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去英雄不自由故乡

运去英雄不自由

力纳     晚唐著名诗人罗隐，是个很有才气，但也是个很不得志的悲剧人物。罗隐生活的时代，正是李唐王朝急转直下、由盛转衰的时代。朝廷内部各派系的纷争；藩镇与藩镇之间、朝廷与藩镇之间的混战；唐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战争，连绵不断。内忧外患的李唐王朝，摇摇欲坠，瓦解之后几近土崩。生于斯，长于斯的罗隐，虽然有大才大志，却也难于伸展。怀才不遇的感慨，对现实不满的激愤，必然流于笔端，传于诗文。因此，罗隐成为一个历史性悲剧人物，也就不足为奇了。     罗隐的才气，曾经被后人赞誉为“黄河信有澄清日，后世应难继此才”（《吴越备史·罗隐本传》），但是他十次投考进士，十次落第不中。《唐才子传》说他“恃才忽睨，众颇憎忌。自以当得大用，而一第落落，传食诸侯，因人成事，深怨唐室。”这段评价有失公允。罗隐的“十上不中第”，非因“恃才忽睨，众颇憎忌”，而是因为他写了《谗书》，而且用来讥讽当时的朝政，尽管当时的唐王朝已经是日薄西山，江河日下，但是它也不容许来自民间的指责。触犯了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就容不得这种跟自己对着干的人物中第出仕。可见罗隐的悲剧是与统治阶级不合拍，又专门揭统治阶级的疮疤，总想挖尽腐败，还老百姓一个清平世界的结果。     但是，罗隐的不得志，也成就了他现实主义诗人的盛名和后人赞誉的文学事业。尽管那盛名之下的成就里更多的是揭露与抗争，愤世与嫉俗。     罗隐怀才不遇，必有感慨；对现实不满，必有激愤，写《谗书》也就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他在《谗书》自序中说：“取其所为书诋之曰：他人用是以为荣，而予用是以为辱；他人用是以为富贵，而予用是以为困穷；苟如是，予之书乃自谗耳，目曰谗书。”后人亦说“所为谗书，乃愤闷不平之言，不遇于当世而无所以泄其怒之所作。”     鲁迅先生对罗隐及唐末的小品文有着极高的评价。鲁迅先生在《小品文的危机》中说：“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文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皮日休和陆龟蒙是和罗隐相通的，都是科举和仕途上多坎坷的现实主义诗人，但罗隐的小品文比皮日休、陆龟蒙二人的更胜一筹。     罗隐的诗，虽不见于《唐诗三百首》之类的唐诗选本之中，那多半是含有文人相轻式的嫉妒在里面。但这并不影响世人对罗隐的诗的喜爱，虽然那诗也同他的小品文一样的明快和犀利。一代伟人毛泽东对罗隐的诗十分喜爱，尤其喜爱罗隐的咏史诗。据毛泽东逝世后，参加过毛泽东藏书整理工作的人统计，毛泽东圈点过的罗隐的诗，就有91首之多，与毛泽东最喜爱的唐朝诗人“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圈点的不相上下。而且毛泽东由爱诗而喜人，对罗隐身世遭际深刻理解和同情，对罗隐的军事才能十分赏识。     毛泽东读《通鉴纪事本末》第220卷记载：唐末藩镇割据，江东纷扰，镇海、镇东节度使钱鏐与黄巢所属孙儒旧部作战时，在杭州修筑城垒，对身旁的幕僚说：“十步一楼，可以为固矣。”当时罗隐在钱鏐的手下当掌书记，他说：“楼不若皆内向。”从此，人们都以罗隐的话为准。毛泽东对罗隐的话，逐字加了旁圈，并且批注道：“昭谏亦有军谋。”以此观之，足见了一代伟人毛泽东这位大政治家、大哲学家、大军事家的慧眼。     罗隐的咏史诗，的确令人百读不厌。罗隐咏诸葛亮的《筹笔驿》：“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怨谯周。唯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毛泽东多有偏爱，几次圈点。李商隐的咏史诗很多，也很有名气，其中也有一首《筹笔驿》，诗说：“鱼鸟犹疑畏简书，风云常为护储胥。徒令上将挥神笔，终见降王走传车。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余。”这首诗虽然被收入到《唐诗三百首》之中，但是，比起罗隐的《筹笔驿》就“稍逊风骚”了。     古人替西施做翻案文字的很多，并不新奇。但罗隐的《西施》却独有见解：“家国兴亡自有时，越人何苦进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罗隐不但不把亡国之罪强加于“红颜祸水”，使历朝历代女子蒙受不白之冤，而且认为封建王朝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规律。此种观点，正值李唐王朝已经到处显现着灭亡征兆之时，大胆表露，尤其难能可贵。历史上，帝王出了事，总要找些“替罪羊”来为自己顶罪，许多史书也常常于有意无意之间，为这些帝王开脱罪责，把亡国的罪过强加到无辜的女子身上。唐玄宗时发生的“安史之乱”，是使大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开始，这场军事政变，完全是唐玄宗自己惹的祸，可是，人们却把罪责一股脑地推到了杨贵妃的头上，而且还把这位“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的美女子推上了断头台，制造了这场千古奇冤。李商隐也对这起冤案深为不满，曾经在《马嵬》诗中为杨贵妃翻案：“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穿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罗隐在《王浚墓》的怀古诗中写道：“男儿未必尽英雄，但到时来即命通。若使吴都犹王气，将军何处立殊功。”王浚是西晋大将，大练水军，破东吴有功。罗隐在诗中不仅仅是对自己怀才不遇的酸楚感叹，更含有一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千百年来，人们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即：是英雄造时事，还是时事造英雄。罗隐认为是时事造就了英雄，所以他对王浚的这段历史作了上述评价。这是符合历史唯物论的。     晋武帝太康元年，即公元280年，晋朝益州刺史王浚率八万大军，乘着相连百里的战船，自武昌顺风顺水而下，浩浩荡荡，敲锣打鼓，直逼石头城。孙皓反绑双手，抬着棺材，到王浚军营门前投降。东吴王朝末代君主孙皓，是孙权的孙子，算是第三代，东吴政权到了他的手里，已经是腐败透顶了。陈寿在《三国志》里说：“皓既得志，粗暴骄盈，多忌讳，好酒色，大小失望。”孙皓在晋武帝泰始二年（公元266年）十二月，把国都由武昌迁回建业，第二年六月兴建昭明宫，俸禄二千石以下的官吏，都亲自进山督促伐木。大规模开辟园囿，兴建土山、楼台，极尽才艺工巧，工程、劳役的花费以亿万计算。当时东吴的民风奢侈，民间争相奢华，家里没有一锅米、一石粮的积蓄，出门却都穿着丝织的艳丽服装。朝廷有人屡次向孙皓上书，劝谏他应该勤政戒奢，端正民风。但是孙皓从来不听，腐化日甚一日。陈寿对东吴的这位亡国之君作了这样的评语：皓之淫刑所滥，陨毙流黜者，盖不可胜数。是以群下人人惴恐，皆日日以冀，朝不谋夕。其荧惑、巫祝，交致祥瑞，以为至急。况皓凶顽，肆行残暴，忠谏者诛，谗谀者进，虐用其民，穷淫极侈。宜腰首分离，以谢百姓。     唐代的著名诗人刘禹锡在《西塞山怀古》中，也怀着与罗隐同样的心情，记录了这段历史：“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帆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从今四海为家日，古垒萧萧芦荻秋。”     罗隐的《焚书坑》，从另一个角度写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含蓄之中别有新意：“千载遗踪一窖尘，路旁耕者亦伤神。祖龙算事浑乖角，将为读书活得人。”毛泽东对此诗也作了圈点，而且在最后两句下面加了密圈。毛泽东很关注前人对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评价，罗隐友人章碣的《焚书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多为后来人称道，毛泽东也非常喜欢。对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评价，罗隐、章碣，以及人民领袖毛泽东，是英雄所见略同，都有点反潮流精神。毛泽东也有关于这方面的诗，他在《读〈封建论〉致郭老》一诗中就有：“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的诗句。     罗隐对一代大儒董仲舒的直言评价，在封建社会也是极为大胆的。《董仲舒》诗曰：“灾变书生不合闻，漫将刀笔指乾坤。偶然留得阴阳术，闲却南门又北门。”儒学一向被统治阶级奉为正统，董仲舒又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祖师爷，罗隐大胆嘲讽，足见他的潇洒。董仲舒曾经给汉武帝上《天人三策》，系统阐述了他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他著有《春秋繁露》，认为《春秋》一书著录了长时期的天象资料，集中了天人相与之际的许多解释，所以后世言灾异要以《春秋》为依据。他主张“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思想的核心是维护封建秩序，神化专制皇权，力图把封建政权和族权、神权、夫权紧密结合起来，而四种权力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所以长期为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而罗隐能够在那个时代对董仲舒大胆讽刺，实在是难能可贵！     罗隐也间或有消极和低沉的情绪流露于诗中，但他的消极，不是醉生梦死、沉湎于声色酒肉的颓废；不是超脱尘世、遁入空门的虚无，而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受压抑的血泪呻吟，是他对世事沉浮客观冷静的观察。以下四首诗就是罗隐心境的直白。     《自谴》：“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偶兴》：“逐队随行二十春，曲江池畔避车尘。如今赢得将衰老，闲看人间得意人。”     《东归别常修》：“六载辛勤九陌中，却寻归路五湖东。名惭桂苑一枝绿，鲙忆松江两筋红。浮世到头须适性，男儿何必尽成功。惟惭鲍叔深知我，他日蒲帆百尺风。”     《嘲金陵妓云英》：“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毛泽东对这四首诗多次咏读，多次圈点，也看出他对罗隐的深刻理解和同情。毛泽东终其一生，在哲学、政治、军事诸多方面都获得巨大成功，而且为中华民族成就了千秋伟业。能够对一位科举挫折，政治坎坷的古人，如此的看重，除开自身的伟大之外，能不说明罗隐的才华和人格魅力？！     罗隐也同其他的知识分子一样，奔走于公卿之门，希望得到引荐，求得功名。但他从来没有卑躬屈节的向人哀求，他希望在受到别人尊重的条件下，使自己的才华得以发挥。“一个祢衡容不得，思量黄祖漫英雄。”（《过夏口》）罗隐常自比祢衡，可以看出他的为人有高风亮节。何况唐朝的科举制度，自唐德宗贞元年间和唐宪宗元和年间以后，风气渐渐大坏，非依靠权贵的推荐，否则就不能及第。连韩愈也是在京城盘桓了十年之久，东投西靠，奔走于豪门之间，才于唐德宗八年中进士。象罗隐这样“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的贫寒之士，想要考中进士，的确比登天还难。为了生计，罗隐则不得不投奔郡守，做幕僚佐吏。     因为罗隐的怀才不遇，没有功名，又为人耿直，不谙人情事故，后人多因为辛文房《唐才子传》之误，很少选用他的诗文。惟有人民领袖毛泽东给予了正确的评价。其实，罗隐并非是一味抗争和愤激，也有专述平和道理的。《谗书·辨害》就是告诉人们办事要以小服大，不可顾小局而坏大局。这不是很好的工作方法吗？《谗书·蒙叟遗意》虽然是一则寓言，却把今天人们才提倡的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可持续发展等等，讲得十分明白和透彻。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这是罗隐对诸葛亮出众才华的颂扬和钦佩，同时也是对诸葛亮未能实现初衷的惋惜。毛泽东曾经用此诗评价南北朝时的梁武帝，那是对历史悲壮人物的理解和同情。其实他不止于梁武帝，更不止于罗隐。罗隐的时代早以成为历史，但是，历史却没有因为罗隐的那个时代的结束，而不再出现罗隐式的悲剧人物。这也许就是一代伟人毛泽东所以对罗隐寄予极大同情的真正原因。

作者版权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