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传播

　一文化传播(Culture   Communication)与人的精神交往活动充满了许多让人费解的谜，以致有学者把它称为20世纪哲学最大的难题，即“主体际困境”。主体际何以可能成立?人与人之间何以可能交流?人与人何以可能通过交流建立多极主体共在的共同体?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智慧的哲学家们。

    人之为人从传播起。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就是他的文化传播方式，也可以说，一个人的文化传播方式就是他的生活方式。正如美国文化传播大家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所言：“我们既不完全像神，也不完全像动物。我们的传播行为证明我们完全是人。”〔美〕W·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3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文化传播总是和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交织在一起，成为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必不可少的交往活动。正如人的生存离不开空气一样，我们也离不开文化传播。英国学者特伦斯·霍克斯(Terence Hawkes)认为，“人在世界上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交流。”〔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12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当代人对社会生活的阐释，当代人的文化实践活动和文化创造活动都与传播息息相关。文化传播成了当代人类的主要生存方式和生存空间。

    我们谈论文化传播，也就是谈论我们的文化和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我们如何理解周围的世界以及我们所处的社会?历史上人们彼此是如何交往的?文化传播的本质及其特征何在?媒介变迁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有何内在关联?是媒介在控制人还是人在控制媒介?如何理解文化传播的功能及其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文化传播在当代的表现形态是什么?跨文化传播的现实境况如何?如此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文化传播研究也必然要表现出自己的关注和思考。

     文化传播何以可能?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它呢?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文化传播的时代。20世纪人类最大的嬗变是文化传播对人类社会和人类生活的全面渗透。文化传播将是21世纪文化研究最重要的主题和中心视界之一。文化传播作为人类存在和发展的表征和特权，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和工具。文化传播既改变了人类也改变了世界，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一刻也离不开文化传播。事实表明，文化传播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深度地卷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它同人类朝夕相伴，如影随形，与生俱来，共同绘制出人类历史的壮丽画卷。我们可以说，文化传播是人类生活的主要样式，是人类社会最普遍、最重要、最深层和最复杂的现象之一。

     传播是人的天性亦是文化的本性。走进历史和现实深处我们便会发现，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文化传播的历史。文化传播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文化传播冲破各式各样的社会藩篱，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展开，是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过程。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变迁与转型、差异与冲突、整合与创新、生产与再生产，都与文化传播紧密关联。文化传播作为一种最富有人性和人情的社会活动，使人成其为“人”，使人成其为“类”。一句话，文化传播与人类文明共振起伏、互动互进、休戚相关。没有文化传播，便没有人类的文明。文化研究富于变化，确实很难把握。文化传播可谓左右旁通，环环相扣。文化传播拓展了文化时间和文化空间，从而也拓展了人类生命存在的时空形态。因此，只有通过文化传播的研究，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动态过程中，方能真正把握住文化。显然，文化传播是文化研究之网的“纽结”，抓住了文化传播，也就抓住了文化研究的关键。

     传播是促进文化变革和创新的活性机制。文化不是一个被动凝固的实体，而是一个发展变动的过程，是一个“活”的流体。文化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文化既是“名词”又是“动词”。说到底，人类文化是一个不断流动、演化着的生命过程，文化一经产生就有一种向外“扩散”和“传递”的冲动。传播是文化的内在属性和基本特征，一切文化都是在传播的过程中得以生成和发展的。文化的差异性、社会性和符号性使文化传播“势所必然”并成为可能。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称文化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社会学家查尔斯·科利(Charles  Coughlin)认为文化传播是“人类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是一切智能的象征和通过空间传达它们和通过时间保存它们的手段。”人类学家爱德华·萨皮尔(Edward Sapir)强调：“每一种文化形式和每一社会行为的表现，都或明晰或含糊地涉及传播。”转引自周晓明：《人类交流与传播》，10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这些描述说明了文化传播的可能性、普遍性以及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

     文化传播产生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传播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文化借助于传播影响着人类。文化传播不仅是人格与社会的建筑材料，而且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共存关系。传播既是文化载体和“社会水泥”，又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助推器。概括起来，文化传播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社会性。文化是一种群体性的存在，文化传播是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一种社会交往活动，离开人这个传播的社会主体，传播活动就不能进行。二是目的性。人类的文化传播总是在一定的意识支配下的有目的有指向的活动，这与动物本能性的机械生成传递有着本质的不同。三是创造性。文化传播是文化创新与发展的动力系统，在文化传播活动中，人类对信息的收集、选择、加工和处理，处处都包含着人类的智慧，彰显着人类文化的创新。四是互动性。文化传播是双向的，是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信息共享和双向沟通与交流的过程。五是永恒性。文化传播生生不息，绵延不断，超时空、跨种族，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是恒久长存的人类活动。据此，我们认为，文化传播是人类特有的各种文化要素的传递扩散和迁移继传现象，是各种文化资源和文化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流变、共享、互动和重组，是人类生存符号化和社会化的过程，是传播者的编码和解读者的解码互动阐释的过程，是主体间进行文化交往的创造性的精神活动。

     文化与传播是互动的和一体的。文化是传播的文化，传播是文化的传播。没有文化的传播和没有传播的文化都是不存在的。一方面，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受到传播的影响。传播促成文化整合、文化增值、文化积淀、文化分层、文化变迁和文化“均质化”。传播对文化的影响不仅是持续而深远的，而且是广泛而普遍的。反过来，文化对传播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传播者对受传者的文化意义，同时还体现在传播媒介及传播过程之中。传播与文化的互动表明：文化与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同质同构、兼容互渗。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文化即传播，传播即文化。文化的传播功能是文化的首要的和基本的功能，文化的其他功能都是在这一功能的基础上展开的。

    文化传播促进了多元文化的生成和发展。历史、理论与现实早已证明，文化是一个开放的规则系统，各种不同文化的交往、交流和传播是实现多元文化生成和发展的前提条件。然而，在当前的国内文化传播研究视域内，存在着一种将“本文化”和“他文化”封闭起来的排他的“文化自然主义”和“文化部落主义”；一种争论不休的“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一种由于对强势媒体的“畏惧”而表现出来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其结果是在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同时确立自己的“文化霸权”，以一种暗含的中华文化优越论去抗击西方文化中心论，这显然是一个并不明智的文化发展策略。如果我们只强调“本文化”的优越而无视“他文化”的存在，只强调“本文化”的“纯洁”而反对与“他文化”进行交流和交往，就会发展成为一种以自我为中心、拒斥异质文化的“文化孤立主义”。这些观念的存在和强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十分有害的，不利于多元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更不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创新。因为在文化交往全球化的今天，任何文化都应该是开放的而不可能是封闭的。我们并不需要以一种新的文化中心论去取代老的文化中心论，中国需要的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开放的本土文化，一种世界主义的胸怀，一种鼓励多元文化的战略。我们应该在全球意识的观照下发展自身的民族文化，认真处理好“现代对传统的超越复归”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化”两者之间的关系。惟其如此，中国文化才能重现辉煌。

    文化传播加速了全球化进程。当代的文化传播是一种全球传播，是一种国际化的现象，需要全球性的思维，需要开放的理念。全球化是人的社会关系的世界化，是人的社会交往的世界化。全球化瓦解了文化传播的边界和防护系统，为文化的交流与融汇提供了条件，从而也改变了当今世界的文化地图。在传播全球化背景下，技术层对文化层的影响越来越大。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流动和扩散、重组和整合加快，文化发展呈现出既高度融合又高度分化的趋势，文化发展的整体性、相关性、动态性和不确定性也在增大。由于大众传媒特别是网络媒介日益深入的作用和影响，在全球存在着严重的文化传播生态的危机：出现了网络传播中的文化失范现象；出现了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中的“杂交”、“混血”和“不对称”现象；出现了少数文化传播大国和多数文化传播弱国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关系；出现了文化的“媒介化”和以视象文化为主的“文化转向”；出现了文化主权与文化霸权之争。表现为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冲突更加激烈，而且这些现象都与文化传播紧密关联。各种因素和信息通过网络传播交叉重叠，错综复杂，相互纠缠，成为世界性的焦点和难题。文化传播已溢出民族国家的疆界，充塞于全球性的时空之中。我们经历传播，我们言说传播，我们解读传播。文化传播已成为当代和未来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关键性要素。因此，文化传播研究在当代中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  文化传播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产物。

据研究成果推断，人类交流最原始的方式大概是信号传播方式。大约在200万年前，地球上出现了会制造工具的猿人。随着劳动强度的增加和人脑容量的增大，人类通过一些有限的声音和体语符号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如嗥叫、咕哝、尖叫、面部表情、手势信号等。这些声音和体语符号成为早期人类祖先进行交流和沟通的基本手段。美国学者梅尔文·德弗勒等人的研究成果表明，信号交流起源于人类原始祖先直立行走之前的猿人进化时期，他们与其他哺乳动物的传播方式大致相同，即用呼唤、尖叫及身体姿态来示意危险的出现和食物的存在，表明交配意图及协调活动。这个时期人类在生理上尚未发育到具有口语交谈的能力，因而他们所要传递的复杂意思十分有限，并且传播的速度也极其缓慢。信号传播同语言传播相比要颇费周折，因为传播者不得不去分解表达的意义。这样，传递的信息越长，接受者理解的困难也就越大。专门研究非语言符号的学者艾伯特·梅拉比安认为，语言可以传播任何信息，而非语言传播对于主题抽象的问题就难于阐释，像电影电视一类媒介，如果是无声形式，我们就会感到缺乏一定的理解。参见〔美〕W·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75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信号交流的局限性使人类不可能展现一种较为复杂的文化。由于没有语言的参与，人类就不能进行分析和综合，从个别归纳出一般，由前提推导出结论，他们的智力活动被局限在原始的初级的概念化过程之中。这个时期我们称之为处于萌芽状态的文化传播时代。

    从沧桑的历史境遇中我们发现，文化传播生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从而使人完成了从“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变。马克思把人的现实性的本质看作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并把人看作是历史活动的主体。研究文化传播，就不能不研究人的社会活动，研究人与人的关系及其所属的集团、组织和社会，研究他们是怎样相互影响的。文化传播归根到底是人的一种社会活动，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对文化资源的分配和共享。离开了社会关系，离开了人与人的交往，文化传播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实现。

    文化传播是由人这一主体来呈现和完成的。大约在距今十万年前，人类的文化传播进入到语言交流时代，即我们所说的口承文化阶段。这是一次巨大的变革，是划时代的艰难飞跃。劳动创造了人类，也创造了语言。语言的产生是人类传播摆脱动物状态的决定性的一步，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传播的开端，是文化传播研究的逻辑起点。对人类而言，文化之所以能够传播，首先是因为它有用，能够满足人们物质或精神上的某种需要。恩格斯指出：“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支持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生成的人，已经达到彼此间不得不说些什么的时候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3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可见，语言的产生是猿与人的分界线，其意义远远大于人类的祖先第一次直立行走和离开森林。有论者对人类语言的特征作了如下概括参见郭庆光：《传播学教程》，2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第一，人类语言具有超越历史时间和空间的能力，它不仅能够表述现在，而且能够表述过去和未来；不仅能够表述眼前的事物，而且能够表述在遥远的空间中发生的事情。第二，人类语言具有无限的灵活性，可以表达任何具体的、抽象的甚至虚伪的事物，在表达内容上几乎没有任何限制。第三，人类语言具有发音的经济性，以有限的几十种元音和辅音，配之以声调变化，能够组合成数十万以上的语音单词。这说明，人类能够以最小的体能消耗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声音能力。第四，人类语言具有巨大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生物学和动物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从新生代以来，动物界几乎没有增加发声类型，它们只能靠有限的声音和特定的化学或物理信号进行传播。而人类则不同，人类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表现出无穷的创造力。人类不断创造出新词语、新概念、新含义和新的表达方法，并且能够将声音语言转换成文字或其他符号体系加以记录和保存；人类不仅创造了自己的生活语言，而且创造了科学语言、艺术语言以及以手语、计算机语言为代表的各种人工语言。语言的历史同时也是人类创造活动的历史。

    一些哲人对此进行了精彩的论述。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把人规定为“逻各斯的动物”，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也指出“人是符号的动物”。这两种说法的意思都是强调人与语言的关系。语言是意义的载体，超出感性直观的世界是通过语言来呈现的。当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更是深刻。理性就是语言，思想是语言的直接现实，语言是人存在的家……种种不同表述都强调了语言在文化中的核心地位。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曾把语言符号的功能概括为传播信息、表达情感与指导行动。伽达默尔(Gadamer)认为，语言本身就是一种世界观，人因为有了语言，所以有了一个“世界”，同“世界”有了一种“关系”，对“世界”有了一种特殊的“态度”。而且，语言与思维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思维的规则与说话的规则相同，思维也就是内向操作语言。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中，人类逐渐提高了自己的抽象思维能力，语言成了一种能够表达复杂含义的音声符号系统。人类驾驭了语言，也就拥有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语义世界”。由于有了语言，人类个体的经验才得以交流并为集体所共享；因为有了语言，代际之间的文化传承才有可能延续下去并成为子孙万代的精神财富；正是因为语言，才使人类从心理到行为上在与其他物种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成为加速其进化的“核能”。语言成为轻便的达意工具，是文字符号出现之前最便捷、最普遍、覆盖面最广的文化传播方式。

    语言传播的特征在于其共时性，是一种典型的“在场”的面对面的交流与传播。然而，在单纯依靠语言传播的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由于缺少文字交流，生活很少变化。正如比尔·盖茨(Bill  Gates)所指出的：“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经历都是亲身的：视野太窄，社会太内向。外部世界存在的东西仅仅是一些道听途说而已。”〔美〕比尔·盖茨：《未来之路》，1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由此可见，语言传播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一是由于发声功能的限制，口语只能在近距离内进行；二是口语转瞬即逝，记录性较差，其信息的保存和积累只能依靠人脑的记忆力。因此，语言传播受到空间和时间的巨大限制，它只能在近距离和较小范围内进行。

     文字的发明使人类从原始文化的徘徊中走了出来，它使人类跃入了更高的文明层次，使文化传播从时间的久远和空间的广阔上实现了对语言传播的真正超越，从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正如美国学者麦尔文·德弗勒(M·Defleur)等所描述的那样：“与工具、火、语言本身一样，文字是人类古今意义最重大的成就之一，没有它，世界上多数人仍将是文盲。”〔美〕麦尔文·德弗勒等：《大众传播学诸论》，11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0。

    在古代社会中，文字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顶礼膜拜的神圣的符号，受到人们特殊的敬畏。难怪生活在古代文明中的人们把文字的发明归功于他们信奉的神：埃及人将其归功于智慧之神；巴比伦人将其归功于命运之神；希腊人将其归功于奥林匹斯的传令官和使者赫尔墨斯。只有中国古代人将汉字的发明归功于仓颉。

      文字是在语言发展的基础上对原始图画的意义进行规范和抽象的过程中形成的。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到6000年之间，在古代埃及和中国，人们开始用规范化的象形字来表达观点、描述事物并形成概念。我国的汉字，如果从仰韶文化晚期刻绘在陶器上的几何图形或符号算起，其形成与发展已有5000年的历史。原始汉字经过长期的使用、改造和完善，到殷商时期，已发展成为相当完善的文字体系，即现在所称的甲骨文。

     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中指出：“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文字发明，是文明发展中的根本性的重大事件。它使人们能够把行政文献保存下来，把消息传递到遥远的地方，也就使中央政府能够把大量的人口组织起来，它还提供了记载知识并使之世代相传的手段。”文字的发明与使用是人类进步历程中最具意义的成就之一，它为人类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开创了文化传播的新纪元。与语言传播不同，文字传播的特征显著地体现在它的历时性上。文字的产生拓展了文化传播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使之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文字的使用突破了语言在时空上的局限，使其具有规范、便携和长期保存等优点，所承载的信息也由简单、容易变得复杂和繁多。更为重要的是，以文字为核心的体外化信息系统的形成和扩展，大大地促进了人类生活的各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使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使大规模的社会管理和控制成为可能。

      事实上，在印刷术产生之前，人类社会的信息是难以大规模复制的。书本知识仅仅掌握在少数特权阶级手里，成为他们发号施令、进行文化垄断的工具。印刷术的发明，给整个世界的文明带来了新的曙光，使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使文化传播告别“贵族”而面向大众，人类的文化传播真正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大众传播时代。印刷术起源于殷商时期的印章和公元200年的中国拓印术。大约在隋末唐初(618－647)中国人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世界上现存的第一本印刷品是我国唐朝(866)印刷的佛典《金刚经》。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毕NB331发明了活字印刷，给人类的传播注入了新的活力。尔后，活字印刷由蒙古人传到欧洲。公元1456年，德国铁匠古登堡摸索出金属活字印刷法，印刷了几百本《圣经》，开创了印刷机械化的时代。15世纪末16世纪初，印刷传播业在欧洲日益兴旺并发达起来。

      印刷品的大量出现，大大激发了人们的求知欲，从而推动了教育的发展、文化的普及以及科学的启蒙和社会的进步，加速了欧洲封建社会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诞生。W·施拉姆指出：“书籍和报刊同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是联系在一起的。报纸和政治小册子参与了17世纪和18世纪所有的政治运动和人民革命。正当人们越来越渴求知识的时候，教科书使得举办大规模的公共教育成为可能。正当人们对权力分配感到不满的时候，先是报纸，后来是电子媒介使普通平民有可能了解政治和参与政府。”〔美〕W·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18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这段话高度概括了印刷媒介的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中的巨大作用。罗素说：“随着印刷术的出现，大大扩展了新思想的传播范围，结果有助于去挖传统权威的墙脚。因为用方言翻译出来的《圣经》印刷成书，很容易到手，教会不能再用花言巧语来继续维持它在信仰方面事务的监护人身份。至于一般学术，也出于同样原因的促动而回到现世主义。印刷术不仅给批评旧秩序的新政治理论提供了传播工具，而且还使人文主义学者得以重新出版古代人的著作，随之促进了经典原著的广泛研究，有助于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英〕伯特兰·罗素：《西方的智慧》，222－223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今天，印刷媒介已经高度普及，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书籍、报纸、杂志等出版物作为人们每天获得信息、知识、娱乐的基本渠道之一，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和影响。马克思对印刷术在人类文明中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47卷，427页。

     如果说印刷传播实现了文字信息的大规模生产和复制，那么电子传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实现了信息的远距离快速传输，它使人类知识经验的积累和文化传播的质量和效率都获得了空前的提升。以广播和电视为主体的电子传播，彻底突破了时空的限制，为文化传播开辟了一条便捷、高效的空中通道。不仅如此，电子媒介形成了人类体外化的声音信息系统和体外化的影像信息系统，使人类文化传播的内容更加丰富，感觉更加直观，依据更加可靠。卫星通讯技术以及卫星广播、卫星电视的发展和普及，使大面积的跨国传播和全球传播成为可能。电脑的发明和电子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的文化传播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前所未有的网络信息化时代。肇始于19世纪资本主义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1844年美国人S·摩尔斯用他发明的第一台实用电报机在世界上发出第一封电报为发端，标志着人类的文化传播进入了电子传播时代。贝尔于1876年发明了电话，爱迪生于1877年发明了留声机，法国人马瑞1882年发明了摄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广播、电影、电视的相继出现，使人类文化传播的形式更加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以1946年埃克特等人在世界上成功研制了第一台电脑主机——“埃尼阿克”为标志，使人类的文化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网络传播。之后，1957年前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1969年美国通过电缆实现两台电脑对接，1980年结成国际互联网络，1994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提出“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等战略构想，各种不同的媒介功能逐渐趋于融合，使人类社会出现了全球化、信息化趋势，人类的社会形态和经济结构由此发生了革命性的巨变。

网络传播是指以电脑为主体、以多媒体为辅助的利用先进技术进行包括编辑、贮存、交换、放映、打印等多功能的信息传播活动。网络传播不仅具有综合性、主动性、参与性、渗透性和操作性的特点，而且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和交互性的特点。网络传播的路径不是固定单一的，而是网状松散的；它既有点对面的传播，而更多的则是点对点、面对面的传播。网络传播连接着整个人类，消解着文化差异，扩展着思想观念，使人类进入了一个综合传播的新时代。

网络传播是文化传播在当代的主要形态。网络媒介的发展正在改变人们的交流习惯，并对人们的身份进行深层的定位。网络传播是人类精神交往的第二世界，是现实世界的延伸和扩展。网络媒介有四个特征：一是可表达性，它能承载思想和感情；二是记录的长久性，也即对时间的超越；三是快速性，即对空间的超越；四是扩散性，可以达到所有阶层的人。网络传播正在改变着我们生存的世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和精神面貌。网络传播培养了人们的平等价值观念，淡化人们的地位和身份意识；网络传播是一种注重个性创新和个性文化的传播，它拒斥千人一面，崇尚文化多元；网络传播营造出人们通过自由交往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减少了那些不必要的中间环节；网络传播创造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型的跨地域的“虚拟社区文化”，使人类文化的交流真正突破了时空的边界；网络传播还虚拟现实，强调创新，方便快捷，意义深远。然而，网络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它不可能取代其他媒体。网络还是一柄“双刃剑”，其负面效应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不可低估。网络既给优质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方便，也为各种消极文化的滋生提供了温床。但这决不能成为我们拒绝先进文化传播工具的理由。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因为信息化所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同其所带来的积极后果比起来毕竟处于次要地位。整个人类将在遍布世界的网络文化中生产和生活。人类既是网络文化的创造者和享受者，又在这种创造和享受中被网络所塑造。可以说，20世纪电子网络媒介的出现是人类文化传播史上的一次空前的革命，它极大地改变了文化传播和交流的方式，因而也改变了文化自身存在的形态，甚至改变了在其中得以展开的人类生活。毫无疑问，古往今来，没有一种传播媒介像网络媒介这样全面而又深刻地影响着整个社会。

    沿着文化传播的历史路径，追问文化传播的历史动因，我们的主要观点是：首先，文化传播产生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进行物质生活资料和精神生活资料的生产。在生产过程中，人类必须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也就是社会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的所有关系都是在交往中实现的。交往是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共同体之间、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离开了人与人的交往，人们之间的关系就消失了，社会也将不复存在。交往和传播是形成人的本质属性——社会性的基本前提，是人的社会本质的充分表现形式。交往和传播是人类的基本行为，它与人俱在，与生俱来。其次，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人类文明并行不悖。媒介是人类文明的精髓，历史是由占优势地位的媒介引导前行的。从本质上说，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文化传播史，一部媒介发展的创造史和变迁史。文化传播渗透于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之中。文化传播联络人类，维系社会，推动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文化传播经历了语言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网络传播依次递进和叠加的过程。文化传播与人类文明共振起伏、互动互进、休戚相关。没有文化传播，便没有人类的文明。再次，文化传播手段或媒介的进步不仅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而且与人类社会文化的积累和变化密切相关。文化传播本身是人类社会文化创造和积累的产物，文化发展和创新的速度越快，规模越大，对文化传播的速度和规模要求也就越高，文化传播的过程与结构也就变得更加复杂。在很大程度上，文化的进步是通过其物化形态和传播方式实现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文化媒介的变迁决定了媒介传播机制的演变。一个时代的文化传播的性质和水平，不在于传播什么，而在于怎样传播，用什么媒介手段进行传播。文化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受到特定媒介的支配，而新的传播方式和技术的兴起都毫无例外地引起文化的变革。我们看到，人类从语言的形成到文字的出现用了近10万年时间，从文字传播跨入印刷传播花了约4000年，从印刷传播迈入电讯传播用了1200年左右，从电讯传播进入互动传播只有100多年，从电子媒介到如今的网络传播时代，才有几十年时间。由此可见，现代传播媒介的发展呈现出间隔越来越短、其容量和集合程度却越来越高的趋势。

     媒介在促进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新世纪，“信息时代”、“传媒时代”和“媒介社会”的特征早已呈现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之中。现代文化传播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正在改变着人类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及其整个生活世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心理和价值观念。归纳起来，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如下一些方面：

   其一，现代文化传播改变了人们对外在世界的理解认知系统。在传统社会，人们理解认知的社会文化系统主要是家庭、邻里、村落、社区及其相互间的礼俗文化，人与人之间主要通过“在场”的语言进行面对面交往和沟通。在整个交往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家庭、邻里、村落、社区及其相互间的文化意义和价值，在潜移默化之中建构起了自己的价值观念。在现代社会，文化传播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整天被广播、电影、电视、图书、报纸、杂志等大众传媒包围着，它们负载着各种各样的文化信息，联系着整个社会生活，建构起了新的意义世界和人们之间相互理解认知的新的社会文化系统。在当代世界，事实上是大众传媒在主宰着我们的视听，决定着当代人感知外部世界的方式。

   其二，现代文化传播改变了人们价值意识建构的方式。在传统社会，人们的价值意识建构主要是通过群体参与获得的。人们在家庭、邻里、村落和社区等社会群体的参与过程中一方面获得理解、领悟和认知，另一方面获得文化的价值意识。在现代社会，文化传播不仅跨越时间和空间，也跨越各种社会共同体。人们获得某一种文化价值信息，并不是只在一个共同体内部传播，或者由一个共同体传播到另一个共同体，而是许多社会共同体同时获得同一的文化信息。大量的文化信息都是通过大众媒介跨越社会共同体来传播，使人们直接感受和感知文化传播的价值和意义。因此，现代社会人们的价值意识建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超越社会共同体的，是通过非群体性参与而获得的。此外，在传统社会，社区、群体以及整个社会呈现为一个封闭的系统，人们生活在相对孤立、彼此隔离的环境中，对外部世界的文化价值和意义很少感受和感知，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保持着基本相同的道德风尚和伦理价值观念。在现代社会，大众文化传播打破了一切社会阻隔和羁绊，把彼此封闭孤立的社群联结在一起，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村落”。现代文化传播压缩了整个世界的时空距离，改变了整个社会的交往结构，使一切遥远的社会关系都变得近在咫尺，使人们有机会和条件分享世界不同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其三，现代文化传播改变了人们价值意识建构的内容。在传统社会，文化传播的内容主要是经验知识、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礼俗文化和观念。在现代社会，文化传播的内容则是非常丰富和广泛的。除世界各地的奇风异俗外，文化传播还涉及到各种各样的科技知识、政治知识和艺术知识等方面的内容。人们每天通过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各种大众传媒感知世界，其文化信息容量比过去几个世纪的还要多。因此，大众文化传播建构的价值意识结构层次要比传统社会人们的价值意识更为复杂。

其四，现代文化传播建构价值意识的强度与传统社会不同。在传统社会，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节奏、社会交往和文化传播的速度异常缓慢。人们生活在一种松散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之中，文化资源极其稀缺。在现代社会，信息超载和信息爆炸是常见的现象。文化传播生成了一种信息密集型社会。各种大容量、高密度的文化信息川流不息，相互交织、碰撞、融汇，建构起了人们复杂的价值意识。此外，由于文化传播是不同文化资源的再分配和重组，而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文化资源的再分配和重组不一定是均等的。但总的看来，文化传播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理解认知系统和价值意识建构方式，使人们共享对彼此都有价值的文化。所以，当代文化正呈现出一种共时态的“混杂性”(Hybridism)的文化特征，人们正在走向一种混合型的、拼接性的、多样性的文化生存。随着人们交往实践范围的不断扩大，人们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出现了同构化趋势和思维的同构化倾向。当然，不同文化之间的整合与同构充满着矛盾、冲突和不合理性，不可能一蹴而就。

三     文化传播的实践活动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

但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是19世纪末才由西方学者发起的。在人类学视域，文化传播经历了从进化论到传播论的论争和演变，曾在欧美学界产生过很大影响。人类学的进化论包括人类生物进化论和人类文化进化论，前者以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阿尔多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为代表，其主要贡献是指出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后者以斯宾塞(Herber

Spencer)、泰勒(Edward Tylor)和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为代表，直接影响到人类学后来发展的一些理论。人类学的传播学派可分为德奥传播论派和英国传播论派。

     20世纪40年代以后，文化传播研究的视角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时的文化传播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关心文化对社会影响的过程、机制、效果以及传播对文化发展的作用。其代表人物有：美国的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维尔(Harold  D·Lasswell)、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莱温(Kurt  Lewin)和卡尔·霍夫兰(Carl Hovland)。进入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传播学大师威尔伯·

      施拉姆创建了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标志着传播学作为学科正式出现。他们在文化传播领域反对从观念到观念地对社会文化现象做纯主观抽象的说明，强调切实可靠的经验材料或客观数据的重要性，主张从外部环境或外部条件的变量出发来揭示社会文化现象的原因和客观规律。由于他们重实证和重实践效果的研究而在历史上被称为经验学派(Empirical

School)。

   20世纪60－70年代，文化传播研究视野发生了根本的转换。在欧洲开始出现以社会文化的批判性而备受人们关注的批判学派(Critical School)。批判学派的理论渊源有两个：一是法兰克福学派。这个学派是指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为主的一个学术派别。该所成立于1923年。这一学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从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和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文化危机和现代西方文明。其主要代表人物有M·霍克海默、H·马尔库塞、T·W·阿多诺等人。在德国法西斯势力上台后，“社会学研究所”于1933年迁到日内瓦，第二年又迁到美国。战后于1949年重新迁回法兰克福，成为欧洲新马克思主义和新左翼运动的研究据点。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该派学者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进行分析和批判，并于20世纪60年代在欧洲流行开来，英国的传播学者进行的文化研究就是这一思潮在传播学中的体现。批判学派中的主要流派有：(一)政治经济学派。其代表人物是英国累斯特大众研究中心的G·默多克和P·格尔丁等。该派关心的焦点问题是现代媒介高度集中和垄断的趋势及其带来的社会后果。(二)伯明翰学派，亦称“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学派。该派以英国伯明翰大学“现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而得名，主要代表人物有R·威廉斯(R·Williams)和S·霍尔(S·Hall)。该派反对简单的“经济基础还原”论，主张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传播。(三)意识形态“霸权理论”。该派学者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不再主要依靠国家、军队、法院等“强制装置”，而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霸权装置”来维护自身的利益。该派对此现象予以揭露，并唤起民众觉醒，推动社会变革。(四)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J·哈贝马斯(Juergrn Habermas)是德国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旗手。其代表作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年)和《交往行动理论》(1968年)。在这两部著作中，哈贝马斯提出通过改善“交往的合理性”来实现社会变革的观点。哈贝马斯反对导致人的异化的片面追求“工具合理性”的立场，提倡“综合的合理性”，即主张通过扩展“没有支配和强制的交往关系”来改革社会，建立基于“理性合理”的新型社会关系。

    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批判学派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成熟起来，成为备受人们青睐、理论内涵丰富的社会思潮。近年来，其中的文化研究在历史、文化、政治和媒介等不同层次与当下炙手可热的后现代主义的争辩，不仅紧扣社会现实的脉动，而且介入社会的变动之中，因而其影响已经波及许多领域，其学术地位和实践价值日渐提高。

    进入21世纪，文化传播研究又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当今世界正朝着全球化、信息化和生态化的方向发展。当代文化传播的媒介化趋势日益凸现出来，网络传播已成为文化传播在当今的主要形态，各种各样的文化冲突奔涌而来，引起了人们的焦虑和关注。如何适应当代社会和现代传媒的巨大转变，调整自己以应对挑战并谋求进一步的发展，已成为全球文化传播学者共同关心的话题。

四人类对文化传播活动的关注与思考由来已久。

历史上，人们很早就对文化传播的研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大都是从文化传播起步的。2000多年前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修辞学》中就留下了许多有关文化传播的著名论断，被后人誉为文化传播研究的始祖。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孔夫子周游列国传播文化的壮举，迄今仍为世人所称道。孔夫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终日思之，不如学之”；“朝闻道，夕死可矣”，都是我们应该继承的文化遗产。

然而，近年来，我国在介绍、研究文化传播方面的有分量的著述却非常稀少，国内的传播研究大多属于新闻传播领域，缺少批判精神和形而上的哲学关怀，从哲学和文化视域对其进行系统的有创新性的研究依然还是一个有待开拓的学术“疆域”。可以说，当代中国文化传播的理论严重滞后于中国文化传播的实践，这就导致无论在理论层还是实践层都碰到了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因此，文化传播研究的本土化与中国化就显得越加紧迫和重要。

其一，全球化的进程影响着中国文化传播的消长。当代中国文化的每个进步，都是不断反对来自“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潮干扰的结果。全球化和随之而来的西方文化影响，对中国文化来说是一柄双刃剑。我们要用其利，避其害，激浊扬清；要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影响，以理性科学的精神积极参与全球文化的交流；要研究中国文化传播的历史、理论与现实境况，凸显出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内在活力和人文价值。尤其是在多元文化的格局中，弘扬中华文化自身的开放性、包容性和整合与重构的强势，吸收、借鉴和融合外来优秀文化的因素，并与之形成互动、互渗和互补的文化传播态势，对赶超世界文明发展的步伐，使中国融入世界文明主潮，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人类文明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其二，理论的开放性和思想的灵活性是文化传播理论创新的前提。在文化传播研究中，我们既要批判地继承西方文化传播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又不能简单机械地移植西方文化传播理论的话语体系。应立足于中国文化传播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审视和分析，坚持“上下联通，古今并用”的原则，在研究中大胆探索和创新。在社会发展形态和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中，通过对文化传播现象、机制和规律的系统考察，大力推进文化传播研究的本土化与中国化，充分展现出一个泱泱大国应有的理论思维高度，在此基础上逐步建构起中国文化传播研究的话语体系、逻辑范畴和哲学理念，以引导中国文化传播实践的健康发展。

三，中国的文化传播研究应借鉴和发挥其“边界不清”、“多元共生”的特点以及诸多学科知识和方法融会的优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掌握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后现代哲学、文本分析、意识形态分析以及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不同层面和角度推动中国文化传播研究本土化与中国化的拓展和深化。西方文化传播研究的活力与创造性完全在于它的实践品格与语境取向，在于它始终根据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与历史发展阶段构成自己的批判对象、批判话语与分析范式。任何理论范式、分析视角与价值取向的选择都取决于特定的语境。在不同的语境中必然存在不同的社会关系、文化关系与权力结构。值得指出的是，文化传播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是系统论。系统论以及与它相关的控制论和信息论，为观察世界和中国的文化传播现象提供了广阔的视角。

其四，传媒的世界化和世界的传媒化是当今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一个国家的传媒如果没有走向世界，它的民族文化取向就有了局限，它所传播的文化就不可能具备世界性的意义。因此，在传播全球化时代，我们必须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牢固树立“传播就是力量，传播就是生产力”的观点，充分运用资本、科学和技术等现代手段增强我国传媒的竞争实力，变文化传播“弱势”为文化传播“强势”，在国际文化传播中争取主动，适时地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介绍给世界，努力改变跨文化传播中的“不对称”、不平等和“单向度”境况，为华夏文明向世界的传播和“输出”提供坚实的科学技术平台。

其五，学术关怀总是基于现实关怀，文化传播研究也是如此。在研究中，往往不是形而上的那些“玄思妙想”挑战人们的智力，而恰恰是各种紧迫的社会实践问题要求人们进行反思。文化传播研究不是参照文本的内在结构或永恒的价值，而是参照社会关系的总体图景来阐释其中的差异与实践活动。从西方到东方，从外国到中国，从近代到现代，文化传播从来都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动态的开放的概念。从本质上讲，文化传播涉及到文化资源的扩散、配置与重组，文化的生产与消费、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以及文化的可持续发展等许多深层次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文化传播理论一方面追求对人类文化传播经验有更加客观的丰富的科学的认识，另一方面也追求在批判质疑中对于文化传播环境有更深的洞见，以便能更自觉、更有勇气地利用、矫正和发展它来拓展人类的自由。为了弘扬人本关怀、社会正义与理性精神，必须持久地揭露和反抗来自物质的、权力的和迷信的精神奴役。现代文化传播技术的进步并不等于文化传播体制、文化传播秩序和文化传播实践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拥有五千年文明史、而今又以改革开放的崭新姿态进入21世纪的中国，为文化传播理论的生成和繁荣积蓄了丰厚的文化资源、深邃的传播智慧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其六、从传播的角度来解读中国文化，是探索中国文化流变、重组和演进的重要途径。文化传播大家W·施拉姆20世纪80年代在访问中国时曾深情而又精辟地说：“我们在西方文化背景中学习科学研究方法与理论的人，看见中国长春的文化，和她悠久的传的艺术传统，总免不了会肃然起敬。我们常想，中国人那种深邃的智慧与洞达，要是有一天能用来帮助西方人了解自己的工艺智识，增深我们在实验方面的体会，该是多么好的事。许多人已注意到现代中国人在传的学问上认识的深刻与精到，不但反映了悠长的历史传统，且常能推陈出新。”可以断言，中国人对文化传播的研究在世界上也许是最早和最深刻的。

    在新世纪，透过传播认知文化、认知社会和人类自身，将成为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场变革。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文化研究所受到的传媒影响越来越明显。“我们已经习惯于生活在传播的汪洋大海中，以至于很难设想要是没有传播，我们将怎样生活。”文化需要传播得以延续和发展，而传播也需要文化得以丰富和生动。审视中国和世界文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面对沧桑的历史和未定的将来，思考文化传播，不仅是思考现在，也是思考历史，思考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