接受。 从地理位置看，香山距长江2公里，长山紧贴长江，历来是江防要地。这里，距吴国早期都城梅里60公里，距吴国后期都城姑苏100公里，在当时，可以看作是吴国都城的北部要塞。往南，有虞山，再往南，靠近太湖，上方山、七子山，都有为数众多的藏军洞。从地域方位上联系起来，这一系列土墩石室群，在吴国都城周边绵延数百里，无疑构成了一道军事防卫线。 春秋时吴国，地处长江下游、东海之滨，北有强帝、西有霸楚，南方紧邻虎视眈眈的越国。“千秋霸业吴王梦”。据史书记载，自寿梦以下，历诸樊、余祭、余昧、僚、阖闾、夫差诸君，凡108年间，因这样那样原因引发的大规模及中等规模战争，共有十八起。前期，主要是吴楚之间的战争；后期，主要是吴越之间的战争。 吴楚之战有九次，吴国是八胜一负。范成大所撰《吴珺志·卷五十》中有这样一段叙述：“吴王僚时，吴边邑处女与楚之边邑脾（卑）梁之女，蚕争界上之桑，二家相攻，吴必胜。更相伐，灭吴之边邑。吴王僚怒，使公子光伐楚，取居巢、钟离。”这场延续了七、八年（公元前525年至前518年）的战争，起因颇耐人寻味：为了争夺边界上的桑田。经济利益的驱动力真是强大！它驱动了遍地金戈铁马，搅起了漫天烽火雷霆。放眼两千五百年之后的今日世界，竟有好许惊人相似之处！ 吴越之战，主要发生在阖闾、夫差为政的五十多年间，双方交战六次，更是你死我活，大起大落……其间，吴师还有三次北征——攻陈，征鲁，伐齐。夫差在位第十一年（公元前485年），吴联鲁伐齐，吴王并派遣海军从海上进攻，这是中国历史上见于记载的第一次航海作战。 叙及兵站，不能不提到苏州人历来津津乐道却又琢磨不透的伍子胥这个人物。伍子胥是吴国“三朝元老”，前后辅佐吴王僚、阖闾、夫差，达四十二年之久。纵观伍子胥在吴国的作为，莫不与吴王的西征、北伐、南战紧密联系在一起，其本身就是一部吴国征战史。时势造英雄。伍子胥倾毕生心血为吴国打造了一辆战车，他把自己的命运同这辆战车捆绑在一起了。就在吴王接连破楚克齐战功显赫业绩辉煌的时候，伍子胥本人的噩运却降临了：因伯嚭的举根，夫差把一顶“有通敌嫌疑”的“准叛国罪”帽子扣到他头上，逼其自裁。伍子胥是一个悲剧性英雄人物。 构筑“土墩石室”，是伍子胥的主意，是孙武的谋略？或者，是吴王另一重臣伯嚭的策划？可惜目前所见到的典籍未有明确的记载。我们姑且把它看作是当时军政首脑人物集体的智慧罢。从决战取胜的要素来看，自古至今概不外进攻和防御两大课题。香山藏军洞，是吴国北部防军的驻扎营地——这样的解释和推断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土墩石室，当地群众除了称其为藏军洞，还有称其为将军洞、烽燧墩的。这，也可算是对于“军事说”的一种支持。 需要提一提的是，这种土墩石室结构，还是春秋时期吴国流行的墓葬形式。例如，江阴周庄镇的繖湖村，有一大型土墩石室，相传是吴王阖闾第八子墓。繖湖附近的大松墩，也发现有同类型的石室墓葬。往西数十里，璜土镇有姬墩，是阖闾长子姬光太子的墓地。同一类型的建筑结构，可以有不同的具体功能。 香山上已经发掘清理的几个土墩石室，都没有发现棺、骨、祭器。故可以排除“墓葬”。再有，从每个石室都留有气窗，通风、透光，以及有一个石室后壁有火烤烟熏痕迹，表明当时确有人居住过，但作为普通民居显得不合理，一是远离水源，二是不便利耕作生产。 有关专家分析，土墩石室的建造，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依山傍岭建造，一种是在平原高岗堆土建造。有资料表明，沿太湖周围及浙江地区的丘陵地带，大多属前一种类型；苏州以东的昆山、青浦、松江、金山一带平原地区，多为后一种类型。 吴国的强盛时期，也就是阖闾在姑苏建城直至被越吞灭的四十余年时间。那么，在春秋吴国存在的六、七百年漫长岁月中，吴国的政治中心（以及经济、文化中心），不会局限在“苏州”这样一个较小的圈子里。近二十年来，凭借地下文化遗存的新发现作为线索，学术界有人推出这样一个观点：太伯、仲雍奔吴及其后裔的政治活动中心，呈现由西北向东南迁移的轨迹，即第一站在镇江，第二站在无锡、江阴，第三站在苏州。 要之，我们在探讨“吴文化”渊源和内涵的时候，应该把视野拓宽一些。 那么，从现今张家港市这块地面来看，同“吴文化”又有哪些关系、有哪些值得深入研讨的线索呢？ 稍稍梳理一下，话题确也不少哩。譬如，方志记载的有关内容有：鹿苑镇，因春秋时吴王在此辟苑养鹿而得名；泗港镇白鹿山，“吴王猎得白鹿于此故名”（“鹿”与“禄”谐音，得鹿，乃吉兆）；南沙镇香山，“相传吴王尝遣美人采香其上曰采香径”……出土文物方面，香山附近的镇山，曾出土一把吴国青铜宝剑；河阳山出土一组春秋时期兽足铜盘和青铜蒸器；塘桥镇蔡墩出土的吴国乐器——勾翟，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已收入《中国古代音乐器乐大全》一书；鹿苑徐家湾出土的9公斤重的青铜器，造型独特，世所罕见，后经郭沫若鉴定称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重要器物，并定名为“角容器”…… 藏军洞业已次第打开。千年石宝蕴藏的机密，我们已经窥见了几分。但，距离透彻地破解其中之谜尚有一段路程。譬如，有人设疑：如果确定藏军洞是军事设施、驻防要地，为什么没有发现兵器——青铜兵器呢？ 这，确是一个问题。有关人士作如是解释和猜测：青铜器，包括青铜兵器，在当时是很贵重的。作为军队的驻防地、哨所，当驻军换防、撤离时，贵重的青铜兵器便随身带走了，留下的，自然是一些普通的陶、瓷实用器…… 这样的解释，你满意吗？ （吕大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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