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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后现代”艺术而言，创作的前提要求艺术家对于单一媒介的文化象征意义的发掘，熟悉它在人类文化传播史上留下的经典案例，我们将以雕塑家摩尔的作品为例，探讨雕塑这媒介的本质。 以2009年泰特三年展为标志，西方文化在艺术方面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所谓的“另现代(altermodern)”时期。它是否会像六十年前的“后现代”艺术那样最终发展为一种文化的风向标，这还需要我们耐心等待。在主题关怀上，“另现代”艺术强调呈现艺术家个人的旅行经验；在形式关怀上，艺术家不得不熟练把握多种媒介，完成一种跨媒介的创作。对于后者而言，这其实要求艺术家具有更高的媒介实践能力，并且能够在不同媒介之间完成直觉综合。不过，其创作的前提，在于艺术家对于单一媒介的文化象征意义的开掘，熟悉它在人类文化传播史上留下的经典案例，从中洞察到媒介本身的深度人文精神意涵。正因为如此，我们将以著名雕塑家摩尔（Henry Moore，1898－1986）的作品为例，重新讨论雕塑这种单一媒介的本质。 摩尔的石雕、木刻、铜雕、绘画以急进、实验、先锋（Radical, experimental and avant-garde）为特征，被誉称为英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超写实主义艺术家的代表。他最早开创从材料中直接雕刻、从人体中提炼出抽象形式的方法。广义的先锋艺术，意味着艺术对于任何现成的世界图景本身的批判性。这种批判性，不仅指向个人的生命意识而且指向社会的精神结构，不仅指向人们对待自然的主观态度而且指向他们对于历史的客观还原，不仅指向人的内在的时间感觉而且指向艺术的内部语言传统，甚至指向人们在思想上习惯性地安居其中的在上的存在本身。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对于世界图景对象中的语言、时间、自我、社会、自然、历史乃至超越者的批判性创作，都属于先锋艺术的范畴。由于人类总是生存于自己所构成的世界之中，因此，我们称先锋艺术所批判的对象为“世界图景（cosmological view）”而不是“世界（cosmos, or world）”自身。
换言之，我们对于对象世界的理解，始终都属于一种试错的行为过程。没有一个艺术家能够斩钉截铁地说他所表达出来的世界图景就是唯一的、绝对的世界本身，他只是对于世界本身某个方面的表达，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从某个方面表达世界。同其他无论是人文学科的还是自然科学的学者一样，艺术家必须以谦卑为自己的人格品质。但是，就局部的世界图景的表达而言，艺术家有必要自觉地在艺术史上实现唯一的、绝对的表达。这预示着艺术家足够的自信，预示着艺术家对于历世历代的艺术传统语言与精神实质的深度把握，否则他就无法确立自己所表达的唯一性。将艺术表达的语言能力等同于全部的世界图景本身、将个人表达出来的世界图景混淆于全部的世界本身，这会导致单一媒介的工作者的骄傲，从而可能葬送其向艺术家的成长过渡，毁掉其作为艺术家的前程；狭义的先锋艺术，同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中叶在西方兴起的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艺术流派相对应、同人类文化史上的“强现代”时期对应。我们可以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十九世纪为“弱现代”时期。就整体而言，中世纪结束以来的五百年，即人类文化史上的“现代”时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五十年，即人类文化史上的“后现代”时期。目前，西方文化已经开始了向“另现代”的过渡，而中国文化还处于一个“混现代”阶段。其现象表现为政治上的“前现代”、经济上的“准现代”、文化上的“半后现代”的彼此混杂。 摩尔的作品发生的文化背景，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强现代”时期。其间，两次世界大战的阴影，在根本上改变了西方艺术家对于世界图景本身的看法。他们只相信碎片的、断裂的、偶然的、变化之物的存在——后现代文化强化了这些特色，不再相信任何完整的、连续的、必然的、永恒的存在，这在艺术界尤其以存在主义雕塑家贾柯梅蒂（Alberto Giacometti，1901－66）的作品为代表；同时，正因为人们不再相信这样的存在本身，新正统神学家卡尔·巴特（Karl Barth）才开始了对于“自有永有”的存在本身的持续探索。巴特从1932到1968年离世，写下了四大卷十四册的《教会教义学》，即《上帝之道》、《上帝论》、《创世论》、《复和论》，《终末论》卷没有完成。这对于任何宣称神学已死的人而言，无疑是猛然的一击。贾柯梅蒂《站立的妇人》（Standing Woman，1958－9），其造型人物的手臂部分或完全失丧，其衰弱而纤细的形式传达出脆弱的人性。 提示：试试"左右键"可以实现快速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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