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传红
评判杰出科学家的伟大程度，或给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科学伟人排座次，是一种十分有趣却又极难达成共识的消遣。然而，如果要问，谁能入列世界上最最幸运或最最幸福的科学大家，我则可以毫不犹豫地报出一个人选：詹姆斯·沃森。
上个月，这位有着“DNA博士”美誉的传奇人物，在度过自己85岁生日之时，又迎来了他作为主角参与其中的那个划时代发现60周年纪念日。他有理由为之骄傲：25岁时蜚声世界，34岁时荣膺诺贝尔奖，40岁时推出畅销全球、经久不衰的自传——《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个人经历》。甚至，年过七旬之后，他依然还能站在科学巅峰，领衔人类基因组计划。
不止于此。照我看，沃森仍有几项“桂冠”可戴：最“花”、最“懒”、（一度）最年轻的著名科学家；而助他赢得更大声名的《双螺旋》一书，无疑还是最富争议也最具个性色彩的科学家自传。
这本“牛人”自传的问世，虽然距那个“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科学发现”有15年之隔，但却是早早就有所谋划的。用沃森自己的话说，写自传的主要理由，“是为了避免后来的传记作家把你基本的生活事实写错了。”而且，在他与弗朗西斯·克里克如何发现DNA结构的故事中，“有许多叫人意想不到的曲曲折折，应该让公众知道，此事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但是，在1962年春天纽约城的一次晚宴之前，怎么写这个故事，我还没有成形的想法”。
灵感，就在那次晚宴结束后的演讲中冒出。当时，沃森讲了关于他们那个发现的“一个非常具有人情味的故事”。“他们没想到我那么直率而公正，惹得他们一阵阵大笑，也让听众们感觉到自己身在科学的那些伟大的瞬间之中……回家的时候，我心里美滋滋的。我明白将来我可以写作……”
此后不久，在一个十分休闲并有美丽的女助手相伴的环境中，沃森没怎么费劲就写出了DNA故事的头几页，而且炮制出了那个特别吸引眼球的著名开头：“我从来没有看见弗朗西斯·克里克谦虚过。”
接下来的几年间，沃森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写他的书，并且想好了一个别有意味的书名——《诚实的吉姆》，旨在回击威尔金斯的一个合作者威利·西子的挖苦之语（他把沃森称作“诚实的吉姆”）。沃森决意“要直面西子提出的这个连讽带刺、具有争议的问题，要说清楚弗朗西斯和我在构想DNA结构的过程中，是否不恰当地使用了国王学院的保密数据。”
沃森心里有数，照他那么个率性、不羁的写法，他的书出来以后一定会让好些人不痛快，也有可能会引发事端。因此，在成书过程中，他花费了大量时间跟同事和朋友们频繁地交换意见。此时，已有阅过部分手稿的出版界人士告诫他，这本用第一人称来描述的书言语、措辞太过尖刻，有可能会触犯好些人，并惹上诽谤官司。这不，化学界声名显赫的大人物莱纳斯·鲍林读过手稿后，就怒气冲冲地写来一封信，要求删除诸如“莱纳斯的神经病化学”以及“莱纳斯看起来像头蠢驴”之类的词句。
起初，口无遮拦的沃森还不大愿意舍弃这些外人读起来痛快、可让当事人甚感窝心的言语，后来，他多少还是作了一些妥协。但书中对与其有合作及竞争关系的女科学家罗沙琳德·富兰克林个人品性和学术水准的负面描述仍存留不少，从而给该书“预设”了日后最为人诟病的靶子。
实际上，当时最令沃森懊恼的是，就连他的“黄金搭档”克里克也认为，他的书“不是一本好历史”；“一些断言缺乏根据……把科学史搞成了嚼舌头”；“哗众取宠，难以自圆”；“……趣味也恶劣”。随后，更大的打击到来：霍顿·米夫林出版社和哈佛大学出版社先后表态，不能出沃森的这本书。哈佛大学校长甚至亲自写信给出版社说：“哈佛不想介入科学家们之间的争斗。”
好在另外一些人并不这么看。1968年2月，阿森纽出版社将书名更改为《双螺旋》之后出版，并且很快就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人们评价它以一种自然、清新和张扬的写作风格，描绘了一幅逼真的科学画卷。这当中，雄心、竞争和心计展露无遗，同时也彰显了沃森和克里克这两个初出茅庐的无名之辈，如何异想天开地“站在巨人的脚趾上”，于“竞赛”中击败那些功底深厚、学识渊博的大方之家，从而抢得头筹、大获成功的关键要素。
也许，如今仍不断重印的《双螺旋》，已然或正在成就沃森在那个发现之外的另外一项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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