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注——据中评社香港5月12日电：近日，由《苦难辉煌》一书改编的十二集历史文献纪录片将在央视综合频道、军事频道与记录频道晚间及黄金时间先后播出。这里将前年读此书所文奉上，或可供各位参阅。
——进攻也最易从内部被削弱；精神原子弹能促人挑战极限；“殊途”未必“同归”；等个人感觉，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金一南将军的《苦难辉煌》。（其实，并没“一口气”读到底。但是，是一捧起书就手不释卷、不欲释卷的读完的。）
读时和读后都感到，书中颇有醒言、警语该摘录，颇有让人生出颇多感想之处应思清写下，以便此后复读获示与不忘。
@略摘：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在艰难困苦中顽强存在？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在白色恐怖中迅猛发展？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在内外干扰中取得辉煌的成功？
毛泽东早在1928年就作出了解答。
毛泽东说：“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什么条件呢？第一条就是“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
——感言：
简言之，即：对手有空子可钻，才能生存。这一点，在红军被迫长征中，也再一次显现：
“国民党战史专家们，至今还在感叹当年四道封锁线被红军连续突破。
粤、桂、湘军阀为维护割据地位，在红军不深入其腹地的前提下，故意为红军让开西进通道，以免中央军渗透其实力范围。
陈济棠一心想尽快送红军出粤，事先就与红军有秘密协议；
白崇禧一心想尽快送红军出桂，在红军主力逼近时突然闪身让出通道；
何键也是一心想尽快送红军出湘。
追击的中央军的薛岳部，也在……耐心等待红军尽可能地与粤军、桂军、湘军相拼，以收渔人之效。”
——可见，不但是防守有“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之说；进攻，也最容易从内部被削弱！
@略摘：
阶级斗争的实质是“剥夺剥夺者”，描述革命形势是“两个高潮中间的低潮”，皆是以极其精炼和巧妙的词汇搭配，完成了今天动辄需要数千字才能完成的概念。
而“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与邵力子“没有武装便没有革命的胜利”相较，基本意思相同，但以概念的清晰程度、明确程度、有力程度而论，斯大林的语言不知强大了多少倍。
——感言：
语言的精炼、突出，于其作用大小有很大关系。
@略摘：
领袖的核心是什么呢？是意志，与思想。有的领袖提供意志，有的领袖提供思想。所以列宁说，需要一个领袖集团。但列宁本人，既提供了意志，又提供了思想。毛泽东也是如此。蒋介石却仅为他的党提供了意志。提供思想的，是孙中山。
——感言：
蒋介石先生为何最终会失败，这里已经显露了深层的原因。
@略摘：缺乏实力的共产党人，不掌握武装力量、没有枪杆子，即使有再深奥的理论修养，再犀利的政治判断，再庞大的民众组织，在一个只凭实力说话、谁力量大谁就嘴巴大声音大的社会里，也难于成事。批判的武器永远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
知道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等于就知道了武装割据，知道了农村包围城市。
毛泽东最早将失败的起义队伍转向罗霄山脉。这是在黑暗中面对失败思索的结果。它不是神的选择。是踏踏实实的中国革命者面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性，立足于现实的选择。是人的选择。
——感言：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要具体化、可行，最后才能真正走得通。
@略摘：黄埔军校门口有一副铿锵作响的对联：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蒋介石的力量，不仅仅来源于兵力和金钱。这些方面，冯玉祥、闫锡山、唐生智、李宗仁，皆不敌。苏联军事顾问契列潘诺夫1968年在莫斯科出版回忆录《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这样描写蒋介石：“在军事工作人员中，他与我们关系最密切。懂政治，自尊心强得可怕。读日文版的拿破仑著作……
——感言：
蒋某人为何比一般军阀要“成功”一些，这里也能显现其缘由。
@略摘：
蒋介石最终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去世前说他一生办了两件事，头一件便是把蒋老先生赶到一个海岛上去了。为何而败？是败于主义，还是败于枪杆？是败于对历史的把握，还是败于对未来的规划？蒋终生不解。蒋之大不解，在于中国共产党为何具有如此巨大之号召力，如此坚韧之战斗力，和如此顽强之生命力。从古至今，中国哪一个政治集团能够如此？
——感言：
今天，我们或许可以说，毛泽东的胜利，是因为他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动力（依靠农工——用“耕者有其田”的土改调动了广大农民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道路（农村包围城市），在有信念（主义）、有枪杆子的中国封建割据的条件下（没有军阀割据，红色政权可能也无法战胜相对强大的多的蒋介石的政权），夺取政权，并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而目前，在社会主义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如何长久、常态的调动人的积极性，保持社会健康的继续进步和发展，将是打江山之后，共产党人和一切看到社会发展规律的人们要回答的新的问题。这可能需要：利导（利益驱动）、理导（理智导引）、实践（含正反面实践的经验教训的）引导，以制度创新形成和不断动态改进机制，形成良性、适合实际的机制，来摸索回答这一新的问题。
@略摘：
面对不可预测的历史，能够凭借的，只有自身的素质与信念。领导者的素质与信念，最终汇聚成历史的自觉。
历史又正因为不可预测，所以才充满机会。
——感言：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可能更大。或可说，由于人的主观能动性会创造机制、形成规律、机遇。
@略摘：在红军夺占泸定桥的一段文字中，作者有问：“红军为什么没有成为石达开？应该反问为：石达开为什么不能和红军一样？”
——感言：
问得好！而且，要回答：石达开为什么不能和红军一样？还应该回答当时的红军是什么样？
当时的红军还是有信念、有精神支柱的。他们是“昼夜兼程二百四”，到达后立即发起攻占泸定桥的战斗，22勇士“背挎马刀，腰缠手榴弹，攀桥栏，踏铁索”冲向对岸，攻占此桥。以至午夜赶到的身经百战的“军神”刘伯承也“激动万分”，即去看桥。
当年的石达开如果和红军一样，有这样的信念和精神支柱，大概也不会在大渡河边失败。（当然，那是不可能的）
从此可以看出，石达开和红军的区别。看出精神、信念的作用。虽然，不是精神万能。但精神原子弹，会促进人挑战自己的生物体的极限到达新的水平（不是无限度的），还是可能的。
@略摘：张国焘的分裂——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会师大会后，张国焘似乎并不特别经意地问周恩来，一方面军有多少人，周恩来坦率地告诉他，遵义会议时有三万多，现在可能不到了。”“张国焘一听，面色就变了。”“这意味着两个方面军会合后总兵力十万人内，80%以上都是四方面军的人。”“张国焘开始思考如何把这个比例带进中革军委，然后再带入政治局。”以至后来发展到要危害中央、分裂中央，导致四方面军南下损兵一半、损失惨重、再北上，使红军遭遇一年多的分裂危机。
——感言：
张国焘的表现，让人看到，即便是目标相同（即便为达此目标也能生死置之度外）的人们，其中也有计较名利、野心膨胀者，他们会节外生枝，坏了大事。
再看红军初创以来的“路线”分歧：攻打大城市和立足农村建立红色政权的分歧，反围剿以来步步为营和运动歼敌的分歧，还能确实感到“殊途”是未必“同归”的。
“条条道路通罗马”，在已知地理条件时是可能的，在已经有道路的前提下是可能的；但在道路不明时，或社会科学的领域内，就不是只要目标一样，“殊途”都能“同归”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