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 岩 （福建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提要：沈葆桢坚持清慎勤的为官之道，坚持爱国亲民的为政之本，坚持求实求精的一贯作风。他严谨整肃、刚正不阿、富有远见和勇于创新。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其气质、精神和品格是值得深入研究和大力弘扬的。
主题词:沈葆桢 政治家 精神遗产 陈宝琛说“吾闽百年来，名臣最著者数侯官林文忠、沈文肃二公。”林文公即林则徐，沈文肃即沈葆桢。一个是舅舅、岳父，一个是外甥、女婿。这一前一后的两代人，人生轨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20岁中举人，几年后中进士，36岁外放，都当过巡抚和两江总督，都是积劳成疾，病逝任上。二者的性格、作风、品格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都是勤政清廉、整肃务实，刚正不阿的人物。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战略方针的提出者、制定者，而继承者、实践者正是沈葆桢。沈葆桢生于19世纪的变革时代，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朝的风云变换，涉足内政、外交、军事、经济、文化五大领域，从一介书生到封疆大吏，成为一代名臣，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精神遗产。他的业绩，可歌可泣，他的为人处世，可圈可点。作为杰出的政治家，笔者认为以下几点是值得深入研究和大力弘扬的。
一、坚持爱国亲民是他的为政之本。
沈葆桢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事事坚持权操诸我，始终维护祖国的尊严。办船政顶住了列强的干预和压力。福州税务司美理登企图混进船政当正监督，总税务司赫德替他到北京总理衙门活动，要求准其会办，被沈葆桢断然拒绝。洋工博士巴不服调度被开除，法领事巴世栋替他说情，被沈葆桢顶了回去。引进技术和管理，他采用契约形式，坚持权操诸我。约定以5年为期完成一批造船和育才任务，包教包会。1871年11月，洋教习逊顺非礼虐待学生，沈葆桢将其解雇。船政制造的第一艘轮船“万能清”号出海试航，法国人总监工达士博要用外国人引港，沈葆桢置之不理，从管驾、引港到舵工、水手全用中国人，终于试航成功。
在涉外问题上，他始终不卑不亢，从来不做丧权辱国和杀民谢敌之事。他任江西巡抚和两江总督的时候，先后遇到两起涉外教案。在处理时，他有理有节，柔中有刚。他不捕风捉影，滥杀无辜，不出动军队弹压，而是通过调查，具陈民众痛恨洋教的原因和未能查出首犯的情况。而且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请求由自己承担责任，交给朝廷严加处分。这与一些权贵杀几个民众以谢敌来处理教案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
沈葆桢认为做官就要为百姓谋利益，“做一日官吏，即为百姓筹百年之计”。而爱民的实际行动就是亲民，就是关心民生。要“以疼儿女心疼百姓，以理家务事理地方，悯其饥，念其寒”。他认为官员要下乡体察民情，下乡要做到：①轻车简从；②问寒问暖，“遇民则问晴雨相慰劳，与谈辛苦，察其家口，子妇能孝顺否？兄弟相友爱否？地有遗利、人有失业否？③问百姓关心的事；④要因人而异，问农夫与秀才不一样；⑤平易近人，入乡随俗，遇食则山蔬脱粟皆可食，遇坐则土莝芦席皆可坐；⑥现场办公，能办的事立即办掉。在巡抚总督任上，他组织灭蝗救灾，兴修水利，整顿盐税漕税，并采取减税免税、以工代赈等措施，改善了民生，深受民众的爱戴。在临终前的几个月，慈禧太后三次召见他，当面称他“任劳任怨，凡事总以百姓为主”。
二、坚持清慎勤是他的为官之道。
沈葆桢写了一本《居官圭臬》的书，圭臬，就是标准，法度。居官圭臬，就是做官的标准、法度。这是沈葆桢针对当时官场上的弊政，收录历朝历代名臣的格言议论，整理编著的。它从古今治乱得失的高度，提出吏治的重要性和道德准则、法律原则。《居官圭臬》分上下两卷14章。上卷有《文昌忠经》《孚佑忠诰》《从政汇略》《略政格言》《官长约》《乡绅约》等篇章，下卷有《明职》《州县约》《行戒》《活板说》《恤犯篇》《救荒策》《功过格》《政绩》等篇章。他认为“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就是居官要清正廉洁，要谨慎从事、如履薄冰，要勤政尽心尽力。他说用以自警，实际上也是警世的。在实践中，他本人正是以此为准则，勤政亲民，廉洁奉公，获得“一生清名”。他为官32年，始终清正廉洁，在江西从政11年，官做到巡抚，回家时还是“一如来时”，两袖清风。回家后生活拮据，开了个“一笑来”裱褙店，卖字补贴家计，一幅对联裱好是卖400文。而当时的一石米可卖3000文，农民的一石米可买他的对联7幅半。他宵衣旰食，勤奋认真，勤政出了名，经常带病坚持工作，最后积劳成疾，病逝在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任上。死后“除了几间旧房外，田无一亩，家无长物。”李元度写道“卒之日，不名一钱，僚属相顾失声，市井乡曲之民，所在巷哭。”
三、坚持求实求精是他的一贯作风。
船政学堂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模式，是对传统教育的重大突破，是非常之举。他在办学体制、专业取向、课程设计、招生要求、教学模式等方面都突破了封建传统教育模式。在办学体制方面，完全采用近代西方的教育模式；在专业取向方面，瞄准造船、驾驶人才的培养目标；在课程设计方面，也都采用西方的课程模式；在招生要求方面，放宽要求，招生对象不分汉、满等民族，无论举贡生员、官绅士庶出身，均可报考。其教学模式根据洋监督的要求，采用高位嫁接的办法，直取西方先进的教学模式，按英法的训练方法进行培养。但沈葆桢同时根据中国的国情土法上马，实事求是地办学，终于培养出符合国家需要的急需人才。
他“虑事详审精密”，处事精明果断，讲实际，图实效，不作秀，不浮夸，不掩饰，不图虚名。建设船厂，他抓紧基础设施建设，两年建成投产。一所以造船为中心的大型机器工厂很快就屹立在闽江边上。一位英国人在参观船厂后说：“这个造船场和外国任何其他造船场并没有多少区别。”他是封建官吏，但并不保守，在技术上提倡精益求精，船型不断改进（木壳--铁胁--钢壳），机式装备不断改进（常式立机或卧机--康邦省煤卧机--新式省煤立机或卧机），船式不断改进（常式--快船--钢甲船），使船政的技术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他办学严谨，要求学生“精益求精，密益求密”。对优秀“英敏勤慎”者奖励，对“顽梗钝拙”者除名。他规定，学堂每3个月考试1次，其学有进境考列一等者，赏洋银10元；二等者，无赏无罚；三等者，记惰1次，两次连考三等者，戒责，3次考三等者开除。制造第1届先后招生或从绘图学堂择优转入共105名，毕业时只剩下39名，淘汰达66名。
沈葆桢认为要让学生得到“上上之技”，必须让学生到国外去学习。1875年，日意格在回国采购时，他就挑选魏瀚、陈兆翱、陈季同、刘步蟾、林泰曾5名优秀学生随同赴法国参观学习。此后，选送出国留学生四批及另星派出共111人，分赴法、英、德、美、比、西、日等国。学成回国的，成为我国科技力量的主要骨干，严复、罗丰禄、陈季同、魏瀚、郑清濂、林应升、林日章、陈兆翱、杨廉臣等都是日后的佼佼者。
四、严谨整肃刚正不阿是他的高贵品格。
他严字当头，风规整肃。在地方任上，他敢说敢干，敢于负责，作风严谨，雷厉风行。他敢于整顿，善于治理，激浊扬清，严于吏治，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严肃查处了一批土豪劣绅奸商。
在船政大臣任上，因为船政工薪较高，许多人想挤进船政拿高薪，以致沈家箱子堆满了介绍信，“户为之穿”，忙得沈葆桢“舌蔽唇焦”。进不了船政的人对他怨恨仇视，不断写匿名信、小字报谩骂他。但沈葆桢始终坚持“至亲旧交不滥收录”的任人唯贤方针，不理会这些谩骂攻击。
沈葆桢秉公办案，文武官员犯了错误，不论职务高低，概不宽容。有一胥吏是沈家姻亲，因触犯厂规被捕审讯。说情的亲友很多，他都不买帐。在审判时忽然接到父亲的信，他心里明白，当场宣称，家信讲私事，先办公事，喝令斩了。船厂需要大量铁皮，布政司主管售铁的官员故意为难，索取好处费。沈葆桢以“阻挠国事”的罪名，将直接责任者斩首示众。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压下了船政中正抬头的歪风。
1868年6月，马尾一场台风，冲崩船厂江岸数十丈，逼近船台。他不把问题推给天灾，而是担起责任，上奏自请处分，同治帝准吏部议，按防范不严，给他降一级留用的处分。这并没有降低他的声望，反而严肃了风纪。
他清正刚毅、敢杵权贵。曾国藩于军于政都是他的上司，又是提携举荐他的恩人，但与其争饷不徇私情。他又能顾全大局，作为南洋大臣，他以国家利益为重，把南洋３年的经费归给北洋，以集中有限的财力先武装北洋水师。他善于推功揽过，经常把功劳推给下属和同僚，而把责任留给自己，多次向朝廷请求对自己处分。
五、富有远见卓识是他的过人之处。
创办船政，沈葆桢将把办学培养人才作为根本。他一再上奏说“船政根本在于学堂”。1866年12月23日船政工程全面动工，求是堂艺局即船政学堂就同时开学招生。没有教室，就借地办学。驾驶专业暂借福州城内定光寺(又称白塔寺)、仙塔街上课；造船专业暂借城外亚伯尔顺洋房开课。很快形成规模，法文类学堂有：造船学堂、绘画学堂（即绘事院）、艺徒学堂（即艺圃，后分出一个匠首学堂）。英文类学堂有：驾驶学堂、练船学堂、管轮学堂。后任丁日昌增加一所电报学堂。沈葆桢认为“能否成材，必亲试之风涛”，因此设立了练船学堂。1870年船政自造的第3号兵船“福星”号下水成功，随即辟为练船，其后共有7艘舰船用于实习训练。
1872年，内阁学土宋晋挑起事端，上奏《船政虚耗折》，说闽省连年制造轮船，闻经费已拨用至四、五百万，未免糜费太重。名为远谋，实同虚耗。并请旨要求停办。宋晋的上奏引起了轩然大波，朝廷内反对造船者与日俱增。对此，沈葆桢致函总署，列举办厂好处，力驳宋晋主张，提出不能因为弟子不如师而“废书不读”，并针锋相对提出了著名的论点：“勇猛精进则为远谋，因循苟且则为虚耗”，坚持“船政万难停止”。
1874年，日本设立侵台机构―台湾都督府，并以牡丹社事件为借口出兵侵占台湾。沈葆桢奉命巡台，坚持外交备战两手硬，认真固民心、联外交、预边防、通消息的战略部署，形成相当的声势，使日军不敢放肆，被迫撤军。在把日军赶出去的同时抓紧整顿防务。在日本侵台刚结束，他就上了一个奏折，称“此次之善后与往时不同，台地之所谓善后，即台地之所谓创始也。”从这时起，他相继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治台政策和改革措施，开创了台湾的近代化建设。
在对台湾战略地位深刻性、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方面，他的认识是最为深刻的。他认为“东洋终须一战”，临终遗嘱还念念不忘日本对台“虎视眈眈”“铁甲船不可不办，倭人万不可轻视”。其高瞻远瞩，比李鸿章把铁甲船视为“不急之物”，中日关系能维持的看法，何止高出一筹。这不但是他有这种远见，还有那种胆识，那种务实精神，还有他那种敢杵权贵的血性和不怕丢乌纱帽的硬骨头精神。
沈葆桢认为洋人来华教习未必是“上上之技”，“以中国已成之技求外国益精之学”必然事半功倍。他认为“窥其精微之奥，宜置之庄岳之间”。“庄岳之间”即齐国。这是孟子的话，意思是要学好齐国话，就要到齐国去。正是这种指导思想，船政学堂建立了留学制度。也正因为有了留学制度，促成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到国外去，使出国留学的青年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改变了思维，学到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为加快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贡献了力量。也正因为有了出国留学，使他们感受到中西方文化的异同。通过对比，了解到差距，促使他们去追求真理，探寻救国良方。
六、勇于创新是他的灵魂所在
创新是民族的灵魂。沈葆桢一生中有许多创新的亮点。他办理船政，造新船、办新学、建立新式海军、促进中西文化新交流，建立起在远东规模最大、设备最为齐全、影响最为深远的工业基地；创办中国近代第一所高等学府——船政学堂，引进西方教育模式为我所用，开辟了中国近代教育的新路子，成为近代教育的“开山之祖”；建立起中国第一支海军舰队，并培养了一大批海军军官和军事技术人才，被誉为“中国海防设军之始，亦即海军铸才之基”；派遣留学生，促进了中国青年对西方文明的了解，翻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崭新一页，造就了一代精英，推动中国近代社会向科学与民主的方向发展，开始了中国近代化先驱性的创举。
他善于开拓，立下了近代台湾的缔造丰功。他促使台湾开禁,废除渡海到台的禁令,废除严禁台湾汉人私入“番界”的旧例,废除严格限制私铸、私贩铁器和竹木出口的法令，实行开山抚番、开路开矿、招垦减税等政策，促进台湾经济的开放、开发和改革，为台湾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同时顺民心，建郑成功祠，办学校开民智。设置台北府，让福建巡抚冬春驻台，夏秋回省，并鼓励移民台湾开垦建设，密切了闽台关系，促进海峡两岸的经济交流和合作。其意义是深远的、革命性的，是19世纪的改革开放。 作者简介：
沈岩（1947-）,福建诏安人，福建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研究员，马尾船政文化研究会会长；研究方向为船政文化、高等教育；
通联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首山路80号福建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船政文化研究所
邮编：350007 联系电话：0591-83511633 邮箱：syshen@sohu.com 参考文献：
林崇墉.1987.沈葆桢与福州船政.台湾：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福建船政节署.1888.船政奏议汇编.光绪戊子刻本.
中国史学会.1961.洋务运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吕文经：晚清海军“不可多得之才”
郑剑顺 冯志华
（厦门大学历史系） 吕文经，字纬堂，清朝同安人。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生，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卒，葬于同安南城外之坑打（今厦门市同安区大同镇坑朴村）。晚清福建海军组建后，他历任福星、伏波等军舰管带，后又任北洋海军镇北舰管带等，他的轮船驾驶、航海技能、联络侦探等才干，深得左宗棠、丁日昌、李鸿章等封疆大员赞赏、奏保，由游击管带军舰，晚年官至副将、记名总兵。李鸿章在奏保中称他是海军“不可多得之才”。
中法马江战役和中日威海战役的战败，使他两次遭贬，蒙受不良名声。史籍对他有关事迹的记载简略不详，学术界对他也无任何专文研究，有关著作有提及也语焉不详，评价也欠得当，致使他在学界一直沉没无闻、彰而不显，被埋没了整整一个世纪。
2004年，吕文经后裔吕昭炎（曾孙）等献出吕文经墓志铭（因墓被盗，外露出墓志铭，墓志铭贴在墓碑的背后，所以之前没被发现），经郑成功纪念馆原副馆长、厦门闽南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何丙仲等查证，确认墓志铭和吕文经墓的重要价值，呼吁有关部门加以妥善保护及学界同仁加以重视和研究。 此后，吕氏后裔多方搜集吕公资料，学界同仁也开始重视对吕文经资料的发掘和研究。2008年3月9日，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厦门市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会主持召开了“吕文经生平事迹学术座谈会”，对推动吕文经研究起了重要的动员和促进作用。本文即在此背景下完成的，企望对吕文经研究的深入有所裨助，并祈求方家指教。 一、“坎坷颠连”的生平
见于民国时期编撰的《厦门市志（民国）》卷二十三列传，所载的《吕文经》传 ，是笔者见到的唯一一篇前人撰写的吕文经传记。2004年发现的吕文经墓志铭，恰巧可以互为佐证。 这是两篇记述吕文经生平事迹的重要文献资料。
据载，吕文经小时候“孤苦”，“善操西语”，“以善英语”为厦门海关税务司所赏识，所“爱重”。税务司去任之日，将吕文经带去英国学习，毕业后回国。同治三年（1864年），吕文经投身福建水师，以“善捕盗”，受知于闽浙总督左宗棠和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由外委拔补至都司。先后管带靖海、长胜、福星炮舰。曾督带福星轮船，奉命赴台湾剿平番社之乱，战功卓著，以游击尽先补用。又先后管带安澜、济安、伏波各兵船。中法马江战役爆发时，吕文经是福建海军伏波号管带。战后，以中炮“先退”罪被朝廷革职充军处理。
马江战后，钦差大臣左宗棠督办福建军务，“以经罚非其罪”，奏请将吕文经“留闽差遣”。吕文经竭力效命，发挥其熟悉海道长处，“履险如夷”，七次冒险运兵渡台，增强台防实力，使法国侵略军未能攻下台湾。是时，率部援台、帮办军务杨岳斌又奏请将吕文经“留于台湾效力” ，由于清朝廷不肯原谅吕文经在马江战役中的“先退”，坚持要将吕解赴军台，既不允留闽差遣效力的奏请，也不准留台效力的奏保，所以吕仍赴军台充军。光绪十四年（1888年），充军期满，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任用吕文经在天津水师营务处翻译英文，绘制海图。光绪十六年（1890年）六月，朝廷命照原官降二等，赏给吕文经职衔。第二年，李鸿章于办理海军案内，奏奖出力人员，吕文经也在奏奖之列，奉命开复原官原衔。不久，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委命吕文经管带镇北炮舰。甲午中日战争，威海失防，吕文经与当事各员都遭“暂行革职、听候查办”处分。李鸿章仍奏留差遣，并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将吕文经推荐作为随员，随行出访英、法、俄、德各国。差竣后回京，以随行之功劳，李鸿章奏保注销对吕文经的“暂行革职”处分，并加副将衔。
戊戌政变后，李鸿章被调任两广总督，奏请召吕文经到粤差遣，仍委吕管带伏波轮船。八国联军战争，李鸿章奉命任议和全权大臣，吕文经留粤，奉命统领广东水师内、外海各兵轮。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升赤溪协副将。以剿钦、廉匪盗之功，两广总督岑春煊奏保，给吕文经“以总兵记名简放”。此时，局势动荡，吕文经“灰心仕路”，遂告老回籍休养。不久，于原籍同安逝世。
考察吕文经生平，两次遭贬。尤其是马江战役之后遭贬，一直不被朝廷所宽容，可谓“坎坷颠连” 。然而，从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到李鸿章、岑春煊等封疆大员，都无不赞赏他的才干，无不奏保他，将他留置身旁差遣，特别是李鸿章，从直隶总督到两广总督任内，一直奏保任用吕文经。于此足以说明，吕文经是可用之才，是晚清海军“不可多得之才” ，是被封疆大臣“爱重”的人才。由于遭贬，“罚非其罪” ，使用人者不敢大胆重用他，也使他未能尽其才，影响他才能的充分发挥。 二、马江战役的“获咎” 关于吕文经评价的关键点是甲申中法马江战役中的表现。《吕公墓志铭》说：“马江一役为公最不白之冤”。吕在中法马江战役中的表现，据当时官员的奏报，有如下说法：其一，钦差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张佩伦奏报：“伏波、艺新亦各中炮，驶上中歧，则我上流之船已没”。 “我则七兵轮、两商船及艇哨各船均烬。惟余伏波、艺新两轮，少受伤损，即行驶回。” 其二，福建籍京官、翰林院编修潘炳年等联名递条陈称：“战船犹未启椗装药，敌发巨炮七，福星、振威、福胜、建胜殊死战，船相继碎，余船放火自焚。是役也，毁轮船九，龙槽船十余，小船无数。伏波、艺新二艘均逃回，自凿沉。” 这两种说法基本一致，都提到吕文经管驾的伏波号舰船“驶回”、“逃回”，而没有说是“临战逃跑”。
光绪十年（1884年）九月丁卯，清朝廷上谕对吕文经作出处理：“张佩伦奏，查明马江之战管驾轮船哨船各员弁请旨分别办理等语，管驾游击吕文经，于轮船中炮，辄即先退，仅予革职，不足蔽辜，著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可见清朝廷对吕文经所定罪名是“轮船中炮”后“先退”，所以认为不仅要革职，还必须充军。
由于伏波、艺新两舰只是福建海军的两艘普通军舰，且在法军开战后驶离原泊位置，驶向闽江上游而搁浅沉没（潘炳年等说是“自凿沉”），所以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评论。学术界关注的是造成此次战役惨败的指挥官如张佩伦、何如璋（船政大臣）、何璟（闽浙总督）、张兆栋（福建巡抚）、穆图善（福州将军）和福建海军旗舰扬武号管驾张成等的责任和表现 。
从感情上看，当时福建海军全军覆没，将士死难800多人。因此，死里逃生的将领，除艺新号管驾林承谟外 ，都被处理，包括负责水师营务处的旗舰扬武号管带张成也受处理，被处于“斩监候”，是处理最重的一位。清朝廷认为：“若失事之员惩办轻纵，何以慰死事者之心。”
从实际情况看，此种感情用事的处理都是不当的，包括对张成的处理，也是有失公道的。
吕文经管驾的伏波舰在中炮后，驶离原泊位置，向邻近的闽江上游林浦驶去，应该说，这是躲避敌方炮火攻击，而不是“先退”。
当时，福建海军的整体处境很不好，法国侵略舰队各舰的炮口对准福建海军各舰，法国又选择马江退潮时开炮，福建海军处在上游各舰船尾对着法舰，船尾只有小炮，威力差。因此，法军开炮后，第一轮发炮，基本上就使福建海军各舰受到致命伤，旗舰扬武舰在27秒钟内就沉没了。有反击的各舰，所发挥的威力也很弱。据法方记载， 法国侵略舰队只有“六人毙命，二十七人受伤，战舰则一处严重的损害亦没有。”
吕文经管驾的伏波号中炮后驶向邻近的林浦，这是无可非议的战术，是躲避法军凶猛炮火再次攻击的必要行动。要是没躲避，法军再发一炮，说不定伏波号也毁了，谈不上有反击的时机。李鸿章说，吕文经管驾的伏波号“由于船舱中炮，退守林浦，以防内窜”。 这也讲得过去。马江之战，半小时之内，福建海军参战的11艘轮船，被轰毁击沉9艘，伏波、艺新两艘在林浦一带沉没。是“搁浅”沉没，还是“自凿”沉没，尚有待考证，然而，由于这两艘船在航道中沉没，对法军军舰溯江往马江上游攻福州，显然增加了不利因素。法国侵略军于马江开战两天后，即于8月25日撤离马江，放弃进攻福州，可能有多种考虑，但是，马江上游航道复杂，应是他们的重要考虑。所以，李鸿章的“防内窜”即是这层意思。吕文经发往军台效力期满后，在北洋受李鸿章差遣，因此，“防”法军“内窜”福州的意图，应是李鸿章与吕文经的思想沟通中得到的吕文经汇报的情况。 三、熟悉海道，善于驾驶的将才 吕文经是晚清掌握轮船驾驶技能较早的一位将才。福建船政学堂首届轮船驾驶学生毕业是1871年，在这批轮船驾驶学生毕业之前，吕文经已经是一位轮船驾驶能手，曾受委派管带靖海、长胜兵轮船。他曾以通事、六品军功身份屡次驾驶轮船出洋剿匪捕盗，著有功绩。 同治四年（1865年）十月，在湄洲洋面，有三只匪艇作案，掳商船5艘，抢夺勒赎财物，杀害36名客商弃尸于海，其中包括2名幼孩，未能幸免。吕文经与英国水师官穆兰德驾驶火轮船迅速驶赴案发地点，协同福建水师船围捕盗匪，“环施洋炮奋勇击剿，轰毁载火药大匪艇一只，焚溺盗匪甚多”，并“生擒艇匪十一名，夺获盗船一只”，取得剿匪捕盗胜利。左宗棠奏请将吕文经以把总归入水提营尽先拔补。
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指出：“有船不能驾驶，与无船同。曩者官私均购有轮船，因驾驶未得其人，卒之呼应不灵，臂难使指。兴事以来，招中国素习洋舶之人为管驾官，当其任者，皆有奋于功名之念，不敢惟利是视而以效命圣主为荣”。 吕文经即属“中国素习洋舶之人”。福建船政局制造出轮船后，在船政学堂轮船驾驶学生尚未毕业前，沈葆桢即招“中国之素习洋舶者充管驾官”。 吕文经也在应招之列。如他以尽先游击补用都司奉命管驾安澜轮船。 后来又先后受命管驾福星、济安、伏波轮船，成为福建海军舰船的重要将领之一。
吕文经熟悉海道，善于驾驶的才能还表现在如下几件事上：
其一、管带福星轮船，在台“剿平台湾番社”。 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开始侵略台湾，派三艘军舰、3000多人在台湾东部登陆，占地建房，要挟清政府谈判。沈葆桢亲自赴台湾部署防务。吕文经管带的福星号兵船也奉命赴台北驻防。当时，共有6艘船政局制造的兵船派驻澎湖和台湾。 由于有军舰驻台，增强了台防实力，威慑了日本侵略者，使日本侵略者最后接受谈判撤出台湾。光绪六年（1880年）正月，台湾狮头社“生番”抗不交凶，“居民不堪其扰”，沈葆桢决心“痛加创惩”。 吕文经在此次军事行动中“卓著战功，以游击尽先补用” 。
其二，光绪三年（1877年）二月，管驾济安轮船，奉命运送福建船政学堂首批赴英国、法国留学的学生到香港转乘外轮出洋留学。这批学生由出洋学习学生华监督李凤苞和洋监督日意格带领，有赴法国留学的学制造学生12名，艺徒4名，赴英国留学的学驾驶学生严复、刘步蟾等12名，还有随员马建忠、文案陈季同，翻译罗丰禄等，于二月十七日（3月31日）启程赴香港。 同年三月，济安轮船又运送船政大臣吴赞诚前赴澎湖，“校阅各船操演”。
其三，“查探洋情”，七次冒险，“运兵渡台”。中法马江战后，法国侵略军转攻浙江镇海和台湾澎湖。吕文经在解赴军台之前，被左宗棠等留闽“差遣”。法军占据澎湖后，他奉命往探洋情，被法军拿获，巧妙编造言词，没有被识破身份而获释，左宗棠称赞其“胆略尚有可取”。 他七次驾船，冒着风浪和法军军事封锁的危险，“运兵渡台”，获得成功。之所以能成功，是他“熟谙海道，故能履险如夷”。 “台洋之险，甲诸海疆”， 台湾与大陆隔着台湾海峡，“洋面风浪之险，无过台湾”。而且，台湾尚未建造靠泊轮船口岸，轮船行驶靠泊十分艰难。台湾东部海岸，海浪更是“汹涌倍于山前，即当乘间抛停，而巨飓怒涛四起冲激，或斫椗以避，或留火防，颠簸磨荡，诸形吃重。” 吕文经能在此情况下，多次成功完成运兵渡台任务，可见他高超的航行及驾驶技能。
其四，“绘海图”。吕文经受革职充军期满后，被李鸿章招致北洋差遣。吕在天津水师营务处，“译英文，绘海图”。 说明他对航海海道的熟悉，李鸿章才会委以“绘海图”的重任。
其五，中日马关条约签约后，清朝廷委派李鸿章儿子李经方任交接台湾全权委员，乘轮船在台湾基隆口外之海湾向日本派出的海军大将、台湾总督、全权委员桦山资纪办理交接台湾手续。李经方的随员中，有李鸿章推荐的吕文经，吕文经的身份是“武员”，重要职责是“向导”。 因为吕对台湾海峡航道最熟悉。
因此，吕文经称得上是沟通闽台和南北洋海上桥梁的能手，颇著功勋。
光绪十六年（1890年），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向李鸿章呈文，要求将吕文经委派到北洋海军船上当差，呈文称：“吕文经前在闽粤，历带兵轮，洞晓机宜，善于驾驶，南北洋海道港汊均甚熟习，向办捕盗剿匪及转运兵勇、饷械，皆能奋勉。当马江获咎之后，恪靖营两次密渡澎湖，杨岳斌三次绕道密渡台湾，皆吕文经驾驶轮船护送，始能各登口岸，由是台防气壮，法焰卒销，是其冒险出入，有裨援台之役殊非浅鲜，曾经杨岳斌、左宗棠先后奏留有案。现值海军初创，需材孔亟，水师人员较陆军尤为难得，凡有材艺者无不准其投效。吕文经晓畅洋务，狎习风涛，管带兵轮船驾轻就熟，若令充当船上各差，必能力赎前愆，藉收臂助。”李鸿章很认同丁汝昌的举荐，遂向朝廷奏留吕文经，奏报中说：“吕文经勤干耐劳，管驾轮船十余年，谙练驾驶，于海上风涛沙线阅历已久，实为不可多得之才。”李建议将吕文经交北洋海军“差遣”。 从丁汝昌、李鸿章对吕文经的荐举评语中，充分说明吕文经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熟悉海道、善于驾驶的海军将才。
总之，吕文经是晚清海军一位颇著功勋的将领，由于马江一役蒙受“不白之冤” ，多年受到朝廷错误压制，使他有才不得尽其用。虽然后来恢复了职衔，但耽误了许多效命的时光。他唯一能得到安慰的是得到当时封疆大吏的一致保举和肯定，逝世后获得“皇清诰授振威将军”的头衔 。今天，学术界该是给吕文经一个客观、公正评价、肯定吕文经在晚清海军史上具有不可忽视地位的时候了。
注释：
《李鸿章全集》第4册，海南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993页。
见《东南快报》2004年7月7日；《厦门日报》2004年7月10日；《厦门晚报》2007年11月8日；《厦门日报》2007年11月29日；《海峡生活报》，2007年12月18日。
《厦门市志（民国）》，方志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520-521页。
见何丙仲：《厦门碑志汇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618页。
《清实录》德宗实录，卷二百五，光绪十一年三月乙卯，中华书局1987年5月版，第五十四册，第911页。
《吕公墓志铭》，见何丙仲《厦门碑志汇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619页。
《李鸿章全集》第4册，海南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993页。
《厦门市志（民国）》，方志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521页。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二），中华书局1958年12月版，总1797页。
同上，总第1798页。
同上，总第1816-1817页。
见《光绪朝东华录》（二），总1813页。
参阅郑剑顺著《甲申中法马江战役》，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版；俞政《何如璋传》，福建人民出版社。
千总林承谟管驾的艺新号，与伏波号一起驶向林浦，朝廷认为艺新号“船小被伤，情有可原”，所以“免其置议”，（见《光绪朝东华录》（二），总1831页）。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二），中华书局1958年12月版，总1890页。
郑剑顺著《甲申中法马江战役》，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版，第38页。
罗亚尔：《中法海战》，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三册，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9月版，第557页。
《李鸿章全集》第4册，《奏留吕文经片》，海南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993页。
左宗棠：《师船巡洋获盗在事出力员弁恳恩奖励折》，《左宗棠全集》第三册，奏稿卷十六，上海书店1986年6月版，第2606-2607页。
左宗棠：《师船巡洋获盗在事出力员弁恳恩奖励折》，《左宗棠全集》第三册，奏稿卷十六，上海书店1986年6月版，第2601-2608页。
张作兴主编：《船政文化研究——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52-53页。
同上，第53页。
同上，第69页。
《厦门市志（民国）》，方志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521页。
沈葆桢：《续行兴造轮船片》，《船政文化研究——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87页。
沈葆桢：《船政销案勾稽就绪，刻日渡台折》，《船政文化研究——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02页。
《厦门市志（民国）》，方志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521页。
郑剑顺著：《福建船政局史事纪要编年》，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57页。
张作兴主编：《船政文化研究——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31页。
《清实录》德宗实录，卷二百五，光绪十一年三月辛酉，中华书局1987年5月版，第五十四册，第914页。
《厦门市志（民国）》，方志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521页。
张作兴主编：《船政文化研究——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83页。
张作兴主编：《船政文化研究——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38页。
《厦门市志（民国）》，方志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521页。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四五，3267条，见杨家骆主编《清光绪朝文献汇编》第18册，台湾鼎文书局，1978年版，第H872页；《李鸿章全集》第8册，电稿卷二十一，寄伯行，海南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4041页。
李鸿章：《奏留吕文经片》，《李鸿章全集》第4册奏稿，海南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993页。
《吕公墓志铭》，见何丙仲《厦门碑志汇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618页。
《吕公墓志铭》，见何丙仲《厦门碑志汇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618页。
------------------------------------------------------------------------------------------------------------------
福建船政大臣吴赞诚与台湾开发和防务的加强
徐心希
（福建师大社会历史学院） [论文提要]在刘铭传之前，吴赞诚身居福建巡抚兼理台湾海防重要官职，致力于台湾的防务与开发。光绪四年吴赞诚以光禄寺卿署福建巡抚仍兼理船政。他注重海防，亲自过问添船置炮之事，李鸿章激赏之。光绪八年，李鸿章命吴赞诚督办天津水师学堂。吴赞诚在奉旨督办福建船政兼理台湾海防和任福建巡抚时，即1876年至1879年之间，曾两次渡海赴台，历尽艰辛，为保卫与与建设台湾呕心沥血。光绪十五年台湾巡抚刘铭传称吴赞诚在台“勤事忘身”，曾专折奏请为吴赞诚在台湾建祠祭祀，并建议国史馆立传。
[关键词]吴赞诚 福建 船政 台湾 防务 台湾岛的战略地位是在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后，才为清廷所认识。光绪十一年九月五日（1885年10月12日），谕令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原福建巡抚事改由闽浙总督兼管。此前的台湾海防由福建巡抚兼理。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之前，吴赞诚为福建巡抚兼理台湾海防，对宝岛台湾的防务和建设，做出突出贡献。光绪十五年（1889），台湾巡抚刘铭传称赞吴赞诚在台“勤事忘身”，曾专折奏请为他在台湾建祠祭祀，并建议国史馆立传。此后清廷旨准沈葆桢（在吴赞诚之前任福建巡抚，后任南洋大臣）在台湾建专祠，吴赞诚附祀。
吴赞诚（1823-1884），字存甫，一字秉之，号春帆。安徽庐江城关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拔贡。他九岁丧母。刻苦力学，经史之外，兼通算理诸学。咸丰元年（1851）以拔贡朝考知县，分发广东，署永安县。其后补德庆州、顺德、虎门同知。与太平军攻战经年，事平，擢惠潮嘉道。吴赞诚勤事恤民，案无积牍，吏有政声。同治九年（1870）秋，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奏调吴赞诚至天津机器局，补天津道。不久，升顺天府尹。光绪二年（1876），吴赞诚奉旨督办福建船政兼理台湾海防。光绪四年（1878），以光禄寺卿署福建巡抚仍兼理船政。前后在福建船政大臣任上不足四年，但是业绩骄人。他注重海防，亲自过问添船置炮之事，李鸿章对其才干十分赏识。光绪八年（1880），李鸿章命其督办天津水师学堂。吴赞诚在奉旨督办福建船政兼理台湾海防和任福建巡抚时，即1876年至1879年之间，曾两次渡海赴台，历尽艰辛，为开发台湾和保卫台湾做出了贡献。他在赴台期间，积劳成疾，即患中风，回归后卧病三年，于光绪十年（1882）五月廿四日病逝。其奏折与著作收入台湾银行研究室编辑台湾文献丛刊第231种《吴光禄使闽奏稿选录》。
一、初入仕途为官清廉
吴赞诚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秋天拔贡京师。是年考取拔贡76人，优贡6人，得士者9人：黄钰、李瀚章、孙家鼐、吕锦文、张锡嵘、程桓生、吴赞诚、方濬师、张铭坚。吴赞诚与李瀚章均以朝考一等而得士。同年同科，吴赞诚签分广东，李瀚章签分湖南。当时吴赞诚思想很矛盾，打算继续留京，再应乡试。其父自蜀来信教诲：以外用本圣裁，当速赴粤，效驰驱以报君父，毋留恋。吴赞诚遂赴粤东永安。
道光三十年（1850）十月一日，洪秀全在广西金田起事。十二月十日，洪秀全建国号“太平天国”，称“天王”。清廷面临严峻局势，两广更是首当其冲。吴赞诚刚到永安，即奉檄剿罗镜太平军。初战告捷，叙功以知州用。后来，吴赞诚又先后与太平军攻守3年有余，与之大小百数十战，其苦战最力，多能以少胜众，力保城池，以功擢同知直隶州补用。咸丰七年（1857）二月在卸永安任之时，士民攀舆塞路泣送者数十里不绝，皆称吴赞诚为“吴青天”。一次广西巡抚移督两广、路过德庆州境时，闻绅民讴歌载道，以吴赞诚为本朝200年来未有之贤牧，遂即告藩垣：有此好官，应调大邑以酬劳勋。
咸丰九年（1859）冬，调署顺德县，吴赞诚勤事恤民，案无积牍。同治三年（1864），与太平军李世贤部转战闽粤间，据嘉应州，吴赞诚以轻骑逼城下，设伏败之，遂克诸县。以功擢惠潮嘉道。吴赞诚在任惠潮嘉兵备道时，力惩土豪，安抚灾民，智擒海盗，追还田宅。大学士两广总督瑞麟曾为吴赞诚叙功奏陈。
二、督办天津机器局取得管理经验
同治十一年（1872），李鸿章奏调吴赞诚至北洋。八月间，航海来津，随办洋务制造事宜。因吴赞诚诗文与数理皆精，考工制器，巨细兼赅，李鸿章十分倚重他。一年之后，即同治十二年（1873）十一月十九日，李鸿章在《奏留吴赞诚片》中称：“天津机器局仿制西洋枪炮、军火，事体繁重，督理需才。前经臣访闻，广东尽先补用道吴赞诚，清正有为，不惮烦苦，又精于算学。奏调该道航海来津。臣驻津筹办洋务，棘手之件，往往资其商榷，动合机宜，该道实为直省不可多得之员。请旨，准将二品顶戴，广东尽先补用道吴赞诚，改留直，仍归原班尽先补用，俾收臂指之助。”[1]天津机器制造局，又名天津军火机器局，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于同治六年（1667）在天津创办。李鸿章《机器局请奖折》提及“购置外洋机器，制造军火”即涉及此事。遂以英国商人密妥士为总管，聘请英国技师，开办经费为白银21.3万两，雇用工人1400至2500人。同治九年（1670）天津教案后，改由李鸿章接办。李“以牵制洋人，殊多窒碍，总须内陆员匠锐意推求，能自运用传习，方为经久之道等因”，遂以沈保靖代替密妥士，扩充人员，增添设备，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兵工厂。从李鸿章奏陈来看，吴赞诚随办、督办天津机器局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时与李鸿章同驻津门，筹办洋务的一些疑难、棘手之事，李鸿章往往与吴赞诚商榷，动合机宜，意趣相投。由此时始，李鸿章与吴赞诚保持密切联系与相互合作。我们可以从李鸿章致吴赞诚的诸多信稿中，知道李公对吴赞诚的信任和倚重。[2]
三、专任福建船政大臣为福建船政事业呕心沥血
吴赞诚在督办天津机器局期间，李鸿章欲奏请任天津海关道，吴赞诚恳辞再三，李公乃作罢。光绪元年秋，擢升吴赞诚为顺天府尹，吴赞诚遂居住京兆署中。光绪二年（1876）三月七日，以三品京堂候补，督办福建船政兼理台湾海防。福建船政由闽浙总督左宗棠于同治五年六月三日奏请设厂而筹办的，位于福州马尾的造船厂内，是中国近代海军的发祥地，也是中国海军史上办学时间最长、培养人才最多的海军学校。据研究资料统计，福建船政学堂培育的海军军官约占中国近代海军军官60%。严复、魏瀚、詹天佑等，都是福建船政学堂毕业生。左宗棠于八月十七日调任陕甘总督，遂推荐沈葆桢总司其事。十月十一日，时任江西巡抚的沈葆桢正丁忧在家。沈葆桢于同治五年（1866）首任船政大臣，苦心经营近十年，业绩卓著。沈葆桢于光绪元年（1875）四月二十六日授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遂荐郭嵩焘出任福建船政大臣。时郭嵩焘任福建按察使，沈葆桢于八月二十六日奏任时，清政府已派郭崇焘出使英国。清廷就顺水推舟，谕令时任福建巡抚的丁日昌督办福建船政。福建船政由此成为李鸿章淮系人物的势力范围。数月后因丁日昌病症加重，遂由吴赞诚督办接任。是为第四任船政大臣。吴赞诚接办船政大臣后，讲求制造新法及兵轮操练，筹划前后学堂及出洋肄业学生诸务。他将督办天津机器局的成功经验用之于督办福建船政，得心应手，卓有成效。曾参与李鸿章、沈葆桢等商订《选派船政生徒出洋肄业章程》，并遵李鸿章旨意筹划留学生经费、船只、管带等事务。在李鸿章与左宗棠的海防、塞防之争中，吴赞诚极力支持李鸿章，争取闽省协饷能够供应淮军，还亲自过问添船置炮事宜。吴赞诚以船政学堂需要人才，于光绪五年（1879）八月间，将在英国留学并正在舰上实习的严复“调回充当教习。”清廷为加强台湾海防，于光绪五年七月四日颁上谕，命福建船政各船加快成军步伐。是年九月，福建船政大臣吴赞诚奏陈督操轮船事宜，朝廷命李鸿章、沈葆桢、何璟、丁日昌4人“会同酌办”。
1、治理船政经费短缺之弊
吴赞诚在福建船政大臣任上时间不长，不满四年，但是奏折却不少。仅根据《船政奏议汇编》所收，共有四卷53篇。除了常见的报告朝廷有关造船进度、完成任务情况等折之外，相当部分是为船政筹备款项的奏文。如《制船、养船经费两绌，请饬设筹济应片》，就有两篇。他详细核算船政历年开支之后紧急呼吁“自光绪二年正月为始，所有船政经费由闽海关六成内月拨银三万两，四成内月拨银二万两，仍令先尽批解等因，奉旨：依议。钦此。此养船经费向在闽省续征洋药票税项下拨解支给。同治十三年，沈葆桢奉命巡台，闽厂轮船均雕赴差遣，奏请将原拨养船经费并入台防项下支销。丁日昌到工后，因台防本款无存，洋药票税征数年来短绌，奏请将养船项下应销各款统归地方官设筹支应。奉上谕：著文煜、沈葆桢、李鹤年、丁日昌斟酌情形，妥议章程，奏明办理等因。钦此。……截至二年三月陆续解过银四十万两，按数扣算，仅解足八个月而止。其二年份月款，六月以前均照五万之数解清；统计新旧欠解，共三十二万两。养船各款自丁日昌请由地方官筹支，去年十二月起至本年十月底止，先后据税厘局批解番银十二万六千余两，仍归船政衙门台防项下作收，而在工轮船、镇海水师薪粮、出洋游历、赴台绘图各学生赡银，‘扬武’洋教习、台湾炮台、洋匠辛费以及炮子、铜帽价银等款，共支番银二十三万六千余两。计不敷番银一十一万余两，均在造船本款暂为挪垫；各船修理之费、煤炭之费尚不与焉。伏查船政月款只有此数，购买料件出其中，华、洋匠食出其中，学生赡养、员役薪工亦出其中。……今只缘今岁闽省惨遭水患，商情凋敝，厘税短收。加以部拨之款增多，以至入不敷出。惟船政为海防根本，关系东南大局，辰下正在赶办铁胁及‘康邦’机器，所需木料、钢铁均须分途购运来工，不容因所费不赀遂而中辍。……今船政东挪西贷、右绌左支，料价贱则无款可筹，料价昂而解款始到，欲图节费而为费更增，欲速竣工而延工更甚。臣焦思弥深。惟有仰恳天恩，俟下福州将军、督、抚臣遵先尽船政之旨，将造船、养船两款尽先拨解，源源接济，其欠解之款随日解清，俾无顾此失彼之忧。”[3]
清朝自开办船政以来，历经数十载，最为头疼也最难解决之事无疑就是经费短绌之难。对于船政日常支出捉襟见肘的窘境，吴赞诚感到必须抓紧加以解决，否则难以为继。这类言语在许多奏折中经常出现。
2、对船政严明纪律，严加管理
“船厂料物繁多，常防偷漏，故派哨勇严守，不许闲杂人等混迹其中。……补用都司龙游清，迭次容留闲人住宿厂内，并给予勇丁号褂，希图蒙混。”吴赞诚报请朝廷将其革职，以示惩戒。并且会同沈葆桢、何璟、丁日昌附片陈明。[4]《林高辉约束不严，分别斥革片》[5]则严厉斥责“琛航”管驾林高辉在代理指挥海镜轮船开赴台湾后，至恒春所辖龟仔角洋面寄椗时，东北风大作，锚链折断，船身搁浅。继而尾舵又折，且漂出外洋。虽然有气候异常因素，其中林高辉与大副柯建章疏于管理，“任听水手在船酬神酗酒滋事，其约束不严之咎，实所难辞。相应请旨将升用守备千总林高辉、都寺衔柯建章一并斥革。”通过多项加强管理船政案例，吴赞诚树立了从严治理船政的效果。
3、工程技术娴熟，赴台之前仍然紧张筹措船政事务
光绪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吴赞诚奏《遵旨赴台并船政事宜布置情形折》。[6]
对于工程技术在船政中的重要性，吴赞诚在奏折中再三申明：“臣前因校阅各船操练，亲赴澎湖，与丁日昌会晤。见其病体难支，臣亦以厂工正紧，偕同会省筹商，业经附片奏明在案。臣回工后，连日晋省，与督、抚臣会商筹拨台营月饷及购办外洋船炮军火事宜，粗有端绪。仰蒙圣慈垂念台防紧要，谕伤微臣暂往接办。臣自应遵旨东渡。伏念臣才识迂庸，未谙时务。自办船政将届一年，未报涓埃，方深涑惕。台防关系东南大局，丁日昌以全力经营，苦心规划，大端虽以毕举，成效尚待徐收，更非臣菲材所能稍俾万一。且迩来船工制造日求其新，而经费日见其绌。……臣现将厂事略为部署，即日带船政关防渡台。应如何筹划布置，当谨遵谕旨随时咨商督、抚臣妥筹办理。船政寻常经费暂交提调吴仲翔代拆代行，紧要事件包封递台，由臣亲自酌办。至制船经费为目前急需并恳天恩伤下闽海关按月照数拨解，并将新、旧欠款陆续解清，以济要工而全大局。除矣抵台后察看情形随时驰报外，所有微臣赴台并将船政事宜布置缘由，理合恭折附轮船递交上海县。由驿四百里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吴赞诚在奏折中一再指出保证台湾房屋，一定要从加强技术入手。
同时吴赞诚表示：“臣粗习算学，略通西法，历在天津机器局及闽厂，随事考究于测量、制造之理。稍窥门径，止堪督率工匠，教导生徒，细壤隽流，无非自效，假以岁月，或望有成。……闽省襟带山海，幅员辽阔，民俗强悍，吏治颓靡。丁日昌以全力整顿，尚以省、台不能兼顾虑多疏漏，况以臣驽下之质，兼病弱之躯，万难综理。船政为海防要图，刻下洋务虽然平静，而外人犹时籍保护商船之案，肆意苛求，屡思启衅。船工万不能停，而经费又万不能裕，惟恃严汰冗滥，并日经营。光绪四年五月十一日拜发。”[7]
4、严格要求修船质量，制定修船期限
光绪五年六月初七日吴赞诚拜发的奏折陈述造船修船期限的重要性。[8]
他提出修造轮船关键有四项，“曰船身，曰轮机，曰水缸，曰帆桅。……闽厂之造船身也，先经洋匠教导。选材必精。梢有瑕疵，概摈勿用。自船底以至战坪，密衿铜铁钉栓三万余枝，长者丈余，短亦一二尺。龙骨则镶以铜夹，水底则裹以铜皮。胁骨、横梁既嵌铁肘。虽至庖厕之细，占楔之微，亦必力求坚固。……轮机则铜铁诸件皆几经提炼成胚，成胚俟后车光，车光俟而后校准，校准俟而后刮磨，刮磨俟而后合拢。所以精益求精者，防一丝之溢、一隙之疏，或碍精良者。”
同时他从实际工作中总结经验，指出修船期限必须符合实际情况，朝廷在这方面不必操之过急，控制太严。“夫派驻他省之船，或间年而修，或两三年而修，或今岁修此件，明岁修彼件，或此件数年一修，或数年未修。缘南、北各洋驾驶者可以测验天时较有把握。独台湾汹涌极恶，顷刻变幻，出人意外。往往卜晴而出，遇澳将停而台飓猝来，展轮莫及。后山之险倍于前山。深者寄碇无从，浅者触礁可恶。当夫发危候于瞬息，争性命于呼吸，仅而脱险，已而天幸。此其境固臣所亲历，而非驾弁张皇其说而为诿卸也。”[9]
他还认为在修船管理业务中，不宜控制太严，排除那些不负责任的管带或大副的过失，他表示：“臣愚以为程功固宜节费，立功亦贵准情。拟请嗣后每船禀修时，验系驾弁将事不慎，立予参办外，果因历时已久或遭风遇险人力难施，以致损坏，仍予动款修理。所有部议立限之处，合无仰恳天恩逾格，免予举行。良以责严则窒，法密转穷，惟有据实陈明，冀收舟师之益。所有修船碍难立限缘由，谨会同（下略）。”[10]
5、重用船政人才，悉心培养基层官员
吴赞诚出于办理船政的公心，多次向推荐并且重用一些脱颖而出的船政新型人才。如船政提调吴仲翔即为典型例子。吴赞诚在《提调吴道留心海防，通晓洋务，请交军机处存记片》中声称“本年四月间，督臣何璟等于台湾后山三次剿平番社案内，以该员转运出力，拟保以道员分发省分归候补班前补用奏明在案。该员在工最久，考工最熟。当缔造之始，一切章程多资躄划，而于中外交涉事务操纵得宜。同治十三年，沈葆桢奉命巡台，经奏奉派提调。维时房屋吃紧，督率在工水、陆各军并轮船将士操练巡防，不遗余力。光绪二年，臣受事闽厂，适铁胁轮船仿制兴工，该员实力讲求，坚劳怨。器件之新异，匠作之繁剧益复心苦，分明深裨大局。今年奉旨代臣办事，数月以来，调度安详，臣病假中因得静心调摄。查吴仲翔才大心细，识远思精，留心海防，通晓洋务，堪胜海疆繁缺道员之任。”[11]
可见吴赞诚善于从日常工作中去考核下级官员的业绩与办事效率及能力，而且十分细致，也是卓有成效的。
四、奉诏赴台湾筹办防务、调研民情和安抚少数民族
1、台湾防务问题日渐突出，引起朝廷警觉
如果我们站立在面向太平洋的世界地图前，你马上就会看到：从北到南，有一条弧型岛链逶迤而来。北起俄罗斯千岛群岛、日本群岛、琉球群岛、至我国的台湾岛，再经菲律宾群岛、一直到加里曼丹岛。这样一条庞大的岛链紧紧环绕着中国东、南沿海。我国海岸线虽然曲折漫长，但是出入太平洋，必须从这条岛链的缝隙间穿过。这条岛链仿佛是一道由岛屿构成的篱笆。这道篱笆对于中国出入太平洋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和平时期这种作用尚不明显，一旦冲突发生，这种作用就会凸显出来。台湾位于中国东南岛链的中央，处于海权与陆权的交叉点，史载兵家论台，素有“四省左护”、“东南锁钥”、“七省藩篱”之说。中国的重要港口上海、天津、青岛全在台海以北，中国经济重心及最富庶地区也都位于东南沿海一线。
鸦片战争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到从海上来的大规模的外敌入侵，给闭关自守的中国带来了强烈的震动。在外患频仍、创巨痛深的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深感海防危机的严重，他们大声疾呼加强海防，研究退敌御侮的办法。著名将领林福祥在《平海心筹》中认为，海防应“以战为守”，主张利用清军现有装备，恢复和发展中国的传统火器，在海上以火攻制敌。林则徐则先是主张对入侵者“以守为战，以逸待劳”，诱敌登岸，聚而歼之。其后又提出，“船炮水军断非可已之事”，萌发了建立外海水军的思想。他的挚友魏源更提出了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海防理论，冲破了士大夫“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这是自施琅提出“盖天下东南之形势，在海而不在陆”这一海防思想之后，中国海权意识发展的又一次飞跃，成为其后清朝军事近代化运动的指导思想。
可惜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这一理论，并没有得到清廷重视。之后同治六年（1867），藩司丁日昌鉴于东南海防空虚的现状，提出建立中国新式海军之建议，将东南沿海分为北洋、中洋、南洋三大军区。第二年，他在《海洋水师章程别议》中，又倡议改江南水师提督为海洋提督，并把提督驻所由厦门改为台湾，这种将台湾置于东南海防突出地位的战略眼光，尚难以被时人理解，故上述建议均未被清廷及时采纳。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后起的日本侵略者借口牡丹社事件，大举进攻台湾的时候，清廷才如梦方醒，中国的海权意识和海防措施才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沈葆桢在海防理念方面有了进一步革新。开台与守台之说再次成为朝廷热议。
日本侵台的直接结果，就是引发清廷内部的海塞防大讨论。李鸿章在这场国防战略的大讨论中，提出了著名的《筹议海防折》，他尖锐地指出：形势巨变，古今不同，“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麋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衅，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因而他同意加强海防，设立北、东、南三洋海军。这种把边防的重点从西北内陆边疆转移到东南海疆的举措，是封建国防观念向近代国防观念的一个重大转变，而海防与塞防之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正是这种转变的开端。
光绪元年（1875）四月，清廷采纳左宗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原则，一面命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收复失地；一面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在创建中国近代海防的同时，清廷的治台政策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从防台以靖海疆变为保台以御外侮；从抑制台地的发展到全面开发和经营台湾。当时，办理台湾事务的钦差大臣沈葆桢首先提出：筹划台湾“非为台湾一战计，实为海疆全局计”。福建巡抚丁日昌认为：“台湾有备，沿海可以无忧；台湾不安，则全局殆为震动”。“台湾为东南七省尾闾，上达津沽，下连闽浙；台事果能整顿，则外人视之有若猛虎在山，不敢肆其恫吓”。总理衙门大臣奕訢等人亦意识到，“经营台湾，实关系海防大局”。从此，朝廷上下对台湾在中国海权战略地位上的重要性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12]
光绪九年（1883）十一月，法国为鲸吞全越，将战火烧向中国的西南边陲。第二年七月，法国侵略者悍然进攻福建水师，炮轰马尾造船厂。接着，法军进犯台湾，陷基隆，攻淡水，然后封锁台湾海面，台湾受困，牵动全局。光绪十一年（1885）二月，清廷借冯子材等人率军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的形势，乘胜即收，与法国签订了《停战条件》。中法战后，中国十几年的海防建设遭到沉重打击，人们痛定思痛，于是再次掀起了海疆防御的大讨论，各地督抚纷纷陈奏。
李鸿章认为，中国海疆辽阔，局势太涣，主张设立海部或海防衙门，综理其事，以筹全局而专责成，下辖水师四镇，“平时分防汛地，建威销萌；有事合力通筹，声势联络”。左宗棠则主张设立海防全政大臣，建立十支海军，以夺取制海权，并在病逝前一月上言：“台湾孤注大洋，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请移福建巡抚驻台湾，以资震慑”。
同年九月，清廷先是批准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派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接着又明谕：“台湾为南洋门户，关系紧要，自应因时变通，以资控制，将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常川驻扎。”并从财政和人事上积极支持首任巡抚刘铭传筹建台湾省。这两大举措，一方面说明清廷对台湾在整个东南海防的战略地位有了更深一层的体认，即欲守中土，必固海防，欲固海防，必保台湾；另一方面也将中国的海防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2、吴赞诚两次东渡入台及其加强台湾经济开发与海岛防务的措施
据史料记载，自嘉庆十一年（1806）至光绪九年（1883），在77年之间由闽省出发巡台大员共计31人次，他们是：许文谟（两次）、赛冲阿、方维甸、王得禄（两次）、王绍兰、罗斯举、许松年（两次）、孙尔准（两次）、陈化成（两次）、刘起龙、马济胜、程祖洛、刘韵珂、李成谋、江长贵、沈葆桢（两次）、王凯泰、丁日昌（两次）、吴赞诚（两次）、勒方锜、岑毓英、张兆栋。以上大员均为“从二品”以上官职。其中，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奉清廷谕令作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于同治十三年（1874）率领福建船政自制的舰船赴台巡察。他在迫使侵台日寇“遵约撤兵”之后，在台湾实行开禁、抚番、开路、招垦、开府、开矿等方略，取得的成绩最为显著，在台湾开发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闽省大员巡台，概以闽浙总督、福建巡抚、水师提督等身份居多；以船政大臣身份巡台，在闽省大员巡台史上只有沈葆桢和吴赞诚两人。且两次巡台的闽省大员也仅有七位。台湾岛孤悬海中，气蒸瘴湿，环境险恶，福建官场一直把巡视台湾看作艰险可怕之事，长期疏于治理。
加强台湾社会治安管理。 光绪三年（1877）夏，吴赞诚奉诏赴台湾筹办防务。台湾后山、卑南一带，深阻悬崖，交通信息不畅，内陆官员从来没有到过那里，生番时时袭扰。吴赞诚渡台抚番，招垦开路，凡安内御外诸事，皆身体力行。取道恒春，直达卑南，历牡丹社、红土莰、大猫狸诸险，车辆和骑兵都不通达，而山谷陡绝，俯临大海。往返600余里，以宣传朝廷威德，感化台湾土著民众。一日被两大溪阻隔，山水骤发，绝粮3日，挖山蓣充饥。雨停后编葛藤牵竹筏而渡溪，继设悬桥，以通文报。番社出迎，分别犒劳。社酋忽睹朝廷旌麾，皆俯伏听命。当时正值盛暑，白天被烈日曝晒，沙热如火，夜晚身披毒雾，宿于茅茨之上，热湿上蒸，疫疬交侵，海风瘴气，与人相搏。等到返回恒春，随行吏卒死亡过半，存者皆病。吴赞诚也从此卧病月余，身染瘴气，抱病返回福州署中就医。此次巡台，大大密切了台岛与大陆的关系，使台湾“生番化外之地”得以归化。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于光绪三年（1877）八月十五日《复吴春帆京卿》的信稿中叙述道：“瘴乡盛暑，执事乃不辞劳瘁，入山周巡，从者半多物故，尊体幸获康全，殆由精诚感召，天神呵护。”[13]
光绪四年夏，吴赞诚奉旨署理福建巡抚。早在是年三四月间，台湾发生台番加礼宛社、巾老耶社戕官害民的抗清叛乱。五月初一日，副将陈得胜统带福锐营练兵500前往鹊子铺布防。六月十八日，加礼宛社等社众截住官兵的请粮文书，次日又纠众前往鹊子铺准备劫营塞井。由于陈德胜恃勇冒进，以致身受枪伤而哨官参将杨玉贵等亦中伏被害，民勇亦多人遭到杀害。八月十九日，又发生截杀哨官参将文毓麟及勇丁9人的事件，使台湾番社与官府关系更加紧张。接连发生的一系列戕官叛乱，对后山北路统治力的威胁，已达到无法忍受的程度。于是，福建巡抚吴赞诚上奏：“若不与以惩创，何以缉凶顽而靖边圉！”九月，力疾渡海督师。
台湾岛孤悬海中，气蒸瘴湿，环境险恶，福建官场视赴台为畏途，长期疏于治理。他亲临台湾组织农耕、修路、设防，改善土著生活；曾取道恒春，过红土嵌山，攀悬崖，越大溪，忍饥渴，径行三百里达卑南，恩泽和感化土著人；带病率部过瘴区越湿地，平定土著人叛乱；深入各地察民情，办防务，密切海岛与大陆的关系。光绪五年因病辞船政事务、巡抚开缺。光绪六年督办天津水师学堂。赞诚精通经史数理，思虑精密，办事坚韧耐劳，常自说：“天赋人以精神，原期有用，吾自分无安闲之福，苟有济于世，虽劳瘁奚辞。”“吴赞诚以为抚番、招垦、开路诸要端，分营并进，非身不能周详，而后山卑南一带自内属以来，官吏罕至，番情无由上通，乃锐意亲行。”[14]于是取道由恒春入卑南，历牡丹社红土坎、大猫狸诸险，舆骑不达，山谷陡绝，下临大海，非攀藤扪石才得以通过。越二大溪，山水骤发，绝粮三日，掘山蓣充饥。行程三百多里达卑南，恩泽感化台湾土著民众。雨过天晴，编藤筏而渡，继设悬桥以通文报。由于瘴湿交侵，当返回恒春时，随员皆病不能起，死亡过半，吴赞诚也卧病月余始得以返回福建。此次巡台，大大密切了海岛与内陆的关系，使台湾“生番化外之地”得以归化。李鸿章于光绪三年（1877）八月十五日《复吴春帆京卿》的信稿中有“瘴乡盛暑，执事乃不辞劳瘁，入山周巡，从者半多物故，尊体幸获康全，殆由精诚感召天神呵护。”即指此事。次年（1878），台湾加礼宛、巾老耶两社“抗抚戕官”。九月，吴赞诚再次渡海赴台，力疾督师清剿，连战皆捷。遂由花莲港亲往岐莱等处，安辑后山民番。复由台北赴台南，巡防阅兵，筑建垒堡，访求民间利弊，措置一一精妥。历月余始回福建。不幸身患中风，半身不遂。光绪五年（1879），因病乞请开缺调养乔居南京。吴赞诚在台湾采取的安抚与清剿相并重的“抚番”政策，后被台湾巡抚刘铭传采用，在台湾光绪十四年（1888）的后山一带番社叛乱中，刘铭传就是采取了吴赞诚的策略，刘称之为“示威怀德”，电邀北洋水师总兵丁汝昌带舰助剿，并迅速平息了叛乱，维护了海岛民族统一。大学士李鸿章对吴赞诚褒奖有加，在写给吴赞诚的书信中称其“阅操澎岛，接办台防，劳勋倍赏，勋盛丕振，欣颂莫名。”吴赞诚思虑精密，坚韧耐劳，犯险赴难，未尝退避。尝言：“天赋人以精神，原期有用，吾自分无安闲之福，苟有济于世，虽精神耗竭，岂有恨哉。”[15]
联络番社感情和强化祖国认同。 光绪四年（1878）九月十五日，吴赞诚搭乘的威远练船抵达台湾花莲港，连日会同孙开华、吴光亮等亲自前往加礼宛等处查勘，并遣通事传各社番目到营，“谨宣布朝廷宽大之仁，务使海岛群生同被声教，毋令失所。”对生番顽抗者，入其巢穴，全力督剿，连战皆捷。番事平，亲往各社，抚辑有加，对这次抚番中七脚川合社一心，始终出力协助清军，当场予以奖赏，以银、帛犒赏之；薄薄社因性尚驯良，也给予奖励；里漏等社，由于意向不明，心存观望，因此予以严切训示，晓以利害。吴赞诚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奖惩分明，有张有弛。鉴于奇莱平原上，民番耕地彼此参错，难于辨别，容易发生纠葛，为了避免日后发生争端，吴赞诚令宜兰知县邱峻南与吴光亮逐段勘明，划清地界，令民番照界各自耕种，永不侵越，以杜后衅。吴赞诚还令稳练耐劳的寿宁知县吴凤笙募练一营驻扎花莲港，兼办北路招抚局事务。为察番情，求民瘼，练军队，建垒堡，筹耕垦，通商务，吴赞诚由海路自花莲港至岐莱，复归旆台北、鸡笼。遂由淡水陆行，经竹堑、彰化、嘉义，以达台南。巡防阅兵，筑建垒堡，访求民间利弊，措置一一精妥，足迹几遍台岛全境。历月余始回福建。十月十四日，授光禄寺卿，仍署福建巡抚，兼督办船政大臣。
此时的吴赞诚，已为瘴气所染。台湾地区属于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极易为瘴气所侵。吴赞诚的前任福建巡抚丁日昌，也因抱病赴台巡视，而病情加剧，以致乞假辞官回籍。吴赞诚首次奉诏赴台，时值盛暑，即为瘴湿所侵，卧病月余，始得以返回福建。吴赞诚第二次渡海赴台抚番，由于也值夏秋之交，且历时月余，行程数千里，回福建后，不幸身患中风，自以病体不支，吁请开缺调理，言词至为恳切。光绪四年（1878）十月二十二日，旨允开福建巡抚缺，仍以京卿督办船政。过了一个多月时间，终以在台积受海飓，瘴内风发，半身不遂，再次上疏去官，朝廷不许。到了光绪五年（1879）春，才乞病得请。正月二十四日，由吴仲翔代办船政。是年夏天，侨居金陵（今南京）就医调养。当年（1879）九月八日，因吴赞诚病体，朝廷任命前直隶按察使赏三品衔黎兆棠为督办船政大臣。
五、创设天津水师学堂，培养船政精英
李鸿章为培养北方海军人才，于光绪六年（1880）七月十四日，奏请开办天津水师学堂。是年春，吴赞诚病体稍有康复，李鸿章遂奏调前船政大臣吴赞诚主持筹办事宜。八月二十二日，清廷从李鸿章奏，派吴赞诚于“天津机器局河东一带勘定学堂地基，遴派局员绘图估料，克日兴工。”吴赞诚仿照福建船政学堂式样兴工修建，于次年八月落成。“堂室宏敞整齐，不下一百余椽，楼台掩映，花木参差，藏修游之所无一不备。另有观星台一座，以备学习天文者登高测望，可谓别开生面矣。”吴赞诚一面酌定规条，一面招考学生入堂肄业。冬，以劳疲触发旧疾，回南方就医，顺便赴沪，选募学童。于光绪七年（1881）二月初六日，吴赞诚在上海《申报》上刊登北洋水师学堂招生告示，并附学堂章程。学堂招收身家清白，身无废疾，文学清通，年龄在13-17岁的青少年入学。学习年限5年。分驾驶、管轮两科。课程分堂课、船课两种。堂课4年，学习英文、地舆、图说、算术、几何、三角、驾驶诸法、测量、天象、重学、化学、格致等。船课1年，学习船上诸艺，有大炮、洋枪、刀剑、操法、药弹、上桅接线、用帆诸法等。学生毕业后可选派至英、法、德留学。学堂设于天津机器局附近，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止，共毕业驾驶、管轮专业学生各6届，共200余人，均被吸收进北洋舰队。
吴赞诚作为天津水师学堂首任总办，对学堂创设，招募学童，筹议聘用严复，购置训练船械等，作出了及其重要的贡献。学堂培养了一大批海军人才，成为当时北方最大的海军技术人才培养基地。黎元洪、谢葆璋、张伯苓、刘传绶、任光鉴等，均为学堂著名的毕业生。
光绪七年（1881）四月，吴赞诚咨称：“旧疾增剧，不能转动，难期痊愈。学堂事体繁重，为造就水师人才张本，关系海防要务，若以病躯从事，恐致贻误。恳代奏开去差使，另派能员接办。”五月二十日，李鸿章奏由二品衔分发补用道福建船政提调吴仲翔调任天津水师学堂总办。吴赞诚于光绪七年（1881）五月因病卧床，从此远离宦坛。他侨居金陵，寄寓他乡，过着疾病缠身凄凉困苦的晚年生活。
因长期颠簸积劳成疾，吴赞诚于光绪十年（1884）五月二十四日病故，终年62岁。皖省奏请恤典，却以未疾终于位，格于部议。广东省永安、德庆之民呈请祠祀名宦，粤督以未符。直到光绪十五年（1889），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称吴赞诚在台“勤事忘身”，因而专折奏请为吴赞诚在台湾建祠祭祀，并建议国史馆立传。其后清廷旨准前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沈葆桢在台湾建专祠，以吴赞诚附祀。台湾民众为了纪念吴赞诚，也在各地建有数处庙宇、土祠。
六、志向高尚，清廉寡欲；坚贞操守，安贫守志
吴赞诚劳身焦思，殚精竭虑，犯险赴难，不稍退避。尝言：“天赋人以精神原期有用，吾自分无安闲之福，苟有济于世，虽精神耗竭，岂有恨哉。”但吴赞诚对美差肥缺，却数次谦让避就，时人“益重之”。
李鸿章平吴时，军事日振，好薄功名之士多趋炎附势。李鸿章听说吴赞诚吏有政声，军功颇著，拟奏调吴赞诚赴营效力。吴赞诚以父亲年高，就养在粤而婉言谢绝。到了同治六年（1867）复奏调，吴赞诚又以丁父忧而再辞不赴。李鸿章尤“敬惮之”。
吴赞诚生性清介，淡泊寡营。有人给他田产，他则笑而拒绝。在惠潮嘉道任上，严诫下属，不得受人馈赠。一次，有某下属见道署陈设破败简陋，乘吴赞诚外出时，暗自换了较好的道署。吴赞诚回来知道后，立即责令还于旧署。吴赞诚每每举杨公清白之言以自勉励。广东顺德为粤东富区，上司为酬其劳苦而令署之。吴赞诚就任年余，全身不适，再三请求辞之，同僚皆诧异不解。离任交核，亏银数千两，僚属尤以为怪，认为身处膏腴之地而不能自润。这就是吴赞诚在其诗《已巳岁除有感》中所描述的“官贫聊免俗，谋拙只由天。”吴赞诚在粤期间，不仅淡泊利禄，遇到办公经费缺乏，常常以所领薪费济用。后来造册核销，所属皆曰理应补领，吴赞诚不屑于此，多次以俸银充作公用。
皇城根边的天津海关道，尤为天下肥缺，李鸿章欲奏调赴任，吴赞诚坚辞乃止。在吴赞诚病归辞官之时，仅余廉俸若干及渡台应领的津贴银两，作为日后的医药衣食之资。
吴赞诚在粤之日，不营私财，清正廉明，素有“吴青天”之誉。及其因赴台病体，去官归里，“田无数亩之增，家无一椽之庇”，还乡暂就亲戚故旧茅屋以居，素帷萧飒，仅蔽风雨。子女辈比同贫寒之士，也能晏然处之。坚贞操守，安贫守志，这在淮系集团的诸多上层大员中是不多见的。至于吴赞诚以病体恐误国，数辞去位，生平进退大节，不肯稍事迁就，而对于功名之事，志存韬让，尤为人所难能。
清廷军需支出蹇涩，尤其是面临同时出现的东、西边疆危机形势，朝廷虽然在经过“海防”、“塞防”大讨论后，确定了两防并重的决策，然而收复新疆耗资惊人，几乎是以国家一年的财政收入用于平乱。因此，光绪初年实际用于海防建设的资金，据李鸿章所言，“每年仅得数十万两”，[16]这对需资庞大的海防建设不啻杯水车薪。因此在回信中，针对丁日昌屡请购置铁甲船之议，李鸿章只能徒生“目下经费不充，诚如尊令，未免踌躇无措耳”的感喟。
然而，经费不充，并不说明当时不进行海防建设。回信中提到的“吴春翁已赴台防”，即是李鸿章加强东南沿海门户台湾防务的举措之一。台湾自日本侵台事件后，其重要地位突显，清廷意识到“经营台湾实关系海防大局”，并且“日本情势未能一日忘我，不能不豫为之备”。[17]为此，清廷按受沈葆桢的建议：福建巡抚冬春驻台，夏秋驻福州。于是，台湾近代化发展由此起步。[18]史料证明，继钦差大臣沈葆桢之后，福建巡抚丁日昌、王凯泰、吴赞诚等均曾巡视台湾，为台湾发展做出了贡献。信中的“吴春翁”，即吴赞诚。在《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中收录的光绪三、四年间，李鸿章写给吴春帆的信函就有10封之多，内容涉及的几乎都是关于台湾的建设与防务事宜。从中可见李鸿章对经营台湾，巩固海防的高度慎重与支持。
闽台海防同等重要，缺一不可。李鸿章与吴赞诚深知此道。福州位于福建东北沿海，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西方传教士纷纷入闽传教。咸丰年间，英国传教士胡约翰以租赁为名，强占了福州乌石山道观寺及其周边土地，修建洋楼。光绪四年（1878）八月三日，胡约翰又私自侵地兴建教堂，并藉势辱骂前来抗议的福州绅民，激起民愤，群起拆毁擅自修建的三座洋楼。教案发生后，英国驻华代理公使傅磊斯（时威妥玛回国述职）反诬蔑福州绅民蓄意破坏，无理要求清廷缉凶，赔款，偿地。在这种情形下，九月，李鸿章奏请清廷派福建抚巡丁日昌驰赴福州处理该案。信中提到的“谕饬丁雨帅前往会办，未悉雨帅能剋期往办否？”即指此事。结合史实考察，李鸿章奏选丁日昌是知人善任，且有深意的。《清史稿·丁日昌列传》载丁日昌“善折狱……鸿章倚以办外交，事有钩棘，徐起应付，率皆就范”并非虚夸。事实上，丁日昌的确熟谙刑法，精通外务，且能审时度势，不卑不亢。而李鸿章正是看中此优点，希冀丁日昌能“剋期往办”。关于此点，联系信中“威使十月底时可到港”一语，可以推断，李鸿章是想在回英国述职的驻华公使威妥玛十月底返华之前，尽快妥善地完结此案，以避免英国在修约之际再度借机寻衅而胁迫勒索。《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中收录的李鸿章写于光绪四年（1878）九月五日的《论闽省洋楼被毁案》一文亦可印证：“于威使未到之先似须另设方略……或奏请雨生就近赴闽筹办，试较得力”。此层深意，想必丁日昌也心知肚明，后在处理乌石山教案过程中，亲自收集案证，“钩稽旧案，获教士侵地佐证”，指示地方绅士循司法途径向英国在华法庭控告英国教士，使得英人在乌石山建立传教据点的企图无法得逞，而威妥玛也终于无从构衅。吴赞诚协助李鸿章妥善处理此项外交纠纷。
吴赞诚为官数十年，劳身焦虑，尽瘁国事。他为人厚重寡言，居官清廉。特别是在福建船政大臣任上，为船政事业的数十年辉煌创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他所创建的严格管理方法也为继任者树立管理楷模。光绪七年（1881），吴赞诚以病辞官，回籍卧病三载，于光绪十年（1884）五月二十四日病故。其墓葬庐江县盛桥镇夏家田埠东首。墓碑于2007年4月27日在该村大塘内被发现，犹为珍贵。我们也可以告慰这位船政元老功勋在天之灵了。
注释：
[1]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安徽出版集团、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2]参阅夏冬波：《李鸿章的亲家——抚台建功的吴赞诚》，见《安徽文史资料全书·巢湖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船政奏议汇编》卷十四，第128-130页。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4]《哨官龙游清容留现任住厂、玩视工务，请革职片》《船政奏议汇编》卷十五，第133页。版本同上。
[5]《林高辉约束不严，分别斥革片》，《船政奏议汇编》卷十七，第161页。
[6]《遵旨赴台并船政事宜布置情形折》，《船政奏议汇编》卷十五，第134-135页。
[7]《船政奏议汇编》卷十五，第142页。
[8]《船政奏议汇编》卷十七，第158-160页。
[9]《船政奏议汇编》卷十七，第159页。
[10]《船政奏议汇编》卷十七，第159页。
[11]《提调吴道留心海防，通晓洋务，请交军机处存记片》，卷十七，第163页。
[12]有关船政与台湾经济近代化的关系，可以参阅徐心希：《略论晚清福建船政的发展与台湾经济近代化》，《台湾研究》2006年第3期，第54-58页。
[13]详见《吴光禄使闽奏稿选录》，台湾文献丛刊第231种，台湾银行研究室编辑。
[14]详见《吴光禄使闽奏稿选录》，台湾文献丛刊第231种，台湾银行研究室编辑。
[15]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安徽出版集团、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16]《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二十九“海防经费免再抽拨片·光绪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以及《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七“复丁雨生中丞·光绪三年·九月初六日”。版本同上，
[17]《洋务运动》，第2册，第3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18]有关船政与台湾经济近代化的关系，可以参阅徐心希：《略论晚清福建船政的发展与台湾经济近代化》，《台湾研究》2006年第3期，第54-58页。 ------------------------------------------------------------------------------------------------------------------
爱国海军宿将萨镇
肖忠生
（福州市社会科学院）
萨镇冰（1859-1952），字鼎铭，闽县（今福州市）人，原籍雁门，世居福州城内朱紫坊，幼时，曾住黄巷三年，他一生经历了晚清、民国与解放初期的历史时期。清末，历任“威远”、“康济”、“通济”、“海圻”舰长，广东水师提督、总理南北洋海军、筹办海军大臣、海军总制等职；民国时期，擢为海军临时总司令、海军总长、兼代国务总理，授“肃威上将军”衔，还曾一度任福建省省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他是中国海军史上一位卓越人物，为国家和人民做有许多顺应时代朝流的好事和贡献。
刻苦学习掌握本领
萨镇冰出身于寒士家庭，其父萨怡臣，是个秀才，以教书为生。萨镇冰幼承家学，7岁入塾，授业于王崧辰，读经子诸书，8岁，萨镇冰到族叔萨铿藩家改读于萨澹秋门下，由于萨镇冰聪颖好学，又有志向，1869年，便考入马尾船政后学堂，学习驾驶。该学堂重视学习科学技术，萨镇冰所学的门类很多，有英文、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割锥、平三角、弧三角、代积微、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术等，萨镇冰学习成绩优异，常得到学堂的奖赏。1872年，萨镇冰在船政后学堂第二期管驾班，学习期满，以第一名优异成绩毕业。1873年，被派往“扬武”兵舰上见习，多年后，他回忆说：“上船实习就是将在校所学习的功课用于实际，我觉得这是求知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时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舰队当作自己的家庭，把士兵看作自己的兄弟。”①1874年，他又被调到“海东云”号兵舰任二副，因他巡辑剿灭台湾沿海海匪得力，记大功一次。1875年，船政学堂为增长学生在海洋中战风斗浪、机智灵活地独当一面的能力，船政局又将“扬武”兵舰改为练习舰，专供学生操练之用。萨镇冰等人又登舰见习，他们航行外海，经新加坡、小吕宋、槟榔屿等地，至日本而还。萨镇冰这次出国远航中充任少尉职，并学到许多航海本领。
1877年（光绪三年）3月，萨镇冰作为中国海军第一批留学生赴英国留学，考入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当时与萨镇冰一起在该校学习的还有严宗光、林永升、叶祖珪、何心川和方伯谦，他们研修物理、化学、航海、气象、海战阵法、造船和制造枪炮的理论与操作，还学习了西方的历史、文化与国际法。这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知识，极大地丰富了萨镇冰的头脑，开阔了他的知识视野和政治视野。1879年，萨镇冰等留学生便分派英海军各舰练习。他们学习很刻苦，凡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鲜事物，他们都悉心地观察、探究和思考，表现出对国家和民族，也对自己的一种高度负责的精神。这次实习中，萨镇冰航行于地中海、大西洋和印度洋，进一步学习到了许多科学技术。1880年（光绪六年），萨镇冰赴英学习已届三年期满，经驻英公使李凤苞咨送回国，开始为报效祖国献力。 参加威海卫保卫战 威海卫保卫战为中日甲午海战之三大战役之一。威海卫位于山东半岛北部东端，背山面海，扼渤海入口处。港口南北两岸构成弧形地势，有刘公岛、日岛为其天然屏障。南北两岸及刘公岛、日岛均设有炮台，日军若从海上正面强攻是难以奏效的。日岛面积仅有十四亩的小岛，它是刘公岛的门户，原守卫日岛的只有40名步兵，25名水兵和3名西洋军官，随着威海海战的日趋激烈，其防卫作用显得非常重要。萨镇冰当时为“康济”舰副将衔管带，在威海卫保卫战关键时刻，他奉命带30名水兵负责守卫在日岛。日岛的恶战是从1895年1月底开始的。当时由于李鸿章避战保船，即“以舰队全力坚守刘公岛”的错误方针指导，使日军从容登陆，抄袭北洋舰队的后路，清守军虽然也进行了抵抗，使敌人受到一定损失，但寡不敌众，日本侵略军很快占领了荣成、威海卫的南北两岸炮台等地，日军妄图凭借占领的有利地形，水陆夹攻，一举摧毁清军在刘公岛、日岛上的防御工事，围歼北洋舰队于威海港内。于是，日军出动了军舰18艘，以4艘封锁北口，14艘配合海岸炮台，对刘公岛、日岛和港内军舰进行了连续猛烈的炮火袭击。北洋舰队在丁汝昌领导下，同仇敌忾，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在日岛上，萨镇冰率领的海军30余人，从海战开始起，一直处在日军炮火杀伤的严重威胁之下，但他们士气旺盛，与敌炮战，终日不绝，在海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当时香港《孖剌新闻》战地记者肯宁咸记述：“守着这岛的，有3位西洋人，40名步兵，25名水兵。后来，因为那些步兵没有用，萨管带（镇冰）带领了30名水兵来守这炮台。他在这岛被攻时非常的奋勇，虽然冒着不绝的炮火，他亲手把守着速射炮。从战争开始到停止，日岛当着南洋三炮台的炮火。地阱炮升起来，更成了那三炮台的目标。这些炮并没有附着镜子，所以升炮的人一定要到炮台上面去，结果这人立刻受对方炮击，这是很危险的职责。可是那些年轻的水兵仍旧坚守着这些炮，奋勇发放。一次三个水兵守着一门炮……其中有一个颈上、腿上和臂上三处负了伤，可是一等伤处裹好，他仍旧坚决地回到他的职守，只手助战。”②当萨镇冰坚守日岛时，因积劳过度，一度罹病。其夫人陈氏闻讯从福州赶来探视，正拟登上“康济”舰时被镇冰得知，便喝令水兵撤开舷梯不准夫人登舰。在左右劝说下，萨镇冰仍不准千里迢迢而来的夫人登舰一晤，他说：“此地非同寻常，今日非同寻常，怎能允其登舰。告她当我已死，令其速回。”③夫人被拒见，只得垂泪南归。2月7日拂晓，日军发动总攻，日旗舰“松岛”首先开炮，北洋各舰与刘公岛、日岛炮台紧密配合击伤“松岛”，接着日舰“桥立”、“严岛”、“秋津洲”、“浪速”也相继中炮负伤，敌焰受挫。正当日岛炮战最激烈时，一门升起的地阱炮突然扑倒，妨碍了其它各炮的发射使用，岛上的官兵住所、厨房同时遭毁坏，弹药库亦发生爆炸，炮台又遭到日军陆上猛烈炮火的轰击而被摧毁。在这危急关头，萨镇冰一方面率领水兵继续沉着应战，继续英勇抗击日军，另方面发出信号，请示丁汝昌提督。2月8日，萨镇冰在接到丁汝昌的撤出日岛的命令后，才把全体官兵撤到刘公岛，与丁汝昌会合。萨镇冰率兵守卫日岛共13天，战斗非常勇敢，而且表现出军人应有的高度纪律性，并取得一定的战果，其爱国精神十分可嘉。
威海卫保卫战，由于受李鸿章“避战保船”思想的错误指导，投降派的无耻叛卖，军事技术落后和无后援军队支持等原因，最终失败了。但北洋舰队广大官兵英勇抗击日军的侵略事迹是可歌可泣的。 热心办慈善事业 1922年10月15日，黎元洪政府委任萨镇冰为福建省长，1923年2月萨镇冰又任福建“自治”省长，这样，到1926年10月北伐军何应钦部入闽，组成“福建临时政治会议”止，萨镇冰任福建省长历年近4年。萨镇冰主闽期间，他办有许多好事：第一，锐意革新吏治，端正世风。他对自己要求严格，不喝酒，不抽烟，步行上班办公，长年穿布衣布鞋，亲自接待来访百姓。他力行“四严”，即“严缉盗匪、严惩贪污、严禁烟毒、严戒赌博。”他经常启迪鼓励民众和官吏保持与发扬忠、孝、仁、义、节、勤、俭等我国人民的传统美德。当时，经他治理后的福建果然较前吏治清明，治安良好，经济恢复，人心安定；第二，关心同情民间疾苦。他见民间疾苦非常同情，便想方设法筹集资金，在福州设立孤儿院、聋哑学校、麻疯病院、工艺传习所和贫民救济院等，收容和安置孤儿、弃儿、残疾者、麻疯病患者、生活无靠者和乞丐等。例如，福州基督教孤儿院董事会聘请萨镇冰为董事，他欣然接受并从此不遗余力地向国内外募捐，赞助给孤儿院。每逢圣诞节，他必解私囊购买玩具、糖果等赠送孤儿院孩子；他还积极发展教育，启发民智，增办各类职业学校，培养各类人才；第三，建“肃威路”。1925年，他为了有利交通和人们行走，他将署中一片空地（清朝时闽浙总督衙门之箭道）拆墙通街，辟为马路。福州市民感戴他热心公益，把这条路命名为“肃威路”，以兹纪念。1943年，萨镇冰族弟萨嘉曦作《肃威路记》，肃威路址今犹存。
1926年10月，萨镇冰辞去福建省长职务，赴南港等地施赈救灾。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入闽之际，漳泉镇守使军阀师长张毅率部窜袭福州，兵败后，在南港、瓜山一带，大肆焚掠，民舍悉付一炬，乡民流离失所，走投无路。据《萨公长寿亭碑记》中说：“丙寅冬（1926年冬），闽方有事，张毅弃漳泉之地，悉引兵趣省城。会有堵遏之者，乃窜入南港。南港者，江流盘折之处，沿岸九十三乡，是时，庐舍田园，焚毁蹂躏，无一完土。男女死六十余人，其逃匿山中者，坑谷皆满；或渡江以避，舟不能容。自古灵、瓜山至于新岐，横纵二十里，炊烟断绝，匪惟猪鸡芋菽之属，殄灭无遗，即草根树皮亦几于尽矣。迨张军投械受遣，乡人始逡巡归，而居无室，食无粮，野有积尸，无以为殓……”④可见，当时南港兵灾十分严重，急需救灾。萨镇冰为此又办如下好事：第一，筹集救灾资金。他以卸任省长之身，不辞困难，四处奔走，吁请各界捐输衣食，并向海外侨胞乡亲募集了20余万元巨款供南港、瓜山一带救灾使用，还亲自主持救灾工作；第二，筑屋铺路。萨镇冰在南港、瓜山灾区，尽心尽力帮助无家可归的灾民盖房，使他们能安居乐业；在南港修建通往各乡的大路，其中南港新街大路，宽达3丈，通行很方便。对此，乡民高兴地把它们定名为“通商”、“惠工”、“安康”之路；第三，建造苏州桥。1928年，萨镇冰在南港建造苏州桥，竣工后，他写诗云：“回忆当年涉病时，寒天没胫剧堪悲；桥成今日诸无苦，来往行人险化夷。”⑤萨镇冰在南港救灾三年，使人民生活恢复了安定，农业生产得到发展，南港呈现繁荣景象。南港民众，为纪念萨镇冰的功绩，在桥北特建“萨公长寿亭”一座，亭中镌刻张一琴代南港九十三乡民众撰写的《萨公长寿亭记》。自立亭撰记以来，南港九十三乡民众将萨镇冰的生辰称为“长寿节”，尔后每逢这一天，家家户户都按欢庆民俗节日的做法来纪念萨镇冰。
随后，萨镇冰还为民办很多好事。1927年，他赴龙岩施赈，他深入闽西各地了解情况，同情贫困农民，在龙岩两年中，做了多项救济事业，并为当地的祠宇、神庙、书斋、楼屋等书写对联等，受到农民的敬仰。对此，当地民众为了纪念他的功绩，还给他建一座“肃威上将军纪念碑”。1932年，萨镇冰游闽东，在霞浦用华侨捐款及以工代赈办法，发动群众清理护城河，扩建东关市场及马路等，并留有浚河诗碑，诗曰：“疏河大禹古称仁，此日松城步后尘。万众辛劳天下负，功成千载利斯民。”⑥同年夏，台风袭击罗源造成灾害，萨镇冰又赶到灾区救灾。对此，罗源鉴江人民立石碑曰：“衽席吾民”，并纪其事；1933年，萨镇冰到福鼎县秦屿镇，募款修筑秦屿海堤，以防海潮冲击成灾，海堤修成后，秦屿人民称之为“萨公堤”。同时，萨镇冰又在秦屿娘子步特建一楼，以为恤农防盗之用，楼分上下两层，共室四十间，秦屿人民称之为萨公楼；同年秋，萨镇冰又在太姥山修石路三百六十级，以便行走，民众称之为萨公岭。1948年，萨镇冰居福州，同年夏末，福州闹水灾，萨镇冰向华侨募款，亲自施赈，并重修晋安桥，以利行走。 支持抗日救国 1933年12月20日，驻闽的十九路军发动反蒋抗日的“闽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萨镇冰积极支持“闽变”，被聘为“人民革命政府”的高等顾问和延平省的省长。1934年1月，由于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刚成立的人民革命政府失败了，萨镇冰应蔡廷锴的请求，亲自赶赴马尾向海军借到舰船数艘，使受阻于乌龙江畔的十九路军得以全部渡江南下。
“闽变”虽然失败，但埋藏在萨镇冰心底的抗日火苗仍在燃烧。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0月，他不辞老迈，奔赴南洋各地，在华侨中宣传抗日救国，募集经费、医药器械等物资，1938年春，便把这批物资器材运回祖国抗日前线，还有爱国华侨青年随他回国抗日。1941年4月21日，福州被日本侵略军占领。萨镇冰为了坚持抗日，不为日寇所利用，他游历川、鄂、湘、黔、陕、甘、滇等省，体察民情，宣慰同胞，他梦寐以求的是争取抗日战争的早日胜利，尽力医治好战争的创伤，以使祖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 拥护人民解放军解放福州 1949年夏天，萨镇冰因小恙住入佛教医院。7月27日上午，途经福州的代总统李宗仁来医院探望他，转达蒋介石之意，力劝他前往台湾，萨镇冰以病坚辞之。后来，蒋介石又电朱绍良送萨赴台，他又机智地拒绝了，其实这时我党的地下人员已与萨镇冰接触过多次。萨镇冰都表示要坚决留在大陆，迎接福州解放。8月17日，福州终于解放了。这一天，萨镇冰即与刘通、丁超五、陈培锟、何公敢等联名发出拥护中国共产党，欢迎人民解放军的安民布告，即《告市民书》，并与群众一起参加庆祝福州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萨镇冰热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写有许多歌颂新中国的诗章。他盼望祖国早日和平统一，他说：“人类求安原有道，民治虽分终必联。”⑦
1952年4月10日，萨镇冰因病逝世于福州，享年94岁月。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均发来唁电。4月19日由福建省主席张鼎丞主持公祭。祭文说：萨镇冰“一生廉朴，礼贤大士。……深庆中国之新生，老而益壮，积极参加人民民主事业，为保卫祖国与世界和平不断呼吁。”他葬于福州西门外梅亭。他的爱国爱民精神令人可钦可仰。 注释：
①《中华民国海军史料》下，第993页，海洋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
②《中日战争》丛刊，第6册，第321页。
③萨本仁著：《萨镇冰传》第60页，海潮出版社，1994年1月第1版。
④张一琴：《萨公长寿亭记》。
⑤萨伯森：《萨镇冰先生轶事》。
⑥《霞浦文史资料》第3辑。
⑦《雁门萨氏族谱》第372页。
作者简介：
萧忠生，福州市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副研究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