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历史还原真相
一千八百多年前，诸葛亮在上奏皇帝的《疏》中，表达了自己尽忠先帝报效汉室的心志，遂成千古名篇《出师表》。今天诸葛亮被后世尊为智圣，影响遍及海内外华人聚集地和日韩等儒家文化圈，则是被这位智者为民族、国家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感召所致。
在诸葛亮的躬耕地南阳，躬耕精神已成为文化符号和城市内涵，让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焕发出夺目光彩。４月２０日，作为南阳第十届玉雕节文化活动的组成部分，历史名人与南阳座谈会在我市举行。在会上，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考古所原所长刘庆柱，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王震中，《光明日报》国学版编辑梁枢，省三国文化研究会会长、省政协原副主席郭国三，省三国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省文化厅原厅长孙泉砀，省三国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省社科院正院级干部赵保佑，省三国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石小生等名家群英荟萃，与南阳著名作家二月河围绕躬耕地和诸葛亮等展开了热烈讨论。
刘庆柱先生提出，南阳应该理直气壮地宣传诸葛亮躬耕的“南阳”就是现在的南阳。他说：“诸葛亮１７岁在南阳耕读隐居，为了实现其政治抱负和政治理想，是要在南阳进行政治积累和储备。当时的南阳政治实力强大，从考古发现来讲，汉代南阳在中国的地位首屈一指。可以说，南阳是诸葛亮政治出发的第一站，要光复汉室，南阳是首选之地。南阳是历史和人文都很完整的城市，从出土的实物、资料、物化的东西可以证实，诸葛亮当年躬耕的南阳，就是今之南阳。诸葛亮和南阳是画等号的，是南阳的文化符号。谈南阳，就要谈文化；谈文化，落脚点就在诸葛亮。”
王震中先生说：“在汉代，南阳郡和南郡的襄阳段分界线是汉水，这个分界线是非常清楚的。汉代南阳王侯将相辈出才会产生张衡、张仲景等名人，而诸葛亮有志于安天下，必将选择南阳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和环境。是南阳的政治、经济地位造就了一代智圣诸葛亮。”
在与会专家中，石小生先生用自己１０余年的精力，对诸葛亮躬耕地在南阳进行系统挖掘论证，推出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及专著，完善和丰富了躬耕地文化的相关研究。他撰写的《六问诸葛亮躬耕地·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铁证》等文章，引发了极大的反响，从学术上廓清历史迷雾，还诸葛亮躬耕地的本来面目。
有关诸葛亮躬耕地的争辩，自古至今已经持续了上千年。这场争辩本应属于历史科学的范畴，争论的目的是为廓清历史迷雾，还历史本来面目，客观上，也扩大了与躬耕地相关地方的知名度。近年来，南阳人本着善良纯朴的愿望，提出了共同开发三国文化旅游资源，共同做大相关题材，从而推动经济文化交流，为民族文化保存更多的遗存。然而，我们也看到，近些年来，一些地方在争夺文化资源的过程中，采取非学术手段，进行不负责任的宣传。在这种形势下，无论从学术的意义上，还是从文化发展上，加强研究，还历史真相，对于中原经济区和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都有重要意义。
尊重历史，就是尊重祖先们为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夙兴夜寐、披肝沥胆做出的牺牲和贡献。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还原真相，需要全体国人共同努力，不以一人一地的私利私心去图谋篡改历史、谋取利益，这种行为不只是误导后人，更是对国家民族的犯罪。
（司马连竹）
诸葛躬耕地是“南阳”而不是“襄阳”
□ 沙 超
问世于西晋初的《三国志·诸葛亮传》，５０００余字，从头至尾，根本就没有“隆中”二字；又过１５０余年，后人引东晋末习凿齿《汉晋春秋》中“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简称“习氏隆中说”，下同）为《亮传》“玄卒，亮躬耕陇亩”作注，诸葛亮上《疏》（后人称谓《出师表》）交代的“躬耕于南阳”就变成了“襄阳”的“隆中”。这变化与丞相“躬耕于南阳”的客观实际相符吗？科学最终总要还事物以本来面目。实际上：诸葛丞相早划定“躬耕于南阳”与“隆中”无关的界限。
诸葛亮划的第一条界限
诸葛亮划的第一条界限是，用书面交代“躬耕于南阳”的最后一年是建安十二年（公元２０７年）。诸葛丞相“率诸军北驻汉中，临发，上《疏》”的“建兴五年”是公元２２７年。《疏》中有一段追叙文字：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要准确理解这段话，须抓住两个关键：一是“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的时间，就是“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最后一年二是尔来一句，就是从出“庐”的“那时”经“倾覆”“受任”“奉命”到上《疏》“以来”，时间是２１年。这样，诸葛“躬耕于南阳”的最后一年便清晰可计：公元２２７年－２１年＋１年＝公元２０７年。
再据《中国历代纪元表》，这公元２０７年就是建安十二年。
说起“躬耕”，须说下诸葛“躬耕期”，它起自“玄卒，亮躬耕陇亩”的建安二年（公元１９７年），至于建安十二年（公元２０７年）出“庐”前，共１０年挂零。超越这“躬耕期”的，都与“躬耕”无关。
“建安十二年”时“南阳”的行政区划。正是“后汉”荆州的“南阳郡”（下辖“邓县”等三十七县），沿袭的仍是秦代设立的郡县制，有《后汉书·郡国志》“南阳郡，秦置（设立）”为证；再据“秦置南阳郡，在汉水以北”，汉水（依“汉水以北”，特指东西向段）就成为“南阳郡”的南界；而“习氏隆中说”中“襄阳城西二十里”的“隆中”，历史地理位置从来都在汉水以南，在“界”外，不能辖于“南阳之邓县”，所以，“习氏隆中说”是错误的。
关于“隆中”不能辖于“南阳之邓县”，还有“隆中”辖于“襄阳”为证。这就是，习凿齿《襄阳记》曾记“襄阳有孔明故宅”。正如北京有恭王府，开封有包公祠，因恭王府、包公祠分别辖于北京、开封，所以，“孔明故宅”应辖于“襄阳”；又由于“孔明故宅”位于“隆中”（见王隐《蜀记》“至隆中，观亮故宅”），所以，“孔明故宅”所在的“隆中”应辖于“襄阳”。而建安十二年时的“襄阳”，辖于荆州的“南郡”（下辖“襄阳县”等十七县），沿袭的也是秦代设立的郡县制也有《后汉书·郡国志》“南郡，秦置”为证；再据《襄阳记》又记“秦兼天下，自汉以南为南郡”“秦兼天下，自汉以北为南阳郡”
，汉水（依“汉以南”“汉以北”及原出处，特指“襄阳”东西向段）实际上已成为南郡、南阳郡的界河。这样，习凿齿所记辖于“南郡——襄阳”位于“襄阳城西二十里”的“隆中”，怎能又超越自定“郡界”“县界”与茫茫的“河界”而辖于“南阳之邓县”呢？这就又证“习氏隆中说”是错误的。
诸葛亮划的第二条界限
诸葛亮划的第二条界限是，用行动交代“躬耕于南阳”与“隆中”无关。诸葛亮上《疏》时“隆中”那地方的行政区划：“建兴五年”是公元２２７年，而魏武设“立襄阳郡”的“建安十三年”是公元２０８年；据此，魏武设“立襄阳郡”的时间在先，诸葛亮上《疏》的时间在后。再者，从建安十三年（２０８年）魏武设“立襄阳郡”看，“后汉”荆州行政区划开始变化。此时及此后，已过“躬耕期”，区划再变，都与“躬耕”无关了。魏武所设“襄阳郡”及其下辖的县共有八个：宜阳、中庐、临沮、■、襄阳、山都、邓城、■。
《三国志》没有《地理志》，紧接的《晋书》对此作了记载。其中，提及与“隆中”有关的“襄阳”和“邓城”。根据“邓城，汉邓县，属南阳郡，古樊城也”
的记载，“邓城县”原是建安十三年前“后汉”时南阳郡“邓县”的一个部分——古樊城，历史地理位置在汉水以北二十里；而“襄阳城西二十里”的“隆中”，从来都在汉水以南，并辖于“襄阳”（县），由此，设“立襄阳郡”后，仍应辖于“襄阳县”；可持注释观者却有改口“隆中”辖于“邓城县”，既违背“习氏隆中说”中的“南阳之邓县”，又已过“躬耕期”，与“躬耕”无关，这就明显有误。不管“隆中”辖于汉水以南的“襄阳县”，还是汉水以北的“邓城县”，２０８年后都辖于“襄阳郡”是肯定的、无疑的。而诸葛亮上《疏》的２２７年，他身为蜀汉丞相已六七年，对于魏武设“立襄阳郡”到“刘备没（殁）后”行政区划的变化定然了如指掌，因为有些变化还是经他自己之手完成的。下面是这些行政区划变化的过程：
荆州统南郡、南阳、零陵、桂阳、武陵、长沙、江夏七郡。后汉献帝建安十三年，魏武尽得荆州之地，分南郡以北立襄阳郡，又分南阳西界立南乡郡……及败于赤壁，南郡以南属吴，吴后遂与蜀分荆州。于是，南郡、零陵、武陵以西为蜀，江夏、桂阳、长沙三郡为吴，南阳、襄阳、南乡三郡为魏。而荆州之名，南北双立。蜀分南郡，立宜都郡，刘备没后，宜都、武陵、零陵、南郡四郡之地悉复属吴。
这里“刘备没后，宜都”４郡“悉复属吴”的决策，实际上就是“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
所做的决定。可见诸葛亮对当时这些行政区划变化的熟悉程度。而“魏武尽得荆州”、设“立襄阳郡”“及败于赤壁”“刘备没后”和丞相上《疏》的２２７年时，早过“躬耕期”，“襄阳城西二十里”的“隆中”已辖于“襄阳郡”，而无“南阳之邓县”可辖；由此，诸葛亮上《疏》交代的“躬耕于南阳”，前已证明，应指公元２０７年即建安十二年（含）前“躬耕期”时，“秦置南阳郡，在汉水以北”又汉沿“秦置”的“南阳”，与“自汉以南”的“隆中”无关。如若诸葛亮交代“躬耕于南阳”的具体地点真像习凿齿所记“在襄阳城西二十里”的“隆中”，诸葛亮的上《疏》交代应有两种情况：一是诸葛亮文风验证“习氏隆中说”有假。因诸葛亮文风最能验证与其有关的后人著作的真伪。这就是，遵诸葛亮“过于丁宁周至”的文风，就是写文章讲求反复阐述、细致周到、总把话语说到穷尽处的风格，应交代成“躬耕于襄西南阳”；而从丞相不是这样交代已证“习氏隆中说”是假的。二是依当时区划应直接交代为“躬耕于襄阳”。因为诸葛亮交代时非常明白，“隆中”辖于“襄阳（郡）”。今从诸葛亮“交代”不是“躬耕于襄阳”而是“躬耕于南阳”看，“躬耕于南阳”与“隆中”肯定无关。这就是诸葛亮用行动划定“躬耕于南阳”与“隆中”无关的界限。
明如日月的结论
从诸葛亮公元２２７年就早早划定“躬耕于南阳”与“隆中”无关的界限看，明确界定：“襄阳城西二十里”的“隆中”，因与“躬耕于南阳”无关，不能辖于“南阳之邓县”，
注释“习氏隆中说”是错误的、虚假的；况且这界定铁证如山，不容动摇，也动摇不动。这样，“诸葛躬耕地”是“南阳”而不是“襄阳”，不是已明如日月吗？
（作者系南阳一中学高级教师，诸葛躬耕地专家，已出版１００万字专著，代表作是《破解诸葛躬耕地千年悬案》）
从汉晋行政区划
看诸葛亮躬耕地
□ 石小生
关于诸葛亮的躬耕地，历来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谁也不能否定的，就是诸葛亮本人在《出师表》中讲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个南阳，持南阳说的讲就是当时的宛城，即今天的南阳市区。因为诸葛亮及《三国志》中从未提及“躬耕于隆中、躬耕于襄阳”的话语。而持襄阳说的则认为这个南阳指的是隆中，主要理由有四：（一）历代文献记载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是一致的；（二）诸葛亮躬耕于邓县，邓县归南阳郡管辖；（三）宛县为曹魏集团占领，刘备不可能前往曹操的占领区自投罗网；（四）诸葛亮在襄阳结交了许多名士师友，他的亲属也全都居住于襄阳。这些观点最后发展到了对南阳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注释：“南阳，郡名，在现襄阳一带”“南阳，地名，诸葛亮隐居的隆中，在东汉时属南阳郡”。以至于武断地说，这个问题在学术界是一个没有疑义的问题；是一个早有定论的常识性问题，希望不要再争论下去了。
应当指出：“襄阳说”的主要理由之一“历代文献记载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是一致的”本身就不准确，《后汉书》、《三国志》就从未有过诸葛亮躬耕于襄阳、隆中的任何记载，只是《三国志》问世后的百余年后，东晋襄阳人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提出的：“亮家于南阳郡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之后，才以讹传讹形成了襄阳说的主要观点。这也是目前“襄阳”、“南阳”两说学者纷争的主要起因。
既然我们的切入点是“襄阳”、“南阳”两说学者都肯定的“躬耕于南阳”这句话，那么，东汉三国时的今隆中地区是否属于南阳？在当时的典籍中，南阳和今隆中地区是否同一个地理概念？在《三国志》同期的史料中，能否证明南阳指的就是宛城？就成了解开这个悬案的唯一途径了。
东汉末年，即诸葛亮躬耕南阳时今隆中是否属南阳郡？
东汉时，行政区划分为州、郡、县三级。南阳郡、南郡均属荆州。《后汉书·郡国四》载：南阳郡，三十七城，辖：宛、冠军、叶、新野、章等三十七县。南郡，十七城，辖江陵、巫、秭归、中卢、编、当阳、华容、襄阳、宜城等。南阳郡、南郡隔汉水相望。张衡的《南都赋》讲：“陪京之南，居汉之阳”，就是南阳郡的地理状况，也是南阳名称的来历。就连提出隆中说的襄人习凿齿在《襄阳记》中也说：“秦兼天下，自汉以南为南郡，汉以北为南阳郡”。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襄阳县志》载：襄阳，西汉初年建县，“辖汉水以南，郧县以北，中卢县以东，属荆州刺史部南郡”。古隆中位于襄阳县城西２０余里，居汉水之南。江北，即今樊城一带，为古邓县，“辖汉水以北，新野县以南，蔡阳县以西，山都县以东的地区，属南阳郡”。
其实，从地图上看，汉水是由西北偏北的方向向东南偏南的方向汇入长江的，基本上是南北走向。其东西走向只有从山都至襄阳约百余公里的一段，而南郡和南阳郡的划分也只有这一段史书上讲得最为清楚，即“自汉以南为南郡，汉以北为南阳郡”。在这一段东西走向的汉水区域，两郡任何跨汉水管辖的记载西晋以前的史书中都没有。
诸葛亮写《出师表》时隆中地区划归何处？
由于行政区划经常变化，所以，自古以来人们都有一个习惯，即追述历史时，除必要时引用古地名外，一般均是用著书时的地名注明历史事件的发生地，这一点《三国志》的作者也不例外。三国蜀建兴五年（２２７年），诸葛亮率军北驻汉中，临发，上《出师表》，而此前建安十三年（２０３年）八月，曹操攻占南郡北部，设襄阳郡，“统县八”。管辖南郡的襄阳、中庐、宜城、临沮等，又辖原南阳郡的山都和邓县。而刘备南征江南四郡后，也在江北设立过襄阳郡，委任关羽为襄阳太守。尽管关羽并没有走马上任，但在刘备及诸葛亮的心目中，依襄阳重要的军事地理位置，设郡也是迟早的问题。既然襄阳２０多年前已升格为与南阳郡平行的地位，按常理，２０余年后，诸葛亮上《出师表》时，再将襄阳城外此前不论是否属于邓县或山都县的隆中说成是南阳，就像今天的清丰、南乐县人说自己是河北人，武安、临漳人说自己是河南人一样不合情理了（新中国成立前清丰、南乐等５县属河北省，武安、临漳等５县属河南省）。
古人籍贯，向以郡望为主，即郡在前，县在后，郡治地也可以只书郡。上述传记表明，在这一时期，襄阳和南阳是对等的，都是郡，同时，邓县此时属襄阳郡，不论今隆中是否属邓县，在此阶段，在诸葛亮和陈寿的心目中已升格为郡，且管辖着隆中地区的襄阳绝对不可能和同为郡的南阳混为一谈。今隆中更不可能和南阳画上等号。
陈寿著《三国志》时用的地名，是何时的区划？
陈寿（２３３～２９７年）写《三国志》为泰始十年（２７４年）前后，距诸葛亮躬耕南阳（建安二年至十年，即公元１９７至２０７年）已近７０年，如全用７０年前的区划，必然会给当时的读者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所以，通观全志，陈寿用的基本是西晋初年的区划和地名。陈寿在《三国志》中记载的前三国时期的许多人物籍贯，均是以晋初的行政区划标注的。如：“魏延，字文长，义阳人也”“来敏，字敬达，义阳新野人”“邓芝，字伯苗，义阳新野人”等（均见《三国志》）。在东汉末属南阳郡的新野，在标注人物籍贯时，陈寿从未用东汉三国时期的区划标明为“南阳新野人”。而在《后汉书》中的新野人士均注明为“南阳新野人”，如邓芝的先祖邓禹为“南阳新野人”、阴识“南阳新野人”、樊晔“南阳新野人”、曹节“南阳新野人”等。另外，上文中提到的诸多襄阳人也从未用南郡襄阳人标注。但在《后汉书》中，凡襄阳人均注明“南郡襄阳人”，如《逸民列传》中的庞公传，“庞公者，南郡襄阳人也，居岘山。”而在东晋《襄阳耆旧记》中庞德公已“由南郡襄阳人”改为“襄阳人”，同期的马良、向郎均为“襄阳宜城人”。由此可见，陈寿以及习凿齿都是以西晋初的行政区划来标注三国时期的事件发生地和人物的身份，而不是用东汉时期的行政区划。既然此时期的南阳郡的范围已大大缩小，只辖冠军、■阳、比阳以北的十几个县，连今天的邓州、唐河、新野都不辖了，同时和襄阳郡之间还隔着义阳郡和南乡郡，那么，将襄阳和南阳混为一谈更是匪夷所思了。
假设“襄阳说”的今隆中因属南阳管辖，就可以在史书的表述中用南阳替代，南阳就是指隆中，那么，我们可以尝试将《后汉书》和《三国志》郡以下的地名全部换成所属郡名，那么，两部史书岂不一塌糊涂。所以，古代史学家在正史中地名使用的严谨性今人是不容置疑的。笔者也相信，在上述两部史书中我们很难再找出一个用了“南阳”的地名，而经考证却是宛城以外某地的事例，例如时属南阳郡的樊城，哪部史书里将其称为过南阳或者自称为南阳？如果没有这样的事例，那么“南阳就是隆中”这样离奇的结论，要么是后人的移花接木，要么是臆测，要么就是伪证。
诸葛亮《后出师表》中也提到了南阳，这个南阳是指宛城无疑
无独有偶，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也用了“南阳”一词：“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通于黎阳，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这里的南阳，是指曹操在宛城为张绣所败，身中流矢之事。诸葛亮《前出师表》为汉兴五年（２２７年），《后出师表》为汉兴六年（２２８年），前后仅隔一年，在前后一年的时间内，作为军事家、政治家、地理学家的诸葛亮不可能将同一个地名分指相隔两百余里的两个地方。所以，诸葛亮《前出师表》中的“躬耕于南阳”，与《后出师表》中的“困于南阳”一样，都指的是宛城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按照“襄阳说”的观点，《前出师表》的南阳是邓县之隆中，《后出师表》的南阳也应是邓县之隆中，岂不令人贻笑千年？是不是又要找出张绣、曹操到过隆中的记载？否则，有什么理由能否定前后出师表中的两个南阳的注释呢？
习凿齿并未说过隆中是诸葛亮的躬耕地或三顾草庐之地
习凿齿（？～３８３），字彦威，襄阳人。世代为荆楚豪族，东汉襄阳侯习郁之后人。主要著作有《汉晋春秋》、《襄阳耆旧记》、《逸人高士传》、《习凿齿集》等。其中《襄阳耆旧记》是中国最早的人物志之一。他在《汉晋春秋》中所说：“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另外，《晋书》卷八二《习凿齿传》记载，他从荥阳太守任上回襄阳后，给桓温弟秘信中说：“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东眺白沙，思凤雏之声……遗事犹存，星列满目”。正是这些记载，引发了“襄阳”、“南阳”两说的争端。后来，《水经注》、《三国演义》等根据他的记载，才逐步演变成“躬耕隆中”、“隆中对”等观点来。
我们如果仔细研究习凿齿关于诸葛亮故居的记载，可以发现均没有“草庐”、“三顾”这样的关键字眼，他只是提到隆中是诸葛亮的故宅和居住地。诸葛亮确实在襄阳生活过很长时间，诸葛亮生于光和四年（１８１年），８岁时丧父，兴平二年（１９５年）与弟弟诸葛均一起随叔父刘玄投奔刘表，首先到的就是襄阳，在此与许多名士游学往来，并在襄阳娶妻黄氏。建安二年（１９７年）诸葛玄病故，诸葛亮不愿意依附刘表，便与弟诸葛均又躬耕于南阳。在襄阳隆中期间，诸葛亮一家的生活主要也是躬耕，同到南阳以后一样，因为在当时许多未入仕的名士中，这种生活方式是很普遍的。如习凿齿《襄阳耆旧记》载：“庞德公，襄阳人。居岘山之南沔水上，未尝入城府。躬耕田里，夫妻相待如宾。”
这样，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脉络：隆中是诸葛亮在襄阳的家，是故宅，南阳卧龙岗是诸葛玄死后诸葛亮与其弟不愿依附刘表重新寻找的躬耕之地。《大明一统志》把两者的关系讲得最为准确：“诸葛亮，琅琊人，躬耕南阳，往来隆中。”这一观点在《三国演义》第三十六回“玄德用计取樊城，元直走马荐诸葛”讲得较为清楚。
（本文作者系《河南大辞典》常务执行主编，《中州今古》杂志社长、主编，诸葛亮躬耕地权威专家，著有《六问诸葛亮躬耕地》、《闲话诸葛亮躬耕地》等。本文摘自《闲话诸葛亮躬耕地》第一篇，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