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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学教育之“缺” 即20年后我国人才之“短” 郑方贤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校长
文汇报2013-05-02 单纯为了升学的过度学习，并非中国独有。美剧《波士顿法律》描述过一件案子：有个高中生因为在学习高中课程的同时还要修读进阶课程，结果疲劳过度，遭遇车祸死亡。家长状告学校引导失责，不该为搏名校的升学率怂恿学生提前学；可学校反驳道：所有的中学都这么做，如果我们一家不做，难道要在招生时立块招牌说“不想考进名校的到这里来”吗？剧中，审理此案的法官的思考，似乎道出了教育所面临的困境：成人世界的功利心早已影响到学校，以至于如今的学生都不是在“读书”，而是在“上”学，从作息到生活节奏，都在为未来找一份好工作而准备。一旦教育的目的变了质，世界的未来会怎样？教育者有自己的思考。
每次谈到人才培养问题，不论是研究生教育、本科生教育，还是中学教育甚至小学教育，都会以同样的语言体系表述自己都是在为社会培养人才，听听好像都不错，实际却混淆了各自承担的责任。当然，本质上谁都讲不清楚人才是什么，什么算是培养人才。教育界尚且如此，社会大众更是一头雾水，到头来就演变成大家年复一年、大张旗鼓地培养人才，而真正的高素质人才却越来越少。
中学教育 决定20年后的人才标准 11到18岁的学生是什么样的，20年后，我国人才结构的主体就是什么样的。如果我们的培养是以单一的解题训练为主要内容，那也意味着再过20年，这些受机械训练的人会成为我们国家的主体。 中学教育针对的学生群体年龄从11至18岁，这个年龄正是长身体、长知识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20年后他们普遍处于30至40岁。换句话说，现在的学生构成了20年后社会的主体，他们的素养和健康水平，决定将来这个国家社会整体的素养和健康水平。 有数据统计，上海目前的高中生近视率为80%多。静态地说，20年后上海这个中坚年龄段群体的近视率不会低于80%；同样，目前上海实施的高考科目是“3+1”，那么20年后，社会中坚群体的知识结构就始终是有缺陷的。 中学教育（包括整个基础教育）决定着20年后的人才标准，甚至决定着民族和国家的未来，这绝不是一句空话。
中学教育现状 让有识之士忧虑不已 无论什么名牌中学，现在津津乐道的高考分数和竞赛成绩都是以丧失国家未来人才的竞争力为代价的。从本源上来说，这并非教育，这至多算是做工程、做“产品”。 回顾这些年基础教育的发展，我们会觉得很沉重。 在农村学校，学生普遍显得羸弱，高中生像初中生、初中生像小学生。在以升学率为目标的所谓重点中学里，学生从醒来到睡下，全部的生活都处于课堂的学习中，为了竞赛成绩、考试分数进行“军事化”管理、高强度的重复训练。在毫无生气的普通高中学校或职业学校中，学生普遍存在厌学和对前途失望的情绪。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问过多个乡村学校的老师：20年前从你们学校走出去的学生和现在从你们学校毕业出去的学生有什么差别？答案是：中学教育的内容和形式都没有差别（仍是以高考为目标），毕业也都是去城市打工，唯一不同的是——现在的学生会上网（而这却不是学校培养的）。同样的问题也值得我们所有的中学深思：如果学生们只是具备了同样的解题能力，而并没有其他的差别，那么中学教育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而有了同步的发展吗？ 中学须承担完善教育的责任 教育培养，最关键的毫无疑问是确保学生的健康成长。首先，他们需要的是健康的身体和心理基础；其次是完善的知识结构，所谓的“知识结构”，并非我们所说的学到了多少书本知识，而是他们具有学习能力和初步的知识体系的建构；再者是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现实是残酷的。从不久前示范性高中自主招生时出现的家长和学生“冲考”现象，说明部分家庭对孩子培养的设计与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毫无关系；但同时让中学教育更为尴尬的是，近年来高中生留学呈爆发性增长，与过去那种单纯逃避高考的区别是，更多的学生是主动性地选择国外的教育体系；更有甚者，那些暂不考虑留学的初中毕业生，可能选择的是既无学籍保障又无很好资源支撑的各类国际高中课程班，因为这些家庭认为，我们目前的教育制度很难让每个学生得到健康的成长。这是我们长期以来以高考的学业成绩作为衡量学生、衡量学校标准的必然结果。 所以，完善中学教育是当务之急： 一是完善学校的功能。各类中学有招生功能和培养功能，但通常没有升学（或择业）指导功能，学生在成长过程中无法得到适合自己的有价值的指导，家长同样缺乏得到孩子成长途径和目标的有效指导。 二是完善学校培养的内容。传统的教育以学业知识为主，诸如身体、心理、价值观的培养都处于可有可无的境地。所以，政府要在制度上强有力地完善学校教育的内容。 三是建立正确的学生培养评价体系。我们长期以来都以高考学业的成绩或中考学业的成绩作为学生评价的唯一依据，似乎这样最公平。其实，我们应该将每个学生在学校所参与的各类课程（活动）、所占用的课时数（时间）、以及获得的成绩都在学生的成绩报告上反映出来，以更加公允的方式让每位学生的付出得到公正和公平的评价。
大学自主招生 传递社会的价值观 高中学校抱怨大学录取学生的标准导致了高中的应试教育，进而又影响到初中教育的评价标准；大学也抱怨中学的人才培养过于死板，难以满足创新性人才培养的需要。作为中学教育指挥棒的大学招生政策或方案，如果仅是满足一时之需，难免会陷入缺乏社会责任的境地。 高考之所以备受诟病，是因为高考录取政策的分分计较，一分之差往往造成学生命运的天壤之别，而一张考卷确实不能完全涵盖学生的能力，以及身体、知识和价值观等成长内容。目前国内大学普遍的选拔方式还是以学科成绩的测试为主要方式（今年更只考一门或者两门），并不利于对学生的多元化考察，与高考的功能也难以区分，这也是近年来高校自主招生经常被质疑的原因之一。 作为高校招生改革的重要举措，自主招生承担了选拔学生的职责，实际上还承担着引导中学教育健康发展的重要责任。就目前阶段而言，在自主招生中较多地引入面试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也给了中学实施素质教育一定的空间。也就是说，中学可以设计符合学校特点的学生评价标准，以形成特色办学。但就普遍而言，目前大学推出的类似中学直推制度体量太少，不足以从根本上撼动存在了数十年的单一的评价体系。
中学教育评价体系要多元 一些制度的建立促进了基础教育的稳定，但从局外人的观点来看，这些制度与大学无关、与社会无关、与家庭无关，未免有些自娱自乐的感觉，长此以往难免阻碍基础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与提高。 经过多年努力，我们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基础教育体系。但因为体量庞大、内容丰富、人员众多，因此办学者、评价者融为一体。 比如，基础教育本来就是各级政府为主举办，管理者也是各级政府，但按照《教育法》规定，政府的教育管理部门还组成了代表政府的督学系统；还有，为促进基础教育从业人员的专业发展，我们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职称系列制度，从初级教师、中级教师到高级教师，又评选产生了荣誉性的特级教师，再由特级教师为主体建立了各类师资培养的基地等等。不可否认这些制度的建立促进了基础教育的稳定，但从局外人的观点来看，这些制度与大学无关、与社会无关、与家庭无关，未免有些自娱自乐的感觉，长此以往难免阻碍基础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与提高。 为什么多年来大学招生政策的风吹草动会影响中学教育的稳定？为什么中学教育会以高考或中考要求作为教学的目标？为什么我们对普通高中和中职教育的观点与社会的认识那么的不一致？诸如此类问题或难题通常无解。我认为主要原因与该领域的相对封闭有关，主要是评价的自我封闭造成难以从内部结构上认识问题，从而无法加以完善。 在国家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学教育必须要开放多元化评价，从政府、社会、大学、家庭全方位地加以评价，以争取最广泛的支持，也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集聚到最优质的资源，我们的中学教育才能真正承担起为20年后的国家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任。
跳出传统的评价模式，选拔最适合的优秀学生 文汇报首席记者 姜澎 大学招生，似乎必然是考试，自主招生也不例外。 卸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一职后，俞立中出任上海纽约大学校长。“今年，我在上海纽约大学进行自主招生校园日，第一次不再把学业考试列入其中。”比对“体制内”高校和“体制外”高校选拔人才的方式，他有明显的感触。
学习能力和学业水平 确实是学生优秀的标志 总有人质疑，自主招生选拔都是挑考试成绩高的学生，似乎鲜有特色可言。 “高分学生未必优秀，但是学业水平和学习能力确实是体现学生优秀的标志。”以上海纽约大学为例，俞立中介绍，此次受邀参加校园日的所有学生都不需要参加学科考试，因为他们几乎都是各地省重点中学排名前10%以及市重点中学排名前5%的学生。 如何在优秀的学生中选择适合自己学校的学生？跳出传统的人才评价模式，上海纽大此次充分借鉴了美国纽约大学的招生经验，首次尝试在学生高中学业成绩和表现、申请材料与陈述、中学校长推荐的基础上确定候选人。 招生时，中方和美方工作人员分工合作，各自“发挥所长”。中方招生人员根据学生提交的高中成绩单、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获奖证书、校长推荐表等申请材料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价，划定不同等级。同时，美方招生人员根据学生通用申请表的内容以及体现在短文写作中的视野、态度、性格、思维和英语水平等进行评价，划定不同等级。 招生团队将两种评价结果对接，进行综合选拔。最后，有500名学生被邀请参加校园日活动。
开放性考题 考多元评价学生 上海纽约大学的校园日活动，内容包括自由交谈、结识朋友、欢迎晚会、集体游戏、团队活动、模拟课堂、互动交流、嘉宾演讲、单独面谈、即兴写作、校长总结等一系列活动。 以团队活动为例。每个小组由四五名学生组成，他们必须在15到20分钟内，用所给材料搭建一个美观、坚固的高塔。第1、2、3场校园日活动所给的材料是：20根意大利面、细线、胶带、一块棉花糖。第4、5、6场校园日活动所给的材料：胶带、纸杯、筷子、纸板、报纸、吸管、气球。 还有一些团队活动，是让学生设计一件物品，如背包、自行车等，要求他们从帮助老年人解决实际困难出发，设计一件物品或一项服务。 这些活动，综合考察学生的英语表达能力、团队合作能力、沟通和领导能力，以及倾听、理解他人的能力，分析思考能力和创造力。 俞立中说，很容易被忽视的一点是，这些活动可以考察学生的冒险精神和随机应变的能力，以及是不是能够对各种不同的思考方式保持开放的态度。“事实上，在团队活动的时候，我们发现不同的学生在沟通、应变能力以及合作方面有很大的差异。” 校园日活动中设计的各个环节，让学生可以感受学校多元文化的特色，判断自己是否适合就读这所大学。而学校也在此过程中完成了对优秀学生综合素质的测试，选拔自己中意的学生。
同济大学招生办主任谈自主招生选才思路和创新人才培养 比起“高分生”，更爱“特长生” 文汇报记者 樊丽萍 同济大学今年“动真格”了——自主招生面试时，首次加入了动手实验。考生要在给定的一个小时内，根据报考的科目类别，在现场做一个物理或化学实验。 为建立多元评价体制，近年来同济在推进自主招生改革试点过程中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大学在传达怎样的选才理念、又遇到了哪些问题？记者专访了同济大学招生办主任廖宗廷教授。
文汇报：从2003年国内大学推出自主招生试点以来，最近几年，这项招考制度受到的诟病不少，考生的考试负担也大大增加。同济大学是首批加入自主招生试点的国内高校，经过这些年的探索，同济的选才理念是什么？ 廖宗廷：大学之所以要在传统高考之外推出自主招生选拔，是希望打破传统高考指挥棒下的“以分数论英雄”的人才观。 我们到国外大学去考察，发现他们的人才选拔理念和我们很不一样。国外的多数大学反反复复强调的是考生的个人兴趣、爱好，鼓励学生读自己喜欢的专业，做喜欢的事情。很多名牌大学在录取学生时，大量的教授都被派去读考生的资料。我所了解的一所美国名校，一位考生的申请资料至少要发给4名教授组成的招生小组审读，如果有2位教授反对录取，还要发给小组外的专家再评审。 在这个方面，我们和国外大学的反差是很明显的：国外大学试图从资料中读出学生的特点、兴趣、特长，从他的学习成绩、社会活动等各方面去考察一个学生。而我们的大学，很多还在“靠分数识人”的阶段。 大学自主招生，根本不应该去“掐尖”。因为考分高、成绩好的学生，本来凭借高考就可以被他心仪的学校、专业录取。 以同济这样一所综合型且尤以工科见长的高校来说，我们在历年的招生中发现了一些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工科专业，都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动手实践能力。但在这一点上，基础教育的评价体系是缺位的。一些动手能力强、有创造力的学生，他们的才能无法在现有的招考体制下反映出来。 所以，比起纯高分生，我们更喜欢有特长、有动手能力的学生。 文汇报：若如您所说，自主招生的本意不是掐尖，而是选拔有学科专长和发展潜质的学生，那么这个理念有没有体现在你们的选拔体系中呢？ 廖宗廷：最近这些年，我们的自主招生已经超越了“选拔”这个层面，而是建立了从“育苗”到“选苗”的全过程探索。培养创新人才，大学不能再坐等中学把人送上门了。因为高考指挥棒存在多年，很多中学的师资配备和教学条件，无法满足创新人才培养的需要。有一些科目和知识，如果没有大学的介入，靠中学一己之力恐很难开展。 所以，我们有了建立“苗圃”的设想。比如，同济土木工程学院在上海晋元高级中学建有一个育苗点——“结构设计创新实验室”。一些对结构工程感兴趣的中学生，可以通过第二课堂到实验室参加各种学习和动手实践。进这个实验室的同学不是凭成绩考的，而是根据自己的兴趣自发报名。 几年实践下来，一些“好苗子”确实被培养出来了。比如，每年同济都会主办面向中学生的结构设计邀请赛，经过专家评审和考核，表现优秀的学生就可以获得自主招生面试“入场券”。最近一两年，有一小部分学生读高二时就拿到了面试“入场券”。我们希望这些学生能用好这次机会，即便到了高三，也要留出一定时间做自己喜欢的研究，而不是每天从事机械的应试训练。 文汇报：听很多学校老师和家长反映，虽然很多大学都声称注重学生的爱好和特长，但真的到了自主招生考场，成绩还是第一位的。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廖宗廷：学生有必要明确一点：你的爱好，最好能和自己的能力相匹配。 爱好，有真假之分。在面试的时候，考官只需提几个问题，就可以测量考生对一个学科爱得有多深、能力有多强。 在每年的面试里，我们发现学生有不少“假”爱好，这需要引起更多人的重视。 一个典型的问题是，不少前来面试的学生都是竞赛生。按理说，竞赛生的获奖科目，就应该是他的长板。但一些竞赛生报考具体专业时，常把证书作为垫脚石，考虑的第一件事情是凭竞赛优势填报一个热门专业。比如，持化学竞赛证书的同学在自主招生时表达希望读建筑、汽车等专业的意向。遇到这类学生，考官会有疑问：你的爱好是什么？如果是化学，那么就不应该选偏力学的专业；如果不是化学，那么就不应该走自主招生这条路，而是通过高考考自己心仪的专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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