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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战争后30多年的时间里，德国武装力量的智囊–总参谋部一直在寻找一个答案：如何在强敌四顾的环境中找到一条取胜之路。俾斯麦采取了一种短期结盟的方式，使德国一直只有一个敌人站在它的面前，避免树敌太多。然而在1879年与哈布斯堡家族签订的军事互助同盟却蒙骗了他的继任者。这个协定出于俾斯麦的这样一个目的：拉拢奥地利人，进而控制他们，威吓俄国。这个协定显然是一个短期的，防御性的。事实也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然而原本只是为了拉拢维也纳以吓退圣彼得堡的一个短期同盟却在1885年成为德国总参谋部制定作战计划的一个重要物质基础。性格孤僻的阿尔佛莱德.冯.施里芬——一个汉尼拔的崇拜者就对此深信不移。在他制定的对法、俄两国的战争计划中，施里芬指望奥地利人能够帮助德国阻击俄国的进攻，使他能够抽调足够的兵力于西线，取道比利时进入法国，诱使高卢人进攻阿尔萨斯和洛林，迅速歼灭他们。在完成对法国的打击后回师东线击溃俄国。这就象一道旋转的大门，当你推开大门后，坚硬的大门将在背后打破你的脑袋。由于政治的原因，俾斯麦和毛奇都反对这种坎尼式的冒险计划。倔强的施里芬并未打消他的念头，在他出任总参谋长的日子里一直在完善着他的计划。出于对迦太基那位统帅的迷恋，施里芬抛弃了政治上的种种禁忌，他深信：这将是德国战胜敌人唯一的方法。 另一个让施里芬做出这样打算的原因来自于俄国。罗曼诺夫家族显然将他们的兴趣放在了复活节彩旦的收集上，对于俄国的战争动员计划和战略铁路的有效性却漠不关心。在1914年，俄国的军官们发现从步枪到军服，从骡马到火车都越来越少，糟糕的铁路系统难以承担运输任务，1/3的铁路人员是文盲或半文盲……1905的日俄战争的结果也让沙皇的在欧洲强国的眼中不那么高大了。俄国总参谋部里充斥着无能与猜疑，流淌着日尔曼血统的俄国皇后也让她的外交家们头痛不已。这一切坚定了施里芬的决心。如果说俄国现在只是一个二流大国的话，它的债主盟友法国好像也有麻烦：无休止的内阁争吵，缓慢的工业发展，平庸的参谋人员，落后的征兵制度……凡此种种更是让施里芬欣喜不已，先西后东的战略似乎完全可行。1913年，离开人世的施里芬留给他的后继者一份周密详细的进攻计划。德国的战略由此确立。 没有人想到这场由刺杀事件所引起的战争会长达4年之久。1914年6-7月间，各国的总参谋部都认识到速度的重要性：抢在敌人之前动员自己的部队并将之部署到边界的前后。德国对此的理解更为深刻，他们也这么做了，如潮水般的德军涌入了可怜的比利时，再从比利时进入法兰西。如同瑞士钟表般精密的作战计划指导着他们前进。但是1914的欧洲毕竟不同于1870年的欧洲，速射火炮和机枪的运用阻止了德国人机动作战的能力，轮番炮击后升起的尘土为敌人指明了进攻的方向，大量躲入战壕的敌人也很难清除，尽管法国损失惨重，德国的进攻还是被制止了。11月，施里芬的后继者们沮丧的发现速战速决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现代化的技术在武装强化了德国人的同时，也加强了他的敌人的战斗能力。集团式的冲锋与自杀划上了等号。 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同盟体系的建立。如果允许德国单独进攻法国，而其他强国置身事外的话，德国将重演1870年的辉煌，然而军事同盟的建立则意味着这样的可能性已经消失了：当一个同盟内的国家在某次战役里遭到重创或者发现自己的资源不足以维持所需时，由于有希望获得或已被承诺能够得到盟友的帮助，从而促使它继续战斗下去。例如1914年奥匈帝国虽然在加里西亚和塞尔维亚遭到严重损失，仍然能艰难的继续战斗，同盟体系的建立实际上已经决定了速战速决是不可能的。换而言之，这种同盟体系的战争，最后的胜利者将属于陆海军、工业、技术资源、金融占优的一方，或者说是属于同盟综合实力强的一方。 很多的历史学家或战史学家将施里芬计划的失败归咎于小毛奇，认为是他的优柔寡断葬送了德国唯一可以取胜的机会。通过对联盟体系的分析或许可以减少对他的指责。事实上，即使德国不去打搅布鲁塞尔，英国依然会出兵帮助遭到重创的法国盟友。无论是从道义上还是从现实的利益层面分析都是如此。在东线，俄国的两个精锐的集团军正在进攻东普鲁士，德国总参谋部无法想像他们异国的同行居然未曾完成总动员就发起进攻。法国的贷款最终让俄国人行动起来。这是一次糟糕透顶的愚蠢军事行动，对德俄两国来说都是如此。俄国将为它的鲁莽付出代价，德国则丧失了绝佳的机会。 当双方回到均势对峙时，协约国的优势似乎很明显：庞大的海军遏制了公海舰队的行动，限制了德国获取外部战略资源的通道，同时又保证了本国获取资源道路的畅通；英国强大的工业和财政资源可以在欧洲自由支配，既可以为向法国、比利时、意大利、俄国输送军火，同时又可以为黑格在西线的军队提供补给和支付所需费用。它的盟友总能得到有效援助。 确实，这一切使协约国在物质方面拥有巨大的优势，但是仍无法解释在这样的优势下，战争为何还是拖延了4年？ 答案在于：协约国占优势的地区并不能提供迅速或决定性的战胜同盟国的条件。1914年，德国的海外殖民地在经济上并不是很重要（瑙鲁的磷酸盐矿除外），丢失了这些地方对德国来说并不致命。德国对外贸易的中断虽然给它造成损失，但远未达到英国“海权主义”信徒们所想像的程度，因为德国出口贸易已经为战争的需要而做了调整，如果德国的运输体系能够维持，它的军事征服能够消除许多的原料短缺（罗马尼亚可以满足帝国的石油需求），并且能通过中立的邻国得到其他供应，那么，同盟国集团至少在粮食方面是无须操心了，当然这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它只起到了补足的作用。不列颠海上封锁的影响只有和前线的军事压力集合起来才行，而且即使如此，这种影响的作用是缓慢的。英国在1808-1814年的伊比里亚半岛战争的全线外围作战模式对德国的海岸不起作用，因为德国的海陆基地太坚固了，贸然使用海军力量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德奥的海军也没有兴趣为了“制海权”而主动出击，挑战英法强大的舰队。协约国想要歼灭对方的舰队就必须进入对方的港湾，冒着被要塞巨炮击毁的危险，海军的使用越发的谨慎。在双方近似病态的谨慎下，大规模战列舰间的海战也就屈指可数。同理，德国利用潜艇袭击对方的运输船只，以打击协约国的贸易也是一种迟缓，难办的事，潜艇同样无法获得迅速战胜对方的可能，也不足以构成致命的威胁。 另外协约国在适龄人员数量和工业方面的相对弱势在于军事斗争的本身。想要在几百英里的战场上取得一次坎尼会战式的胜利已经不可能了，战壕，铁丝网，机枪，速射炮，毒气弹，通信等因素制约了双方的进攻。对比德俄两国我们发现，1914年德国可供服役的适龄人口为1325万，俄国只有1250万。单独一个欧洲国家都低于德国，直到美国人到来才改变了这一局面。 法金汉在1916年不明智地改变了德国的战略——将军队调往西线，以便通过对凡尔登地区的反复攻击致法国于死地，但这只能证明以前的战略——在施里芬计划失败以后的防御西线，进攻东线的政策是正确的。当大量德国精锐部队战死在西线时，俄国的伯鲁西洛夫将军在东线将奥地利人逼入绝境。而黑格也在索姆河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凡尔登战役逐渐平息，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接替了法金汉，依靠鲁登道夫的军事才干，德国在一度不利的情况下又站稳了脚跟，此时，双方都已精疲力尽。 德国在战争中的行为是令人震惊的，在缺乏盟国的大力支援下，它击败了俄国，将法国逼入绝境，在1917年又差点让饥饿的英国投降，这一切部分的原因就是上面提到的优势，另外德国拥有的一批聪明而又果敢的参谋人员也保证了军队能迅速适应新的作战方式。虽然鲁登道夫在参谋部的恶劣态度让人厌恶，但是他的领导才能和军事才能得到了部下的充分尊敬，他的命令也被迅速的传达下去。 尽管德国人可以凭着相对较多的适龄人员和庞大的工业基础将战争坚持下去。但是随着凡尔登，索姆河战役的进行，德国人在不断丧失战场的主动权，他们的战略储备也快要消耗殆尽了。1916年，兴登堡提出了他的总体战的计划：极大地增加军火生产，严格控制德国的经济与社会。他将发起最后一击。 兴登堡的异想天开的计划如下：德国的炸药产量要增加1倍；机枪的产量要增加2倍；坦克的数量要足够……结果使得德国工业在满足这些要求时遇到了难以想像的困难，克虏伯发现他不仅需要增加大量的工人，同时还需要扩大厂房，添置机器。同样的扩建要求也出现在其他的企业中。兴登堡发觉要想增加军火产量就要加大基础投资，从新的高炉到莱茵河上的桥梁，这又要消耗劳动力和资源。方法只有一个：将在前线的服役的熟练工人从军事岗位上调回来。于是在1916年9月有120万军人退役，1917年7月又有190万人复员。在西线损失惨重而冬线也续有很大伤亡的情况下，这种退役意味着德国大量的强壮的男性人口快要使用到极限了。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极大的削弱了德国武装力量的优势。在1917年12月，德国军队的人数始终未能超过6个月前所拥有的538万这一最高值。 兴登堡计划的另一个失误的地方是长期忽视了农业。在德国从农村抽调了比法国，俄国还要多的人力，马匹和燃料用于满足军队或军火工业的需要——这种及其愚蠢的破坏平衡的做法使得德国农业产量急剧下降，由于无法象不列颠人那样可以从海外获得所需补足差额，粮食的价格扶摇直上，人民越来越买不起粮食了，德国已经到了饥饿的边缘。 宏伟的经济计划显然脱离了德国的实际能力，短缺的劳力使的军队与地方产生矛盾：工厂，企业需要大量的熟练工人，否则无法满足庞大的军事需求；军队又需要尽可能多的士兵。结果两方都得不到满足。由于过于注重生产军火，忽视了农民与工人的利益，德国国内不满的情绪比任何时候都要大的多。在饥饿的边缘，德国人第一次对他们的领袖感到绝望。兴登堡对于经济与战争的平衡能力确实远不如劳艾德.乔治和克里孟梭。 华盛顿在获取了奇枚尔曼电报后，对于德国的愤怒达到了一个顶峰：德国试图煽动墨西哥人造反！在美国的商船遭到德国潜艇袭击后，美国对德国宣战了。德国的处境更加不妙。尽快发动一场战役，迫使协约国投降成为当务之急的事了。 1918年3月，德军在西线的人数已经超出英法联军大约30个师。鲁登道夫为这次战役动员了德国全部剩余资源。这将是一场规模巨大的赌博：或者全赢，或者输光。192个师发起了排山倒海的攻势，在粉碎了人数占优的英国第5集团军后，一度推进到离巴黎37英里的地区。然而这就是德国人离巴黎最近的距离了。美国源源不断的军队遏制了德国人的进攻。鲁登道夫已经用完了所有的力量。德国在这场巨赌之后，它的工业产值已下降到1913年的57%。过度使用的铁路系统已不能按原计划那样从东部运出原料，而美国则以30万人/月的速度向法国增兵。到10月，德国在西线只剩下250万人。在鲁登道夫看来德国行将失败。国内的不满和革命与前线的失败相互影响，产生了投降，混乱和政治动荡，霍亨佐伦家族的统治走到尽头了。 纵观一战中德国的战略一直是施里芬计划的变种，原则只有一个：集中力量先打击一个敌人，然后回头对付另一个敌人。德国的参谋们在力图使这扇旋转大门按他们的想像转动，可惜，战争中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不是一份精致的计划就可以取得胜利。让政治离开战争的军事家们是永远无法推动这扇大门的。同盟国所拥有的优势——良好的国内交通，德国军人的素质，对于土地的占领和利用，俄国的孤立和失败——从长远看并不能克服在经济实力方面的巨大劣势和在总动员的兵力规模上相当大的劣势。这样的因素对战争的影响是长期的而非短期可见。 如果就此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是预先注定的，那也是一种谬误。每一个军事同盟在这场战斗中的各个阶段可供利用的经济和工业以及有效动员起来的兵力才是胜利的关键。尽管将军们仍在指挥着他们的军队，士兵们仍在忍受着死亡的煎熬，这一因素最终成为决定性因素并且无可更改。处于劣势的一方在强化了自己的优势后是有可能取得胜利，然而这个机会很难把握，即便是施里芬再生也不见得有十足的把握。 旋转的大门是由许多看不见的手在推动。以单一的手段是无法使之旋转的。政治与战略的联姻让每个优秀的将军们困惑。无论他们愿意与否，政治这个“肮脏”东西将不断占据着他们的思维，限制他们的活动。决定着胜利的取向。战争更加依附于政治。 1918年在法国的一个森林中，得意洋洋的法国人傲慢的说出了：第二帝国生之不义，必当死于耻辱。是的，流血的法国人是可以这样说，因为他们胜利了，理智的政治判断淹没在如此激烈的言辞下，然而22年后，当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奥地利人再次试图推动这扇德国的旋转之门时，世界将笼罩在滔天血海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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