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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的挫折人生可以用“时乖运蹇，忧谗畏讥，流离颠沛，疲于奔命”来形容。他从政40余年，外放33年，在朝仅7年，贬逐12年。“历仕五朝，三忝侍读，再入翰林，两除尚书，八典名郡，贬谪三州，一入大狱，两险丧命。”诚如他在《定州府到任表》中所说的那样：“坐席未暖，召节已行，筋力疲于往来，日月逝于道路。”（《东坡后集》卷十三）
苏东坡刚从御史台监狱出来时，“心似鹿”，“命如鸡”，有如“一蚁寄大磨”的倒悬之急。（《迁居临皋亭》）苏东坡贬谪黄州的四年又两个月的谪居日子里，他“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寒食雨二首》之二）只落得“瘦骨寒将断，衰髯摘更稀。”（《伯父“送先人下第归蜀”》）此时的他，“廪入既绝”，真有“穷到骨”的乏食之苦。
绍圣元年（1094）四月，当年曾为年幼哲宗“备位讲读，日侍帷幄，前后五年，可谓亲近”， 年近六旬的皇帝老师苏东坡，在贬英州（今广东英德）的途中，又接“后命”，再贬惠州。苏东坡担心自己“强衰病之余生，犯三伏之毒暑，陆走炎荒四千余里，则僵仆中途，死于逆旅之下。”（《赴英州乞舟行状》）（《东坡续集》卷九）此时的他忧悸成疾，两眼昏花，左手麻木，右手无力，花甲之年，发白齿落。苏东坡“随缘委命”来到惠州，先后辗转住过三个地方。绍圣三年（1096）七月，“忠敬如一” 年仅三十四岁的爱妾朝云“抱疾而亡”。这无疑对衰年多病的苏东坡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然而，就在朝云死后不到半年，又一个更大的打击落在苏东坡的头上。那是因为《纵笔》诗中“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的一首小诗惹的祸。当朝宰相章敦对他的“春睡美”耿耿于怀，于是借追杀元佑党人之机，将年已六十二岁的苏东坡再贬天涯海角的儋州，足见政敌手段之狠，用心之毒。苏东坡深感再无生还之望，便把家安置在惠州，带着三子苏过渡海南行。他打算到达海南后先作棺再修墓，死后葬在海南。临行时，“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到罗化军谢表》）（《东坡后集》卷十三）此情此景何等凄凉。苏东坡到达“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儋州，（《与程秀才书》转引王水照《苏轼》）太守张中照顾他暂住行衙。可是不久，朝廷官员察访海南，派人将他赶出官舍。张中也因此受牵连被罢官赴阙。苏东坡为避风雨，在当地十几个学生和黎族邻友的帮助下，只好在桄榔树林里盖起了五间茅屋，名之曰：“桄榔庵”。这时苏东坡“厄穷至此，委命而已。”他与三子苏过相对，犹如“两苦行僧耳”。（《与元老侄孙书》《东坡续集》卷七） 苏东坡死后不久，他还被列为“元佑党人”追削官爵，著作也遭禁毁。
苏东坡的人生挫折不仅表现在生活上所受到的种种磨难，更大的挫折在于他的人生理想的破灭。本来他从走出家乡嵋山的那一天起，就怀有“涤荡振刷”，“卓然有所立”的抱负。他刚走上政坛就常怀“世有三患”之忧。从仕以后，他始终不忘“致君尧舜”，“尊主泽民”的“报国之心”。然而，一场莫须有的文祸，企图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他面对“人间行路难，踏地出租赋。”（《鱼蛮子》转引《苏轼文学论集》刘乃昌）的时世，喊出了“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的呼声。（《和孙郎中荆林马上见寄》）这足可看出，他在贬谪生涯中心灵上所承受的创伤和压力，超过了他在身体上所受的痛楚。
这就是当年曾被仁、神两代皇帝视为“天下奇才”，甚至被他的政敌兼友人的王安石称赞为“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的苏东坡，如此坎坷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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