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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建筑概况 三国建立后，经济有所恢复。魏的国力最强，先后兴建邺、许昌、洛阳三个都城及宫殿。其中洛阳在东汉旧址上重建，将东汉时南北两宫改为只有一个北宫，加强了宫前主街的纵深长度，这些为以后的都城建设所遵循。它创建的宫殿中，主殿太极殿与东堂、西堂并列的布局，也沿用了三百年之久。魏在都城宫室上的创新，对后世颇有影响。吴和汉（蜀汉）是小国，在都城、宫室方面无重大建设。 南北朝时，在都城宫室上都有巨大变化，梁时的建康成为全国最繁荣的商业中心。北朝的北魏为与南朝抗衡，公元493年由北方的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至中原的洛阳，大力推行汉化，在重建的洛阳城外发展出方格网街道的外郭，开中国城市布局的新局面，为隋唐长安城的前奏。 佛教自东汉时传入中国，寺院佛塔时有兴建。两晋十六国时，战乱残酷，人民苦难，佛教遂得到巨大的发展，到社会安定、经济有所发展时，南北双方都大兴修佛寺建佛塔之风。大建寺塔和修都城宫殿一样，对这一时期建筑技术与艺术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其中南朝寺塔建造对木结构发展作用尤大，对摆脱汉以来宫室建筑中土木混合结构残余，向全木构架发展起了关键作用。
邺城 魏建国前以邺为政治中心。它平面为横长矩形，东西宽2400米，南北长1700米，城墙土筑，基宽15～18米。城有七门，南面三门，北面二门，东西面各一门。东西门相对的大道分全城为南北两半。南部被南墙城门内的南北大街分割为四区，布置居住的里坊、市和军营。城之北半部被自北墙东偏门内的南北街分为二区，东区是贵族居住区，西区是宫殿区。宫殿区占全城四分之一以上，北、西两面倚城墙，推想应是东汉时子城所在。自南城中门有南北街北抵宫门，遥对宫中听政殿一组，形成全城的南北中轴线。在这条街两侧建主要官署。经曹操改建，邺城发展为宫殿在北，市里在南，自城南正门有街直抵宫门，夹街建官署，形成全城中轴线的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的新模式。
曹魏邺城平面复原图 1，司马门 2，显阳门 3，宣阳门 4，升贤门 5，听政殿门 6，听政殿 7，温室 8，鸣鹤堂 9，木兰坊 10，楸梓坊 11，南止车门 12，延秋门 13，长春门 14，端门 15，文昌殿 16，大理寺 17，宫内大社 18，郎中令府 19，相国府 20，奉常寺21，大农寺 22，御史大夫府 23，少府倾寺
洛阳 曹魏立国之初先修北宫和官署，其余仍保持东汉十二城门、二十四街的基本格局。公元227年，魏大举修建洛阳宫殿及庙、社、官署，以邺城为蓝本，正式放弃南宫，拓建北宫，把原城市轴线西移，使其北对北宫正门。在这条大道两侧建官署。又按《周礼·考工记》“左祖右社”之说，在大道南段东西分建太庙和太社，北端路旁陈设铜驼。曹魏时还在洛阳城西北角增建突出城外的三个南北相连的小城，称金墉城或洛阳小城，南北长1080米，东西宽250米，内建宫室，城上楼观密布，严密设防，是受邺城西北所建三台的影响而建的防守据点，是当时战争环境下的产物。洛阳城内的居住和商业区仍是封闭的里和市。随着魏晋实力的增强，洛阳的城外也出现了市和居住区。西晋统一全国后，洛阳遂成全国的首都。其特点是宫殿在北面正中，宫门前有南北街直抵城南面正门，夹街建官署、太庙、太社，形成全城主轴线，其余地段布置坊市。由于它是东汉以后统一王朝的首都，故无论是它的后继者东晋还是北方相继出现的十六国政权，都以它为模式，所建都城都不同程度地效法和比附洛阳。魏晋洛阳对隋以前中国都城有重要影响。
汉魏洛阳城城墙遗址
曹魏、西晋洛阳平面图
北魏统治者修复洛阳城及宫殿时没有做大的改动，在城外四周拓建坊市，形成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的外郭。北魏洛阳外郭有墙，其内也划分为封闭的矩形的坊和市，并形成方格网状街道。北魏对内城的改造主要是调直街道，把主要官署集中到宫南正门外南北御街铜驼街上，以加强城市的中轴线，突出宫城在城中的重心地位。新建的外郭在坊市方正和规模上都超过两汉的长安和洛阳。北魏洛阳城已荡然无存，但从遗址出土的建筑材料可以想见其建筑物的华丽。另外，从甘肃天水麦积山的壁画中，也可以见到当时北方城市建筑的模样。
北魏洛阳城出土的兽面砖、钉瓦和瓦当
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127窟西魏壁画中的城
建康 东晋定都建业，改称建康。为在政治上立足，表明自己是正统王朝西晋的继续，东晋在都城建设上按魏晋洛阳模式改造建康。把宫城东移，南对吴时的御街，又把御街南延，跨过秦淮河上的朱雀航浮桥，直抵南面祭天的南郊，形成正对宫城正门、正殿的全城南北轴线。御街左右建官署，南端临秦淮河左右分建太庙、太社。经此改建，建康城内形成宫室在北，宫前有南北主街、左右建官署、外侧建居里的格局，城门也增为十二个，并沿用洛阳旧名，基本上符合洛阳模式。建康南迁人口甚多，加上本地士族，遂不得不在城东沿青溪外侧开辟新的居住区。建康有长江和诸水网航运之便，舟船经秦淮河可以东西两方面抵达建康诸市，沿河及水网遂出现一些聚落。为保卫建康，在其四周又建了若干小城镇军垒；为安置南迁士民，又建了一些侨寄郡县。公元420年，刘裕代东晋立宋，史称刘宋。从此进入南朝，齐梁代兴，经济更为繁荣。这些环建康的城镇聚落，如石头城、东府、西州、冶城、越城、白下、新林、丹阳郡、南琅琊郡等，它们的周围也陆续发展出居民区和商业区，并逐渐连成一片。史载在梁朝全盛期，建康已发展为人兴物阜的大城市，它西起石头城，东至倪塘，北过紫金山，南至雨花台，东西南北各四十里的巨大区域，人口约二百万。建康未建外郭，只以篱为外界，设有五十六个篱门，可见其地域之广，是当时中国最巨大、最繁荣的城市。
东晋及南朝健康城平面图示意图 1，陵阳门 2，宣阳门 3，开阳门 4，新开阳门 5，清明门 6，建春门 7，新广莫门 8，平昌门（承朗门） 9，玄武门 10，大夏门 11，西明门 12，阊阖门 13，西掖门 （宋、齐） 14，大司马门 15，南掖门（晋）、阊阖门（宋）、端门（陈）、天门 16，东掖门（宋、齐） 17，东掖门（晋）、万春门（宋）、东华门（梁） 18，平昌门（晋）、广莫门（宋）、承明门（宋） 19，大通门（梁） 20，西掖门（晋）、千秋门（宋）、西华门（梁） 21，台城、宫殿 22，东宫 23，同泰寺 24，苑市
佛教石窟
南北朝时大量开凿佛教石窟，在石工和石雕艺术上也有较大的发展。在崖壁上开凿石窟至迟汉代已有，都用为墓室，如西汉之满城汉墓、铜山小龟山汉墓和四川彭山诸东汉崖墓。佛教开石窟之风传入中国后，由于有这传统技术为基础，得到迅速发展。南北朝石窟最著名的是大同云冈和洛阳龙门的北魏石窟。云冈石窟在砂岩中开凿，施工较易，难度更大的是在石灰岩中开凿的龙门石窟。云冈、龙门大型石窟都是椭圆形平面穹窿顶，仿草庐形式。前壁下开窟门，上开明窗。自上部明窗向内开凿，自下部窟门出石渣，自上而下，逐步凿成。以后石窟逐渐建筑化和中国化，或在石窟中心雕塔形中柱，象征以塔为中心的寺庙，或凿作前有空廊后有正室的佛殿形式。至北齐、北周时，天龙山石窟、南响堂山石窟和麦积山石窟都凿有外观、内部作佛殿式样的石窟，宛如嵌在崖壁中的殿宇，表现出很高的石雕技术。石窟内所雕佛像早期直接传自印度、西域，多是梵僧像貌，图案和纹饰也多外来样式。北魏南迁洛阳以后，龙门、巩县等石窟的佛像逐渐变为汉僧形象，窟内陈设也改为汉族传统的床、帐，外来图案也经过改造，具有中国风貌，表现出外来佛教石窟的中国化过程和中国传统文化吸收融会外来文化以丰富自己的能力。
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北魏莲花洞的穹窿顶
河北定兴的义慈惠石柱
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第16窟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皇家园林
邺城宫城 魏建国前以邺城为基地。改建西北角子城为宫城，办公的听政殿和魏王寝宫在东侧，举行典礼的正殿文昌殿在其西，形成两条南北轴线，南端各对一宫门，是全城的中轴线。文昌殿西为苑囿区，西抵西城。又跨城修建三座高大台榭，统称铜雀三台，名为游赏，实际台下贮藏武器军资，供战乱时据守。
洛阳北宫 魏代汉，定都洛阳。东汉洛阳原有南北两座宫城，魏继承邺城传统，只重建了北宫一宫。 北宫布局分前后两部分，前为办公的朝区，后为魏帝的家宅，即寝区。朝区主殿为太极殿，为举行大典之处。南对宫城正门阊阖门和洛阳南墙正门，形成全宫、全城南北轴线。太极殿东西并列建有东堂、西堂，是皇帝日常听政和起居之处。太极殿一组，东南建有朝堂和最高行政机构尚书省，南对宫城南墙偏东的司马门，形成朝区东侧的次要轴线。这并列两条轴线也明显是受邺城宫殿影响形成的。寝区主殿昭阳殿在太极殿北，也在全宫中轴线上，号称皇后正殿。昭阳殿左右还各有几条次要轴线，建有若干大小宫院，供后妃居住，以西侧的九龙殿最著名。魏宫主要殿宇都是高大的台榭，用架空阁道登上，并互相连通。出于防卫需要，宫城上密布高大的楼观，另在宫西部建凌云台，贮有可武装三千人的武器，是宫中的武库。寝区后的华林园凿池堆山，建有大量亭馆，是宫后的苑囿。
魏晋洛阳宫城平面示意图 1，太极殿 2，式乾殿 3，朝阳殿 4，建始殿 5，九龙殿 6，嘉福殿 7，凌云台
北魏洛阳宫城 北魏统一中国北方，所建宫殿在魏晋洛阳宫基础上又吸收了东晋、南朝建康宫的特点。 宫城也建有内外三重宫墙，最高政权机构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仍在第二重墙内，第三重墙内分为朝、寝两区。 朝区中以主殿太极殿和与之并列的东堂、西堂为中心，殿南有广庭，南对宫城南面正门阊阖门和门外的铜驼街，形成全宫、全城的主轴线。太极殿与东堂、西堂间有横墙，墙上有门，门内即寝区，在中轴线上建有前后两组宫院。前一组为式乾殿和显阳殿，后一组为宣光殿和嘉福殿。四殿前后相重，左右各建一翼殿，都形成和太极殿及东西堂相似的三殿并列布局，并前有殿门，左右有廊庑，围成四个宫殿庭院。在显阳殿和宣光殿之间有一条横街，称为永巷，将寝区中轴线上的四所宫院分为两组。永巷东西经东西面宫墙上的三重门可通到宫外。在中轴线上四座宫院的两侧还有次要轴线，建有若干次要宫院。北魏宫寝区的布局虽然和魏晋时基本相同，但在性质上已有改变。式乾、显阳两所宫院已不再像魏晋洛阳宫和东晋建康宫那样用为帝寝、后寝，皇帝常在这里进行公务活动，性质近于东堂、西堂。 如果说寝区为皇帝私宅，这正殿就近似于宅中的前厅，而永巷以北的宣光、嘉福等殿才是居住后妃的寝殿。这种使用性质上的变化，实是隋唐时期宫殿布局发生新变化的前奏。
北魏洛阳宫城平面示意图 1，尚书省门 2，尚书省 3，南止车门 4，太极殿 5，太极东堂 6，太极西堂 7，式乾殿 8，显阳殿 9，徽音殿 10，含章殿 11，宣光殿 12，明光殿 13，晖章殿 14，嘉福殿 15，西省 16，东省
三国、两晋、南北朝多彩民居 建筑艺术风格 在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间（220～589年），中国建筑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特别在进入南北朝以后变化更为迅速。建筑结构逐渐由以土墙和土墩台为主要承重部分的土木混合结构向全木构发展；砖石结构有长足的进步，可建高数十米的塔；建筑风格由前引的古拙、强直、端庄、严肃、以直线为主的汉风，向流丽、豪放、遒劲活泼、多用曲线的唐风过渡。 在魏、蜀、吴三国至东晋十六国这二百年间（220～420年），建筑技术没有大的进步，南北方的宫殿等大型建筑基本沿袭传统做法。史载东晋建康太庙建于公元387年，长十六间，墙壁用壁柱、壁带加固，可知仍是土木混合结构建筑。当时北方比南方落后，南方如此，则北方可知。 南朝自齐开始，宫殿转趋豪华，官员和士大夫的第宅也日渐侈大。梁建立后，经济繁荣，文化发展，在都城、宫室、塔庙诸方面都有大规模建设。北朝的北魏自平城迁都洛阳后，大力推行汉化，吸收中原地区魏晋传统和南朝在建筑上的新发展，建设都城、宫室并大修寺庙。南北朝中后期，南方、北方在建筑上都有所发展，在构造及风格上都出现较大变化，是以后隋唐建筑新风的前奏。 从现存汉阙、汉壁画、画像砖、明器中都可看到，汉代建筑的柱阑额、梁枋、屋檐都是直线，外观为直柱、水平阑额和屋檐，平坡屋顶，没有用曲线或曲面之处，风格端庄严肃。三国两晋时大多沿用汉代旧式，尚无重大改变。到南北朝后期，随着较大规模兴建宫室、寺庙活动的推动，木构架技术的进步开始出现变化，除前文所述改汉以来柱列上承长阑额为每间用一阑额，增强柱列抗侧向倾倒能力外，还出现两种新的做法。其一是使正侧面柱列都向内并向明间方向倾斜，称“侧脚”；其二是使每面柱子自明间柱到角柱逐间增高少许，称“生起”。采取这二种新做法主要是使柱网在承受上部荷重后，柱头内聚，柱脚外撇，有效防止倾侧扭转，加强柱网稳定性。但这同时也使得立面上柱子由汉式的垂直、同高、阑额为水平线，变为内倾、至角逐渐增高和阑额呈两端上翘曲线。随阑额上翘，檐檩、挑檐檩也上翘，因而屋檐也呈两端微微上翘曲线。汉代屋顶本是直坡的，但往往把主体建筑四周回廊的屋檐做得略低于主体屋顶，斜度也稍平缓一些，以便室内多进些阳光，遂出现了二阶段两折屋顶。为减轻直屋顶的沉重感，在东汉后期已出现把正脊和垂脊、角脊头加高显曲线的做法，利用屋脊上翘造成屋顶轻举效果。这两种做法随着立面和屋檐出现斜线、曲线而有所发展，最终形成下凹的曲面屋顶。在屋角部分，汉以来的做法是用一根四十五度角梁，屋身以外挑出部分的椽尾就插在角梁两侧的卯口里。因屋檐平直，卯口偏在角梁下部，为构造上弱点。檐口出现上翘以后，就可以顺势把卯口抬高使椽背与角梁背同高，这就加强了檐口至屋角处翘起的程度，形成了中国建筑中特有的翼角起翘做法。生起、侧脚和翼角起翘大约出现于南北朝的中后期，与旧式直柱、直檐口做法并行一个时期，进入隋唐后逐渐成为主流，完成了由汉至唐建筑外观和风格上的变化，由端庄严肃变为遒劲活泼。
建筑结构 南北朝时期的建筑实物，除个别砖石佛塔外，全都不存，目前只能依据北朝石窟壁画、雕刻中所表现的建筑形象，结合文献记录并参考受南北朝末期影响的日本飞鸟时代建筑推知其概况。 综合北朝石窟中的建筑形象，可以看到，北魏在建都平城的中后期（460～493年）建筑，除了山墙、后墙承重的土木混合结构外，还出现了屋身土墙承重，外廊全用木构架的做法。这在云冈石窟中有很清楚的表现。迁都洛阳后，北魏受中原和江南影响，摆脱北方地区特色，建筑水平有所提高，进一步向全木构架发展。从龙门北魏石窟中所雕建筑形象可知，这时木构架的形式已发生变化，由一行柱列上托长数间的阑额改为每间一阑额，插入两边柱顶的侧面，同时起拉结和支撑作用，增强了柱网的抗倾斜能力。这时在柱网上又出现由柱头枋、斗拱交搭组合成的水平铺作层，加强了构架的整体稳定性。经此改进，一般中小型建筑可以用全木构建造了。但是，特别大型的建筑，仍是土木混合结构，最突出的例证是公元516年所建洛阳永宁寺塔，塔为九层方塔，面阔九间，中心五间见方全用土坯填充，以保持稳定。
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北魏古阳洞内的屋形龛
洛阳龙门石窟浮雕的北魏建筑形象
飞鸟时代建筑 东晋和南朝的建筑不仅遗物不存，连图像也没有保存下来，只能结合文献，参考日本飞鸟时代建筑来探讨。在南朝史料中，记有荆州玉泉寺大殿，说它面阔十三间，只用二行柱，通梁五十五尺，明确指出它是全木构架大型建筑。史料中还说梁朝建了很多木塔，三、五、七、九层均有，大都平面方形，有上下贯通的木制刹柱，柱外围以多层木构塔身，柱顶加金铜宝瓶和若干层露盘形成塔刹。这种塔的形象和特点与日本现存飞鸟时代的塔，如法隆寺五重塔、法起寺三重塔很相近。这二塔都是中心有一大础，础上立刹柱，柱外为多层塔身。每层塔身檐柱的柱列间加阑额，上为斗拱及梁组成的铺作层，承托塔檐。在塔檐椽上置水平卧梁，梁上立上层檐柱。如此反复至塔顶。各层内柱围在刹柱四周，柱上架枋，形成井干形方框，限制刹柱活动，并承托上层内柱。塔身较高者，刹柱可用几段接成，它们是全木构塔。这两座日本塔都是较小的三、五层塔，但可据以推知南朝建康大爱敬寺七层塔和同泰寺九重塔的构造情况。 对测量数据分析后发现，日本飞鸟时代建筑在设计时都以拱之高度为模数，建筑各间的面阔、进深和柱高都是它的倍数。在多层建筑中，其总高又是一层柱高的倍数，如高二层的法隆寺金堂脊高为其四倍，五重塔为其七倍，法起寺三重塔为其五倍，都以一层柱高为扩大模数。飞鸟时代建筑是日本接受中国影响后最早出现的不同于此前日本传统的新风格的建筑，它所体现的运用模数进行设计的方法应是当时中国的方法，这就证明在南北朝后期木结构设计中已运用了模数。
砖石结构建筑 砖石结构建筑在两汉已逐步有所发展，拱券主要用于地下墓室，地上则出现了石拱桥。晋代造桥技术有所发展，西晋在洛阳建有巨大的石拱桥七星桥，在洛阳城濠及河道上还建有很多梁式石桥。据文献记载，在西晋洛阳还造有砖塔。南北朝以后，除地下砖砌拱壳墓室继续存在外，砖石建的塔、殿有很大发展。北魏建都平城时，建有三级石塔、方山永固石室。公元477至493年间，还建有五重石塔、园舍石殿。迁都洛阳后又建了很多砖石塔，目前唯一保存下来的是建于公元523年的河南登封嵩岳寺塔。塔为砖砌成，平面十二边形，高39.5米，内部上下贯通，加木楼板。塔外观一层四角砌出壁柱，南面开门，东西面开窗，余八面砌出塔形龛。一层塔身之下为基座，上为密叠的十五层塔檐，最上收顶，上建覆莲座及石雕塔刹。全塔实际是一用砖砌的空筒，向外叠涩挑出十五层檐，上用叠涩砌法封顶。塔身砌砖包括壁柱、塔形龛、叠涩屋檐等都使用泥浆，不加白灰等胶结材。各层塔檐叠涩和素平的基座都用一顺一丁砌成，转角交搭处两面都用顺砖。塔门为二券二伏的正圆券，小塔门用一券一伏，虽没有后世砌法成熟而规范化，都也能基本保持砌体之整体性，故能屹立一千四百余年而不毁。由于大量建佛塔，砖砌结构由汉代只砌墓室转到地上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宗教建筑
东汉佛寺 东汉初在洛阳创建的白马寺是印度形式，以塔为主体。到西晋时，洛阳已建有寺庙四十二所。 佛寺最初以塔为中心，佛像设在塔中。但佛塔狭小，中间又有刹柱，佛像只能四面安设，不能居中，不够威严庄重，像的大小和数量也受限制，遂逐渐产生另建佛殿以安置佛像的需要。
山西大同云岗石窟第10窟内的塔柱
南北朝佛殿 到南北朝时，北朝一些僧徒谄称皇帝为“当今如来”，铸造巨大的金铜佛像以象征帝王。这些大像，塔中不能容纳，更需要建殿安置，以与其兼有的帝王身分相适应。因此，佛殿在寺中逐渐取得和佛塔并重的地位。重要佛寺的大殿宛如宫殿，一些由国家建的大型佛寺就逐渐宫殿化了。
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第4窟七佛阁立面图
北朝景明寺和永宁寺 北朝佛寺宫殿化最典型的例子是公元500年左右建的洛阳景明寺和公元516年建的永宁寺。景明寺有七层塔，永宁寺有九层木塔，是北魏皇家在洛阳所建最大的寺院。史载永宁寺平面矩形，四面开门，南门三层，高20丈，形制似魏宫端门，东西门形式与南门极近，但高只二层。寺内中间有方14丈的台基，上建九层木塔。塔面阔九间，各开三门六窗，门皆朱漆金钉，塔各层四角悬铃，是此期间北魏所建最高大豪华的木塔。塔北建有大佛殿，形式似魏宫正殿太极殿，殿内供奉高一丈八尺的金佛。此外，寺中还建有僧房楼观一千余间。从该寺设南门似魏宫端门、建佛殿如太极殿看，它是典型的宫殿化寺庙。
河南洛阳的北魏永宁寺九层木塔复原图
公元1979年发掘此寺遗址时得知，围墙东西各长260米，南北各长306米，厚3.3米，为夯土墙；南门基址东西宽44米，南北长19米，是面阔七间的门楼；塔在寺中部稍偏南处，下有方38.2米、高2.2米的夯土台基，四周加石栏杆；台基中心为塔，从柱础仍可辨别出它的底层面阔九间，内部逐间立柱，为满堂柱网，最中心一间每柱由四个柱础聚合而成；塔外檐槛墙为红色，中心方五间部分用土坯砌筑成实体塔心，东、南、西三面各开五个佛龛，北面素平，是装楼梯之处；从柱网布置和塔心土坯砌体看，此塔虽属木构架，却要藉助土坯砌塔心来保持稳定，表现出木构架尚不成熟的特点。 佛寺中国化也和信徒为积功德大量舍宅为寺有关。这种寺受原有住宅布局的限制，大多不能很规范。有的第宅小，无地建塔，只能以前厅为佛殿，后堂为讲堂；有些有宅园的住宅，舍为寺后，寺中也出现了园林，这就大大促进了寺庙中国化的进程。很多舍出之寺在都城或大城市中，也为佛教在都城及大城市中日渐广布创造了条件。 南朝佛寺宫殿化的典型例子，是公元471年宋明帝所建的湘宫寺和公元507年梁武帝所建的光宅寺，两寺都是以他们为帝以前的旧宅改建的。
南北朝后期佛寺 到南北朝后期，北魏和梁崇佛达到极点。北魏末年仅洛阳一地即有寺一千三百六十一所，全国有寺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梁都建康有寺近五百所，全国有寺二千八百四十六所。寺的发展过程是：先把外来形式的天竺堵波变为中国楼阁式塔，再由寺庙以塔为中心变为中轴线上前塔后殿，最后变到以殿为主采取中国宫殿的布局，这个过程大约到北朝末和隋初完成。
甘肃敦煌莫高窟东魏壁画中众多的佛教建筑形象
甘肃敦煌莫高窟北魏壁画《九色鹿本生故事》中的佛教建筑
这个时期所建的佛寺后来已全部毁灭，只保存下一座北魏正光四年（523年）建的嵩岳寺塔。塔在河南登封，为十五层密檐砖塔，用泥浆砌成，底层十二面，每面砌出角柱和塔形佛龛，尚有天竺风格残余，上层每层各面砌出一门二窗，则是中国传统形式，塔身外轮廓作炮弹形，体型秀美。
河南登封嵩岳寺塔
南北朝佛窟 除建佛寺外，南北朝都在石壁上开凿佛窟。南朝较少，只有南京栖霞山石窟和浙江新昌大佛等；北朝石窟大盛，有凉州石窟、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邯郸响堂山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等。开凿石窟源于印度，自西域传入中国，经敦煌、武威传至北魏首都平城，再传到洛阳、邯郸等地。云冈石窟主要为北魏皇家所建，大体分三期：第一期建于公元460～466年间，有五大窟，仿草庐内部形式，作穹顶，内凿大佛，最高者近17米；第二期多仿佛殿，前有三间面阔的敞廊，廊后壁正中开门，通入矩形后室，室内修佛像，廊及后室顶上雕天花藻井，表现的是一座有前廊的佛殿的形象；第三期为矩形平面，中心雕一塔形中柱，四壁雕佛龛、佛殿，表现的是以塔为中心的佛寺庭院内的景观。到北齐、北周时，所雕响堂山石窟、麦积山石窟有的外形也雕作佛殿。这些变化也反映出石窟中国化的进程。南北朝的佛寺、塔殿都已不存，但从这些石窟形象中还可以大致看到它的概貌。
云冈石窟第12窟中的平棋藻井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中的庑殿顶饰
云冈石窟第39窟中的塔柱，柱的四壁雕有佛龛、佛像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陵墓工程 汉末、三国和两晋时期 汉末、三国和两晋时期，因连续战乱，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曹操、曹丕、司马懿等都提倡节葬，不筑坟丘，不建寝殿，不造围邑神道。 西晋时虽又起陵，但规制和墓室都远小于东汉时。 东晋南渡后，国力更为衰弱，已发现的南京东晋帝陵多依山而建，下为长7米左右的矩形筒壳墓室，宽仅5米，上起高约十余米的陵山，规模只相当于东汉时的官员大墓。
南朝帝陵 进入南朝后，经济有所发展，帝陵也大于东晋时。 宋、陈二代帝陵散列在南京，齐、梁二代的帝陵则集中于丹阳，形成较大的陵区。 根据近年发掘的，结合文献记载，可知诸陵大都倚山而建，前临平地。 墓室一般在高出平地10米以上处开挖，平面椭圆形，砖墙，上为椭圆穹窿，长约10米，宽约6米。墓室前接甬道，装有二道石门，外加封门墙封闭。墓室上有厚约10米的封土，或与山齐平，或为5米左右的陵山。墓室和甬道壁镶嵌模压花纹砖，拼成狮子、仙人和“竹林七贤”等壁面线雕图案。墓前建有享殿，殿前为陵门，三门并列，左右连陵墙。 门外左右有阙，门前为墓道，长一公里以上，称为神道。神道自外端至陵门间依次立石兽、石柱、石碑各一对。南朝帝陵均遭严重破坏，墓室坍毁，地面只有少数石兽保存下来，石柱、石碑也均残毁。
石兽 石兽有二种，一种躯体较瘦，头足较长，身上雕刻较多纹饰，只用于帝陵，一般称麒麟。另一种躯体肥壮，短颈长鬣，略似狮子，身上无多雕饰，只用于王侯墓，一般称“辟邪”。现存麒麟以梁武帝陵前的最大，长3.32米，腰围2.4米，高2.7米，下有矩形座，为整石雕成，异常壮伟。
江苏南京陈文帝陵前的石麒麟
江苏南京梁朝萧景墓前的石辟邪
石柱 石柱又名墓表，下为雕双螭的柱础，础上立柱，雕饰分三段：下段雕若干条凹棱，如古希腊陶立克柱身；中段雕凸出柱身之矩形平版，绕柱身雕绳纹连于平版，作绑捆状，版上用阴文刻“某某之神道”等字；上段雕与下段正相反之圆面凸棱，柱顶承托一个雕有一圈覆莲之圆盘，盘上雕一与神道入口石兽相同之小型兽。整个柱身下大上小，比例秀美，雕工精劲，是很优秀的建筑石雕。
梁朝萧景墓前的石柱墓表
综观现有诸南朝墓前石兽、石柱，兽形似狮而有翼，源于东汉之辟邪，有可能是东汉通西域时受西亚影响所致。石柱下半之凹棱也始见于东汉墓，也可能是间接传自古罗马，但经东汉、南北朝数百年加工改造，已经中国化，表现出古代中国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同化的能力。
江苏丹阳梁简文帝陵前的石雕
江苏丹阳梁简文帝陵前的石雕
文成帝冯皇后陵墓 北魏早期定都平城时的帝陵尚未发现，只在山西大同方山发现了文成帝冯皇后的陵墓。 墓建于公元484年，先筑土台，台面开挖墓穴，内建砖砌的方形前室、后室，中接甬道。前室筒壳顶，后室方锥顶，室高均7米。墓上封土下方上圆，底方120米左右，高近23米，体量远大于南朝诸帝陵。陵南600米原有石殿，称永固堂，堂前有石兽、石碑，四周有围墙，南门外有阙，是传统陵墓的布局，惜已全部毁去。
洛阳邙山部族葬区 北魏迁都洛阳后，孝文帝自选陵域于洛阳西北之邙山，以后的宣武帝、孝明帝陵分列左右，又把以前七世魏帝的子孙和建国以前同属一族中的同族和他族人子孙都葬在这一陵区，形成一个巨大的部族葬区。这种部族集中葬法是鲜卑族习俗，沿用数世成为传统，为唐代帝陵有大量陪葬墓之起源。
北朝崖墓 北朝后期还存有少数崖墓。公元540年，西魏文帝乙弗皇后去世，便在天水麦积山崖壁开凿墓室安葬，即现今麦积山的第四十三窟。窟外檐雕作三间庑殿顶殿宇，前室设佛像，后室雕作低矮的矩形墓室。东魏权臣高欢死后，虚葬于邺城西北之义平陵，另在鼓山石窟寺凿穴葬之，即今北响堂山石窟，但其墓穴至今尚不能确指。
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第43窟的西魏文帝皇后陵墓立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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