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学文
一、旧题新論
明代倭寇问题的研究，一九八○年有人提出要“进行求实的研究，给予科学的评价”，认为倭寇就是反海禁斗争，倭寇王直是“记上一大功”的“视野最广阔、思想最解放的一部分中国人”。（注：陈抗生《嘉靖“倭患”探实》，刊《江汉论坛》1980年3期。）此一旧题，一经提出新论，响应者有之，辩论者却少见著文，显得沉寂。
新论要点撮要如次：
林仁川同志认为：
嘉靖时的所谓“倭患”，是明朝封建政权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压制新发展起来的私人海上贸易，迫害海商所引起的，这就是嘉靖发生“倭患”的最根本的原因。
嘉靖的“御倭”战争是一场“海禁”与反“海禁”、压迫与反压迫、剥削与反剥削的斗争。
——《明代私人海上贸易商人与“倭寇”》，刊《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下不详注，仅注“林文”。
陈抗生同志认为：
上述（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完全可能改变中国社会内部的经济结构。可惜，明代海禁政策和其他反动政策一样，窒息着这种进步生产方式的生长。
值得称赞的是：王直统帅的武装船队，是当时世界最强大的海上商队。他们的斗争如果成功，是可能对中国和世界近代历史发生深远影响的。
——《嘉靖“倭患”探实》，刊《江汉论坛》1980年3期。下注为“陈文”。
王守稼同志认为：
（御倭战争）是海禁与反海禁斗争激化的产物。
与其说是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战争，还不如说主要是国内战争更确切。
——《试论明代嘉靖时期的倭患》，刊《北京师院学报》，1981年1期。下注为“王文”。
附带说明一下，王守稼同志在对“陈文”质疑后指出，类似的观点早在五十年代就有人提出过，在注释中就点出有人者即是笔者也。我不觉有些惶恐。回溯二十多年写那文时我才离开大学校门不久，读了《新建设》（1957年10期）上有一篇文章，论证御倭战争是商业战争，颇有不同的看法，于是就写了《明代倭寇事件性质的探讨》（刊于《江海学刊》1958年第7期），论旨是说明御倭战争的正义性。恐怕与“陈文”、“林文”的观点没有什么学术上的关联。因此，停止了二十多年没有再研究倭寇问题的我，只能再参阅一些文献资料，作成此文，求教于诸君与广大读者。
“林文”最系统地论述了由于明代中叶东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私人海上贸易商人应运而起，要突破封建政权的海禁政策，用自己的武力来冲决种种束缚，这就是倭患，是正义的反封建斗争。林仁川同志确是从分析经济领域中新情况出发来研究这个复杂的事件，是把握了研究问题的好方法。但是，可能由于对明中叶社会经济形态与商品经济发展程度上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因而所推导出来的某些结论，就难免有些值得商榷之处。
下面我将就几个主要方面写出自己的看法。
二、倭寇的正名
正倭寇的名，是指确定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基本内涵。自然也涉及倭寇的组成以及对它的褒贬。
倭寇这个词最早出现是在《高丽史》上，1223年倭人侵略朝鲜半岛的金州。日本史上把这种海盗称之为倭寇。我国文献上也有“倭，特东海诸夷之总名”的记载。（注：茅坤《条上李汲泉中丞消寇事宜》，《明经世文编》256卷。）可见当初概念是特指日本的海盗。但是到了嘉靖后，这个概念的范围就扩大了，既包括日本的海盗，又包括象王直那样的中国海盗。日本学者中村新太郎对倭寇概念阐述最为准确，他既分析了倭寇的形成背景与过程，又阐述了倭寇的构成及其褒贬态度，他写道：
“倭寇的成员，开始时主要是面对朝鲜半岛的对马、壹歧、九州松浦一带的渔民、武士。这一带耕地缺乏，依靠农业难以维持生活，因而只好从事秘密贸易。而秘密贸易又是属于对方国家取缔之列的，为了对付取缔，就必须具备武装力量。另外，在进行秘密贸易中，时常遇到对方取货不付款的情况，在这样的时候，也就当然会想到以武力威胁来索取货款。进行秘密贸易的人就这样武装了起来。而随着时代的推移，名副其实的海盗逐渐参加到这个行列中，专门从事着杀人越货的海盗行径。”（注：中村新太郎《日中两千年》，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186页。）这样阐述是科学的，把失业的劳动人民从偶然的海盗行为逐渐演变为靠“杀人越货”名副其实海盗行径的过程写得清清楚楚。与英国著名史学家汤恩比所说的“1369年以后，日本人开始对中国的沿海地区进行海盗式的袭扰”，亦无二致。（注：汤恩比《历史的研究》，沅成文化图书供应社1978年版，696页。）
由此可见，倭寇的基本结构是日本的海盗、奸商、武士、浪人、流民、亡命之徒所组成的。他们活动的特点是：“往往出没海洋，窥伺中土。得间则张其戎器，以劫杀为事；不得间，则陈其方物，以朝贡为辩。劫杀则剥民财，朝贡则剥国物。”（注：张羽中《杜狡夷以安中土疏》，《明经世文编》292卷。）后来，中国的奸商丧失民族气节，充当汉奸，与倭寇勾结，打着倭寇的旗号，认贼作父，为虎作伥，参加倭寇的队伍，或为之响导，或为之奸细，成份就比较复杂了。如王直原是奸商，许栋、李光头是逃犯，徐海是黠僧，毛海峰是欠日货的人质，林碧川、邓文俊是海寇，张琏是杀人犯。这种人寡廉鲜耻，是社会渣滓。当然也有一些是沿海失业的人民，为生计下海经商，堕入倭伍。参加倭伍是这样几种人：“小民迫于贪黠，苦于徭赋，闲于饥寒，相率入海从之。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为之奸细，为之响导。”（注：傅维鳞《明书》卷166，《日本传》。）
综上所述，倭寇的正名可概述为：倭寇是由日本的海盗、奸商、武士、浪人、流民、亡命，在大名（封建领主）支持下，勾结中国的奸商、凶徒、逸囚等不逞之徒，以及蒙蔽一些失业的劳动人民，组成一支庞杂的海盗队伍，向我国沿海进行掠夺的武装集团。它是一个复杂的组成体，内部充满尔诈我虞的矛盾。它是中国人民的死敌。
但是这里尚有一个问题必须搞清楚，即倭寇中起主导作用的是那些人？
“林文”“陈文”都认为是中国人起主导作用，有着控制权。当然，从数量上看，“大抵倭贼十三四耳。（注：赵炳然《与徐存翁书》，《明经世文编》252卷。）不少还是“编户之齐民”，这正是林、陈两同志借以说明倭寇的民族成份和阶级性问题。我们所要研究的在这个倭寇集团中到底是那些人主宰着一切。“陈文”认为是象王直那种“不受任何外国人的支配和指使”的人，才是倭寇的首领。
不错，王直是倭寇的首领之一，还拥有相当的权力，但是在王直背后还有一种不易看到的潜势力。这种潜势力在倭寇集团中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里就有必要先考查一下王直的历史了。王直原是走私的徽商，因“中国法度森严，动辄触禁，孰于海外乎逍遥哉！”（注：失名《汪直传》，借月山房汇钞本。）遂入海经商，发了迹，到了日本平户，居住于胜尾山东麓，充当日中贸易的居间人。“初王直诱使入犯，倭大获利，各岛日至，既而多杀伤，有全岛无一归者，死者家怨直。”（注：《明纪》卷35。）穷途末路，挺而走险，连日本也无法蹲下去了，率领倭伍武装掠夺我沿海。就是明政权后来在定王直之罪时说：“始以射利之心，违明禁而下海，继忘中华之义，入番国以为奸，勾引倭夷。”（注：失名《汪直传》。）这就是他堕落成汉奸、海盗、倭寇的历史过程。难道这可以说王直还是中国人吗？他早已成为仰人鼻息的汉奸了，他就是代表着日本海盗的利益，干着残害中国的勾当。日本学者木宫泰彦也说；“日本商人向王直追索很急，于是他便召集亡命徒二千人，盘踞平户，自称徽王，指挥日本三十六处的海盗，一再劫掠明朝沿岸。”（注：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619页。）他居住日本十五年，完全日化了。后来还招引葡萄牙人来平户，很不得人心，被迫离开平户。王直所以能指挥三十六处海盗，还是依靠他在日本长期经营取得日人信任才拥有权力的。这点也可从其他首领的情况得以印证。如陈东，是萨摩岛主弟之书记，他是依靠肥前、筑后、丰后、和泉、博多、纪伊的海盗的，叶明是依靠筑前、和泉、肥前、萨摩、纪伊、博多、丰信之倭入寇的。他们的基本力量就是日本海盗。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大都取给于日本。如最有名的上库刀、备前刀，都是日本名匠铸造的。备前刀以有血漕为巧，刀上凿龙或凿剑或凿八幡大菩萨、春日大明神、天照大神宫为装饰。倭恤阵法，也多采用日本的。所以儘管在数量上日倭不占多数，但从倭寇最初形成的基本骨干力量、武器装备、战术阵法、根据地及后勤给养，都来自日方。王直等人虽为首领，也是依靠日人的力量而壮大起来的。后来当他失去日人信任和支持时，就不能久居平户，如丧家之犬，很快被殄灭。
同时也不容忽视，赵文华在《献俘疏》中除开列逆首恶之外，更列出“辛五郎密之摩多、许公四飞、述柴由门等七名”倭首。（注：《嘉靖平倭祇役纪略》卷5。）可见日本海盗在倭伍中也不是无关紧要的。这些倭首“言挟国主资而来，不得直，曷归报，必偿取尔金宝以归，固盘踞岛中不去。”（注：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未》卷55。）“言我资本倭王物，尔价不我偿，我何以复倭王，不掠金宝杀尔，倭王必杀我。”（注：傅维鳞《明书》卷166《日本传》。）按“国主”、“倭王”不一定是实，系指各地大名为多，不管借口也好，却已透露了倭首与大名（领主）的密切关系。
如果不拘泥于名义来看问题的实质，王直等人早已堕落为日本海盗的走狗，名义上是“徽王”，这不过是利用他们熟悉中国的国情和地理环境而已。如果确定了中国人占主导作用，那就难以解释为什么老是“袭倭服、饰旗号”的缘故了；为什么会那么残暴地屠杀自己的同胞和烧掠自己的祖国呢？所以姜宝说：“盖倭以剽掠中国人为利，而我中国奸人，则往往以得主倭为利。”（注：姜宝《议防倭》，《明经世文编》383卷。）
三、嘉靖时倭寇猖獗的根本原因何在？
倭寇骚扰，有明一代，存在始终，时张时弛，这与日明双方国情有关。如果双方政仪比较巩固，或明朝海防强大，倭患就可以得到遏制，所以不能单以海禁政策来推究，因为两国国情远比海禁要复杂得多。
明人就有主张弛禁弭寇的，唐顺之则曰：“倭寇之患起于市舶不开，市舶不开由于入贡不许。许入贡，通市舶，中外得志，寇志泯矣。”（注：转引自《福建通志》卷270。）许孚远说：“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注：许孚远《疏通海禁疏》，《明经世文编》卷400。）其实他们只看到表面现象，导致倭患之源主要不在明方。当然，如果明方海防力量强大，对外政策处置得当，亦可避免或减少倭患的发生。
罢市舶，严海禁是曾暂时阻止了正在发展中的日明方官私海上贸易，激化了矛盾，但是矛盾本已存在。退一步说，明方没有海禁政策，也不能完全满足日明贸易发展的要求，况且日本对明贸易中带有海盗的活动早已一贯存在，总会骚扰中国的。正如井上清所说的：“和中国的往来，不只是进行和平贸易，……同时也伺机变为海盗，掠夺沿海居民。对方称此为倭寇，大为恐怖。”（注：井上清《日本历史》，16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清代史学家赵翼曾批评明人郑晓、郎瑛的倭寇源于海禁的看法，他说：“郑晓、郎瑛皆嘉靖时人，其所记势家私与市易负直不偿，致启寇乱，实属酿祸之由。……瑛并谓（朱）纨严海禁，汪直遂始入寇，是竟谓倭乱由海禁所致矣，此犹是闽浙人腾谤之语。晓等亦随而附和，众口一词，不复加察也。海番互市固不禁绝，然当定一贸易之所，若闽浙各海口俱听其交易，则沿海州县处处为所熟悉，一旦有事岂能尽防耶！”（注：赵翼《廿二史劄记》卷34《嘉靖中倭寇之乱》。）赵翼的意见是正确的，他认为倭患根本不是因为海禁所引起的，“互市”不能禁绝，划定固定区域内进行贸易，以防止日商等熟悉地形后乘机捣乱，保障领土的主权与安全。被称为明代论述倭患“始未甚详”的万表《海寇议》，亦写道：“倡开海市以息乱者，全无后虑，且不知致乱之原盖在于法弛，而非有严法以致之，吾恐市一开，而全浙危矣。”（注：万表《海寇议》，借月山房汇钞本73。）
我认为嘉靖时倭患的发生是由日明双方深刻的政治经济矛盾所引起的，必须研究两国的国情。但是，并不排斥罢市舶严海禁对倭患的加剧所起的影响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还可以说它是直接的导火线。如果明方对日贸易处置得当，就不会有让倭寇可乘之机。事实上有明一代，对海禁也是有张有弛的，当弛时并没有弭寇，《明史》则曰：“海禁复弛，乱益滋甚。”（注：《明史》卷322《日本传》。）如果单纯是一个双方贸易问题，弛禁时贸易自由了，应该说倭患可以平息，可结果却适得其反。可见海禁还不是最根本的原因。
那么，根本原因是什么？
在探讨倭患根本原因之前，先看一下倭患发生的过程，史载：“及世宗尽撤天下镇守中官，并撤市舶，而滨海奸人遂操其利。初，市犹商主之，及严通番之禁，遂移之贵官家。负其直者愈甚，索之急，则以危言吓之，或又以好言绐之，谓我终不负若直，倭丧其貲不得返，已大恨。而大奸若汪直徐海陈东麻叶辈，素窟其中，以内陆不逞悉逸海岛为主谋，听倭指挥，诱之入寇，海中巨盗遂袭服饰旗号，并分艘掠内陆，无不大利，故倭患日剧。”（注：《明史》卷322《日本传》。）从这简单过程叙述中不难发现，中国贵官家拖欠日商货钱不还，倭寇丧失资本不敢返国，只好用武力偿钱，或掠夺财物，加以中国奸商如王直之流与之勾结，打着倭寇旗号到处掠夺，获得大利，倭患就日甚一日了。这就涉及日明双方之事了。
先从日本方面来看：
十五世纪七十年代起到十六世纪间，日本正处于纷争的战国时期。1467-1477年发生了“应仁之乱”，1485-1487年又发生了“文明之乱”。二十多年的战祸，使室町幕府早已名存实亡（1572年室町幕府结束），完全失去了对全国的控制权，各地封建领主各自为政。由于各地封建领主的残酷剥削和不断的战争，农民大量破产。但国内商业资本却得到长足的发展，大批的工商业城市发展起来，著名的有九州的博多，濑户内海的尾道、兵库、堺市等。日本国内有要求发展海外贸易，以满足国内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因为过去许多生活必需品是来自中国的。破产的农民、失意的官员、失业的流民、战败的武士、无业的浪人、贪利的奸商、掠劫为生的海盗，这些亡命之徒在各地领主支持下，只好向海外谋求出路。这些是有严重的“杀人、劫财、强盗为武士的习性”的倭寇，（注：井上清《日本历史》22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在领主的支持下形成了一支倭寇队伍，这就是倭寇的基本组成。领主是支持这些海盗向外掠夺，获得财富，用以支持自己对抗中央政权和各地领主争雄。如果当时日本尚存在着强大的统一的中央政权，它是会管理海上贸易和逮捕倭寇的，如洪武永乐时日本国王曾多次逮捕倭寇送到中国让明朝处治。同时正是“应仁、文明之乱”后，日本发生旱灾，大批失业的人湧向海盗队伍。赵文华在审讯倭寇过程中得悉：“因连年荒旱，专恃四外买卖为生，因此入寇贼众。各自造船合伙，并无统领头目。”（注：赵文华《谕日本疏》，《嘉靖平祇役纪略》。）这种成份复杂的海盗，破坏性很强，烧杀奸掠是他们的本性。
林仁川同志提出倭寇事件与“应仁之乱”没有直接关联，因为倭寇最猖獗时间迟在“应仁之乱”后的七八十年。必须指出，“应仁、文明之乱”二次战乱持续了二十多年，此后的日本正是战国时代。倭寇曾不断骚扰中国，但高潮确是嘉靖年间，这是因为日本历史也有一个演化的过程，不是“应仁之乱”后二三年就形成庞大的倭寇队伍而立即大举入侵的，单“应仁之乱”就延续了十一年之久！倭寇队伍是随着战国纷争，农民破产而不断扩大起来。加上客观方面嘉端朝一方面严海禁，奸商勾结倭寇进行走私贸易，拖欠日方财物现象愈来愈严重，门本海盗就借口索直大举入犯；另一方面嘉靖时海防最为衰败，缺乏防守的能力。胡宗宪就说：“迩国承平日久，海防渐弛，军伍空虚，战舰破坏，以致海贼倭奴乘我无备，互相扇搆，犯边得志，渐侵内陆。”（注：胡宗宪《为海贼突入腹里题参各省疏》，《明经世文编》266卷。）所以日明双方诸因素凑合在一起，嘉靖朝是倭寇最猖狱也是理所当然了。林仁川同志又提出另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倭寇集中侵犯我东南沿海地区呢？他自己的回答是因为“东南沿海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和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从史实上看，倭寇也曾侵犯过长江以北乃至山东一带，但是也不能否认，确是主要在东南一带。这是不难理解的，原因有二： 1、从地理环境上来解释，东南沿海距日本及倭寇驻扎的海岛较近，倭寇大都是以萨摩岛等为多，如王直、陈东都是从萨摩岛发迹的，率此岛的倭寇入侵。据木宫泰彦的研究，由于日本海环流的关系，萨摩岛早就发展了对明的贸易。（注：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619页注②。）从日本乘东北风，“多日不变”，利于入侵中国，故多在东南沿海一带。如入侵山东以北，则需南风，不若东北风为便。2、是因为东南财富多，掠夺易得，便于逃退，又因为东南一带奸商多为倭寇内应。
从明朝方面看：
这是倭寇活动猖獗的客观原因。首先从中央政权来看，朱厚熜是一个有名的昏君，醉心于斋醮之中，不理政事，使“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此渐替”。（注：《明史》卷18《世宗纪》。）特别是嘉靖二十一年“宫婢之变”后，迟居西苑永寿宫，数十年不视政，委政于大奸臣严嵩，吏治昏暗，“颠倒功罪，牵制兵机，纪律大乖，将吏人人解体。征兵半天下，贼寇愈炽。”（注：《明史》卷308《严嵩传》。）“弄权者借以行其私，……出力任事之臣亦中危法受戮，边臣不得自展布，而武备隳矣。”（注：《明史》卷204《王忬传》。）抗倭将领朱纨、王忬、张经、李天宠等惨遭杀戮，自隳长城。把御倭重任委之无所作为的义子赵文华，岂有不坏之理！次是海防无备，如浙江五卫，兵员只当原额的22%，福建五卫，亦只当原额的44%，且多老弱疲病，不堪一击。再次，对外政策处置不当。沿海人民，“渔樵不通，生理日促，转而从盗。”（注：赵文华《条陈防御疏》，《嘉靖平祇役纪略》卷5。）“小民迫于贪酷，苦于役赋，困于饥寒，相率入海为盗。”（注：朱纨《与彭革亭都宪》，《明经世文编》218卷。）发展正常贸易是中国沿海人民的要求，也是一条谋生之路。官私贸易不应一概断绝，应在加强海防，防止走私的前提下发展双方贸易，互通有无。一概禁绝，沿海势豪奸商乘机捣乱，结果是“海上奸豪与之交通，海禁无所施，转为寇贼。”（注：《明史》卷81《食货志》。）这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就是嘉靖朝倭患猖獗的客观原因。陈懋恒先生把它概括为：“武备荒怠，谗贿公行。卒嬉于边，民歎于野。殊才卓识者，暇后疐前，动罣吏议，将士不习兵革，倭寇入犯，则望风逃匿。”（注：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35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这是正确的见解。这些客观原因大都是嘉靖时形成并为严重起来，而嘉靖以前有些因素虽已露端倪，而不若嘉靖朝严重，特别是当政者在处理市舶海禁问题上的一些失误，提供了倭寇活动的口实。
综上所述，我认为嘉靖朝倭患猖獗根本原因主要是由于日本方面政治经济诸因素所造成，而明方的种种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因素只是提供了倭寇进犯的客观条件。也就是说倭寇入侵不决定于海禁政策。海禁不是倭寇猖獗的根本原因，充其量只能说是一个直接导火线。这里，我不妨摘录研究中西交通史与明代海外贸易史的张维华教授一段话，他说：“在研究明代‘倭寇之患’这个问题上，不能不联系到明代海外贸易的动态，也不能不联系到明代所施行的‘海禁’政策。但是只能说这些事实对于‘倭寇之患’发生了某些客观的影响，决不能说是导致‘倭寇’发生的根本原因。‘倭寇’根本是从日本来的一夥劫掠中国的盗匪，即使中日间的贸易关系不受到限制，中国的海禁没有那样严格，这夥盗匪还是要劫掠中国的，只不过在程度上或许有些不同而已。至于参加到‘倭寇’里面去的那些中国的奸商、流氓分子，不能认为他们是为了发展私人贸易而被迫如此，他们替日本海盗作帮凶，对祖国人民进行掠夺和屠杀，已经成了背叛祖国的败类。”（注：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9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这是很中肯又客观的论断，值得我们重视，对我们研究海禁与倭寇问题很有启发性。
四、御倭战争性质是什么？
明代倭寇事件是否反映了国内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要求开拓国外市场？海禁政策是否“窒息着这种进步生产方式的发展”？回答都是否定的。
倭寇事件并没有直接与国内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必然的联系，儘管明代中叶以后在长江流域下游、太湖流域以及东南沿海一带广大城乡中已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当时还没有达到有开拓海外贸易市场的迫切要求。它仅仅是稀疏地在个别地区个别部门中出现了微弱的萌芽，还没有发展到如同西欧十五六世纪非要开拓海外市场不可。这是由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牢固性与封建专制主义的压制所决定的。自然也不可能达到“改变中国社会内部的经济结构”（参见“陈文”）。这样的估计似乎是偏高了，忽视了中国广大农村与整个经济结构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仍是封建主义。因此，当时东南沿海的私人海上贸易，还不完全具备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仍是属于封建经济范畴的。所经营海外贸易者，大都是一些豪奸，即官僚、地主的转化者或兼而有之者，本身带有浓厚的封建性。
当然，如果明代中叶以后海外贸易得以顺利发展，那对推进国内资本主义萌芽是有好处的。具体地说，如景德镇的瓷器业、江浙的纺织业、广东的冶铁业、闽粤的果品业等，这些手工业或加工业中所生产的商品，是需要有广大的市场来刺激它的发展。然这仅仅是结果，并不是原因，我们不能倒果为因。
御倭战争并不因为倭寇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中国人的关系而改变了它的性质，即“王文”所谓“国内战争”。我们研究战争，必须要搞清楚“当前的战争是由什么样的历史条件所造成的，是由哪些阶级进行的，是为了什么而进行的。”（注：《列宁全集》卷24，368页。）倭寇侵扰我国是因为日本封建领主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支持流民、海盗、武士、奸商、浪人、亡命向外掠夺，用以对抗足利氏政权，并与其他领主争霸。因此，从倭寇的发生，以及掠夺的行为来看，它无疑地是掠夺性的战争。他们还勾结一部分中国的奸商、豪奸、海盗，蒙蔽一些失业的劳动人民，结成倭寇队伍，骚扰我国，破坏了我国经济与扰乱了人民生活的安宁，是明代一大祸患。因此，御倭战争是完全正义的爱国自卫行动，并不是国内战争。但又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全面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封建领主与海盗掠夺的战争。
五、结语
明代中叶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着东南沿海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由于明政府执行海禁政策，这些商人就用武装走私的手段冲破其束缚，这是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反海禁意义，也只有在这个特定范围内具有某些反海禁的意义。但是，由于自身的堕落，充当日本海盗的谋主、奸细，结成倭寇队伍，破坏了我国的经济，骚扰了人民的安宁生活，“使原来这种反封建束缚的色彩很快消逝下去，成为强盗和掠夺行为，因而，平定倭患是完全正义的。”（注：拙文《明代倭寇事件性质的探讨》，《江海学刊》1958年第7期。）
明代中叶国内资本主义萌芽是十分微弱的，还没有达到要开拓海外市场需要的水平，因此，不能把倭寇事件与资本主义萌芽直接联系起来。当然，如果海外贸易得以顺利的发展，对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是有推动意义的。倭寇的海盗行为与西欧的海外殖民不是同一性质的，儘管在形式上都是海盗掠夺。
倭寇骚扰贯串有明一代，最猖獗侵扰却是在嘉靖时，这是由于嘉靖时政治昏暗，海防不修，武备松弛，贸然断绝海外贸易的错误举措所激化的。但这只是客观的条件。更主要的是由于日本室町幕府失去了对各地领主的控制权，各地封建领主利用失业的流民、海盗、奸商、浪人、武士、亡命，向外掠夺，以扩大自己势力与皇室、其他领主势力相抗衡，这是更深刻的主观原因。明嘉靖时倭寇之猖獗，正是发生于这样历史背景之下的。而明政府的罢市舶，断绝海外贸易仅仅是导火线而已。
倭寇队伍中有为数不少的中国人，象王直之流在倭伍中还占有一定的地位，但是，从倭寇的形成，最早的骨干力量，以及在日本领主支持下组织起来，初以日本萨摩等岛为据点，采用日本的武器装备来看，都说明倭患是日本海盗勾结丧失民族立场的中国奸商等，侵扰中国的侵略行为，因此，平定倭寇是完全正义的。王直等人是民族的败类，戚继光等人才是民族英雄，值得后人敬仰。
转自：《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大学）》(厦门)1983年01期第30-3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