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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早的一篇长篇叙事诗，也是最长最优秀的一首民间叙事诗，是汉乐府叙事诗发展的高峰，也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中现实主义诗歌发展的重要标志。它是乐府民歌的代表作之一，同北朝的《木兰辞》一同被称为“乐府双璧”，流传至今。明人胡应麟称之为“百代而下，当无继者”的“古今绝唱”。该诗揭露封建礼教破坏青年男女幸福生活的罪恶，揭示出了焦刘悲剧的社会意义，反封建的主题已可谓是尽人皆知。但通过多年来的教学实践，我以为该诗的反封建主题绝不仅仅停留在传统的看法上——以焦母、刘兰芝兄长为代表的封建思想、封建礼教，封建门阀制度残害了一对青年美满的爱情婚姻。该作品的反封建主题除此之外，应当还有其广度和深度。下面将从三个方面作论述。 （一） 作品中，作为反面人物的焦母、刘兄无疑是杀害美满婚姻的刽子手，故而传统的看法概括该作主题时，往往只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上。但我以为作品反封建主题绝不仅是从反面人物的言行举止上来体现，而且从人物性格形成原因角度，更深层体现了作品反封建的主题。 下面，我以焦母性格形成原因为例，分析一下作品反映主题的深度。 首先，从焦母生活的环境来看焦母性格形成的原因。焦母训斥儿子“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可以看出，焦家是城中的一门大户人家，“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的勤劳能干、知书达理的刘兰芝面对这个焦家也只能自叹“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而一个官宦人家的太太自然不把出身低微的、至多也不过是小康人家出身的刘兰芝看在眼里。这样一个典型环境，让她更明白了什么是婆婆，怎么做婆婆；让她更明白了作为家里的一位名副其实的“家长”有多大的权力，所有这一切是无人能挡的，而这个不顺眼的媳妇也自然无法奈何我。 其次，焦母与儿子相依为命的生活，养成了她的孤僻、自私、霸道、专横无礼的性格。从诗中描写可以看出焦母在长期的生活中，一直是与儿子相依为命的。从儿子的性格来看，这种相依为命应该说从儿子小的时候就存在，一个妇道人家，守寡拉扯儿子长大成人，并使家业一直保持着往日的体面，这不能不说得益于她的能干。这么一个能干的婆婆，这么一个对焦家立有“汗马功劳”的婆婆，怎么能容得下一个只有年轻美貌，却没有一点功劳的儿媳妇？况且回想自己也曾有过红颜 ，但现在毕竟人老珠黄红颜不再。这样强烈的嫉妒让她容不下这个儿媳妇，所以才导致了逼儿休妻的悲剧发生。 也正因为长期与儿子相依为命，所以焦母离不开儿子，更不容许谁把儿子从自己身边夺走。可以说，谁抢走了自己的儿子，谁便打破了自己家的宁静，谁便抽走了焦母的精神支柱。对这个颐指气使的焦母来说，奋力夺取儿子，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便形成了她的行为准则。也正因为如此，自从美貌的刘兰芝踏进焦家门，成了儿子的媳妇，便注定了婆媳之间的战争硝烟弥漫。因为儿子成亲之前，儿子是她的精神支柱，更驱散了自己心灵的寂寞，填补了她丧夫的心理空白，儿子可说是她的精神依托。但当儿子娶到这一无可挑剔的媳妇后，儿子把爱转移到妻子身上，这无形中在焦母心里产生了一种失落感，孤独感；加之儿子夫妻恩爱，婚姻美满，也唤起了她长期沉睡的夫妻情爱。但长期的封建思想的教化使她没法违背妇道，于是更加感到孤独失落，而这一切都源于这个无可挑剔的媳妇。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她便产生了一种变态心理：自己得不到的幸福，儿媳妇凭什么得到？于是儿媳妇的一切优点全成了罪恶，不赶走这个媳妇，就没有自己一天的好日子。为能求恢复母子相依的生活，她靡计不施。“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她信口雌黄，颠倒是非；“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她哄骗儿子；等到焦刘两人盟约因故变化时，又是“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阿母为汝求，便复在旦夕”，她再次诱哄儿子，目的就在于彻底赶走这个媳妇。 也许有人会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于焦母来讲，娶进家门二三年的媳妇，竟然没有生下一男半女，不能不使她失望，她如何对得起焦家的列祖列宗，刘兰芝怎么能留？更何况有《七出之条》“无子去”，这一法宝，更坚定了她赶走刘兰芝的决心。于是，她对刘兰芝吹毛求疵，无中生有，使她的性格也变得愈发冷酷，自私，做事不近情理。但试想，如果刘兰芝有子，焦母就真能容得下她吗？刘兰芝的悲剧命运就能避免吗？我以为不会。因为无子只是表面现象而已，实质是刘兰芝既美丽、能干、知书达理，近乎完美，又夺走了儿子的一颗心，所以焦母视她如眼中钉，肉中刺，非赶走她而后快。这样才出现了文中从始至终焦母逼儿休妻的变态举动。 我们也可以把焦母的性格与别的文学作品比较一下。 三十年代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中篇小说《金锁记》中的主人公曹七巧就是一例。丈夫去世，自己带着两个孩子相依为命，支撑着这个大家业，儿子未成家以前，全家生活很平静。儿子结婚后，她便万般施计逼死儿媳妇，恢复母子相依的生活。女儿把男朋友带回家，她却在女儿的男朋友面前，说了女儿的许多坏话；这样，也逼走了女儿的幸福。曹七巧的这种变态心理有似焦母。所不同的是，曹七巧以暴发者的权势和守财奴的变态心理，筑起了幽冷疯狂的世界，埋葬了儿女的幸福，也埋葬了自己的幸福。而焦母这种变态心理仅仅是为了赶走儿媳妇，恢复母子相依的生活。 由此看来，焦母其实也是普通人家的一份子，她自私、专横、冷酷，但她绝没有意识到这就代表着封建统治者的意志，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干着杀害自己骨肉的勾当，甚至做这些事的时候，还以为这是对儿子好。她也并没有想到这样发展下去，会使自己形单影只。因此，这个充当封建礼教、封建思想代言人的焦母，本身也是封建礼教、封建思想的受害者，这样，反封建的主题就不仅仅停留在人物行为上，还体现在人物性格的形成中。 （二） 什么叫爱情？ 弗罗伊德在他的《情爱论》中说：“爱情是男女两性在性与情感方面相吸引的产物。”约瑟夫·鲁曾说：“何谓爱情？一个身子两颗心：何谓友谊？两个身子一颗心。“先哲们的这些精辟理论，无不证明一点：爱情是灵与肉的结晶。 那么，刘兰芝与焦仲卿的夫妻情分叫不叫爱情？ 也许有人会说，刘兰芝爱焦仲卿的忠诚、老实、厚道，也许刘兰芝真的爱焦仲卿这些性格，但仅仅这些性格，能否产生爱情的吸引力呢？ 《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是“大家子”，一个笼子里长大的金丝鸟，是一个比较善良的白面书生，但养成了拘谨懦弱的个性。“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他忙于庐江府上的事，对“共事二三年的”的妻子在家中所受的虐待，无所知晓，必得妻子向自己倾诉才能明白。“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如此的被动，这叫不叫“两心共撞的火花”？他遇事优柔寡断有余，果断干练不足，总是以委曲求全求得矛盾的解决。他爱刘兰芝是因为刘兰芝是自己的妻子，要和自己过日子，并未达到“心有灵犀”的程度，更没有上升到“灵与肉”相结合的爱情高度上。所以面对其母对刘兰芝的无理指责、蛮横霸道的态度，他也只能是婉“启”，继而是“跪告”，等到母亲“捶床便大怒”时，他就“默无声”的退了出来，也只能是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也只能是“再拜还入户”，“举言谓新妇，哽咽不能语”，告诉刘兰芝“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明显的是让母亲为自己做挡箭牌，把自己从矛盾中解脱出来，可以说把自己洗得一干二净。面对母亲的淫威，他也只能以安慰的形式来欺哄刘兰芝，“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还归，还必相迎娶”，但他也只有一点幻想的期待，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更别说是付诸行动。实际上，他并未赢得“相迎娶”的机会，而且只要焦母在世，他永远不可能有这个机会。当然，我们来讨论焦仲卿对刘兰芝的态度，并不是想来指责他，他性格的形成有其自身的社会原因，他要是真改了性格，那他就不是焦母的儿子，就不是焦仲卿了。我们讨论焦仲卿的性格是想说明一点，这样懦弱、可怜的男人怎么让刘兰芝发誓不别离，愿意为他而死？他们俩的关系配不配以“爱情”相称？ 我以为焦仲卿、刘兰芝的关系用“婚姻”一词比用“爱情”一词更恰当。如果说，焦刘之间也算爱情，那么，也只能是变了味的病态爱情。在这个封建社会中，他们的“爱情”充满着封建色彩。其实，刘兰芝忠实的是自己的丈夫，并不是爱情伴侣，刘兰芝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对得住那个还不算坏的可怜丈夫，对得住这一门封建婚姻，而不是对得住爱情伴侣。焦仲卿是他的丈夫，她的天，所以她要爱他，她要从一而终。即使死，她也要做一个恪守妇道的烈女，死得光光堂堂，可以说，他们之间没有爱情，有的只是同情。如此来看，刘兰芝苦苦追求的并且为之献身的也不过是封建制度下的另一种枷锁，这种枷锁被“美满婚姻”、“爱情”等赞誉所掩盖。而她恰恰把可能是爱情的与太守的五公子成亲看成是对“爱的不忠”，从而“大胆”的摒弃，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封建思想、封建礼教已经给聪明美丽的刘兰芝所谓的“爱情”，打上了悲剧的烙印。刘兰芝不懈追求，为之献身的“爱情”也只是另一种封建桎梏。可见，封建思想、封建礼教已经毒害了当事人的每一个毛孔，这就使得该作反封建主题有了一定的深度，也许作者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但真实的社会生活，已经把这一主题从各方面渗透到了作品之中。 （三） 刚烈，是女主人公的性格特点。 在《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集中国女子的传统美德与反叛精神于一体，成了一个光彩照人的形象，熠熠闪光于文学画廊中，她的性格比起其丈夫焦仲卿来说，有更突出的刚烈、反抗性。 刘兰芝能顾全大局，但不是一味的委曲求全，而是敢于向丈夫道出自己的忧愁苦闷，“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鸡鸣入鸡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这就是诗的第一段对刚强和反抗性格的体现。当丈夫逼迫屈从母亲的意志要刘兰芝“暂还家”去时，她毅然决然的打定主意——回娘家。面对兄长的逼婚，刚强此时立刻占据了她的灵魂，处于弱者和被压迫者地位的那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尊严感在她心底升华，她决定以死来表示最后的抗议，所以她“仰头”答，“处分适兄意，那能自任专”，“登即相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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