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成为当前热词，这是历史经验之言，更是现实警示之言。研读明史，从“空谈误国”四字，常常想起那个发出千古叹息的崇祯皇帝遗言——“皆诸臣误朕”。这句遗言是360多年前崇祯告别这个世界之前郁结于心、发自肺腑、最想留在世间让后人解读的一句话。
崇祯之死
公元1644年农历3月18日，大明皇宫，35岁的皇帝朱由检拉着太子朱慈的手恸哭，他教导儿子在逃亡路上千万小心：“见到做官的人，长者呼为老爷，年轻的呼为相公。如遇平民，长者呼为老爹，少者呼为老兄。”
随后，朱由检自缢于煤山，死状颇惨。回首明末乱世，假设各种可能：如果在兵临城下之前朱由检去了南方，或者太子去了南方，历史或许要重写了，明朝不一定灭亡得那么快。
遗憾的是，从万历年间开始的明朝朋党斗争，在王朝将要灭亡之时也一点儿没有消停的意思。阁臣们个个心怀鬼胎，他们唯恐皇帝跑走后自己会与太子一同留下死守北京，所以没一个人正式出来明确表态。廷臣们争吵商议，终日不绝，结果皇帝、太子一个都没走成。
嘴炮大臣
朱由检即位之初，还是颇想干一番事业的，但本人好猜忌，大臣们又谁也不服谁，终日吵闹不休，最终一块儿玩完。朱由检临死前，曾绝望地说：“朕非亡国之君，可是十七年来，满朝文武泄泄沓沓，徒尚门户之争，无一忠心谋国之臣，倘若朝中有半个于谦，何至会有今日！”
明朝文臣对“嘴炮”的爱好，在封建王朝中都是不多见的。在明末，内忧外患，亟须决断之心，但君臣整日赌气，结果什么事都做不成。当时商量与满清议和，杨嗣昌等提出李自成、张献忠匪患未肃，辽东边疆之事，清人有议和意，可以与之先谈。此言一出，黄道周等老臣怒不可遏，朝上出现了一场浩大舌战。
学者樊树志在《晚明史》中评说这段口舌之争时，不无遗憾：“经过此番波澜，思宗再也不敢与清朝尝试和谈，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中他已无牌可打了。”
空谈之风，盛行于魏晋，当时一群士人以清谈避世，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侃爷，你说佛道，他讲宇宙，练就一副好嘴皮子。到了明末，大臣们在大难临头之际，自然已不谈风月，但聚焦时事，依然是空谈，个个以为掌握了真理，其实不过是盗虚名、说空话，脱离实际，百无一用。
党争误国
明末舌战，缘于党争。大臣们不是从理性出发，而是执著于门户之争，什么事都难达成共识，什么事都做不了，最终一盘散沙。
明末的党争，开始是东林党和齐、楚、浙三党之争，后来演变为东林党与阉党之争。从今天的视野来审视明末党争，是深深的遗憾。东林党确实聚集了当时最优秀最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们也自居为正义的化身，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充满了道德优越感。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路径其实是与对手在唾沫纷飞中共同葬送了大明王朝。
姚雪垠在长篇小说《李自成》中描述了崇祯的最后时刻：“他痛恨朝廷上都是庸庸碌碌之臣，竟没有一个有识有胆、肯为国家担当是非的人。想到这里，他怒不可遏，将手中的茶杯摔得粉碎，骂了一句：'诸臣误国误朕，个个该死！’”
这位年轻皇帝不知道，他死后，他的“该死”的大臣们，到了南明小朝廷，还在争吵不休。江山不在、国之不存，还要死掐，这些人，就这样不管不顾地将空谈进行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