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花乃一国特著之花。国花既要能充分表达该国的国性或民族性；又要有其在世界上的特色，不与他国的国花雷同或相似；更要本国的公众喜闻乐见和拥戴。中国是世界上具有悠久传统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古国；还是世界上特色花卉种质资源十分丰富、栽培历史久远和技术精湛的大国，她历经风雨和千辛万苦迎来了兴旺幸福又前途光明的今天，所以中国国花选择应和上述国情密切相关，慎重从事，并由公众投票确认。本文提出以牡丹作为中国国花最相宜的论点是：1、牡丹是中国特产，观赏价值高、不与他国国花相同或相似；2、牡丹有着中华民族的同步发展史。中华民族历朝历代祖先的智慧与才能，经久而不间断地渗透到牡丹的发展进化之中；3、牡丹与国都北京不论从相关历史、风貌和谐还是百姓关爱程度方面都相得益彰；4、约定俗成。早已是国人心目中深印的不成文的“国花”。
关键词：中国国花 国花 牡丹 国色天香
据前不久所见由公众投票评选国树的报纸报导，且99.9%主张仅一种，即银杏为国树，不禁又钩沉起笔者对国花的一些想法，因为国花至今也尚未有法定结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至少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已经有过不只一次关于国花的讨论，均各叙已见未有结论。客观地说十全十美的花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每个花种都能相对于其它花种找出不足之处。尽管万花之中各不相同、各具特色，但仍雅俗有别，而公众选择国花时却都能大致掌握这种差别，如从观赏性、民族性、地域性、历史性、实用性、世界性……等多方面来考虑，因而目标才又能相对集中，最后只集中在少数最接近国花条件的花种上（如上世纪八十年代两次“十大名花”的评选结果和1994年候选国花的评选结果）。在这少数花种之中，笔者认为牡丹做为国花的理由最充足，是最相宜的。
有关牡丹之成为国花的文章已然很多了，现试想从最重要的条件方面再简论牡丹做为国花的优势。
一、牡丹是中国特产 ——世界遗产独树一帜
牡丹是十分美丽的传统名花，其原种只产于中国，且种质资源丰富。其原始野生种广布于长江流域的滇、藏、黔、川、鄂与黄河流域的豫、陕、晋、甘诸省山川中，新疆、内蒙、广西也有零星分布。绝非只产北方或只适宜北方栽培。中国现有的野生种有以下数种：
1稷山牡丹（Paeonia jishanensis）：主要分布于山西西南部、陕西北部、甘肃东部。花瓣10片，白色，圆形；花丝、柱头及花盘均为暗紫红色。
2延安牡丹（P.yananensis）：分布于陕西省北部黄土高原地区。花瓣10片，淡紫红色，倒卵形，基部有暗紫黑色斑块；花丝、柱头及花盘均为紫红色。
3洋山牡丹（P.ostii）：主要分布于河南省嵩县洋山，为“凤丹白”的原种，安徽亦有野生老株。花瓣11片，白色，倒卵形；花丝、柱头及花盘均为暗紫红色。
4紫斑牡丹（P.rockii）：自然分布于甘肃省东南、陕西省西南、河南省西南、四川省西北、湖北省西部等地。花瓣约10片，白色，基部有紫黑色斑块。花丝、柱头及花盘均为淡黄白色。
5四川牡丹（P.szechuanica）：产四川北部。花瓣9-12片，红色、玫瑰色。
6紫牡丹（P.delavayi）：分布于云南省西北部、四川省西南部及西藏东部。花瓣9-12片，紫红色至黑紫红色。
7黄牡丹（P.lutea）：产云南省中部、西北部，四川省西南部、西藏东南部。花瓣9片，鲜黄色，有时边缘红色或基部显有紫色斑块。
8大花黄牡丹（P.lutea.var.ludlowii）：黄牡丹之变种。产西藏林芝县、米林县。花瓣5-8片、倒卵圆形、黄色、花大、开展。
9保氏牡丹（P.potanini）：分布于四川西部康定、云南中部一带。花红色、希白色，可能是黄牡丹、紫牡丹的自然变异种或杂交种。
在此要补充一点，过去所定牡丹（Paeonia suffruticosa ）是对中国中原牡丹品种群的统称（中国林科院洪涛教授）。
中国的牡丹种质资源，在世界上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牡丹原始种产地在国内的广泛分布是牡丹在中国国土广为普及的重要基础条件。
二、牡丹有着与中华民族的同步发展史——一脉相承
牡丹是我国园艺化较早的花种。但它最初由野生变为家养的过程，还是从人们发现了它的药用价值开始的。历史上最早的记载为西汉（前206—公元25年）《本草经》，记有：“牡丹味辛寒，一名鹿韭，一名鼠姑，生山谷”。1972年在甘肃武威出土的东汉圹墓医简中，也有牡丹记载，由此看来两千年前中国已将牡丹做为药用了。而牡丹做为观赏栽培最晚始于南北朝（公元420—589年）据唐《刘宾客嘉话录》记载：“北齐杨子华有画牡丹极分明，子华北齐人，则知牡丹花亦矣”。又据《太平御览》、《谢康乐集》载：“永嘉水际竹间多牡丹”。谢康乐即南朝诗人谢灵运，公元422年曾任永嘉（今浙江永嘉）太守。至今栽培历史当在1500年以上。
牡丹在我们祖先的不断培育下，从药用发展到栽培观赏，花色从原始种的单色紫、红、黄、白演变出深浅变化的紫、红、粉、黑、兰、黄、淡绿等不同品种，并成为名贵花卉。有关品种记载，最早见于隋朝（公元581—681年）《海记》：“隋炀帝辟地二百里为西苑，诏天下进花卉，易州进二十箱牡丹，有飞来红、袁家红、醉颜红、云红、天外红、一拂黄、软条黄、延安黄、先春红、颤凤娇……”。
牡丹以“花”闻天下，还是唐朝（公元618—907），尤以长安最盛，亦是皇宫中的珍贵花卉，曾建专门的牡丹园。柳宗元《龙城录》记载：“洛人宋单父，善种牡丹，凡牡丹变易千种，红白斗色，人不能知其术，唐皇李隆基召至骊山，植牡丹万本，色样各不同。”足见牡丹栽培技术水平已很高。而诗人白居易则有：“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绝代只西子，众芳惟牡丹”的诗句，更在《买花》诗中道出了盛世长安卖花、赏花的盛况：“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贵贱无常价，酬值看花数。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上张幄幕庇，旁织笆篱护。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说明上自帝王将相，下至里巷小民，全都沉醉在牡丹花中而不知省悟，盛况空前。唐朝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由于牡丹的盖世无双，得以广泛而迅速的发展，“牡丹文化”也随之兴起。有关牡丹的绘画、雕刻艺术、丝绸、建筑、诗词、歌赋、戏曲、民间传说、神话故事、散文等更是美妙动听，佳品如林。武则天怒贬牡丹的故事说：“在一个隆冬腊月大雪纷飞的日子里，女皇与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在上苑御花园赏雪饮酒做诗，醉后下令要百花同时开放，醉笔写下诏书：‘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催’百花接旨，慑于武后权势，全都违背时令破例开放，唯独牡丹仍然干枝枯叶，傲然挺立。武后一看大怒，便下令把牡丹从长安贬到了洛阳。”（其实，武则天是热爱牡丹的，就是她把牡丹“带”到了洛阳。）此后牡丹就盛开于洛阳，“洛阳牡丹甲天下”的美名也就流传于世。虽然是个神话，却是人们美好愿望的体现。在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史上，不是产生过许许多多象牡丹那样为真理与正义不屈淫威、赴汤蹈火的志士仁人吗！
宋朝（公元960—1279年）牡丹栽培中心已从长安移至洛阳。李格非《洛阳名园记》载有：“凡园皆植牡丹，盖无它，池亭独有牡丹十万本”。又天王院花园子中“有牡丹数十万本。至花时，张幕幄、列市肆、管弦其中。”真可谓盛况空前。此时栽培技术也更加系统完善，并出现了一批理论专著，对牡丹研究有很大提高。在栽培技术上利用芽变、选择等方法，使优秀园艺品种不断出现，并用嫁接方法保持新品种特性。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记述：“大抵洛人家家有花，而少大树者。盖其不接则不佳”。并记述当时牡丹品种二十四个，如“姚黄”是一种千叶黄花，培育成功还不满十年，极为稀少；“魏花”是一种红花，一朵花的瓣数竟有700多片。不仅记载了牡丹品种和洛土风情，还记述了牡丹的种植、栽培、浇水……等法，是一部全面研究牡丹的著作。欧阳修被贬谪夷陵之际，尚高唱：“曾为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喻此生有幸见过洛阳牡丹，他花虽不及赏，也无所憾了。神宗时（公元1068—1078年）周师厚撰《洛阳花木记》等记录109个品种，记有品种性状的37个，并进一步指出“姚黄色极鲜洁，精彩射人”；“魏花面大如盘…”。
南宋（公元1127—1279年）时牡丹栽培中心又南移至天彭（今四川彭县）、成都、杭州等地。当时的著名诗人陆游在蜀中任官，亲往天彭赏游，并做《天彭牡丹谱》说：“花品近百种，然著者不过四十”，并按花色分类记载牡丹品种65个；更重要的是记述了用播种繁殖所出现的变异：“‘绍兴春’者，‘祥云’子花者，色淡红而花尤富，大者径尺。绍兴中始传。大抵花户多种花子，以观其变，不独‘祥云’耳”。说明当时已出现从天然杂种实生苗中选择优良品种的方法。宋时，不仅品种叠出而且花色也更趋于广谱。
至明朝（1368—1644）牡丹栽培中心又转移到了安徽亳州。夏之臣《评亳州牡丹》云：“吾亳州牡丹，年来浸盛，娇容三变尤在季孟之间。等此而上，有天香一品、石榴红、胜娇容、宫红袍、琉璃贯珠、新红种种不一，杂红最后出，颇称难得。又有大黄一种，轻腻可爱，不减三变。佛顶青为白色第一。大抵红花以花子红、银红、桃红为上”。又云“草堂数武之步，种莳殆偏，率以两色并作一丛，红白异状，错综其间，又以平头紫、庆天香、先春红三色插入其花丛，间集而成文章，他时盛开灿然若锦”。不仅记载了品种，而且连牡丹园的品种配置也出现了。又薛凤翔撰《亳州牡丹表》列举品种267个，又撰《亳州牡丹史》描述150多个品种的性状。撰《牡丹八书》专门总结并论述了牡丹的栽培管理技术。其后，王象晋《群芳谱》又采录品种185个。实际上，中国牡丹品种发展到明代，已不止此数。明代熏花技术已经兴起，《帝京景物略》载：“右安门外草桥，其北近泉居人以种花为业，冬则温火煊之，十月中旬牡丹已进御矣。”又云：“朝庭进御常有不时之花，然皆藏土窖中，四周以火逼之，故隆冬即有牡丹花矣。”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花期控制”或“催花”，即控制牡丹能随人意不时开花。
明代亳州牡丹虽最具盛名，但山东曹州（今菏泽）牡丹也已掘起，薛风翔的《亳州牡丹史》中记载一“金玉交辉”品种，说是“曹州所出，为第一品”又有“忍济红”、“萍实红”两种也产于曹州。另《曹南牡丹谱》亦云“至明曹南牡丹甲于海内”、“曹州一士人家，牡丹有种四十亩者，……多至一、二千株，少者数百株”。说明现今牡丹的主产地菏泽在明代就已开始繁盛。
到了清代（1644—1911）曹州牡丹栽培更盛，取亳州代之，成为全国牡丹栽培中心。《曹州县志》载“牡丹非土产也，初盛于雒下，再盛于亳州，彼时已六、七百种，分五色排列，叙至于今，亳州寂寥，而盛事悉归曹州。”“曹州园户种花如种黍粟，动以顷计，东郭二十里盖连畦接畛也”。从此，“曹州牡丹甲于海内”（《曹南牡丹谱》）。“每当仲春花发，出城迤东，连阡接陌，艳若蒸霞，士人拥载之，南浮闽粤，北走京师，至则厚值以归故”（《菏泽县志》），故曹州称“牡丹之乡”。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不仅有关于牡丹的神话故事，亦有“曹州牡丹甲齐、鲁”之语。清时菏泽县栽培牡丹已很普遍，有以养花为业者，成园、成圃的很多。道光年间（公元1821—1851年）赵玉田著有《桑篱园牡丹谱》其中记述151个品种。用熏花技术进行牡丹的花期调节，至清代已十分普遍。菏泽牡丹直至民国初年一直有“牡丹之乡”的盛誉。可是，由于黄河决口，曹州牡丹惨遭洗劫，几呼全部被毁，加之旱灾及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人民颠沛流离，牡丹日益凋零、到解放前夕，“牡丹之乡”已有名无实，剩下的花田不过百亩，品种也仅有三、四十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牡丹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迅速发展，品种大量增加、技术日趋先进。至今牡丹的栽培地已远远超出原产地长江、黄河流域诸省，广泛生长在北至哈尔滨、南至台湾阿里山，东至牡丹江，西至乌鲁木齐的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都拥有牡丹的规模种植。栽培最盛及有名园之地的有：山东菏泽、济南，河南洛阳、鄢陵，北京市、甘肃临夏、安徽铜陵，四川彭县、成都，上海市、浙江杭州，江苏南京、杨州、苏州、盐城，陕西西安、云南昆明、大理，江西景德镇，湖北恩施、神农架、武汉……。目前国内最大的牡丹基地是山东菏泽，建有著名的、面积达千亩的“菏泽牡丹园”，而生产面积达15，000余亩，2005年统计品种数量已超过800个，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牡丹生产、科研、出口和观赏基地。每年“花节”一望无际的牡丹花万紫千红，各地游人云集，车水马龙不息。曾于1978年1月在澳门举办的“中国牡丹花展”上，展出曹州牡丹2，000株，被誉为“牡丹盛会四百年首见”。洛阳牡丹亦得到飞速发展，品种、数量迅速增加，开辟了牡丹公园。洛阳牡丹已恢复了昔日的盛况，每年牡丹盛开，男女老幼顷城出动，中外游人量高峰日达30万人次。洛阳已把牡丹定为“市花”，认为牡丹是国富民殷、中华昌盛的象征，并在每年4月15—25日牡丹盛花时举办“牡丹花会”。
1999年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上，设有牡丹专题展，展品几全部来自中国，共展出九大色系近百个品种（包括新育品种）300余盆，并囊括了大奖、金奖、银奖等全部奖项。牡丹又被选为博览会开幕式的会场布置用花，数千盆牡丹盛开于主席台四周，真正表现出了中国牡丹的泱泱风采。还在博览会室外展区建设了唯一的一座永久性专类花园——“曹州牡丹园”，总面积近1000平方米，汇集了菏泽最具代表性的优良品种共4200余株、芍药千余株，并以中国传统山水园林形式建造牡丹亭、天香池、牡丹溪、牡丹文化墙等观赏牡丹的景点，令人感受到牡丹花高雅的文化情调、从中领略到中国牡丹文化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
由于技术的发达，现在各地都能掌握花期控制，促其在一年中的任何时间开放，如春节、新年、国庆、“七一”、“五一”等，牡丹已成真正的“不时之花”。春节赏牡丹，早已成为南国的一大盛事。
中国牡丹不仅闻名国内，在世界花卉园艺中亦独树一帜，受到普遍的喜爱与重视。早在八世纪，牡丹已由中国传到日本，唐时日本派有“遣唐史”与唐朝来往频繁，日人石田干之助有《唐都长安的牡丹鉴赏》一文描写当时文人们鉴赏牡丹的情景。十八世纪引入欧洲，继而传至美洲，遍及世界。达尔文的世界名著《物种起源》一书中，就以中国人工栽培牡丹，创造新品种为例子，做为他“自然选择与人工选择学说”的佐证。由于中国牡丹技艺的盖世无双，现在与几十个国家有着种苗出售与交流技术关系，向世界传播着中华民族的古老园艺技术。现在中国不仅仍然是牡丹的世界栽培中心，而且中国牡丹具有花色柔和、富丽硕大、保鲜好、花期长等众多优势而在国际花卉市场价格不菲，在历届世界花卉博览会上都荣获金奖桂冠，证明着我国牡丹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
上述不厌其烦地罗列了无数史料中的极小部分，实因篇幅所限，再也不能赘述了，其目的只为了说明一个问题，即牡丹与中华民族的亲密关系；牡丹自古以来深受民族喜爱。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牡丹伴随着中华民族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岁月共同繁衍生息，同步走到了今天的繁荣昌盛；牡丹不仅吸吮着中华大地的乳汁，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历朝历代祖先的智慧与才能，经久而不间断地渗透到牡丹的发展进化中，才使牡丹花从瘦小变为可硕大盈尺、由单瓣变为千叶重瓣、由单一色变为广谱色、由一时开放到四时开放……走向雍容华贵、富丽堂皇，成为中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结晶，成为中国之精粹。虽然，牡丹在“民国”年间曾短暂衰败，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唤来了牡丹的又一次新生，半个多世纪以来与人民共和国走向了今天的坦荡、磅礴、堂堂、泱泱、繁荣……，成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成为人民共和国的象征。
三、牡丹与国都北京——既“广盖国土”又“可动京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北京，3000多年前曾是古燕国的所在地，从公元十世纪起辽代在这里建立陪都，以后则是金元明清四代的都城。至今北京仍保留着许多珍贵的历史遗迹，更不乏大量史料文字的记载。据手头文献资料，在元代（公元1206—1368年）北京始有牡丹观赏栽培，约在现景山的位置建后苑，并引水灌流、修造亭殿、栽植花木。据《萧录》载：“后苑中有金殿，殿楹窗扉皆以黄金为裹。四处尽植牡丹一百余本，高可五尺…”。又《顺天府志》载万岁山（金人称琼华岛）及环绕万岁山的太液池：“山位于大内的西北，在太液池之阳。中统三年建，至元八年（1271年）改名为万岁山。…山前有白玉石桥，长二百余尺，直仪天殿后。仪天殿前，种植着木芍药”（木芍药为牡丹的古称）。
明朝时，对万岁山、太液池进行了大规模改建，据《金鳌退食笔记》等载：“蕉园，又名椒园，位于太液池东，园中参错交翳其中，有一殿，称崇智殿。殿后有药栏花圃，种植牡丹数百株”。据《中国宫苑园林史考》载：“极乐寺的牡丹园是武清侯的别业，称清华园。春天许多人到这个牡丹园来游玩。园的周围有十里，园中种有牡丹，颇多奇异罕见之种。其中一种称绿蝴蝶，最为少见。牡丹花开时足可称为花海。”（今有文章载“极乐寺”到清代曾被封为“国花寺”）再据《中国古典园林史》载：“西郊清华园，建成至迟在万历十年（1582年）主人李伟，官封武清侯，以一位显赫的皇亲国戚之富经营此园不惜工本，私园中北方绝无仅有、全国也不多见。占地约1200亩。植物配置方面，花卉大片种植的比较多，而以牡丹和竹最负盛名”。二书所记为同一园，均指出园中大量种植牡丹。该园位于西直门外12里，圆明园之南。当时零星私园以牡丹闻名者亦不乏，如埠成门内有“宜家园”：“园中种植牡丹数种，在京师称为第一”。
至清代，据《光绪顺天府志》载：“梁园，位京城西南，引凉水河注入园内，亭榭花木盛极一时，园中有牡丹、芍药几十亩”。“每花时云锦铺地，香冉冉闻里余，论者疑与古洛中无异”《日下旧闻考》。
清代大内御花园基本保存着明代营建的后苑面貌。据载，其内万春亭前、钦安殿等多处种植牡丹、太平花、海棠等名贵花卉。
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在京西原明“清华园”废址上建成“畅春园”，其建筑疏朗，园林景观的大部分以植物为主，明代旧园留下的古树不少，据《蓬山密记》中描写其中：“…牡丹异种开满阑槛间，国色天香人世罕睹……。”
乾、嘉两朝（公元1736—1820年）是圆明园三园的全盛时期，其植物配置和绿化的具体情况已无从详考，据《日下旧闻考》载，有不少景点以花木作为造景主要内容，如杏花春馆的文杏、武陵春色的桃花、镂月开云的牡丹。濂溪乐处的荷蕖、天然图画的竹林、洞天深处的幽兰等，……。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清漪园被英法联军焚毁，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9年）西太后动用海军建设经费加以修复，改名“颐和园”。“植物配置大体上仍保持原貌，…在前山清华轩的东侧和宫庭区内建置两处‘国花台’，栽植山东进贡的名种牡丹花”。
牡丹在清代寺观中也是常见而又珍贵的花卉，据载北京西郊“大觉寺”，始建于辽，后经数次重修。清时，以松柏、银杏为主的古树遍布寺内，还兼植花卉，如太平花…牡丹、芍药等更有多处修竹成丛。
“法源寺”在北京外城。自北向南走完牛街（广安门内）朝东一拐即是。为唐代所建，后经改建，雍正十二年（公元1735年）才改名法源寺，它的庭院绿化在当时的北京颇负盛名，素有“花之寺”的美称，其中不乏古树名木，而最为时人称道的则是满院的花卉，丁香…，牡丹亦为法源寺之名花，咏赞诗文不计其数。《天咫偶闻》载：“僧院中牡丹殊盛，高三尺余，……”。
“崇效寺”：在白广路崇效胡同路北。“法源寺的丁香，崇效寺的牡丹，大觉寺的玉兰花”，由于寺以花贵，过去北京人只要谈到赏花胜地，首先要想到这三大名寺。崇效寺始建于唐，历代重修，先以枣树著名，到清乾隆年间，丁香又盛极一时，同治、光绪年间（1862—1908年），寺内种植牡丹冠绝京华，其中有些稀有品种，如二乔、一品衣、墨华、姚黄、魏紫都是极为难得的名花。清代一些文人学者如王渔洋、翁覃溪、纪晓岚、康有为、梁启超、樊增祥……等，每到暮春都到崇效寺赏花，即使一般平民也常到此寻芳。这一盛况一直延续到“七七”事变前。当时的北宁铁路局（现在的京山线），每到奇葩争妍的时候，特开“观花专车”，供各地游客来京观赏崇效寺的牡丹，可见当时崇效寺牡丹的盛况。
在清代官府的深宅大院或四合院中，正房前两侧多设置规则、对称、用砖垒砌起来的“牡丹池子”，即花台，上植富贵花—多色品种牡丹，几成模式。
北京自唐代就已开始用温室栽培花木，到了明代在前有基础上，“唐花”盛极一时，又称“堂花”、“薰花”，实为“烘焙”之意，促使花木在隆冬开花。现北京中山公园著名的“唐花坞”即由观赏“唐花”而来，至今每年春节都有包括牡丹在内的多种“唐花”盛放，游人如织。其意仍为对富贵、荣华、美好、幸福的追求。明《帝京景物略》载：“右安门外南十里草桥，惟冬花支尽三季之种，坯土窖藏之，蕴火坑晅之，十月中旬，牡丹已进御矣”。又据《燕京岁时记》载：“京师腊月即卖牡丹…”品种很多，不仅供宫廷亦在“花市”出售。“至于春花中如牡丹…之流，皆能于严冬开放，鲜艳异常，洵足以巧夺天工，予支月令”。上述不难看出春节赏牡丹不仅是北京人民的一种习俗，而且京城花农技艺精湛，达到较高的水平。
“牡丹”在北京史料中出现的次数，远为其它任何花种所不及。
上述历史记载雄辩证明牡丹在北京已栽培七百余年，不仅适生、观赏价值高，而且历来受到京城人们的普遍重视与喜爱，形成传统。
北京的牡丹过去美，今天更美。新中国成立后，牡丹也获得了新生，跟随着北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而焕发出青春。现在观花景点如雨后春笋，星罗棋布，除古典园林中山公园、天坛、中南海、十三陵、颐和园、故宫御花园、北海公园、景山公园、卧佛寺北京植物园以及中国科学院植物园都有牡丹园可供观赏外，数十处新建的园林、大小旅游风景点都有牡丹种植。改革开放以来的八十年代北京就从山东菏泽引种牡丹十万余株，景山公园牡丹园和故宫御花园牡丹台都扩大了面积，增加了品种。在北京一些栽培多年的大株，单株能开一百三十多朵花，气势雄厚、壮丽美观，不愧花王之称，是北京园林中极有吸引力的花木。
京城百姓历史上就有赏牡丹的习俗，至今不衰，每到盛花时节三、五成群络绎不绝。特别一些“老北京”，已年愈古稀甚至耄耋之年仍有兴趣在春暖花开之际，由子孙陪伴一饱眼福，足以说明牡丹的魅力和北京人对牡丹这一大自然精华情感的难能可贵。牡丹花犹如京戏一样不仅是中国的国粹，亦是北京的“京粹”。如果用唐朝诗人刘禹锡“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的诗句来形容当今牡丹在北京的盛况，亦无过分之处。
牡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的适生与兴旺是牡丹之成为国花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北京的牡丹将来会更美！
四、约定俗成——已是国人心目中深印的不成文的国花
牡丹之做为国花已是人们心目中既成之事。古人即称牡丹为“国色”、“国香”、“国艳”、“国貌”等。1915年版《辞源》“国花”条目有：“国花”：“一国特著之花，可以代表其国性者。如英之玫瑰，法之百合，日本之樱，皆是。我国向以牡丹为国花”。1979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中，“国色天香”：形容牡丹花的香色可贵，不同于一般花卉。最新（1994年）出版的《汉语大辞典》中，亦有：“我国旧时有以牡丹为国花之说”。2004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所出第一版“新华汉语词典”中，“国色”：指牡丹花。2004年2月由新华出版社所出第一版：“中华成语词海”中，“国色天香”：原指色香俱美的牡丹花。
一九二五年，鲁迅先生在其有代表性的杂文名篇，〈 坟·论“他妈的” 〉的开篇中亦有“…牡丹是中国的‘国花’…… ” 一说。
一九五九年秋天，周恩来总理到洛阳视察，听说牡丹濒临绝境，周总理很难过。他说：“牡丹是我国的国花，它雍容华贵，富丽堂皇，是我们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美好幸福的象征，要赶快抢救。”（刘翔、徐晓帆：牡丹大观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国外也把牡丹做为中国的“国花”。据报导美国华裔“选美”活动中，不只看外貌，还要测试多种技艺、回答有关中国文化、历史方面的问题，一次曾被选为冠军的小姐做抽题解答时碰到的题目是解答一幅中国画的意境：鲜艳盛开的牡丹下一条游鱼跃跃欲出（我国传统将牡丹与鱼绘于一图案中，示“富贵有余”）。她回答说：“牡丹是唐朝至清朝中国的国花。鱼象征人们要努力向上，年年有余（鱼），…”她的回答获得满堂喝彩，她终于选为冠军。这虽为小事一桩，却反映出牡丹在世界炎黄子孙心目中的地位，寓意深刻。
我国曾于1985年和1986年由国内两家园林、花卉杂志社分别组织两次“中国十大名花”的评选活动，评出了可以说是有见地的“十大名花”。牡丹不仅均列十大名花之内而且名列前矛，可谓众望所归，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1994年更被全国评选为侯选“国花”之首。
上述各方面都说明牡丹具有古今中外、上至总理下至万民不约而同的共识，牡丹之能成为国花，约定俗成。
牡丹与其它花卉相比，不论怎么形容，都不为过：花朵硕大、端庄大方、雍容华贵、富丽堂皇、绚丽多彩、姿态优美、气宇豪迈…，确是观赏花卉中无可比拟的上品，所谓“花中之王”、“国色天香”的赞誉绝不是偶然的，是历史选择、鉴别的结果。
牡丹不仅能表现出中国的大国风度，还能表达出中华民族坚忍不拔、百折不挠，追求真理和热爱和平的民族精神。在一心一意谋发展、建设兴旺发达、美好幸福、小康和和谐社会的今天，牡丹更足以象征这种焕发的青春和时代的风采。
越具地方特色的也就越具世界性。牡丹花原产中国、渊源久远，具有鲜明的特色，不与异国的国花雷同或相似。
“国花”应能在“国都”适生、广泛栽植。有朋自远方来到北京应能饱览中国国花的风彩，而国都北京亦是向世界展示国花的重要窗口。牡丹不仅“广盖国土”，而且“可动京城”。硕大端庄、雍容的牡丹和古老庄严、流金溢彩的北京不论从审美还是艺术配置的角度都极相得益彰。
牡丹不仅具有繁荣昌盛、和平幸福等各种象征性的意义使它花为之逊色，还有着至今经久不衰的药用和经济价值。
“国花”，只能以一种综合评价最精粹者可取，必须清晰明确，不必或无需分东西南北，以避免含糊混淆，要使国人一想到和见到“国花”脑海中立即浮现出伟大而神圣的祖国，她，同样是中国的象征。中国地域广大，特别是大自然赋予了我们极其丰富的花卉种质资源，为我们从中筛选出出类拨萃的花种提供了基础条件，可以想象，将这些种质资源摞列成一个巨形的“金字塔”，其集大成之塔顶就是牡丹。某些国家花卉种质资源不足或因各种原因难于筛选出满足符合国花条件的顶级花种，不得已而以数量填充之。
总之，牡丹确实有着她做为中国国花无与伦比的综合优势，中国“国花”——唯有牡丹真国色。
主要参考文献：
[1]《牡丹》 上海科技出版社 1998 喻衡
[2]《牡丹》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7， 刘淑敏，王莲英
[3]《中国十大名花》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1990， 李祖清
[4]《牡丹大观》 河南科技出版社， 1993， 刘翔，徐晓帆
[5]《中国宫苑园林史考》 农业出版社， 1988， [日]冈 大路
[6]《中国古典园林史》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0， 周维权
[7]《常见花卉栽培与欣赏》 山东科技出版社， 1982， 杨念慈
[8]《中国花卉文化》 花城出版社， 1992， 周武忠
[9]《北京风光》 地质出版社， 1984， 王兴岩，张楚安等
[10]《唐诗精华365首》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2， 潘百齐，赵龙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