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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古代中国缘何未能推广活字印刷
众所周知，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已知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最早使用的物证和记载都出现在中国。然而活字印刷在中国长期发展缓慢，始终未能取代雕版印刷的地位，更没有产生明显的社会变革；15世纪之后数百年的一系列印刷技术改良也几乎全都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那么，究竟是何原因导致这种传播史上划时代的技术在东西方的发展轨迹如此不同呢？真的像以往通常归纳的那样，是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阻碍了技术进步吗？本文拟从活字印刷在中国与西欧出现时的背景环境及技术本身的特点进行分析，探讨一下其中的原因。 一、从毕升到古登堡：活字印刷在东西方的出现和早期应用 印刷术起源于中国古老的印章和拓碑技术，人们最晚在公元7世纪的唐代即开始使用雕版印刷。公元11世纪中叶的北宋，工匠毕升用胶泥制成了活字，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比西欧古登堡发明印刷机早了400多年。然而这种泥活字由于自身性能所限，并未被后人广泛采用。 【易碎？】 13世纪末，元代的王祯用硬木代替软木，制作出了外表较为均匀、不易变形的木活字和相应的排版设备，成为此后几百年间中国活字印刷的主要手段。 【技术方面应该和印章差不多，中国的印章是很发达的】然而直到19世纪外国人开始在中国进行出版活动，活字印刷在中国始终居于次要地位，无论主要用于收藏的经史子集，还是时效性强的邸报、话本，大部分仍使用雕版印刷。 在整个中世纪西欧，各国教会和贵族垄断了唯一的书面信息生产方式——手抄羊皮纸，其原料不易获得、复制慢、容量小，除可以长久保存之外几乎一无是处。直到十字军东征时期，西欧人才从阿拉伯人受众学到造纸术，而本土的造纸中心直到1275年才出现在意大利，纸张在14世纪初才基本取代羊皮纸。在中国使用数百年的雕版印刷也是13世纪才开始传入的，最初主要用于印制宗教版画和赎罪券。1457年，在莱茵河畔的美因茨，两个德国人使用金匠古登堡发明的活字印刷机，出版了第一本日期可考的印刷书《美因茨圣咏》。此后不久，美因茨受到战火冲击，当地印刷工人流散到德意志和西欧各地，印刷活动开始蓬勃开展。到15世纪末，欧洲的印刷书籍达到1500～2000万册 【这个数字值得关注，和中国比较】，活字印刷占据了绝大部分。 二、背景分析：11至15世纪中国与西欧的媒介使用概况 1．信息需求与限制 从中世纪晚期到古登堡的印刷机出现的15世纪中叶，西欧的在农业生产力提高的基础上，贸易、金融、教育和城市化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和北海沿岸的汉萨同盟出现了手工业、商业发达的城市群，一些地区萌生了新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金融制度，沟通两地交通的莱茵河流域也成为贸易活动频繁的地区；信息交换活动也随着商品交换的带动而发展起来。然而，当时欧洲的这些进步尚不足以立刻推翻旧的封建生产方式和专制制度，工商业发展水平仍更接近中世纪而不是近代。航海大发现、宗教改革和现代科学等其实都是印刷机应用后的事情。当时大部分国家的专制王权尚未形成，高度自治的城市中除布告外基本只需要人际传播。大学、图书馆和民众教育虽已在11世纪末开始兴起，但大多数“识字人口”只是能读写自己名字而已，民间的书面文学创作和其他各方面著书到15世纪都只是刚刚开始，人们最需要的读物只有《圣经》和一些神学、法律书籍。 与此同时，各地教会还对民众思想进行长期禁锢，宗教裁判所随时准备搜捕异端，手抄新闻则仅限贵族阅读，此外形形色色的行会也阻碍着商业信息的流通。甚至当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最初应用时，抄书人行会还对其进行强烈阻挠。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英国、法国、俄国和德意志一些诸侯国都采取了出版特许、出版检查、限制书市等措施限制出版活动，甚至随着出版业的发展而有加强管制的趋势。 而在毕升发明活字印刷之后的600年内，中国的生产力和商业水平一直位居世界首位，金融借贷业也强于当时仍受宗教观念束缚而发展缓慢的西欧，还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城市群。虽然中国经济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是主体，但商品经济已开始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资本主义萌芽也在明代出现。平民的商业交往趋于频繁，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也高度发展，广阔的帝国既保证了大的市场，也需要快捷、大量的信息传播来维持统治。由于科举制度的激励和私塾、书院的广泛设立，从宋到明中国的文化教育普及程度并不低，尤其明代之后意在培养平民基本读、写、算能力的大众教育逐渐在江南等经济发达地区开展起来。 与同时期的西欧相比，宋、明的社会管制相对宽松，如明朝虽也严格限制危害社会秩序和专制统治的书籍报刊，甚至开展过文字狱，但总体而言对民间私人办报房、刻印书籍和出版文学作品还是比较宽容的，并没有严格的检查制度和特许制度。邸报中大量报道官场斗争，民间出版的书籍和文艺作品也常讽喻时政，说明当时社会对言论的限制并不很严密。 从经济生产、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三大社会结构的发展程度来看，中国在11～15世纪均高于西欧，对信息的需求和保证信息正常流通的环境也好于后者。在这些方面，西欧经过17世纪末的英国光荣革命、18世纪的启蒙运动和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之后才逐渐赶上中国曾经有过的水平 2．新媒介需求 从13世纪中叶起，西欧各国在贸易、教育和城市化等方面进入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迫切需要能迅速生产、复制且价格低廉的信息载体。此时纸张在西欧正在逐步取代羊皮纸，也出现了标准化、工坊化的抄写业，但仍然难以满足与日俱增的信息需求。施拉姆在《人类传播史》中介绍，印刷机发明前夕的1450年，整个西欧只有几万本书，大部分是木板印刷（雕版）或手抄本。 同一时期的中国，雕版技术已经应用了几百年，制作工艺已相当成熟，一些优良刻本在书法、绘画和版式上的精美程度完全可与手写本媲美。由于宋代以后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继续加强，经史子集等经典著作是出版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加上中国是“书同文”的社会，因此典籍一旦雕刻成版，就可在时间与空间上进行大量传播。至于商业信息和民间文学的印刷工作，在专业书坊、雕版技师遍布各大中城市的情况下也并非难事。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写道，直到18世纪中叶以前，“用中文印刷的书籍比全世界所有别种文字印刷的书籍还多”，活字印刷的萎靡并没有妨碍中国印刷业的兴盛。 3．新技术的实用性 中国是木活字、泥活字和金属活字的发明地，世界其他各地的活字印刷术都是源自中国。然而直到19世纪西人在华进行印刷出版活动以前，这几种活字在印刷使用中都有各种各样难以克服的缺点，如木活字易变形、泥活字粗糙易碎、金属活字着墨性差且价格昂贵【总结的太概括、太简单】 。而且汉字结构复杂，当时制造字模的方法又是一个个手工雕刻而非铸造，对技工的要求非常高，不比整版雕刻更节省人力。沈括当初评价毕升的活字印刷术“若止印三二本，则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因为制作一套汉字字模需要大量投资，只有进行规模化生产才能收回成本，而当时的中小书坊难以承担这笔费用，大型的政府、私家印书机构又恰恰是雕版印刷的人力、物力资源最集中的场所，进行技术改革的风险太大【新技术取代旧技术的阻力太大，除非是更大的需求】 。此外，书写在古代中国不仅是工艺也是一门艺术，读书人普遍看重印刷品上字体的精美程度，而活字印刷的工艺方法使其在这方面无法与刻印本相抗衡。 而西欧15世纪出现的金属字钉是由铅、锡、锑等金属熔铸而成的合金，并用适于金属着墨的脂肪性油墨取代中国人使用的烟墨，印刷质量得到提高，配套的印刷机械也使排版较为简易。虽然早期的手动印刷机效率并不高，排一页古登堡圣经需要一天，印刷速度只有每小时100～150张，但比起手抄本已经快得不可思议了 【这就是后发优势？】 。而且字母文字的制模、排版只需要考虑几十种字母和其他符号，比起汉字简便许多，活字印刷在这种环境下正好得以发挥自身优势。此外，17世纪以前西欧各民族的地方性书面语使用较少，各国虽然语言不同但大都使用拉丁文书写，这就使同一套活字印出的作品可在传播范围内扩散，以弥补当时西欧识字人口密度较低的不利因素。 从上文的对比介绍可以看出，从11世纪毕升发明活字印刷到15世纪古登堡发明印刷机的数百年间，中国社会对各方面信息流通的需求并不低于西方，环境甚至还宽松些。然而活字印刷在这里是一种历史悠久、工艺成熟的技术的替代品，汉字系统的复杂性、书法文化的深入人心【这是一个重要因素】 又使活字印刷难以发挥其所长，因此缺乏技术革新的动力，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完善。而西欧的活字印刷术即将取代的是在标准化程度和生产效率上均无法与之抗衡的手抄书，木刻雕版技术也缺乏应用传统，基本与活字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在当时的社会、经济和语言环境下，活字比另外两种更适合人们的信息需求。 三、从“补偿性媒介”看活字印刷在东西方的不同轨迹 以往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活字印刷在中国发展缓慢的原因是因为汉字数量多、活字与雕版相比优势不明显。其实，符号的客观限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技术改进的方向和难易程度，但毕竟是使用“不适宜活字”的汉字的中国人最早发明并使用了活字印刷，使用“适宜活字”的拉丁字母的欧洲人却要经过中介学习中国的印刷技术。汉字本身并不是阻碍活字在中国推广的根本原因，同样所谓“封建制度”、“封建文化”的限制也不是根本原因。在古登堡前后各200年间，西欧大部分地区在宗教、政治和经济上的管制丝毫不比中国宽松，而且大一统的中华帝国在许多应用技术上领先西欧数百年，有些甚至直到工业革命后才被西方人采用。 从技术发展史的角度看，并非后出现的技术就一定比旧技术更实用，在特定的环境下也未必比旧技术更有前途。何况技术的改变需要投入人力、物力成本，已有技术使用的程度越高，这种成本也就越大。新之所以能取代旧，只能是因为它所带来的预期收益不仅超过旧技术的收益，也能弥补更新所需的成本。具体到媒介技术，就是其优点足以补偿以往媒介的缺陷，这就是“补偿性媒介”（remedial medium）理论。 “补偿性媒介”是加拿大学者莱文森（Paul Levinson）对媒介演化规律进行的一种解释。作为麦克卢汉的后继者，莱文森同样强调媒介技术对社会变革的巨大作用，但比麦氏更突出人与技术关系的另一面，即人对技术是有控制能力的，能让技术按适合人们感知和需要的路径进行演化。莱氏认为，“每一种媒介都是对前一种媒介的革命，都补救其不足；每一种媒介都有其不足，都要靠新一代和新一种媒介来完善” 。人们借助发明各种媒介来拓展传播，使媒介不断超越肉体感官的限制、重新捕捉在之前的延伸中已失去的内容，能获取更易得、更大量的信息。从这个角度讲，所有的媒介演化过程（包括种类的更替和同种媒介的改进）都是人类对以往媒介的补救措施，而这种补救或曰改进则会让媒介变得越来越适合人的感知和需要，也就是媒介演化的“人性化趋势”（anthropotropic）。 在现代大众社会出现以前，媒介所承载的内容主要是商业信息、政府公文，还有政论及哲学、宗教等方面的作品，这三类信息分别对应社会中的经济生产、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三大社会结构。而正是这三大社会结构组成的整个社会场域在发展中对信息的需求，决定了媒介技术这个小场域的演变历程。 在14、15世纪的西欧，古登堡的印刷机出现前并没有太理想的传播媒介，尤其是雕版印刷的规模很小；社会各方面却迫切需要更有效的信息载体，尤其是《圣经》篇幅长、需求量大、又需要尽量少出现错漏，而手抄一本需要大约一年时间且易于出错；而且当时采用的铸造金属字模比木刻雕版寿命更长、比金属雕版（印刷机出现后才有人尝试）经济灵活。可以说活字印刷是在需求大又缺乏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引进的，这种方法有效弥补了手抄复制慢、易出错和雕版兼容性不强的缺点，而且在技术成熟度上与后者并无明显差距；印刷机出现后被广泛采用也是很正常的了。 而在宋明时期的中国，雕版印刷技术成熟、使用普遍，主要缺点则是刻印费工、不易拆版。但当时手工制作的字模也需要花费大量成本进行制作、保管，排版和固定也很麻烦，而且还缺乏消费者要求的印刷质量和艺术美感，克服雕版的缺点有限，自己的缺点还很多。虽然大规模排印时活字比雕版更具备经济性和灵活性，但当时中国印刷场所和印刷品种类众多，能够一次印刷上千本的作品很少，在这方面雕版需要活字对其补偿的程度并不高【这句话有点自相矛盾】 。从雕版改为活字，对广大印刷品生产者而言投入产出比不够，缺乏吸引力。 结语 同许多中国人最先发明的技术一样，活字印刷在被近代欧洲人采用之后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功能，在进行了一系列改进之后又回传中国供人学习。然而这种单一技术上的落后并不是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悲剧，活字在中国的冷遇主要是由于当时不足以补偿成熟的雕版技术，而雕版也没有阻碍中国当时的出版业发展（而且中国的活字印刷技术几百年来也一直在前进）。部分关键技术的缺失，的确影响了活字印刷的推广，但与中国未能产生现代新闻出版事业、思想启蒙和科学体系并无多大关系，须知西欧开始文艺复兴的14世纪无论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不如当时的中国发达，活字印刷也尚未发明。而且如果不是满清入主造成社会发展停滞，很难说中国的活字印刷技术一定不会产生足以赶超西方的改进，正如战国时期中国的冶铁业后来居上成为世界领先一样。 不过，正如印刷术在西欧引起的社会变革也是在古登堡后一两百年间才浮出水面，西班牙、奥地利等国甚至直到19世纪的几次欧洲革命后才逐步摆脱传统的封建专制社会，位列发达国家的法、德在19世纪末小农经济仍占相当比重，中国的活字印刷技术本身是否先进、普及，并不等于是否会必然出现社会变革和走向近代化。 【那些执着四轮马车的人真应该好好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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