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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最令人沮丧的现实可能是：现实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糟糕，就像它从来也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好一样。
我们无计可施，只好说“这一切都那么美好”。
电影《灿烂人生》中，防爆警察马蒂奥的同事在一次左翼分子暴动中被打成了瘫痪，马蒂奥与弟弟尼古拉在医院走廊里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你是出于自卫。”
“要不是他们制止，我可能会打死他。”
“你现在还会这么做吗？”
“我不知道。”
……
“听说被你打伤的人没有生命危险。”
“我不在乎。”
“你坚持己见吗？”
然后马蒂奥起身走到了窗前。我不能判断他这样做是想终止这场争论，还是他也隐隐意识到这个争论背后的真正问题在于：被他打伤的人，是同他一样想要对不公正的现实进行改造的，并且是同他的同事一样鲜活的生命。而他们却站在几乎相同的立场上彼此践踏。
与激进的左翼分子——尼古拉的妻子茱莉亚一样，他也试图对抗和改造这个社会的种种不公正。于是马蒂奥从学校走向了精神病医院，从军队走向了警察。他怒不可遏地要为无辜的人证明，无辜的人自己却无动于衷；而茱莉亚，则越来越激进并最终抛弃了家庭投奔了“同志”的地下暗杀组织，彻底走向了社会的反面。
可是结果呢，马蒂奥在新年盛开的烟火里纵身跃下，一如《死亡诗社》里坠死的少年。茱莉亚在古斗兽场晴朗的早晨被抓捕。我不能判断时代有没有因为一个人的死亡和一个人的入狱有所变化，但是仅从尼古拉这样一个普通的家庭来看，他们并没有过得更加好一些。
我想，这其中一个问题在于，茱莉亚和马蒂奥总是在政治的、制度的、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做着“拜伦式”的对抗。可是，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政治斗争本身，与正义无关，而只与输赢有关呢？
茱莉亚要刺杀的对象——尼古拉的银行家朋友，在得知自己要被刺杀的消息后，并没有按照尼古拉的想法去外国，并且坚定地认为，逃走是妥协，这是一场战斗。
而此时此刻，这个人民的敌人正在做的事情，确是要令整个经济系统更加公正和透明。
这样的矛盾在片中如此常见，尼古拉看在眼里，却无能为力，因为他找不到一种正义可以推翻另一种正义的理由，于是，他不能够阻止妻子出走，也不能够阻止哥哥自杀，同样不能够阻止好朋友坚守。
在后来他与女儿讨论出国上大学的事情的时候，我分明在他身上看到了他中学老师的身影——那个教导他保持“同情心”，并希望他离开意大利的教师。
我想这或许是导演的一种解释，或者退守。当社会革命以及意识形态间没有明显的是非的时候，“人道主义”或许能够成为我们生存的最后底线。而我们最力所能及的事情，或许是在热爱全人类之前，先热爱自己，热爱家庭，以及热爱身边的人。或许这样，才能够让这个本来就没那么糟糕的社会，变得更温柔和多情一些。
我相信这部电影如果放在红色革命的年代里，茱莉亚一定是一位坚毅的刚强的光荣的女战士；如果放在美国，马蒂奥也很可能作为一个孤胆英雄并最终获得良知上的胜利。但是，当这两个人被放在一个意大利的普通家庭中被重新审视的时候，我们却可以分别看到他们的挣扎和不安，看到他们背后家庭的泪水与损伤。
我以为一部可以被称作“史诗”的作品，是不会站在道德或者其他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上指责其中任何一方的，它提出的问题很可能会比解决的问题更多。于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阿基琉斯并不比赫克托尔更加正确和崇高。
可是，在社会并没有黑暗到需要某个英雄来拯救也确实没有那么美好的时候，我们又该用什么来指引汹涌的理想呢？令它在不被温柔的现实湮灭的同时，不滑向偏执的另一面。
而似乎理想这种东西，被放在任何的容器里，都仿佛是它本来的样子。
只不过，有人温和地成就，也有人尖锐地受伤。
PS1：知道这个电影是在读了《送你一颗子弹》中的一篇题为《政治的尽头》的文章之后，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尽管事实上在努力避免拾人牙慧或者穿凿附会。
2：也许，能够避免偏执的方式，就是不脱离现实地去读书，学习和思考——而不脱离的意思，不是对现实的屈从，而是认识并理解它，不超越不倒退，让已经知道的理想，能在现实里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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