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怛罗斯之战（Battle of Talas，怛，音dá）是唐玄宗时唐朝的势力与来自现在阿拉伯、新兴和信奉伊斯兰教什叶派的新兴阿拔斯王朝（即黑衣大食）的势力在中亚诸国相遇而导致的战役。怛罗斯之战是一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东西方帝国间的碰撞，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怛罗斯的所在地还未完全确定，但应在大诗人李白的出生地，唐朝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城附近，接近哈萨克斯坦的塔拉兹的附近地区。战役的发生时间在751年7月-8月（唐玄宗天宝十年）。阿拔斯王朝（即黑衣大食）胜利。
战役背景
当时的世界公元6到8世纪，是西欧人眼中的“黑暗时代”。然而西欧之外的世界此时并不“黑暗”，欧亚大陆上有三个大帝国正处于兴盛期。除去固守东南欧和近东的拜占庭，另外两个便是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
当时的中国751年时的中国，正是盛唐的天宝年间，处于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在李隆基统治的时期里，唐朝的国力达到了顶点，也进行了多次的对外用兵。尽管此时李隆基已日益沉醉于酒色之中，不再是那个励精图治的英明君主，繁荣的社会表面下也隐伏着严重的危机，但大唐至少在那时还是“大”唐，当时世界上最令人尊敬的强国。
汉民族先民——华夏族通过战争和文化融合，掌握了黄河流域（中原）和长江流域（江南）的土地。对汉民族而言，中原江南以外的蛮荒之地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因为这些土地不能大面积种植农作物；而汉族的“扩张”多是因为不堪周边民族为争夺过去属于自己的领土而进行的屠杀、劫掠和骚扰，出于稳定该国疆土、以绝后患的目的才大举兴兵。为了保卫长安必须占领河西，为了保卫河西必须控制青海，为了控制青海必须占领西域来分吐蕃（今青藏高原）帝国的兵力，使其不能并兵向东扩张而已，唐代名将郭元振就这个问题和吐蕃（今青藏高原）大相论钦陵谈判过，如果吐蕃（今青藏高原）国放弃青海，唐帝国就放弃西域。高宗年间，东、西突厥汗国先后被中国所灭，伊吾（哈密）、鄯善、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等西域小国在此后的几十年中或被迫投降唐朝、或被武力灭国。唐朝从此建立了以安西四镇——龟兹（今新疆库车）、疏勒（今新疆喀什）、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为核心的西域统治体系，安西都护府坐落在龟兹镇。尽管正统的世界史学家大都认为安西都护府辖境不能算唐帝国的正式领土，只是唐帝国的外围保护国而已，但直到开元、天宝年间，这一带始终处于中华文化圈之内，受中国文化影响。
当时的阿拉伯几乎在同一时期，中东的阿拉伯人也在迅速崛起。自穆罕默德先知和四大正统哈里发以来，穆斯林已经控制了亚述人、波斯人和罗马人想都没敢想过的辽阔版图，从阿拉伯半岛上的几个部落扩张成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空前帝国，向西占领了整个北非和西班牙，向东则把整个西亚和大半个中亚揽入囊中， 地中海成为了阿拉伯人的内湖。阿拉伯帝国成为中国、吐蕃之外影响西域的另一极强力量。8世纪初，阿拉伯帝国在东方的最高长官哈贾吉·本·优素福应许他的两个大将——穆罕默德和古太白·伊本·穆斯林，谁首先踏上中国的领土，就任命谁做中国的长官。于是前者征服了印度的边疆地区，后者征服了塔立甘、舒曼、塔哈斯坦、布哈拉等大片中亚地区，但谁都没能跨过中国的国界。开元三年和五年，突骑施联合吐蕃、大食兵向安西四镇发动过两次战争，均被击退，开元五年战事见于《资治通鉴》，另有新出吐鲁番文书亦涉及此次战役。
阿拉伯帝国由于地理上的巨大优势，再加上唐军这个时期在青海与吐蕃国大打出手，无暇顾及西域，阿拉伯的影响力慢慢的体现出来，西域诸国原本大多信奉佛教、祆教等或自己的传统宗教，对伊斯兰文化的东进感到不安，更畏惧彪悍的穆斯林战士，于是不少国家向唐朝求援。[1]
战役起因天宝初年，吐蕃以武力迫使小勃律（今克什米尔的吉尔吉特）与之联姻。由于小勃律地处吐蕃通往安西四镇的要道，于是西北二十余国皆臣服于吐蕃，中断了对唐朝的贡献。在当时的四镇节度使田仁琬曾3次讨伐均未成功的情况下，高仙芝（高句丽遗民）于公元747年（天宝六年）被玄宗任命为行营招讨使，率步骑一万进行长途远征。高仙芝从安西出发，仅用百余日便到达连云堡（小勃律西北部今阿富汗东北的萨尔哈德）。连云堡地势险要，且有万人吐蕃兵防守，但高仙芝指挥下的唐军作战神勇，半天时间便攻占了该城。此后高仙芝率兵继续深入，越过险峻的坦驹岭，进入阿弩越城，平定了小勃律国，活捉小勃律国王及吐蕃公主。此役之后，唐军在西域威名更盛，高仙芝也被提拔为安西四镇节度使。天宝九年（750）高仙芝再度奉命出军，击破亲附吐蕃的车师国，俘虏其国王勃特没。
这两次艰难的远征使得高仙芝在西域获得了极大的声誉，也标志着唐朝在中亚的扩张达到了顶点。此时，中国已经成为塔里木地区、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地区的占有人和塔什干的宗主，她控制了帕米尔山谷地区，成了吐火罗地区，喀布尔和克什米尔的保护者，高仙芝俨然是大唐在中亚的总督。几乎同一时期，阿拉伯国内发生革命，750年阿拔斯王朝（旗帜尚黑，中国史称黑衣大食）取代了倭马亚王朝（旗帜尚白，中国史称白衣大食）。在初步解决了吐蕃方面的问题之后，高仙芝打算利用这一大食易代、河中叛乱的千载难逢良机，剪除大食羽翼，逐步恢复唐朝在岭外地区的主权。于是一个名为石国的西域小国成了牺牲品。
公元750年，唐朝统治者以西域藩国石国“无番臣礼”为由，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领兵征讨，石国请求投降，高仙芝允诺和好。不久高仙芝违背承诺，攻占并血洗石国城池，捋走男丁，格杀老人、妇女和儿童，搜取财物，俘虏石国国王，751年正月，高仙芝入朝，将被俘的几位国王献于玄宗面前，并因赫赫战功被授予右羽林大将军，并将石国国王斩首。此时高仙芝达到了征战生涯的最高峰。侥幸逃脱的石国王子遂向大食（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求救。大食援军计划袭击唐朝西域四镇，高仙芝先发制人，主动进攻大食。高仙芝率领大唐联军长途奔袭，深入七百余里，最后在怛罗斯与大食军队遭遇。唐朝要在中亚树立霸权就必须击败阿拉伯，而阿拉伯要完全控制中亚则必须击败唐朝的挑战。
实力对比唐朝方面唐朝主将是高仙芝，副将李嗣业，别将段秀实，兵力为安西都护府二万汉军，外加盟军拔汗那以及葛逻禄部一万人(阿拉伯史籍是10万，杜佑的《通典》记载唐军为7万人，《段秀实别传》是六万人，《旧唐书.李嗣业传》是2万，《通鉴》是3万，《唐历》记载是三万)。”，《新唐书.李嗣业传》记载唐军人数也是两万。（资治通鉴·卷216）记载“仙芝闻之，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蕃兵指的是唐朝附属国军队，蕃、汉三万意思是唐朝附属国军队及唐军自身兵力总共是三万人。)
以史料记载高仙芝时代“凡镇兵四十九万，安西节度兵二万四千”，即使以最高估计，安西四镇也没有超过三万的兵力，而且不可能倾巢而出，不留守备。实际上杜佑《通典》中的七万军队记载，并不是来自于杜环，杜环则被阿拉伯俘虏之后，杜环的经行记残本也没有记载此战的唐军人数。
杜环被阿拉伯军队俘虏，游历中东、非洲十余年，著有《经行记》，记载自己在国外的见闻。因此很多人就说《通典》中的记载来源于《经行记》，《经行记》是参战人员写的第一手史料，那当然确凿无疑了。但是，我个人还是倾向于正方二三万人的说法。为什么呢？
首先，所谓《通典》中七万人之说是引自《经行记》的说法是网络上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的谣言，是完全错误的！《经行记》已经失传，只有被其他史料引用的1500多个字保留了下来，而这1500多个字里关于怛罗斯之战的记载很简单：
“杜环经行记云：‘……天宝中，镇西节度使高仙芝擒其王及妻子归京师。……其川西头有城，名曰怛逻斯，石国人镇，即天宝十年高仙芝军败之地。……’”（通典·卷193）
也就是说《经行记》的残留文字中根本就没有这场战役唐军兵力的记载。而且，杜佑在《通典》中引用他书文字时都会明示的，而“高仙芝伐石国，于怛逻斯川七万众尽没。”这句话并没有注明是取自他书，尤其是《经行记》；也没有说明他是听谁说的，有可能是杜环也有可能不是啊。总之，这句话的消息来源不明。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将《通典》中的这个记载说成是出自《经行记》，并奉为确凿无疑的“第一手资料”是完全错误的！
有人要质疑了，既然《经行记》失传了，那么《通典》中的记载也不能说肯定就不是出自《经行记》，就算不是也有很大可能是听杜环说的啊。他家亲戚是参战者，他写这次战役的时候能不去问一下吗？况且杜佑是德宗、宪宗时期的朝廷宰相，写《通典》的时候距离怛罗斯之战才几十年，差不多算是高仙芝的同龄人了，几乎可以算是历史亲历者，新旧《唐书》《资治通鉴》这些正史的作者都是几百年以后的了，我们凭啥不信杜佑？这种质疑很有道理，但我要说：
第一，杜环的生卒年不详，有可能杜佑写《通典》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杜佑没法向他咨询。
第二，不论《通典》中的记载是杜佑看的《经行记》，还是杜环直接告诉他的，总之我们假设七万人的说法确实出自杜环。问题是杜环说唐军七万，难道就真的很可信吗？杜环虽然参战，但也不过就是一普通士兵或者一低级军官。这么一个低级别人物，怎么可能知道全军兵力这种高度机密？对越反击战时我军一个连长会知道我军投入的全部兵力吗？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如果杜环真的知道全军兵力，那也很可能是被俘后听阿拉伯人说的，要么就是高仙芝虚张声势。古代这种事很平常么，五万对外宣称十五万，吓唬吓唬敌人而已。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杜环说的七万还不如《段秀实别传》里说的六万更可信，段秀实是高仙芝的副手，级别比他高得多。况且七万人还未必就是杜环说的呢，这只是我们的一个假设。
第三，《通典》中关于怛罗斯之战的文字并不是单独出现，完整的内容是：“我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竞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逻之战，云南渡泸之役，没于异域数十万人。天宝中哥舒翰克吐蕃青海，青海中有岛，置二万人戍之。旋为吐蕃所攻，翰不能救而全没。安禄山讨奚、契丹于天门岭，十万众尽没。高仙芝伐石国，于怛逻斯川七万众尽没。杨国忠讨蛮合罗凤，十余万众全没。”
这段文字中的加红部分说了四个人打的四次败仗，这四次败仗的人数记载全部都与正史不符，相去甚远，这该作何解释？如果其他三次败仗《通典》记载的人数不可信，那凭啥高仙芝七万人的说法就可信呢？如果《通典》说的全都可信，那为啥正史都不采用呢？难道欧阳修、宋祁、司马光等等史家全部都造假？《通鉴考异》中提《段秀实别传》都没有提《通典》，就足以说明了史家的态度。
第四，正史的编纂者虽然比杜佑晚了几百年，但他们编书时依据的资料可不是几百年后的，《旧唐书》的大量内容就是照搬唐朝国史啊，岂能以作者所处年代来作为可信不可信的标准？《通鉴考异》中明言：“马宇段秀实别传云：‘蕃、汉六万众’，今从《唐历》”，司马光为啥不信《段秀实别传》要信《唐历》呢？原因就在于两个资料的作者。《段秀实别传》很明显是私人所著的野史，尽管肯定也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比起《唐历》那还是差远了。
《唐历》作者是柳芳，柳芳是什么人？他可是开元天宝时期朝廷的史官，负责国史的编纂，著有记载从武德到乾元150年的国史130卷。后来被贬出了朝廷，正好和高力士顺路，高力士告诉他了很多外人无从得知的朝廷秘闻，讲的还很详细。可是那个时候他编纂的国史已经送交档案馆保存了，没法要回来更改了，所以他就另著《唐历》四十篇。后来唐朝另一个史官崔龟从还写了《续唐历》三十卷献给了朝廷。
《唐历》的时间可比《通典》和《段秀实别传》更早，还是高仙芝同时期的朝廷史官写的，可信度自然更高吧？你要说杜佑的七万人是杜环告诉他的，那我还说柳芳记载的三万是听高仙芝说的呢。别忘了高仙芝战败后就被调回朝廷当右羽林大将军了，柳芳和高仙芝喝个酒吃个饭完全正常。所以说，就中国史料而言，正史记载的“二三万”人的说法，可信性是远远大于《通典》和《段秀实别传》记载的“六七万”之说的。
那上面那个阿拉伯史料的记载该怎么看待呢？这个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但有一点很明显啊，那段文字记载的故事和中国史书记载的截然不同。还有别的阿拉伯史料记载这场战役爆发的原因是败亡的白衣大食向唐朝求援，与中国史料差的更远。据说还有外文资料记载此战败后唐朝向大食称臣了，这明显是胡说八道的意淫么。外国人还说中国的夏朝根本不存在呢，而中国人都知道夏商周。
而怛罗斯之战居然出动安西都护府八成以上的兵马，说明 这次高仙芝对即将和阿拉伯的大战确有准备。唐军虽是马步混合部队，但是步兵均有马匹，平时以马代步，作战的时候才下马作战，行军速度较快。
唐代时，中国军队无论装备、素质、士气还是将帅能力都达到了冷兵器时代的一个高峰。当时唐军野战常用的阵形之一是“锋矢阵”，冲在最前面的是手执陌刀（一种双刃的长柄大刀）、勇猛无畏的轻装步兵，接着是步、骑兵突击，后列则有弓弩手仰射，直到完全击溃对方。陌刀的攻击力极为可怕，列阵时“如墙而进”，肉搏时威力不减，李嗣业便是一员善使陌刀的猛将。骑兵方面则是轻重骑兵结合，一般使用马槊和横刀。唐代改进了冶炼技术，灌钢法取代了百炼法，使铁制战刀更加锋锐。唐军的铠甲抛弃了魏晋的具装铠，演变为以明光铠为代表的唐十三铠，重量更轻，但防御力却有所提升。另外不得不提的就是 唐军的抛射兵器——弩，中国的弩早在秦汉时期便已独步天下，到了唐朝更加成熟完善，其射程与威力远非寻常弓箭可比。为了弥补弩射速低的缺点，秦汉以来的军阵中一直是弓弩兼有。唐军一般使用四种弩，伏远弩射程三百步（450米），擘张弩射程二百三十步（345米），角弓弩射程二百步（300米），单弓弩射程百六十步（240米）在不同范围均可以形成威胁。阿拉伯军队在这方面显然逊色不少。由于高仙芝在与阿拉伯大军对战之前曾经围攻怛逻斯城，所以高仙芝应当还使用了车弩，也就是后世所称的床弩。史载车弩“十二石”强弩，以轴转车（即绞车）张弦开弓，弩臂上有七条矢道，居中的矢道搁一枝巨箭，“长三尺五寸”，“粗五寸”，以铁叶为翎，左右各放三枝略小的箭矢，诸箭一发齐起，“所中城垒无不摧毁，楼橹亦颠坠”。
对于唐军的武器装备，我不得不说，这是一支我所知的火器大量使用以前全世界最令我心动不已的军队！
从《太白阴经》所得到的资料，唐军的编成装备是这样的：
唐军的主力部队多是步骑混成的，其一个标准的军团应该包括步兵12500人，骑兵5000—6000，辎重兵1000—2000，一支这样的部队合计约两万人马。其中，12500名步兵中，甲兵7500名，主要使用明光甲。在7500甲兵中有2500名陌刀兵，这些陌刀兵每人在两腰分别挂有弓一把、箭30，背后交叉插有长柄陌刀一柄，长枪一条。此外5000甲兵也同有弓一把、箭30，枪一条，断柄重刀一把。
唐军弓弩配备率得到120%，每名士兵都配有三件以上的武器。这与秦汉军队相比，火力强出了3—5倍，冲击力也大有提高！
而更有意思的是，为了配合骑兵完成对运动速度快，而路途又远的游牧军队，唐军藩镇军和中央军主力的步兵部队都是坐车马机动的，而不是徒步。在得到战场时才下车列阵作战！
唐军骑兵与此前南北朝时有所区别。南北朝时，成熟的马蹬的大量使用使骑兵由秦汉时的轻骑向重甲骑兵发展，也就是人马皆以重甲防护，在战场上发起冲击作战。但唐军当时的主要对手是游牧轻骑兵，且是长途出击为主，所以唐军虽然也有重骑兵的存在，但更多的还是轻骑兵。
唐军的骑兵一反此前南北朝时的重装化，其士兵的保护很好，但战马却甲片很少，只是护住前胸和脸部！唐骑兵人是有完善的战甲保护的，其战甲与步兵甲型制类似。早期的玄甲也被逐渐淘汰，代之明光甲。但骑兵甲的裙甲，膀甲明显比步兵的断，这是为了方便在马上的运动。为了弥补，唐骑兵使用皮带在腿和手膀上固定上甲片。唐骑兵每人身背长枪一条，配圆盾一面，弓一把、箭30，长短唐样刀（横刀）各一把。战备相当完善！
唐军远程作战的战术运用也有了很大突破：实战中，唐军骑兵与坐车的步兵共同达到战场！如果敌军首先发动进攻，唐军拥有与宋军同样高的弓弩配备量，先以箭镞攻击对手，随后刀阵迎击，当两军混战在一起的时刻，骑兵迅速从侧翼扰到敌军后方，两线夹击对手！如果我军主动进攻，骑兵主要担负从侧后扰到敌军后方，迁制对手主力，同时步兵开始以刀阵推进！最终实现围歼！史书上有“如墙而进”，“当嗣业者，人马俱碎”来描述唐刀阵推进时的强大威力！
唐军的战术有些类似亚力山大大帝的矛阵加重骑兵的战术，但与当时马其顿的仪式化战争以及西方的简单军阵相比，唐军则具有极高的战斗优势！
可见唐军步骑的配合与后来的“两翼铁骑”是完全不同的！唐军骑兵虽与步兵合为一体，但在战斗中其使用是完全独立于步兵的！可以说是由唐军创造了步骑合战的最优秀典范！唐军的战术极富力图全歼、所向披靡的霸气。这与其他军队在骑兵面前将步兵作为列阵死守的工具的作风完全不同。这充分说明了唐军拥有级高的主动进攻精神！
可见，唐军的基本战术是“侧翼迂回，前后夹击”！唐军将步兵列阵的威力和骑兵强大的机动性能通过“畜力化运载步兵”这一创新完美的结合到了一起，发挥了历史上最强大的“反骑兵军团”的威力！
应该认为，通过上千年的国家体制演进，以自由经济带来的巨大财富为基础，以牺牲国家动员能力为代价，唐军获得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对外进攻能力！
5000轻步兵中，2500人配弓一把、箭30，断柄重刀一把，长枪一条，方型牛皮盾一面。另外2500轻兵配弓一把、箭30。背后背着一个更大的箭娄，装箭100，配弩一把，长枪一条。
但是，唐军号称劳师以袭远，从安西深入七百余里，攻打曾经是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城附近.
地理方面：观察地图以及结合史书我们可以看出。高仙芝翻越葱岭（帕米尔高原），“深入七百馀里”，其实已经在阿拉伯的地盘上作战，阿拉伯在补给，情报等方面占了绝对的优势。
阿拉伯方面阿拉伯史籍关于怛罗斯战役的仅有两部，有关阿拉伯动员兵力的人数，中、阿典籍中并无记载，有关唐朝兵力在阿拉伯方面的史料方面如下。
As-Saffah（阿布·阿拔斯）掌权3年后（751年），布哈拉爆发起义，为首的是Sharikh ibn Shaikh（舒莱克）。他率3万名阿拉伯人和其他人对Abu Muslim（阿布·穆斯林）展开报复行动，反抗他的血腥手段和滥杀无辜的行为。Abu Muslim前去镇压，派Ziyad ibn Salih（齐亚德·伊本·萨里）和阿布·达乌德·哈立德·本·伊卜拉欣·祖赫利为先锋。双方交锋，Sharikh ibn Shaikh被杀。他再次征服布哈拉和粟特，并下令构筑撒马尔罕墙，以期在敌人进攻时成为一道防御。他派遣Ziyad ibn Salih继续挺进，后者征服了河外地区的城镇乡村， 一直抵达怛逻斯和伊特莱赫。于是中国人出动了，发兵10万余人。塞义德·本·侯梅德在怛逻斯城加强城防，Abu Muslim则在撒马尔罕的军营中镇守，大批将领和招募来的兵士聚集在塞义德那里。他们分几次将他们（中国人）各个击败，共杀死4万5千人，俘获2万5千人，其余纷纷败逃。穆斯林们占领了他们的军事要地，进军布哈拉，降服河外地区的国王和首领们，将他们斩首，并虏走他们的子孙，抢去他们的全部财产。他们不止一次将俘虏（当地土著）5万人5万人地渡过河去。Abu Muslim决意进攻中国，并为此做好了准备。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使他改变了这一计划，Ziyad ibn Salih向他展示了一封无法证实其真实性的、来自As-Saffah的信，信上说委任他为Khorasan（呼罗珊）的总督，Abu Muslim开始施展计谋，最终将Ziyad ibn Salih杀死，并派人把他的首级送到As-Saffah那里。 —穆塔海尔·麦格迪西 Al-Mutahhar ibn Tahir al-Maqdisi（卒于966年）或巴勒希 Abu Zayd al-Balkhi（卒于934年），《肇始与历史》
这一年，拔汗那（费尔干纳）的Shishpir（伊赫希德）与Chach国（即石国）王反目为仇。Shishpir向中国国王求救。中国国王派出10万大军驰援，将Chach国王包围。Chach国王归顺中国国王，他和手下没有受到他（中国国王）的迫害。消息传到Abu Muslim（阿布·穆斯林）那里，他派Ziyad ibn Salih（齐亚德·伊本·萨里）前去交战。两军大战于但逻斯河。穆斯林们最终战胜了他们，消灭近5万人，俘获约2万人，残部逃回中国。此役发生在133年（751年）12月。 —伊本·艾西尔 Ali ibn al-Athir（卒于1233年），《历史大全》
关于怛罗斯战役中双方到底谁占有绝对人数（正兵+附庸）优势，由于阿拉伯方面的军动员的人数在中、阿双方典籍上没有任何记载，尚没有一位中外学者涉及到此问题。目前，外国史学界学者方面多支持唐朝3至4万说法，对唐军10万人数并没有达成共识，包括Waley、Graff、Powell及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出版的《中亚文明史》，其中美国藏学家白桂思、俄国伊斯兰学家巴托尔德和穆罕默德·阿萨德（Muhammad Asad）也指出阿拉伯史籍的言词和唐军人数方面都过于夸大，把此战唐军的兵力调整到3至4万。根据Baker，一些外国学者把此战阿拉伯动员的人数估算到20万（正兵+附庸）左右，远远高于所有文献上记载的唐军动员的人数最高值10万。
关于阿拉伯驻兵人数，由于史料的欠缺，史学家只能从阿拉伯典籍的零散史料中估算。在700年，倭马亚王朝的军队是25至30万，阿拉伯人在Khorasan（呼罗珊）总督区的人数是11.5万至20万，到了715年，其兵力为4.7万，一些史学家相信倭马亚在Khorasan的驻军数量一致维持在4至5万直到末期。阿拔斯王朝在怛罗斯战役前的兵力无从考证，不过史学家根据在762年哈里发al-Mansur（曼苏尔，754—775年在位）面对什叶派al-Nafs al-Zakiyya和其兄弟Ibrahim发动的起义时透露的数据分析；在库费哈里发仅有1千兵卒在身边，其余的阿拔斯军队分散；其中3万驻守莱伊（今伊朗德黑兰省），由他儿子al-Mahdi（迈赫迪）统领；4万驻守伊弗里基（今北非西部），由al-Ashath al-Khuzai统领；4000人由Isa b. Musa指挥在麦地那与起义军首领al-Nafs al-Zakiyya作战，哈里发一共提及了7.5万驻军人数情况。不过Kennedy指出阿拔斯王朝绝不止这些兵力，其余没被透露的包括驻守在摩苏尔的2000防守哈瓦利吉派的军队，另外可能大约有2.5万驻守在拜占廷边境。据此Kennedy推测，阿拔斯王朝的军队在al-Mansur时期为10万。但Kennedy指出这10万人都是全职职业军人，与之前的倭马亚王朝军队中的民兵不同，因此实际上阿拔斯王朝很可能把军队保持在大约25至30万之间，与前朝不分上下。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说的仅仅是驻军，不包括战时临时征行的麦瓦利（志愿者），如718年倭马亚与拜占廷作战时的20万队伍、1.2万工匠、骆骡各6千；781年阿拔斯与拜占廷作战时的9.5793万人；806年的13.5万人，因此2.5万驻守在拜占廷边境的仅仅是正规军，并非阿拔斯可动员的兵力及藩国参加后的数目。 中国方面对此战唐军动员的人数，大致有两个不同的记载；一为6至7万，一为2至3万。阿拉伯方面的两种记载，对唐军动员的人数为10万，对唐军及其附庸军的损失（杀伤和俘虏）记载稍有不同，但总数都为7万人。这与杜佑在《边防序》的记载伤亡人数7万相吻合，这样的巧合同时出现在古典时代两个远隔的文明的历史记载中，那就不仅是巧合了。不过作为参战人员之一的杜环，并没有透露唐军在这场战役的兵力，其著作《经行记》原本已失传，残文被杜佑收入在《通典》。但《经行记》的残文并没有关于唐军在这场战役的兵力的记载，因此杜佑得七万之说应是他自己猜测，而不是某些人云亦云的网民所说的得自杜环。
关于阿拉伯人在呼罗珊以东附属国地区到底可以调动多少附庸军人及当地藩国可参战的兵力，我们在《册府元龟》一份718年的吐火罗诸国表可以看见，以吐火罗为首的12个诸国可动员兵力不下90万(事实上这12个国家虽然不一定能动员90万兵力，但要动员几十万壮年万男丁是完全可以的，还有如果无人拿出史料证明90万并不正确的话，就请不要说这一数字是中国古人在夸张，)，若从642年阿拉伯人占据赫拉特，至667年越过阿姆河入侵河中地区算起，吐火罗及其旁的12个诸国（今阿富汗北部，河中以南地区，不包括昭武九姓地区）到了718年已成为阿拉伯人的实际管辖地，这在中国史籍上《册府元龟》和《全唐文》中开元年间安、康、俱密（719年）、吐火罗（727年）和石（741年）王所撰的《请讨大食表》文中描述倭马亚王朝对各诸国所实行的异教重税得到见证，对这样兵多将广的藩国，Abu Muslim在怛罗斯战役中，征它几万兵，应该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有种说法认为河中九国当时经历了反阿拉伯起义后损失惨重，无法为阿拉伯提供过多的兵力。但请持这种观点的搞清地理概念！吐火罗诸国指的是现在的阿富汗地区，而河中九国指的是现在的中亚地区，两者完全就不是同一个地区。吐火罗诸国是在701年被阿拉伯占领，而河中九国则是在718年左右被阿拉伯实际控制。到了恒罗斯之战时被阿拉伯实际占领的吐火罗诸国是何态度自不用说，而被阿拉伯实际控制的河中九国的态度则在很多史料中都有记载。
就在此战前夕的750年，河中布哈拉王（即安国）还主动向阿拉伯人伸出援手协助平定阿拉伯人Sharikh ibn Shaikh的起义，没有当地人的协助，Ziyad ibn Salih根本不可能转败为胜，所以阿拉伯人在此战对这些藩国的征调并非难事，藩国也可以多多地参加。另外根据史料记载恒罗斯之战时呼罗珊以东诸国是支持并联合阿拉伯对抗唐军的，（资治通鉴·卷216）记载高仙芝之虏石国王也，石国王子逃诣诸胡，具告仙芝欺诱贪暴之状。诸胡皆怒，潜引大食欲共攻四镇。仙芝闻之，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深入七百余里，至恒罗斯城，与大食遇。
战役过程史载战斗持续了五日。初期战斗唐王朝的精锐步兵占上风，但是兵力悬殊战争变成僵局，其间，唐军在石国进行了屠城（《资治通鉴》记录：“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伪与石国约和，引兵袭之，虏其王及部众以归，悉杀其老弱”)，使得大唐联军的西域军与中央军离心离德。葛逻禄部见唐军逐渐失势，倒向大食。唐军步兵因此与唐军主力失去联络。阿拔斯王朝联军乘唐军士兵发生暂时混乱的机会，出动重骑兵主力对唐朝步兵猛攻。高仙芝受到大食与葛逻禄部两面夹击，无力支撑而溃不成军。势危之时，副将李嗣业劝高仙芝弃军逃跑，于是高仙芝、副将李嗣业和别将段秀实收拢残部向安西逃遁，途中恰逢大唐联军的拔汗那兵也溃逃至此，兵马车辆拥挤堵塞道路。李嗣业惟恐大食追兵将及，杀死百余名拔汗那军士才得以率先通过。别将段秀实责备李嗣业说：“惮敌而奔，非勇也；免己陷众，非仁也。”李嗣业甚感惭愧。最后高仙芝等和数千名唐兵逃至安西。
此役唐军损失惨重，两万人的安西精锐部队几乎全军覆没，阵亡和被俘各自近半，只有千余人得以身还。
战役收尾怛罗斯之战后，安西都护府的精锐兵力损失殆尽，但盛唐时期的恢复能力是惊人的。仅仅过了两年，升任安西节度使的封常清于天宝十二年（753年）进攻受吐蕃控制的大勃律（今克什米尔西北的巴勒提斯坦），“大破之，受降而还。”说明安西都护府的实力已经大体恢复。如若不是安史之乱，安西都护府也许有能力再次和阿拉伯人一较长短。
高仙芝败退后，仍被玄宗委以重用。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安禄山叛反于范阳，天下大乱。高仙芝奉命征讨叛军，在防务空虚、兵不习战的情况下扼守潼关，这位高句丽族名将显示出自己卓越的军事才能，一度保卫了长安的门户。遗憾的是，不久玄宗听信谗言，错斩了高仙芝。此后唐朝逐步陷入藩镇割据状态，再未重现昔日辉煌，在西域的霸权也随着盛唐的崩溃而随风消逝。
怛罗斯之役后不久阿布·穆斯林因功高震主而被谋杀，手下大将齐雅德·伊本·萨里也被处死，由此引来大规模叛变，阿拉伯忙于平乱，并没有乘胜追击，只是巩固了他们在中亚取代唐朝建立的霸权。而中国方面由于几年后爆发安史之乱，之后还有朱泚之乱藩镇之祸牛李党争甘露之变，唐朝不断内斗，国力严重消耗，也只能放弃在中亚与阿拉伯的争夺。而阿拉伯也出现内讧、叛乱问题。阿拉伯主要忙于解决内讧、叛乱以及与拜占庭的冲突，无力大举东进打唐朝。即使是法德勒东征也没有要打唐朝的意思。
西方学者勒内·格鲁塞∶如果不是唐帝国内部的那场内乱，也许，不过几年，他们就会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回他们的霸权[43]，但是，随后爆发的安史之乱却使唐军永远的失去了这个机会，也正是这场来自帝国内部的持续八年的内战，几乎耗尽了这个强盛帝国的所有财富,衰落从那个时候才骤然开始。从废墟中重建的那个帝国已不再是曾经的天可汗帝国。（参见[ 法]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
战后事件怛罗斯之战后，唐朝仍控制西域的安西北庭（新疆），阿拉伯很快与唐朝讲和。不久，唐朝爆发安史之乱，然后有朱泚之乱藩镇之祸牛李党争甘露之变，唐朝不断内斗，国力严重消耗。而阿拉伯主要忙于解决内讧、叛乱以及与拜占庭的冲突，无力大举东进打唐朝。
吐蕃与阿拉伯3次大战、17万精锐损失殆尽等等都是谣言，没有史料依据，所谓的那几个吐蕃与阿拉伯大战的时期，阿拉伯主要忙于解决内讧、叛乱以及与拜占庭的冲突，无力大举东进打唐朝。当时阿拉伯在东部倒是与古斯（Ghuzz）、突厥有过冲突，阿拉伯史料记载阿拉伯人造惹瑟知之门等防御突厥人的侵袭，在拉什特、布哈拉附近与赭时修筑了城墙以防备突厥人，没有记载吐蕃与阿拉伯大规模交战、17万精锐损失殆尽。支持拉斐厄叛乱的战士来自10多个势力（亚尔库比，Historiae，2，页528。），其中突厥人起重要作用，拉斐厄见弃于突厥人之后，很快就投降于阿拉伯马蒙（塔巴里书，3，页775）；法德勒东征打了多个势力，俘获吐蕃军官，但是对此记载很简略，还比不上对怛罗斯之战的记载，很难说是大战，而且法德勒东征也没有要打唐朝的意思。
白桂思歪曲史料，历史学家王小甫多次有理有据的指出过白桂思的错误了。
唐主要对付自己的内斗内战，以及突厥、铁勒、高句丽、吐蕃、契丹、南诏等等。而阿拉伯主要对付叛乱、内讧，以及与拜占庭的冲突。
阿拉伯史料里，根据塔巴里、亚尔库比、加尔迪齐等人的记载，在网上流传的阿拉伯与吐蕃大战的那个时间段，波斯人的暴曱动、什叶派运动不断。阿拔斯大食委派的历任呼罗珊省总督不得不应付波斯人乃至阿拉伯人本身发动的一系列叛乱。谢里克事件平息后，布哈拉什叶派阿拉伯人仍不断背叛。哈里吉派优素福.贝尔木之乱、曼苏尔.本.阿卜杜拉之乱、塞吉斯坦与巴德吉斯屡次动曱乱、阿什纳斯之乱等等。当时阿拉伯主要忙于解决内讧、叛乱以及与拜占庭的冲突。
大食的马蒙在对哈利发阿敏（811年）展开斗争以前，曾向其韦齐尔法兹勒.本.萨赫勒诉说：（葛逻禄）叶护、“吐蕃主可汗”不臣服；喀布尔王正要夺取呼罗珊与喀布尔毗连的地区；讹答剌君主不肯继续入贡。马蒙听从法兹勒的建议，和平解决了这些问题。（塔巴里书，3，页815-6。）并没有大战，之后也没有大食与吐蕃大规模交战的记载，而是大食对付突厥、古斯（Ghuzz）以及反叛的大食人、波斯人。大食集中力量解决反叛、内讧以及与拜占庭的冲突，而在大食的东部，大食与古斯（Ghuzz）、突厥有冲突，大食在拉什特、布哈拉附近与赭时修筑了城墙以防备突厥人。
历史地位实际上怛罗斯之战后不久，唐军就连续派兵在西域活动，西域各国也多向唐朝朝贡，虽然有些小国投靠阿拉伯，但亦有背叛阿拉伯，重新倒向唐朝的。怛罗斯之战的爆发本与石国有关，但是战后不久，石国仍然倒向唐朝。从新近出土资料中也有很多怛罗斯之战后唐朝中央与中亚地区军事据点的文书往来。纵观唐朝的扩张史，偶遭挫折甚至惨败并不少见，而败后卷土重来也是唐朝惯用的战略。我们可以说，假如安史之乱不爆发，大唐仍维持表面上的繁荣，那么若干年后唐军再次出击中亚，与阿拉伯军队再次相遇，几乎是必然的。当然这仅仅是假设。安史之乱的爆发，引爆了唐朝社会的几乎所有矛盾，即使怛罗斯之战取胜，按照正常的历史进程，唐朝势力仍会撤出中亚。法国学者张日铭在著作中认为，在安禄山叛乱前，唐从未自西域撤退。所以我们应该说，正好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当口，爆发了怛罗斯之战，而不是怛罗斯之战，促使唐朝由盛转衰。
中国文明的传播怛逻斯战役促进了中国文明的向外传播。“四大发明”最早传出的是造纸术，而造纸术的传出与怛逻斯战役有着直接的关系。唐帝国此役战败，共计一万余唐兵成为战俘，其中包括一些造纸工匠。而不久外部世界的第一个造纸作坊就出现在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附近）。此时距大食第三任正统哈里发奥斯曼派遣第一个谴唐使来华正好约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在时间上几乎相差无几，巴格达也出现了造纸作坊与纸张经销商，之后逐渐扩展到大马士革、开罗，以及摩洛哥与西班牙的一些城市。巴格达也好，撒马尔罕也好，造纸技术是由来自中国的工匠师傅传授的是无疑的。中国的造纸工匠除了被俘后流落它乡传播造纸技术，也可能是作为文化交流使者在怛逻斯战役之前就到达了那里，或者兼而有之，但是怛逻斯战役至少是推动了造纸术的西传。
中国文明就是这样传授给阿拉伯人，后来再由他们传往更加遥远的欧洲……这几乎成为中世纪东、西文化传播的固定模式。
战役影响怛罗斯战役之后，接踵而至的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导致唐朝无力染指西域，并自此退出对中亚霸权的争夺。原本臣服于唐朝的中亚诸国转而臣服于阿拔斯王朝和吐蕃王朝，对伊斯兰教在中亚的传播起了作用。尽管阿]拔斯王朝取得了怛罗斯战役的胜利，[阿拔斯王朝也未有]东进扩展领土的打[算，阿拔斯王朝默许了葛罗禄在阿姆河与锡尔河流域附近的扩张。他们自]立了一国家，并一直[维持至九世纪末被后来建立黑汗王朝的入侵]者消灭。
长远来说，部分因为怛罗斯战役的影响，伊斯兰文化比中国文化对中亚的影响更为深远。中国的造纸术亦因为唐军战俘中的造纸工匠被带到由阿拔斯王朝第一任哈里发阿布·阿拔斯—萨法赫在撒马尔罕新建的的造纸坊里工作而传到中亚、中东何欧洲，当时从军的杜环被阿拉伯帝国俘虏，随后跟着阿拉伯人周游阿拉伯各地，回国后写成《经行记》一书。总之，怛罗斯战役对东西方历史进程影响是非常深远的。[2]
对唐朝在中亚的名声尽管怛罗斯战役战败，唐王朝的整体实力，以及在西域的影响力并未受到动摇；战後，唐王朝仍在中亚继续扩张；753年，封常清攻占大勃律菩萨劳城，而於755年达到了西域经略的鼎盛；从长安安远门西行至唐境西陲是1.2万里，陇右作为东西交流的咽喉要地，成为唐朝最为富庶的地方。756年，参与怛罗斯战役的拔汗那与阿拔斯王朝仍派兵助唐镇压安史之乱。拔汗那位于葱岭以西最靠东边的七河地区小国，是唐朝在中亚“事唐最谨”的藩属。雷纳·格鲁塞指出如果在天宝后期没有发生内乱和革命的话，唐朝在此战所遭受到的灾难是有可能会得到恢复的。然而随后爆发的内战却使唐朝永远的失去了这个机会。
对中亚的伊斯兰化怛罗斯战役后，中亚大部分地区并没迅速的转化为伊斯兰教区，虽然阿拉伯人在河中地区（Transoxiana）的建制很早，但阿拉伯人对当地人仍非常不信任，主要是他们并非伊斯兰教徒。初期的时候为了增加税收，没有要求人们该信伊斯兰教，到了Qutayba（屈底波，卒于715年）时期，开始约许免税引诱和强迫人们改教。不过一直到了850年的萨曼王朝时期，伊斯兰教才逐渐成为河中地区主要信奉的宗教。而在中国新疆地区，即唐安西四镇所在，即使在安史之乱后，唐朝退出西域舞台，当地也没有因此转化为伊斯兰区，回鹘及后起的几个突厥政权一直扮演了汉传佛教的守护者，一度代表了汉传佛教势力抵抗伊斯兰教。到了950年前后，喀喇汗国统治者萨图克改信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才在新疆得到了发展，在新疆东部地区的高昌回鹘仍信奉佛教；新疆境内一直到15世纪末明代中叶才完成全盘伊斯兰化。此时距怛罗斯战役已有700年，而唐朝也于907年灭亡。
而值得注意的是，回鹘本信奉摩尼教，摩尼教于763年传入蒙古回鹘汗国，迅速发展成为国教，其影响渗透到汗国社会、经济、外交及文化的各个方面。直至840年，回鹘汗国崩溃，部众西迁至西域及河西走廊一带，由于受到当地盛行的汉传佛教的影响，大批民众多改信佛教。唐代的新疆地区是汉传佛教的一大中心，已有了近很长的汉传佛教发展历史，僧徒众多、香火旺盛。这些都为后来回鹘佛教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从今天所能见到的回鹘文佛经、回鹘佛教石窟艺术诸因素来看，汉传佛教对回鹘佛教影响最大。虽然吐蕃曾在新疆统治一段时间，但藏传佛教在新疆的影响仍不及汉传佛教。直到元代，由于蒙古人崇敬喇嘛，藏传佛教才在新疆得到发展，但汉文佛典被翻译为回鹘文的数量仍最多，大约81部41种佛经。其次才是从藏文翻译过来的佛经，至少有16部。
对纸张的传播匈牙利学者Harmatta推断，在蔡伦发明纸张后的一个世纪，索格低亚（Sogdiana）就已经用纸通信了；到了3世纪，纸张已传入伊拉克地区。李约瑟指出早在650年造纸术就已经传入中亚的撒马尔罕。到了707年纸张已在阿拉伯半岛麦加被阿拉伯人使用。总之，都比怛罗斯战役早。
对两国的关系在怛罗斯战役后，唐朝与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之间通常关系，并未见受到此战的显著影响，阿拔斯在对华关系方面上与前朝没有什么改变。以下为怛罗斯之战后中的47年，阿拔斯使臣来华的17次记录，自战后的6年，每年均有阿拔斯使臣来朝，仅753年就来了4次，见于《册府元龟》记载者有。
战役评价《新唐书》《旧唐书》认为大食攻仙芝于怛罗斯城，《资治通鉴》认为是仙芝在该城与大食遇。这样，我们就有必要知道在大战前，究竟是谁占领着这座城，史书记载，怛城是石国的第二大据点，《新唐书·石国传》“怛罗斯城，石国常分兵以镇之。”这也是高仙芝与大食在此相遇的重要原因[32]。由此我们可以推想，大食很可能只是答应石国王子派兵驻守怛罗斯城，而且需要说明的是，在怛城不远的撒马尔罕，早已是大食兵聚集的据点。一直觊觎东进的阿拉伯人只是一直碍于唐对此的管辖而迟迟未动手[33]，而此时唐与石国发生冲突，进驻怛城便成了难得的机会。但高仙芝并不知大食的意图，而且我们知道唐在葱岭以西的属国分散部署，一时很难集结，所以一旦大食来攻四镇，很可能会像此前的突骑施一样攻陷安西，为了阻止大食的东进，以攻为守，远征大食对于深谙兵法的高仙芝来说似乎成为最佳手段，刚刚平定布哈拉和粟特的叛乱的穆斯林大军匆匆南下，恰好与高仙芝大军相遇在怛罗斯河，两军激战五日，由于怛罗斯城守兵与南下穆斯林大军合击唐军，在那里彻底的打败了中国人[34]。关于阿军为何没有乘胜东进，大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怛战阿军胜的过于艰难，慑于唐军强大的印象，不愿东进挑起更大的战争。笔者认为上述原因固然存在，但更主要的是新兴的阿巴斯王朝希望有效的梳理并不稳定的内政而奉行的暂时和平外交政策。实际上，此后，突厥人成为阿拉伯人的雇佣兵，并且逐渐灭亡阿拉伯帝国，形成波斯人执政，突厥人掌军，阿拉伯人念经的局面。
中国的许多学者总是对唐将高仙芝耿耿于怀，在攻打石国的过程中，世人对高仙芝多有指责，如高仙芝没有信义，屠城，贪财。其实细细分析，这显然有些强词夺理。首先是说高仙芝没有信义，根据是已经和石国国王和谈，却用偷袭。中国兵法历来是兵不厌诈，李靖夜袭阴山，也是凭借和谈麻痹突厥人，而后一举成功，世人多称赞这一壮举，为何高仙芝用这个办法就是没有信义？《资治通鉴》卷211开元三年(715)条记载“伪与石国约和，引兵袭之”，明显是高仙芝为了麻痹石国而用的谋略。然后是说高仙芝屠城，其实这是当时战争的常用手段，比如说开元三年之役，“孝嵩自擐甲，督士卒急传，自已至酉，屠其三城，俘斩千余级。阿了达与数骑逃入山谷。孝嵩传檄诸国，威震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等八国皆遣使请降。”为何这个时候没有“诸胡怒，连兵攻四镇”呢？其实所谓的“诸胡怒，连兵攻四镇”只不过是中亚河中地区的西域国家在阿拉伯的控制之下联合进行的一次政治反攻活动，和高仙芝是不是屠城关系并不大。最后是说高仙芝贪财，这一点最为冤枉，兵法有云：“使贪使愚”。高仙芝正是完美的应用了这条兵法，所以他的军队才可以保持如此高的战斗力。大唐名将李靖击灭突厥之后，被人弹劾说“治军无法，突厥珍物，掳掠俱尽”，[37]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史书记载高仙芝“颇能散施，人有所求，言无不应”。[38]可以明显的看出他并不是一个很贪财的人。有学者还认为高仙芝就犯了兵家大忌，“深入胡地，后绝援兵”，后方补给不足[39]。其实，李靖当初率三千骑北击突厥，又何尝不是深入胡地，霍去病，追击匈努几千里，甚至到了贝加尔湖，又何来后援?但我认为这恰恰是高仙芝用兵的风格，而且这个距离，还不能算冒险，小勃律之战的危险系数要比之高得多。这不过是喜欢纸上谈兵的幼稚学者对失败的将军的无理取闹。错只错在此役高战败而归，倘若大胜，那么他们的赞誉恐不亚于小勃律一役。此外，学者李方认为高仙芝“以其无藩臣礼”而讨石国，属于过激行为，造成怛战大失人心，与阿拉伯军队相遇一触即溃。其实，这只不过是讨伐石国的一个细枝末节的理由，更重要的是石国的行为已经告诉我们，夹在两个大国之间的石国开始使用这种寻找新的主人的方式来应对来自双方的压力。或者说，高仙芝伐石国不过是给阿拉伯人看罢了，他对石国人的惩罚越重越能震慑阿拉伯人。
高仙芝是一位优秀的将领，他骁勇善战，屡出奇兵，为唐朝立下了卓越战功。虽然这位高句丽人学会了中国的兵法，也受到中国的霸道政策的影响，对石国这样的小国背信弃义，大肆杀戮百姓、掠夺财物，为阿拉伯大举进攻提供了口实。怛罗斯城就在安西四镇之疏勒（喀什）和安西四镇之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托克马克（Tokmok），诗仙李白就出生于此）之间，是大唐之领土。但是自从开元年间唐朝主动放弃碎叶城后，唐朝就失去了对这一地区的实际控制。到了718年这一地区已成为阿拉伯人的实际管辖地，这在中国史籍上《册府元龟》和《全唐文》中开元年间安、康、俱密（719年）、吐火罗（727年）和石（741年）王所撰的《请讨大食表》文中描述阿拉伯人对各诸国所实行的重税得到见证。因此当时河中地区实际上已经被大食控制，而不是某些网民所说的河中地区对于大食来说也是异土。此时唐朝对河中地区（石国、怛罗斯以西地区）进行的仅仅只是虚无的册封。
但是对怛罗斯之败，高仙芝并不负全部责任：高仙芝屠戮石国的行为并没有受到唐廷的指责，可见其行为符合唐廷对西域国家的态度；高仙芝的军队翻越帕米尔高原，劳师袭远，再加上在不熟悉的敌国土地与敌国精锐部队作战，在种种不利的情况下受内外夹击而溃败，显示出这位高句丽族将领的军事才能。
怛罗斯之战过后，唐朝无力染指帕米尔高原以西之地，许多自汉代以来就已载入中国史籍并为中国干涉控制的古国均落入阿拉伯人手中，中国势力范围缩小了百余万平方公里。华夏文明从此退出中亚，这一地区开始了整体伊斯兰化的过程，而阿拉伯人则在这场战役中俘获懂得造纸术的中国士兵，造纸术由此传入阿拉伯，并进一步流入欧洲，撒马尔罕成为阿拉伯帝国造纸中心，西方文明也因此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尽管怛罗斯战役战败，唐王朝的整体实力，以及在西域的影响力并未受到动摇；战后，唐王朝仍在中亚继续扩张；753年，封常清攻占大勃律菩萨劳城，而于755年达到了西域经略的鼎盛；从长安安远门西行至唐境西陲是1.2万里，陇右作为东西交流的咽喉要地，成为唐朝最为富庶的地方]。756年，参与怛罗斯战役的拔汗那与阿拔斯王朝仍派兵助唐镇压安史之乱。拔汗那位于葱岭以西最靠东边的七河地区小国，是唐朝在中亚“事唐最谨”的藩属。]雷纳·格鲁塞指出如果在天宝后期没有发生内乱和革命的话，唐朝在此战所遭受到的灾难是有可能会得到恢复的。然而随后爆发的内战却使唐朝永远的失去了这个机会。尽管阿拔斯王朝取得了怛罗斯战役的胜利，但是慑于唐军强大的战斗力，打消了东进扩展领土的打算，而默许了葛罗禄在阿姆河与锡尔河流域附近的扩张；他们自立了一国家，并一直维持至九世纪末被后来建立黑汗王朝的入侵者消灭。
关于唐朝最后退出中亚争夺的根本原因，应该说并不是因为怛罗斯之败，而是因为安史之乱。由于安史之乱爆发，即使是怛罗斯之战获胜，唐朝依然会退出中亚。
历史资料天威健儿赴碎叶城与怛逻斯之战
孟夏边候迟，胡国草木长。马疾过飞鸟，天穷超夕阳。都护新出师，五月发军装。甲兵二百万，错落黄金光。扬旗拂昆仑，伐鼓振蒲昌。太白引官军，天威临大荒。
这是唐代著名诗人岑参的《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中的几句诗。诗写于天宝十载（公元751年）五月，标题中的高开府即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诗写的是前往中亚地区阻击大食与诸胡联军的安西大军集结出征的情形。最后一句“天威临大荒”的“天威”，一般解释为天子之威仪。这当然没有错。不过，我们最近在研读新出吐鲁番文书时，惊喜地发现天宝十载唐朝曾发“天威健儿”赴碎叶，因此，岑诗中的“天威”也可能是一语双关，既有字面意义上的天子威严之意，亦代指唐廷派往西域的天威军。
天威军，在今青海西宁西南，唐人称作“石堡城”，地势险峻，三面断崖，故又称铁仞城。因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曾在唐与吐蕃间几度易手。天宝八载，唐军在出身突骑施的名将哥舒翰的指挥下再夺此城，以其地为“神武军”，随后更名“天威军”。令人兴奋的是，在我们此次整理的新出吐鲁番文书中，竟然有两组文书涉及到了“天威健儿”：一是天宝十载交河郡长行坊文书，其中提到“天威健儿赴碎叶”（见图4）；另一为天宝十载交河郡客使文书，其中记录了“押天威健儿官宋武达”。这不仅弥补了传统史籍记载之不足，证明了“天威军”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天宝十载唐廷发“天威健儿赴碎叶”，在传世史籍和出土文献中皆未得其踪，而该文书提供了关于唐朝用兵西域的重要信息，对于认识西域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不过，要弄懂天威健儿下碎叶之事，还得从客使文书说起。
新出的这组交河郡客使文书，从内容看有些类似于今天的宾馆登记簿，登录着住宿客人的身份、随行人员、到来和离开的时间、去向等信息。综览整组文书可知，天宝十载交河客馆接待的客使，除了安西四镇将官、朝廷派出的中使等诸多重要人物外，还有至少八次宁远国使臣，这也是此组文书最先吸引我们的地方。
宁远国位于中亚锡尔河中游的费尔干纳（Ferghāna）盆地，汉代称作“大宛”。如果不是吐鲁番文书带给我们的惊喜，我们可能不会对这个西域小国投入过多的注意力。在这份文书提到的宁远国使者当中，竟然有三个宁远国王子，其中一位叫“屋磨”（见图5），联系到我们在《册府元龟》中所读的“（天宝八载）八月，宁远国王子屋磨来朝”，这不能不说是令人激动的发现。史籍记载天宝十载宁远国共有三次朝贡唐朝，文书所记的宁远国使臣属哪一次，尚无法确定。而读至此处，大家一定会好奇，宁远国为什么在这一年要频繁派遣使团前来唐朝，是一般意义的朝贡，还是背后别有他因？
天宝十载，中亚发生了一场在唐代中国和大食阿拉伯历史上都赫赫有名的怛逻斯（Ta-las）之战。战争起因于此前一年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对石国的讨伐。据阿拉伯史料，宁远与邻国石国不和，高仙芝在破朅师回途中，应宁远国王之请而攻打石国。十载正月，高仙芝擒石国王至长安，斩首阙下。自二月开始宁远国就频频遣使长安，联系阿文史料来看，宁远国之遣使应该有酬谢唐廷为己平怨之意。当然，汉文史料所记石国有违藩臣之礼也绝非空穴来风，因为石国当时确实与反叛唐朝的突骑施势力相勾结，严重触犯了唐朝在碎叶川一带西突厥故地的利益，引起唐廷的不满，因此才会让高仙芝去讨伐石国。但高仙芝讨伐石国之举也招致“诸胡皆怨”，并引发唐与大食的正面冲突，即后来发生的怛逻斯之战。
突骑施是西突厥别部之一，8世纪中叶继西突厥后崛起于天山北部草原地带。突骑施与唐、吐蕃（今青藏高原）及大食之间的关系，构成了8世纪前半叶中亚政治舞台上重要的篇章。
突骑施汗廷所在，即是天威健儿所奔赴的目的地——碎叶。自7世纪末至8世纪中叶葛逻禄占有碎叶地区之前，碎叶一直是突骑施汗国的政治中心。碎叶城往西，就是怛逻斯城，它们是碎叶川一带唇齿相依的两个战略要地。开元末年时怛逻斯尚在黑姓突骑施控制之下，随着突骑施实力的日渐削弱，与之毗邻的石国也趁机将怛逻斯纳入自身的势力范围。
天宝十载正月，高仙芝所擒石国王被斩首阙下。侥幸逃脱的石国王子向诸胡揭发高仙芝的种种残暴行径，群胡怨忿不已，于是援引大食欲攻唐之安西四镇。高仙芝闻讯后，迅速集结大军前往应战。因为作战要深入胡地，补给困难，又恐碎叶地区的反唐突骑施势力于后掩袭，便在发大军前往怛逻斯迎战大食、诸胡联军的同时，也派遣一部分兵力赶往碎叶地区，以防止那里的黄姓突骑施夹击唐军。这应当就是新出文书中所记唐廷发天威健儿赴碎叶的原因所在。不过，在对大食一战中，尽管唐朝征发了拔汗那和葛逻禄兵以助阵，却不料葛逻禄临阵倒戈，致使高仙芝腹背受敌，溃不成军，命几休矣。凑巧的是，客使文书中还记有“押突骑施生官”，即负责押送擒获的突骑施俘虏的军将，尽管只有只言片语，但这位军将在交河郡客馆的出现，有力地反映了天威健儿赴碎叶以对付突骑施的军事行动的成果。
总之，新出吐鲁番文书提供了不少此前未见诸史籍、文书的史事，大大丰富了我们对8世纪中叶西域政治、军事形势的认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欧亚内陆历史的脉搏，居然跳动在几张吐鲁番出土的残篇断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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