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川：教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英国教育哲学协会会员，北京师范大学生命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出版《教育的理想与信念》等20多部著作，在全国各地讲学1000余场，是我国生命教育领域的开拓者之一。
★父母给予了我们自然生命，而老师却参与了我们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的创造和建构。
★爱心、热情、渊深的知识、教学的技艺、和谐的个性无一不是教师专业素养的构成要素。
★我时常对照我的老师检讨自己，希望我也能够像我敬爱的老师所做到的那样在年轻的生命里留下温暖而绵长的记忆。
□ 肖川
中国古代讲“天地君亲师”，“师”与“天地君亲”并列，说明我们的祖先对于文化血脉、精神传承的重视。仔细想想，父母给予了我们自然生命，而老师却参与了我们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的创造和建构。人作为万物之灵，精神生命是高于社会生命更高于自然生命的，尽管这三者并不能简单割裂。
我小学和中学时期的老师的背影大多模糊了。这背后的原因也许同我的成长背景有关。那时农村的中小学，有较高专业素养的老师几乎是凤毛麟角。作为老师，唯有专业素养可以构成他的影响力，从而才能在学生心中留下深刻而美好的记忆。因为爱心、热情、渊深的知识、教学的技艺、和谐的个性无一不是教师专业素养的构成要素。
在大学本科时期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有三位老师：当时哲学系的陈仲华老师、我所在的教育系的王策三老师和郭齐家老师。
大二上学期（1981年9月~1982年1月），陈老师给我们上哲学课，讲辩证唯物主义。陈老师讲课非常投入，浓重的四川口音里满含着对工作和学生的热情以及他对社会、人生的理解。有一次讲课，他调侃自己个子矮小，这让我平生第一次知道人可以揭自己的短而不失自信。有一天我同班的一位同学告诉我：“陈老师说你是全年级同学中最有才华的人。”我既有点得意，又有些不敢完全相信。在我40岁以前，也时常有人夸赞我的才华，但我从内心却并没有真正确信过这一点。直到过了不惑之年，我才真正慢慢发现自己在对诸多问题的理解上，在对事物内里的洞察上，比多数同人还的确是更精深、更精准一些。陈老师能在那个时候就看到这点，并给予我热情的鼓励、精心的教诲和呵护，现在我常常感恩他老人家的用心良苦。
课程结束后，我还常去陈老师家。最让我对陈老师一家没齿难忘、感激不尽的是，1985年的春天，我年届六旬的母亲第一次也是她最后一次来北京看我。那时我在读研，几乎没有打工赚钱的机会，穷学生一个，住在五人一间的集体宿舍。母亲住旅馆嫌花钱，只好借住在我班的女同学宿舍。住了一晚，第二天姓谢的女同学提出希望我能够帮我母亲另找地方住。正在我为难之时，陈老师主动提出让我母亲住他家。我并没有告诉所有的老师，当然也包括陈老师我的母亲来北京的事。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其实，陈老师家并不宽敞，不到40平方米的两居室住着三口之家。我的母亲在陈老师家住了六个晚上，临走时陈老师还特地做了一桌菜为我母亲饯行。那是一顿午餐，一顿足以温暖我一生的午餐。
大前年，陈先生八十华诞，我写了一幅寿联：“寿比南山只因报国有功，爱生如子乐得延年益寿。”一幅寿联不足以表达我对陈老师的感激于万一，但陈先生甚是欣喜。寿联里说陈先生报国有功是因为他青年时期到过朝鲜战场，并且负了伤。在我心中，陈老师是在现实世界里可以找得到的最具有生命温度的教师的楷模。
王策三老师给我们上了一学年的《教育学》，每周半天，三节课连续上。我很早就意识到，王老师是他那一代人中对教育学理解最为通透的学者之一，他的学术建树也将是最经得起岁月的检验的学者之一。随着我学识的积累和眼界的开阔，我越来越确信自己的这个判断。上课时以至直到以后多年，我也常去王老师家。一个本科生，跑到家里来问问题，要换成我，一定不会太情愿太热心。可我记得的是王老师总是很有耐心，很平等，很仁爱，很真诚地欣赏我的问题和对我不倦的教诲。每次从他家走出来，内心都充满温暖、希望和力量。
今天，我会常常想起王先生给我的一些思想方法上的教诲，也包括他在一些人情世故的处理上的智慧。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无论议论到谁，他总能发现别人的闪光之处，并给予真诚的欣赏和赞美。那么多次的交谈，我没有发现他对谁有过恶意。有人总结出良好的人际沟通的秘诀：“嘴里没有否定，眼中没有蔑视，表情没有冷漠，动作没有威胁。”这几点王老师都做到了，那是一个有着很高人格修养的人才能真正做到的。
郭齐家老师的专业是中国教育史。当时有两位老师给我们年级上这同一门课。我在一班，郭老师给二班上课。由于郭老师学问好，不仅对古典文献了如指掌，而且许多历史人物的轶闻趣事也时常娓娓道来，生动传神，加上他对教学的一丝不苟，更重要的是郭老师有才情，课讲得十分有感染力，教学因此也就有了超凡的吸引力。由于两个班上课的时间相同，我们一班的同学经常冒着得罪教我们的老师的“危险”去听郭老师的课。就这样我和郭老师相识了。
郭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儒者。尽管他出生于城市，却对农村出来的贫寒子弟格外关注，格外提携。有年春节，我没回湖南老家过年，郭老师叫我去他家吃饭。吃了午饭，还非叫我去吃晚饭，我很过意不去却又盛情难却。我的孩子还没有出生，他和麻师母就一道送来婴儿用品。和他的交往中，总让人感觉到真挚而又浓浓的人情味。后来，郭先生偕麻师母去了北师大珠海分校。我和他交往少了，但想到郭先生时我心中的那份温暖与感激，并没有因为距离的变化而减少。
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孙喜亭老师患病不能说话已整整十年了。刚开始时，孙先生见到我会很难过，止不住地流泪。我想这是由于孙先生很要强，对自己不能在学术园地中继续耕耘有些沮丧和感伤吧。对此，我也特别伤怀。孙先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也就是他老人家60岁以前，和他那一代的许多人一样日子都过得并不轻松，经济的不宽裕尚在其次，精神上的压抑才是主要原因。那个年代，孙先生骨子里有一种刚毅、倔强，不会溜须拍马，更不会卑躬屈膝，这使得他不被重用，也让他感到不得志。
许多学生都怕老师。可我对孙先生没有一点畏惧感。反倒觉得他亲切、平和、仁慈、朴素。有时我坐在他的对面，低头沉思片刻也沉默片刻，抬头相视一笑，我的心中就荡漾着花样的涟漪。他对学生就像对自己的孩子，唯恐受了委屈。孙先生对我的好，对我的鼓励，我心领神会，成为我不敢懈怠的动力。
成有信先生是我攻读博士研究生时的导师。成先生在学术成就上有许多引以为傲的记录。他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过四篇长篇学术论文，这在教育学界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的。成先生和孙先生是真正的好朋友，两位老先生惺惺相惜，相互扶持，也给我们留下了同道相处的榜样。特别是他们共同拥有的不畏强权、刚正不阿、仗义执言、敢于承担的品格给了我极大的影响。在我博士论文的答辩会上，成先生当着他的八位同事（这其中就有王策三先生和孙喜亭先生）和一些来旁听的老师与同学说：“肖川对于教育的认识超过了我。”这当然是对我的鼓励，但能够在这种场合这样评价自己的学生需要多么大的自信和勇气。成先生的鼓励一直温暖和激励着我。我之所以能够不倦地走在探索的路上，就因为这跋涉的过程中，我总会感到两位导师殷切的目光在深情地注视着我。我是一个懒散而且比较自我中心的人，我为两位导师做的很少，尽管我对他们有着对待自己父亲般的感情。这种情感我视为我真正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
王炳照先生既不是我的导师，也没有给我上过课。但在我心中，他是一位重要的老师辈的人物。上世纪90年代初以前，王先生一直在我校的学报工作。我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发表文章开始和王先生交往，直到他2009年去世。20多年里我无数次地和王先生交谈。他总是极其随和、坦诚，没有一丝一毫的怠慢与敷衍。我既不是他的同辈，也不是他嫡系的学生，可他和我讲他的辛酸经历，讲他和他的老师的交往，讲他教育孩子的心得，讲他和同事的相处之道，讲院内院外的人和事……他从不掩饰自己对人对事的真实看法，让人感觉他是那样的纯净，既无害人之心，也无防人之心，清清爽爽、干干净净的心地与头脑。
因为王先生的母亲十分长寿，多年来王先生自己的身体也一直十分硬朗，所以他对自己的健康长寿十分自信。也许是由于我那些年经常外出讲课吧，虽然我们住得很近，但他生病住院我居然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我去办公室，在英东楼318看到学院为他老人家设置的灵堂才知道他老人家去世了，我顿时惊愕不已，潸然泪下。这些年来，我常常想念王先生，仿佛他就不曾离去。
我上面提及到的六位老师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待人真挚，他们的言辞情真意切，他们对学生的教诲语重心长，他们坦荡地为人，诚恳地对待他人。从他们身上你感觉不到哪怕丝毫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也感觉不到一丁点的言不由衷的说教。你感觉到的是在他们一颦一笑中流露出的一个真正的读书人、一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真实的爱恨情仇。对我来说，六位老师还有一个共同点是我在他们的家中都吃过饭。现在人们对吃顿饭已经不再很介意甚至可能没什么感觉了，可在我学生时代，吃顿饭并非一件寻常事。要知道，那可是在家里而不是在饭店里礼貌地聚在一起吃顿饭。只有感情亲近的人才可以在家吃饭，至少我这样认为。
我的六位老师，除了王炳照先生在他老人家75岁时去世了外，其他五位老师都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了。这五位老先生，除了孙先生身体欠佳外，其他四位都精神矍铄，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孔子说“仁者寿”，大概就因为仁者的情怀、仁者的作风有助于延年益寿吧。
1980年，我带着一颗粗糙的心来到了北师大，遇到了这些老师，受到他们真情与智慧的沐浴与滋养，我是多么的幸运，又是多么的幸福。我已年过半百，也早已有了自己的学生，我时常对照我的老师检讨自己，希望我也能够像我敬爱的老师所做到的那样在年轻的生命里留下温暖而绵长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