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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典诺奖之行》
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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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莫言去瑞典领诺贝尔文学奖这件事，很多人写了文章编了书。有的人道听途说、望风捕影，有的人虽有忠实报道之心，但由于条件限制未能获得第一手资料，因此，难免出现许多与事实相去甚远的信息。为了恢复事实真相，也为了让关心这件事的读者了解这件事的全部过程，莫言出版了这本书，他说：“我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有中国的作家或诗人再去斯德哥尔摩参加盛典。”
（一）女儿本科读的是山东大学英语系，有她陪我们出国，心中踏实许多
2012年12月5日
赫尔辛基机场
AY052航班降落在赫尔辛基机场是当地时间14：25。我们出海关后，匆匆向转机口走，生怕误了飞往斯德哥尔摩的AY637航班。因为不久前瑞典驻华大使馆罗睿德在大使官邸宴请我们夫妇与女儿时，作陪的文化参赞伊爱娃女士曾提醒我们，这两个航班间隔时间较短，须快走才能赶上。气喘吁吁地赶到登机口，看到很多人簇拥在那儿。电子屏幕提示：飞往斯德哥尔摩的AY637航班晚点两个小时。我们松了一口气，去商务舱休息室喝茶吃东西。
回想起十几年来数十次出国，类似的经历很多，每次都担心误机，但从来没误过机。
我们又到登机口，让女儿笑笑上前询问。女儿本科读的是山东大学英语系，有她陪我们出国，心中踏实许多。十几年来，我自己或与太太出国时，因为语言不通，每次都焦虑不安。我也曾发誓学点英语，但总是半途而废。在国内外与很多外国作家聚会，因不能直接交流，使很多本来可以成为朋友的人没有成为朋友，也使一些本来可以消除的误会成为永远的误会。
女儿回来说，航班又往后推延了4个小时。太太有些急，我却不急，因为有这么多人在一起。过了一会儿，又遇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曹元勇和复旦大学中文系陈思和教授夫妇。人越多我心里越踏实。
又让女儿上前问询，回来说航班已取消，因为斯德哥尔摩机场已关闭。
此时的赫尔辛基机场已经混乱不堪。女儿与曹元勇上前打听，我们几个静候。打听到的结果是：取出托运行李，乘大巴到指定饭店住宿。明晨再赶回机场。
当我们拖着沉重的行李站在冰雪中等待大巴时，已是当地时间晚上7点。候车点排起长长的队伍。大巴终于来了，根本挤不上去，我们搭乘出租车赶往饭店。司机是一个小伙子，只穿着一件短袖圆领衫，他帮我们将行李装到车上。我有点感慨，因为在北京机场搭乘过无数次出租车，很少能遇到帮我搬行李的司机。得诺奖后，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我曾说过，因为怕去的地方离机场太近让出租车司机不高兴，我总是提前准备好一盒烟，先递上烟，然后再说到达地点。有一次搭乘的出租车司机是位女士，无法递烟，一说到达地点她就发起了牢骚，说趴了半夜，等了这么个烂活儿。我说您别说了，多给您10元钱可以吗？她一路上将车开得跌跌撞撞，我心中也很别扭。我看到有人写文章，把这件事也当成了我“懦弱”、“乡愿”的罪证，对此我只有叹息。出租车司机其实也是弱势群体，与他们争斗，实在也算不上英雄好汉。
入住饭店，已是晚上10点。我们躺下，迷糊了几个小时，就起床往机场赶。
（二）允许抽烟的“诺贝尔套间”
2012年12月6日
斯德哥尔摩
我已经记不清是几点起飞了，但到达斯德哥尔摩机场已是中午。在不到1小时的飞行过程中，透过舷窗，我看到了被冰雪覆盖的北欧大地，不由得想到了我的故乡高密东北乡那片黑色的土地，想起了我在那块土地上挥汗如雨地劳作的往事，心中多少还是有些感慨。国内有家媒体用通栏大标题“世无英雄，竖子成名”来评价我的获奖，我却认为，不是世无英雄，而是英雄太多，遂使凡夫成名。
刚走出飞机，瑞典外交部派给我的随员秦碧达女士与诺贝尔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已经迎候在通道口。我们从贵宾通道直接上了一辆崭新的宝马车。看到宝马车，我心中便有几分怵，因为在中国，宝马车似乎已成为专门欺负小民的车辆。据说前几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所乘的专车是沃尔沃，今年却换成了宝马，是不是因为沃尔沃品牌被中国人并购？也未可知。入乡随俗，让我们坐什么车，我们就坐什么车吧。
车行途中，看到路两边的山上，万树银花，山林寂静，真如童话中世界。时在正午，太阳在南方很矮的地方，光线柔和，照着雪景，焕发出奇异的色彩。秦碧达女士接了一个电话，说诺贝尔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希望我们直接去诺贝尔博物馆参加一个活动，我说，希望能先去饭店，换一下衣服，洗一把脸。他们同意了。这是我多年来第一次向主办方提出自己的要求。其实如果是我自己，我不会这样，因为我太太确实太累了，我为她才这样。
GrandHotel饭店是瑞典最有名的饭店，它的名声，当然与每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都要下榻于此有关。
一进大堂，饭店的总经理便笑容可掬地迎上来。她引领我们坐电梯上了7楼，702房间是最著名的“诺贝尔套间”，透过圆形的窗户，可以看到海湾与海湾对面的皇宫。令我高兴的是，这个套间可以吸烟。房间墙壁上挂着一些镜框，镜框里镶着一些诺奖得主的照片。我从中只认出了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记得有一次为德国报刊写过一篇题为《格拉斯大叔，你好吗？》的文章，我记得他是抽烟斗的。这个允许抽烟的套间里，也许曾经住过他，或者还住过福克纳、马尔克斯等诸多让我敬仰的大师。
我们赶至诺贝尔博物馆时，本年度诺奖得主见面会已经结束。在一间宽敞的房间里，摆好了椅子，等待着我与其他8位诺奖者合影。这样的照片一般都是正襟危坐而拍，但我看到在我居住的套间墙壁上的镜框里，有一位不知何年的何奖得主，将脑袋歪在右侧那位得主的肩膀上，一脸搞怪表情。我很欣赏这些敢于出点小风头的人，但我自己做不来，这无关胆量，只是因为害臊。农村大多数儿童所受的教育，使我们在将近20岁时，在人前都不能流畅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是那些出身豪门或知识分子家庭的人所无法理解的。
（三）在某媒体记者不断地逼问下，我难得地说了几句斩钉截铁的话
照相结束后，我被引领到一把反扣的椅子前。椅面上已经有了去年的文学奖得主，瑞典国宝级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诺姆（Tomas Transtromer）的签名。这位白发苍苍的诗翁，以他的为数不多的、精雕细琢的钻石般的诗句，赢得了千百万读者的尊敬。能将我卑微的名字签在他的名字下面，是我巨大的荣耀。我用中文和拼音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写在这把黑色的简陋的小椅子的背面。我签名时，几位摄影师在照相。
照相完毕后，随员告诉我们可以吃点东西。两条铺着洁白桌布的长条案上摆满了丰盛的食品和各色饮料。我没有饿的感觉，但还是与太太一起取了一些沙拉，与获得本年度医学与生理学奖的日本化学家山中伸弥和他的身穿和服的夫人坐在一起。这位科学家获奖之后，非常谦虚地将功劳分摊给他的研究团队，我对这样的人非常尊敬。
饭后，在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引领下我们参观了诺贝尔图书馆，看到房间两侧高大的书架里的各种外文版图书。非常遗憾我没有发现中文版图书。
中午12点，我进入瑞典学院的一间大厅，参加记者招待会并回答记者的问题。好像只有文学奖的得主才有这样一场记者招待会。很多记者会承认自己不懂物理或化学，但好像没有一个记者承认自己不懂文学。更何况，大多数采访过我的西方记者，几乎没有人问过我文学的问题。他们关心的是政治，他们也许认为文学与政治应该划等号。尽管对此我很失望，但也习以为常。获奖之后，我在高密举行过两场记者招待会，毫不避讳地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对这场在瑞典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我没有丝毫紧张，我知道他们会问什么，我当然期望他们能问几个与文学沾边的问题，但他们没有问。我当然希望他们能就我的小说提出几个问题，但他们没有提，我猜想他们根本就没读过我的书。这也难怪他们，因为给他们发薪水的老板不喜欢文学。他们的老板即便喜欢文学也不愿让文学占据他们的版面，因为他们错以为老百姓只关心那些所谓的政治问题。
我是一个生怕让别人不高兴的人，多年来，那些邀请过我去参加他们的活动的人都可以作证，即便他们安排的活动让我筋疲力尽，我也是尽力完成，生怕让那些等我的人失望，生怕因为我的“个性”和“风骨”而让朋友为难。对那些设了陷阱让我跳的“朋友”，我也愿意往好的方面理解，因此，我也被人讥为“懦夫”或“乡愿”。其实，脱下马甲，大家都是差不多的人。
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在某媒体记者不断地逼问下，我难得地说了几句斩钉截铁的话：“我从来都喜欢独来独往，当别人胁迫我干一件事的时候我从来不干，逼我表态的时候我也不会表态，这是我几十年来一贯的态度。”我太太和女儿听了我这段话后都很感慨，她们说我从来没这么强硬地说过话。现在，对这段话，我需要反思的是，对那些胁迫我干的事我可以不干，但对那些花言巧语求我干的事呢？对那些我以为是朋友的人以“诚恳”的或“令人同情”的态度求我干的事呢？
（三）在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的讲话
女士们、先生们：
你们好！我非常高兴能在中国大使馆和你们见面。我是昨天上午踏上了瑞典的国土。从北京出发，是阳光灿烂。一到瑞典，是遍地冰雪。（笑声）由此知道我们的地球很大，由此也知道因为我们的地球很大，所以存在着很多自然景观。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之所以还有点意思，就是因为各地的自然风光都不一样。我们的人类文化生活之所以还有点意思，也是因为各个国家的、各地区的文化景观也不一样。由此可见，保护多样性、创造多样性是我们文化工作者的非常重要的责任。
赫尔比中学有20多个孩子接待了我，他们正在学习中文。他们首先集体演唱了根据我的作品改编的电影《红高粱》中的一段插曲。我想在场的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们都知道，《红高粱》的插曲是很粗犷的。当年演唱“红高粱”那帮人的嗓子是越哑越好，唱起来越用力越好。而这帮姑娘、小伙子唱得是特别的温柔。听起来非常像情歌。（笑声）所以我想，同样的旋律、同样的歌词，不同的人来唱效果绝对不一样。所以我想，同样的话脱离了特定的语境，它的意思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这帮孩子还在练习中国的书法。我也现场表演了一下，但是我发现我写的还不如他们写得好。（笑声）我跟其中一个女孩说，你的字如果盖上一个图章，拿到中国去，是可以卖钱的！（笑声）后来我跟他们在一起玩了造句的游戏。
这群孩子学习中文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是他们已经讲得很好了。今天上午我跟瑞典的孩子们在一起，感觉很幸福，跟瑞典的一帮学习中文的孩子们在一起，感觉到加倍的幸福！因为尽管他们学习中文的时间不长，但他们已经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了。所以我想，无论多么精彩的演讲，经过翻译以后，肯定不如直接交流效果更好。（笑声）当然遇到了虞海玲这样的好翻译我很幸运。
讲到了文学，讲到了文化的交流，翻译的工作显得特别重要。我之所以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跟各个国家的、各种语言翻译的创造性工作分不开的。我觉得有时候翻译比原创还要艰苦。我写《生死疲劳》这本书的初稿，只用了43天，但是瑞典的女汉学家陈安娜翻译《生死疲劳》这本书，用了整整6年。（笑声）昨天晚上有一位朋友拿着陈安娜翻译的书让我签名的时候，我犹豫了半天，我说，我还是不签了吧？后来我还是签了，我是在一个角落里签的。（笑声）那边很大的空白留着让陈安娜签吧！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向世界上许多国家翻译了我的作品的翻译家们、汉学家们表示崇高的敬意。也是通过翻译，我们的文学才能够走向其他的国家。
说了这么多关于翻译、关于语言的话，我自己感觉加倍的羞愧和遗憾。因为我除了中文之外，别的什么语言都不会。（笑声）借此机会，向我们的虞海玲小姐、向外国朋友表示感谢，然后通过我自己的嘴巴，向中国同胞们、向各位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谢谢大家！
（四）与我有关的获奖内幕可以解密时，我已化为了泥土
2012年12月7日
斯德哥尔摩
在进入演讲大厅之前，我和太太被引领到一间古朴典雅的小会议室。房间的四壁上挂着十几幅人物肖像油画，我猜想这也许是已故院士们的画像。会议室中央有张长方形的铺着绿色绒布的桌子，桌子顶头有一把椅子，两边各有两把椅子。我想这应该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中5位“常委”开会的地方。是他们在这里从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作家中遴选出5位作家作为本年度的候选作家提交给“全委会”，然后经过阅读、讨论甚至是争论，最后从中选出一位得奖者。我很想知道我是何时进入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的视野，又是何时进入了5人小名单，围绕着我曾经发生过哪些争论，与我竞选2012年得主的又是哪些作家，但这些，在我有生之年是不可能知道了，等与我有关的内幕可以解密时，我已化为了泥土。
谢尔·埃斯普马克将我引领到演讲台上。这个演讲台很矮，站在台上，没有丝毫居高临下的感觉。我感谢这个讲台，因为它与我这个讲故事的人身份相符。我的普通话没有学好，如果让我即席演讲，基本上可以做到字正腔圆，但如果让我当众念稿，就会南腔北调。幸好，那晚上大厅里的绝大多数听众，是听不懂中文的。
演讲结束，掌声的热烈程度出乎我的意料。我知道这些掌声里有礼貌，但持续时间之长，说明除了礼貌，我的演讲，还是引发了听众的感动。
事后我知道有很多人喜欢我的演讲，当然也有一些人痛恨我的演讲。我讲我自己的故事，讲我最想讲的话，褒和贬都随意。我衷心地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又有一位中国作家站在这个讲台上，做一场比我的演讲精彩无数倍的演讲。
演讲之后，瑞典学院的院士们陪我和妻子来到了一栋幽静的别墅（Address：Bergsgarden,Sollidsbacken6）。夜很静，白雪皑皑，灯光迷蒙，确有几分童话氛围。
别墅里的装饰古香古色，墙上的油画和架上的瓷器，都彰显着这栋建筑的古老历史。据说这里曾是一个外交官的别墅，后来捐给了瑞典皇家学院。此处慢慢地也就成为了宴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固定场所。
晚宴的主菜是鹿肉，尽管只有八成熟，但我还是坚持吃完了。我与谢尔·埃斯普马克坐在一起，我太太与派尔·维斯特拜里耶和马悦然先生坐在一起。秦碧达女士担任我与埃斯普马克谈话的翻译，马悦然先生担任我太太与维斯特拜里耶谈话的翻译。席间，埃斯普马克突然问我：“莫言，如果让你推荐一位明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你会推荐谁？”我说：“请给我两个小时的考虑时间。”
宴会结束后,我太太对我说：维斯特拜里耶说他读过我16本书，并说他认为我是他当选院士以来评出的最优秀的作家。
我清楚派尔·维斯特拜里耶的话只代表他一个人的看法，但心里还是感到一丝欣慰。
（五）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演讲——讲故事的人（一）
2012年12月7日17：30
瑞典学院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90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子，但是有一个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 年，卒于1994 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扇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的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地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己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
（七）讲故事的人（二） ——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喜欢说话的讽刺
如果回家喊母亲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到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人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地，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子里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说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她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我有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有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八）讲故事的人（三） ——小学未毕业即辍学，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做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书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200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进行着的牛车社，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庭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21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 年2 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
（九）讲故事的人（四） ——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
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 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20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 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
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
（十）讲故事的人（五）
——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 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 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十一）讲故事的人（六） ——《生死疲劳》中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作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也是小说与其他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
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2005 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十二）讲故事的人（七） ——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地，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60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8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8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7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谢谢大家！
（十三）有人要到斯德哥尔摩大学“闹场”
2012 年12 月8日上午
布鲁玛酒店
在华人工商联欢迎午宴上的讲话
我以前曾经说过一个话，地球上有许多鸟儿飞不到的地方，却似乎没有华人去不了的地方。数百年来，中华民族的许多优秀子女背井离乡、跨海越洋，到远离故土的地方，去开辟新的生活，创造自己的未来，同时也创造了一些新的文化。他们不仅仅为自己的祖国带来了财富，带来了荣誉，也为他们所生活的当地社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我想当瑞典的“哥德堡号”越过重洋，航行到中国去的时候，这个地方已经有很多的华人跟当地人民在一起艰苦地劳动，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在发明、在创造，也就是说瑞典今天的富强、繁荣，也有我们华人的一份功劳。当然，我想瑞典的“哥德堡号”到了中国，也带去了西方的文明、西方的财富，也带去了西方的很多进步的理念。这由此可见，华侨到外地去工作，去生活，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也是一种文化行为。这也代表着人类的一种进步，也代表着人类的未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我们的地球变得越来越小。我们在任何一个国外的偏僻的地方，都很可能听到我们熟悉的乡音。在瑞典这样高度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度里面，我们在大街上处处都可以看到我们熟悉的黄皮肤，都可以看到我们亲切的亚洲面孔。这本身就是精彩的故事。
2012年12月9日
斯德哥尔摩
早晨刚起床，即接到朋友的电话，说有人将到斯德哥尔摩大学“闹场”。这几位著名的人物，从宣布我获奖后，即咬牙切齿地发表了很多我懒得评价的言论，制造了很多我不屑辩驳的谣言。我自然清楚他们为什么这么疯狂，我对他们表示同情。
朋友们劝我干脆取消这次活动，我坚决反对。这个演讲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参加，任何人也都有权力来进行表演。我不能为此而让主办者难堪，更不能因此而让一千多位听众失望。
在我发表了“讲故事的人”的演讲之后，秦碧达女士向我转达了她在外交部的同事们的好评。我也看到瑞典的报纸全文刊载了我的演讲稿。据说这也是空前的。总之，肯定的声音大量出现，那些把诺奖政治化、把我“妖魔化”的批评，开始受到质疑。尤其让我感动的是，上届得主托马斯·特朗斯特勒罗姆先生站出来支持我。他看了我的演讲稿，并听他的夫人朗诵了我的《生死疲劳》，他向瑞典学院表示：莫言是个优秀的作家，他的演讲是篇感人的好文章。
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我相信文学的力量，我相信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礼堂里听讲的人，会成为我的支持者。
大学的饭厅是弧形的，落地长窗外是美丽的雪景。尽管是便餐，但那些鱼的确美味，我吃了很多，感觉很好。我已做好准备，即便那几个人将石头扔到台上，我相信我也能躲过去，或者我会稳坐如山，连眼睛都不眨，但如果坐在我身边的那几位女士的安全受到威胁，我一定会挺身护住她们。
什么事也没发生，那些人没露面。
（十四）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演讲
2012年12月9日14:00
斯德哥尔摩大学马格纳演讲厅
主持人：……虽然您得的是文学奖，但是有很多人在问您很多政治方面的问题，您也知道有一些争论，所以我想知道您对这些问题有什么看法？
莫言：任何一个读者都有权利对作家发问，都可以提问题，当然有的作家可能愿意回答政治问题，有的作家不愿意回答政治问题，这也是作家的自由。如果诺贝尔有一个政治奖，我得了政治奖你们来问我政治问题我不回答的话，这奖牌就会被收回去了。
政治需要政治家研究，我没有深刻的研究，所以我的回答很可能不正确，我不正确的话就误导了读者，所以我还是不太愿意回答。但是我的小说里有政治，你们可以在我的小说里发现非常丰富的政治。如果你是一个高明的读者，就会发现，文学远远比政治要美好。政治就是教人打架，勾心斗角，这是政治要达到的目的。文学是教人恋爱，很多不恋爱的人看了小说之后会恋爱，所以我建议大家都多关心一点教人恋爱的文学，少关心一点让人打架的政治。
主持人：您那天说过，中国没有一个法律说你不可以写什么什么东西，但是出版某一些文字还是有一些问题，你对中国的审查有什么看法？
莫言：我听说这两天有媒体说我赞美审查制度，我从来没有说过我赞美审查制度。我的意思大概就是说，我反感所有的审查，就像我反感所有的检查一样，但是检查处处存在。我举个例子说，我要去大使馆签证，大使馆要审查我。我有一年到西方一个国家去，他们给我拒签的理由说，我不懂任何外文，所以把我拒签了。我后来特生气给他们发了一个传真说，你们国家的人到我们中国来都懂中文吗？当然，我希望将来所有的国家都取消书报检查制度，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我说的能算吗？我说了不算。
主持人：现场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向莫言老师提出。
现场提问：问一个文学的问题，您给西门闹几条命的原因是什么？还有，我是您的书迷，您现场能给我签名吗？
莫言：我回答完这个问题，我愿意给你们签半个小时的名。这是实实在在的。
西门闹的几次转世灵感来自于佛教六道轮回的概念，我在写这本书以前曾经到中国北方一个叫承德的城市里，参观了一座很有名的庙宇，在这个庙宇的墙上画了六道轮回的壁画。关于西门闹的故事实际上在我头脑里已经酝酿了很长很长时间，我之所以一直没有动笔，就是没有想好这个小说结构的方法。当我看到了六道轮回的壁画以后，我的头脑里一下子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用这个作为小说的结构。我想通过各种动物的眼睛来看人类社会和人类社会的变迁，也许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新鲜的一个视角。结构的问题解决以后，这个小说写起来就非常的顺利。
现场提问：莫言老师，你幸福吗？如果莫言老师你幸福的话，你幸福的源泉是什么？如果你感到不幸福，你不幸福的理由又是什么？
莫言：你是中央电视台的吗？我起码今天很幸福，因为有这么多的读者来听我讲话，我看到这么多年轻的脸上甜蜜的笑容，因此我幸福。
（十五）笑谈与张艺谋、姜文和巩俐的合影
2012年12月9日17:00
花园电影院（即将放映电影《红高粱》）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好！
刚才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有一位“中央电视台记者”问我：“你幸福吗？”我说，“我幸福！”（笑声、掌声）我为什么幸福呢？因为我与许多年轻学生在一起，因为我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了一种青春的活力，他们脸上真诚的笑容让我回忆起了我的青年时期。
我们现在经常会观看一些老电影，看得津津有味。尽管这些老电影我们都看过了很多遍，里面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但每次看我们都会特别的感动。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电影里边有我们自己的青春岁月，所以这样一种老电影的重新观看实际上是对自己青春岁月的回忆。
自从我获得了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在中国的网络上疯传着一张照片。（笑声）这张照片上有四个人：三个男人、一个女人。三个男人是张艺谋、姜文、莫言，一个女人是巩俐。三个男人都没穿上衣，光着膀子，一个女人当然穿着上衣。我也看到一些调皮的网友在跟帖，他说，如果三个男人都穿着上衣，这个女的不穿上衣，那就更好了！（笑声、掌声）对不起，如果巩俐知道了，肯定要骂我了。
这张照片是25年前在我的故乡山东高密我们家的院子里照的。当时我们四个人都很年轻。张艺谋最大，也不过34、35岁，而巩俐是一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只有22、23岁。我想，25年过去了，我们已经变老了，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名。现在我们都有名了，但可惜我们老了。如果让我抛弃了我所得的所有的奖项和荣誉回到当时的青春岁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去！（笑声、掌声）
《红高粱》这部影片在当时拍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想到会造成那么大的影响。这部影片总共的投资只有60万人民币。现在张艺谋拍一部电影要好几亿人民币。他用60万人民币拍的电影变成了经典，用好几亿人民币拍成的电影居然是一片骂声。（笑声）我想，为什么“红高粱”这部电影会获得这么大的成功呢？那我就可以很骄傲地说，因为我的小说《红高粱》写得很好！（鼓掌、笑声）
这部小说是1986年3月份发表在中国的《人民文学》上，大约过了有4个月，张艺谋就找到了我。当时张艺谋是光着膀子，黑得像煤炭差不多。他是左脚穿着一只鞋子，右手提着一只鞋子。因为他手里提着的那只鞋的鞋带在公共汽车上被人踩断了。我一见他，马上想起我们生产队的小队长。后来张艺谋说，我一见莫言，就想起了我们生产队的会计……（笑声）于是，一个小队长和一个会计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合作。当时张艺谋说，我很可能对你的小说进行很大的改动。我说，随便你改，因为我信任你！我说，我在小说里描写的爷爷和奶奶是在高粱地里面恋爱，你可以让爷爷和奶奶在高粱地里面试验秘密武器（笑声）。但最终还是让爷爷和奶奶在高粱地里面恋爱。（笑声）
（十六）笑谈与张艺谋的合作
当时有很多人认为我的小说让张艺谋改编成电影，我发了很大的财。我回到故乡，有一位老乡问我，听说张艺谋给了你100万人民币？80年代的100万人民币我想比现在的一亿元都让人惊喜，但实际上张艺谋购买我这个小说的电影版权只花了800元人民币。（笑声）但这800元钱在当时让我感觉到我已经成为了一个富翁。因为800元钱在我的故乡可以买一头很大的黄牛。一部小说的电影版权就可以换一头黄牛，你说能不让我高兴吗？（笑声）
我也是这个电影的编剧之一。我们最早写出来的剧本分上、下集，大概有6万多字。等到第二年秋天的时候我回到故乡，张艺谋的剧组也到了。他拿出定稿的剧本让我看，只有薄薄的十几张纸。我说，我们的剧本原来这么厚，你现在怎么就剩了这么薄呢？张艺谋说，这些就足够了！这个电影拍成以后，我才知道一个电影剧本确实要不了多少文字。我记得他这个剧本里面有两段，每段只有两个字。一段的两个字是“颠轿”，这一段在拍成的电影里面，足足颠了5分钟（笑声）。有一段只有两个字，叫做“野合”（笑声），待会大家就会看到，这个“野合”，需要多长时间（笑声）。所以我后来给他们写剧本，也写得很短，导演嫌剧本短，我就说，你去看看《红高粱》吧！（笑声）
后来有很多宣传，说张艺谋为了拍这个电影在我们高密种了几千亩高粱，但实际上总共种了不到40亩。在电影镜头里面出现的那种一望无际的高粱地实际上都是骗人的（笑声）。在我的小说里边，高粱是红的，在电影里边高粱都成了绿的，当时我对张艺谋的这个改动很不满，我说你为什么要拍绿高粱？张艺谋说，当高粱红了的时候，高粱的肢体是僵硬的。只有当高粱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它的肢体才是柔软的，而且是像女人的躯体一样的柔软，这个比喻确实有点莫名其妙（笑声）。
电影拍完后，在1988年西柏林的电影节上获得了金熊奖。这是中国的电影第一次在西方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引起的轰动一点点都不亚于我今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当时中国从南到北都响起了“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的粗犷豪放的歌声。我记得我从高密回到北京，一出火车站就看到一个青年人手里提着一个啤酒瓶子，一边走一边摇晃，一边摇晃还一边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唱，做模仿状。掌声、笑声)
当时我就想，这样一部电影，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它获得了国际电影节的大奖吗？后来我想不是，我想任何一部作品能够引发广泛的社会影响，都是跟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的……正像让我再写一部“红高粱”我写不出来一样，你让张艺谋再拍一个“红高粱”，我估计他也拍不出来了。
在这个电影放映之前我讲得已经够多了，我不能再讲了。希望大家观看电影。如果大家看了电影感觉很好，那么是因为我的小说很好（笑声、热烈的掌声）；如果你们认为这个电影里面有很多让你们不满意的地方，那是张艺谋拍得不好！（笑声、热烈的掌声）
（十七）颁奖盛典
2012年12月10日 斯德哥尔摩
10日的颁奖典礼，我最初也想穿件“唐装”。但一想到满台燕尾服中出现一个“唐装”似乎也很不协调。说实话我从小怕穿新衣，因为在我们那儿，谁穿新衣谁就会被讥讽。我有一位叔叔比我更甚。有一年婶婶为他买了一件新衣，他放在土里搓了搓才敢穿在身上。有朋友将网友为我设计的几套服装照片发到我手机上，我看着乐。能成为网友们调侃、戏说的对象我感到很开心。我知道我穿什么衣服都不会好看，但总比不穿衣服好看，所以也就让朋友的女儿帮助做了几套衣服。燕尾服是斯德哥尔摩的一家老牌服装店制作的，他们预先要去了尺寸。这家店专为诺奖获得者制作或租赁燕尾服。本来我也想租赁，但一打听，租赁的价格也很贵，那就索性买下来吧。
走上颁奖台与从左侧上台的瑞典学院院士们会合时，派尔·维斯特拜里耶伸出手，用力地握了我的手一下。我的授奖推介将由他宣读，他读过我16本书，知道我写了什么。
坐在我右侧的是日本生物学家山中伸弥，我很敬佩他。在贵宾室等候上台时，他曾对我说，回去后一定要看我的书。我说谢谢，但我不会看您的书，因为我看不懂。他笑了。
因为事先经过走台排练，我看到每个获奖者都很熟练地从国王手中领取了奖牌和证书，然后对着国王和王室成员鞠躬，再对诺贝尔基金会的人和院士们鞠躬，再对台下的观众和自己的亲友鞠躬。
派尔·维斯特拜里耶的致辞慷慨有力，看起来他的情绪很饱满。致辞临近尾声时，他侧面看着我，提到了我的名字，我看了一下山中伸弥，他示意我站起来。我听到派尔·维斯特拜里耶大声说：“莫言，请！”便向舞台中央走。那里，地板上画着一个圆，圆里有一个很大的“N”。我用左手托住国王递过来的奖牌和奖状，伸出右手与国王相握。国王的手粗壮有力。国王说了几句话，我虽然听不懂但也能猜到他说了什么。我说谢谢。然后，与前面那6位一样，我鞠了三躬。我听到台下掌声很热烈。我回到座位上掌声还在继续。我看到了妻子、女儿和一些熟悉的面孔。我什么也没想，我一直在观察。
颁奖典礼结束后，得奖者亲友上台。我与妻子合了一张影。诺贝尔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将奖牌和奖状要走，放在台侧的一张桌子上，供人拍照。
接下来就要去赴那场著名的晚宴，我想去拿奖牌和奖状，随员说：以后会给你的。
在明明是红色却被命名为“蓝厅”的宴会大厅二楼的走廊里，按照预先排好的次序，我与妻子跟随在国王的妹妹和她的男伴身后。因为我们不懂外语，所以他们将我与妻子安排在一起，与中国驻瑞典大使夫妇相邻。沿着高高的楼梯鱼贯而下。我看到前边的一对对男女，女的都挽着男的胳膊。我悄悄地对妻子说：“你要挽着我的胳膊。”她说：“那不让人笑话？”我说：“没人笑话。”她便用手轻轻地扯着我的衣袖。
（十八）出门时没有带讲稿
我已经想不起那晚宴上吃了些什么，只记得一阵阵犯困。来到瑞典后，我每夜只能睡3个小时，即便这3个小时里，也是梦境连连。舞台上有节目表演，我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妻子戳醒我。我坚持着，盼望着这漫长的宴席尽快结束。
时间已是深夜，获奖者致辞开始。他们都用英文致辞。因为没有现场翻译，我的致辞是提前翻成英文印在了菜单后边。
我一直以为这个致辞应该是在王宫晚宴上，所以下午出门时没有带文稿。临到我致辞时，就上台随便说了几句。我想也没有人在这样的时刻愿意听我冗长的讲话。我的致辞与文稿意思大致一致，只是多说了一句废话：“与科学相比，文学没有什么用处，但也许文学最大的用处就是它没有用处。”
这场马拉松般的宴席终于结束了。但宴席结束，活动没有结束。大家又跟随着王室成员到了楼上的大厅。在那儿，有人跳舞，有人聊天。我十分疲倦，想回去睡觉，但随员告诉我不能走，待会儿还要与王室成员谈话、合影。
我与妻子先与王储维多利亚公主夫妇聊了几句。王储说：“你在大使馆的讲话很好，你的演讲也很好。”我自然知道这是客套话。
又等了一会，国王与王后过来，与我们聊了几句。王后夸我的外孙女很可爱，我想她看了瑞典电视台专程去高密拍摄的有关我的纪录片。然后合影。但至今我也没看到照片。
回到饭店，我对妻子说：“直到现在，我才感到，是真的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诺贝尔颁奖致辞（现场演讲）尊敬的国王、王后，各位王室成员，女士们，先生们：
我的讲稿忘在旅馆了，但我记在脑子里了。
我获奖以来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由此也可以见证到，诺贝尔奖确实是一个影响巨大的奖项，它在全世界的地位无法动摇。
我是一个来自中国山东高密东北乡的农民的儿子，能在这样一个殿堂中领取这样一个巨大的奖项，很像一个童话，但它毫无疑问是一个事实。
我想借这个机会，向诺贝尔基金会，向支持了诺贝尔奖的瑞典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要向瑞典皇家学院那些坚守自己信念的院士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真挚的感谢。
我还要感谢那些把我的作品翻译成了世界很多语言的翻译家们。没有他们的创造性的劳动，文学只是各种语言的文学。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劳动，文学才可以变为世界的文学。
当然，我还要感谢我的亲人、我的朋友们。他们的友谊、他们的智慧，都在我的作品里闪耀光芒。
与科学相比较，文学是没有用处的。但我想，文学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
谢谢大家！
（十九）瑞典笔会演讲
时间：2012年12月11日17：00
地点：北方出版社会议室
我在7号晚上的演讲上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既然大家希望我能讲一讲，我就讲两个故事。
一个故事已经被我写成小说了，题目叫做《儿子的敌人》。这个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国内战争期间。我们家邻居的一个老太太的儿子在军队里面当兵打仗，战争就在他们家附近的地方进行。当老母亲听到远处传来的枪炮声，她就会不断地发出痛苦的呻吟声。她有3个儿子，已经有两个儿子在战争中死去了，只剩下了她的小儿子，也在军队里打仗。当时我的奶奶曾经告诉我，每天晚上都能听到邻居老太太的痛苦的呼唤声。后来战争结束了，有一天，几个军人抬着一副棺材到了老太太家，告诉这个老太太说，你儿子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了。我们现在把他的遗体送回来了，由于我们军队急着转移，请你自己找人把他安葬了吧。这个老太太把棺材打开，看到棺材里面躺着一位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并不是她的儿子，而且这位年轻人身上穿的军服是和她儿子作战的另一方的，就是说这个棺材里躺着的是她儿子的敌人。这个老太太心里立刻感觉到很轻松，于是她就开始观察他儿子的敌人，他看到这个小伙子很年轻，长得非常英俊漂亮，头发有点发黄，脸上的神情栩栩如生，这位士兵好像没有死亡，只是深深地睡着了。她越看越感觉到这位年轻人可爱，同时她也产生了一种不好的想法：是不是我的儿子真的被打死了，被送到另外一个地方了，是不是也有一个像我一样的母亲面对着她儿子的敌人在观看？于是她心里就感到非常的沉重和悲痛。这个时候她忘掉了阶级，忘掉了政治，剩下的只是母性。于是她找来温水，开始擦拭这个年轻人身上的血迹，她一边擦一边流眼泪，年轻人军装下面的身体上有很多弹孔，这个时候她感觉到死去的就是她的儿子，后来她生怕别人发现了这个秘密，就悄悄地把棺材盖子盖上，又找来铁钉牢牢地把棺材盖子钉住。她请村里的人把棺材抬出去埋葬了。当埋葬这位年轻人的时候，她放声大哭，非常悲痛。
我就把这个故事写成了一篇大概一万多字的短篇小说。这样的小说在中国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绝对不可能出版的，但是这篇小说在90年代出版了，而且赢得了很多人的赞扬。
我讲的第二个故事还没写成小说，而且我感觉到我也很难把它写成小说。这是一个东欧汉学家朋友告诉我的故事。他说二战的时候，有一个纳粹的党卫队队员，杀了很多无辜的犹太人。战争结束后，这个党卫队员偷偷跑回自己的家乡。这时，因为他的身份他的妻子已经被抓进了监狱，家里面只有一个七八岁的女儿。女孩把父亲藏到地窖里，每天到外面寻找食物养活父亲。后来人们就把她父亲从地窖里抓了出来。这个孩子跟抓他父亲的人拼命搏斗，这时候被抓走的党卫队员也是泪流满面，他跟女儿说：我不是你的父亲，我是一个野兽。但是这个小女孩说：不，你是我的父亲。
我就讲这么两个故事。大家也可以讲。
（二十）国王也是农民，王后也是资深读书人
2012年12月11日
斯德哥尔摩
12月11日晚，穿上燕尾服，与妻子一起去王宫参加晚宴。这是第二次穿燕尾服，感觉比第一次自如一些。尤其是脚下那双漆皮鞋，第一次穿时，夹得脚疼。第二次穿，感觉好了很多。世界上大多数新鞋子都不合脚，穿穿就合脚了。
进入王宫后，看到几位手执权杖的司仪官。他们的穿戴装束很古老，因为他们使宫殿像宫殿。如果他们穿牛仔裤，便是另一种感觉了。
使馆的文化参赞浦正东做我的翻译。进入宴会厅时，一对一的，女的挽着男的胳膊。浦参赞告诉我：“你跟小公主一对。”
小公主很美丽，她在对我微笑。我走上前，她挽住我的胳膊。据说她的恋爱是瑞典民众关心的大问题。
从会客厅到宴会厅，大概有几十米。这几十米似乎很漫长。
餐桌很长。我的左边是西尔维娅王后，右边是小公主。吊灯闪烁光芒，应该是水晶的。餐具闪闪发光，据说是王后结婚时某个国家赠送的礼品。
小公主问了一些我的作品的内容。还谈到她去中国的一些事。
王后精通很多种语言，但不通汉语。她谈到2006年去广州的事。那是哥德堡号经过漫长的航程到达广州时。我说我在电视上看到过您与国王。
晚宴的主菜是鹿肉。这只鹿是国王亲自猎获的。
王后说在这个宴会厅里，她招待过中国的国家元首。他们就坐在你坐的位置上。她说你回国后代我与国王向他们问好。我含糊其辞。
晚餐结束后，众人起来。又是一对对地离开宴会厅往会客厅走。浦参赞告诉我：“这次你应该与王后走在一起。”我看到前边的人还是女的挽着男的胳膊，但王后可能看出了我的紧张，她没挽我的胳膊。
在会客厅里，国王与我谈话。他说他也是个农民，在自己的农场里，他养猪，养牛。他说他还享受着欧盟对农民的补贴。我说：不久前瑞典电视台到我的故乡采访，电视台记者让我的父亲对国王说一句话。我父亲说：让国王好好休息。国王笑着说：你父亲年纪比我大，他才应该好好休息。我说：希望国王将来有机会到我的故乡去看看，看看中国的农村、农民。国王笑着说：好啊！站在我旁边的兰立俊大使对站在国王旁边的首相说：国王可是答应了啊！
我与国王谈话时，王后与我妻子谈得也很热烈。回到饭店后妻子对我说：“王后说她十几年前就开始读你的书，法文的，英文的，意大利文的，德文的，都读过。瑞典文的当然也读过。她说安娜翻译得很好。王后说，你的书的内容是来自生活的，很真实，艺术上也很有创造性。她说你的书和你的为人她都很喜欢。她还说，读了你的书后，对高密东北乡很向往，希望将来有机会去看一看……王后还说，晚餐使用的桌布和餐巾，是她22岁生日时，某个国家的元首送给她的生日礼物。今天是第一次使用。”
国王与王后，按某些追求“不朽”的人的逻辑，均应予以“蔑视”，但我却对他们发自内心的尊重。因为国王既是国王也是农民，因为王后既是王后也是资深读书人，去掉礼仪的光环，他们也是凡人。
（二一）尾声
2012 年12 月12 日 斯德哥尔摩
林科比区是一个移民聚集的地方
每年的文学奖得主来林科比区访问，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的节目。路上，随员秦碧达女士向我简要介绍了这个区的一些情况。
我的瑞典之行已经接近尾声，感到轻松愉快。车刚停下就有几位姑娘涌上来，她们给我和太太献花。一位小姑娘挽着我的胳膊，引领我走进他们的会场。
我看到墙壁上贴满孩子们写的关于我的小说《生死疲劳》与《红高粱》的文章，还有他们根据小说内容绘制的图画。有一张我的肖像画挂在正面墙上。孩子们用八种语言表达了他们对我与妻子的欢迎。
他们还唱了歌，朗读了我的小说。我也简短地说了几句话：“昨晚，瑞典王室的小公主挽着我的胳膊走进宴会厅时，我感到很紧张。今天，这位小姑娘挽着我的胳膊走进你们的教室，我感到很放松。”“前几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欢迎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会议上，我曾说过，‘在海洋中，凡是寒流和暖流汇合的地方，必定盛产鱼类；在天空中，凡是冷空气与热空气汇合的地方必有丰沛的雨水；在地理上，凡是几种文化混合的地方，必定会产生活跃的思想和伟大的艺术。’因此，我想，假以时日，从我们这个社区，必定会走出去伟大的人物。”
拜访诺贝尔基金会总部
这栋大楼很神秘。大楼内很肃静。那几位在颁奖典礼上见过的人，出来迎接我和女儿。在一张铺着台布的长桌上，我看到了我的奖章和获奖证书。
他们拿出一本羊皮封面的厚厚的册子让我签名。我看到了福克纳、海明威等人的签名。我在其中一页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他们还给我看了皇家学院寄给基金会的报告。内容是他们通知基金会，今年选出的文学奖得主是中国作家莫言。
然后进入另一个房间。基金会的女会计与我们商定了奖金的发放方式以及我们邀请客人、定制燕尾服、定制3块奖牌的副牌的费用。这些费用都会从奖金中扣除。
最后，他们将获奖证书和奖牌郑重地交给我们，同时还送给我们一些用金箔纸包装的、与奖牌外表相似的巧克力。 与任雪竹会谈
秦碧达女士早几天就跟我说：有一位在你的故乡生活过很长时间的传教士的女儿很想见见你，她手里有很多历史照片。我写《丰乳肥臀》时，研究过基督教在高密一带传播的历史，知道在一百多年前，瑞典和挪威的传教士便到了我们那地方。我在《丰乳肥臀》中写到过一位瑞典传教士马洛亚。这个细节还被几位聪明的先生进行了极具想象力的引申，他们认为我这样写是给瑞典学院看的。
任雪竹（Alice Rinell Hermansson）女士已经80多岁，她由女儿陪同，从乌普萨拉坐火车赶来。她一开口我就乐了。从外貌看是一个欧洲老太太，但一开口竟是一口地道的胶州话：饺子叫做“姑扎”，鸡蛋叫做“鸡子儿”。我顿生相见恨晚之感。
她赠送给我的照片和录像，让我仿佛回到了过去。如果我写《丰乳肥臀》时能看到这批资料，那这本书将会是另外一种面貌了。今后，如果我的小说中再涉及到那个历史时期，将会更加有根有据。想象也需要依附在现实的基础之上。
（全文完）
——《楚天都市报》悦读连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