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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整个宋代，都是不得不用兵，而又看不起兵，如何叫武人立功？宋代武将最有名的如狄青，因其是行伍出身，所以得军心，受一般兵卒之崇拜。但朝廷又要提防他要做宋太祖第二，又要黄袍加身，于是立了大功也不重用，结果宋代成为一个因养兵而亡国的朝代。 宋代军队分两种，一称禁军，用一个活的兵样，后来用木头做成一人样子，送到各地方各队伍。合这标准的，就送中央当禁，一称厢军。宋代兵制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兵制了，然而也有其因缘来历，我们仍不能过分来责备宋人。
在唐末五代时，藩镇骄横，兵乱频仍，当时社会几乎大家都当兵，读书人像要没有了。开头军队还像样，以后都变成了老弱残兵。军队不能上阵打仗，便把士兵像罪犯般当劳役用。其时凡当兵的，都要面上刺花字，称为配军，防他逃跑。如《水浒传》里的宋江武松一类人，脸上刺了字，送到某地方军营中当兵做苦工，人家骂他贼配军。这是远从五代起，直到宋朝，没有能彻底改。这样的军队，当然没有用。 其实这些军队，在汉是更役，在唐则是庸。而宋代之所谓役，在汉代却是地方自治之代表。此种转变，极不合理。只因积重难返，宋太祖也只能在这种军队中挑选一批精壮的另外编队，就叫禁军。禁军的挑选，身长体重都有规定，因此禁军比较像样；不合这标准的，留在地方作厢军。厢是城厢之义，厢军是指驻在各地方城厢的。这些兵，并不要他们上阵打仗，只在地方当杂差。地方政府有什么力役，就叫他们做。 但宋太祖为何不建都洛阳西安，而偏要建都开封呢？这也有他的苦衷。因为当时国防线早经残破，燕云失地未复，他不得不养兵。养兵要粮食，而当时的军粮，也已经要全靠长江流域给养。古代所谓大河中原地带，早在唐末五代残破不堪，经济全赖南方支持。由扬州往北有一条运河，这不是元以后的运河，而是从扬州往北沿今陇海线西达开封的，这是隋炀帝以来的所谓通济渠。米粮到了开封，若要再往洛阳运，那时汴渠已坏；若靠陆路运输，更艰难，要浪费许多人力物力。宋代开国，承接五代一般长期混乱黑暗残破的局面，没有力量把军粮再运洛阳去；长安一片荒凉，更不用提。为要节省一点粮运费用，所以迁就建都在开封。宋太祖当时也讲过，将来国家太平，国都还是要西迁的。 只因宋代开国形势如此，以后就不能裁兵、不能复员，而同时也不敢和辽国再打仗。因为要打就只能胜、不能败，败了一退就到黄河边，国本就动摇。在这种情形下，宋代就变成养兵而不能打仗，明知不能打仗而又不得不养兵。更奇怪的，养了兵又不看重他们，却来竭力提倡文治。这也未可厚非，宋代就因刻意提倡文治，才把晚唐五代一段中国历史的逆流扭转过来了。在宋人只想把这些兵队来抵御外患，一面提倡文治，重文轻武，好渐渐裁抑军人跋扈，不再蹈唐末五代覆辙。因此上养兵而愈不得兵之用，以后就愈养愈多。《水浒传》说林冲是八十三万禁军教头，实际上太祖开国时只有二十万军队，太宗时有六十六万，到仁宗时已经有了一百二十五万。 在宋太祖时，因防兵卒骄惰，又规定禁军分番戍守之制。地方兵厢军是摆着无用的，各边防守全须派中央禁军去。但亦不让其久戍，譬如今年戍河北的，隔一年调中央，又隔些时再调到山西，这又与汉唐戍兵退役不同。宋代是没有退役的，不在边防，即在中央，仍是在行伍中。如是则一番调防，在军人只感是一番劳动，因此又要多送他们钱。因此宋代虽连年不打仗，而经费上则等于年年动员、年年打仗。军队老是在路上跑，并且又把将官和军队分开了。军队一批批调防，将官还是在那里不动，如是则兵不习将，将不喜兵。这也是怕军人拥兵自重，然而缓急之际，兵将不相习，也难运用。所以整个宋代，都是不得不用兵，而又看不起兵，如何叫武人立功？宋代武将最有名的如狄青，因其是行伍出身，所以得军心，受一般兵卒之崇拜。但朝廷又要提防他要做宋太祖第二，又要黄袍加身，于是立了大功也不重用，结果宋代成为一个因养兵而亡国的朝代。 然而宋代开国时，中国社会承袭唐末五代，已饱受军人之祸了，所以宋代自开国起就知尚文轻武。宋太祖临死有遗嘱告诉他后人说：你们子孙相传，绝对不能杀一个读书人。他们牢守此家训，都知尊重文臣士大夫。直到南宋，还是守着不杀士大夫的遗训。岂止不杀，宋王室实在是懂得优奖文人的。因此过了百十年，能从唐末五代如此混乱黑暗的局面下，文化又慢慢地复兴。后代所谓宋学——又称理学，就是在宋兴后百年内奠定基础的。这一辈文人，都提倡尊王攘夷，明夷夏之分，又提倡历史传统，所以中国还能维持，开辟出自宋以下的下半部中国史，一直到现在。正因宋代人那样尚文轻武，所以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话头，也就从那时传下来。 中国的地理形势，到了黄河流域，就是大平原；一出长城，更是大平原。所以在北方作战，一定得要骑兵。而中国之对付北方塞外敌人，更非骑兵不可。而骑兵所需的马匹，在中国只有两个地方出产，一在东北，一在西北。一是所谓蓟北之野，即今热察一带；一是甘凉河套一带。一定要高寒之地，才能养好马。养马又不能一匹一匹分散养，要在长山大谷、有美草、有甘泉、有旷地，才能成群养，才能为骑兵出塞长途追击之用。而这两个出马地方，在宋初开国时，正好一个被辽拿去，一个被西夏拿去，都不在中国手里。与马相关联的尚有铁，精良的铁矿亦都在东北塞外，这也是宋代弱征之一。王荆公行新法，一面想训练保甲，一面又注意到养马。但在中国内陆养马不方便，据当时人估计，养一匹马所需的土地，拿来种田可以养活二十五个人，这是在农业社会里要准备战争一大缺点。王荆公不得已，定出保马政策，让民间到政府领马养，把马寄养在私家，一匹一匹分散养。平时民间可以利用领养之马；遇到战争需要，再临时集合。这种事，民间当然情愿做，领一匹马来平时作牲口用，却不晓得马在温湿地带饲养不易，很容易生病死亡。但马死了要赔钱，于是农民把养马看作苦事。政府却要挨派，于是保马变成一秕政。其实这一方法纵使推行有效，遇到战事，一群羸弱之马也未必真有用。在这一制度上，也可告诉我们宋代国防上所遭遇的大难题。 再说当时长城内险，自居庸关到山海关一带，都已在辽人手里。辽人倘向南冲来，又怎样办呢？真宗时澶渊之盟，即由此形势下逼成。自宋辽两国讲和以后，宋朝的国防形势是很可怜的。两国既不正式开战，中国人也不好正式布置边防，只奖励民间种水田，多开渠道，于渠旁多植榆杨。万一打仗，可以做障碍，稍稍抵御辽人之大队骑兵。这可说是无法中的办法，这真是极顶可怜的办法。但这办法纵可怜，辽人也懂得，还是时时不许中国开沟渠、种水田。又在冬令时，放队四出小掠，把中国边境农村烧杀破残了，让中国永久不能有沿边的防御线，他们可以随时入侵，如是威胁着中国只好保持和议。算只有山西一面，太原向北，还有一道雁门关内险，这就是杨家将杨老令公杨六郎等守御的一条线。不过这是次要的一线，主要的还是在河北。此线无险可守，主要的国防线算是拒马河，亦在涿州附近，这是宋代中国不得已的一条可怜的国防线；由此一退下来，就直扣首都开封之国门；再退始是淮南北丘陵地带，渐渐和黄河流域中原大平原不同；至于过了长江，形势更不同，所以南宋还能守江淮。这是宋代国防上的先天弱点，我们也不能一一怪宋人。 其实中国自古立国，也没有不以战斗攻势立国的。秦始皇帝的万里长城，东起大同江，西到甘肃兰州黄河铁桥，较之宋代这一条拒马河，怎好相提并论呢？况且纵使是万里长城，也该采用攻势防御，所以终于逼出汉武帝的开塞出击。宋代军队又完全用在消极性的防御上，这固然是受了唐代的教训深，才矫枉过正至于如此。进不可攻，退不可守，兵无用而不能不要兵，始终在国防无办法状态下支撑。幸而还是宋代人特别重视读书人，军队虽未整理好，而文治方面仍能复兴，以此内部也还没有出什么大毛病。其大体得失如是。 不过不要忘了，大宋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窝囊的朝代，一直是汉民族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这里不妨翻一下老账：靖康二年开春，也就是1127年正月，金兵攻陷汴梁，四月将徽、钦两帝及三千余名皇室人员作为战俘带回，一年后到达金上京。第二天，金太宗吴乞买即下令让徽、钦二帝去祭拜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陵寝。先是让他爷俩脱下衣服，袒露上身，然后现宰两只绵羊，剥下血淋淋的羊皮披在两位皇帝的身上。以这种极尽侮辱的装束让徽、钦两帝一步一叩首，绕着完颜阿骨打的坟墓转了三圈。礼毕，两位皇帝又去乾元殿拜见金太宗吴乞买，徽宗被封为“昏德公”，钦宗被封为“重昏侯”。 溯源究由，原因很多，致命的还是不敢有敌人的王朝心理一直在作祟。 世上之事，常常是“怕处有鬼，痒处有虱”。宋朝不敢有敌人，但偏偏没有碰上世界大同的好运气，敌人不但客观存在，而且虎视眈眈。千年之前，在中国辽阔的版图上，除了建都于汴京的大宋之外，还出现过三个国号：一个是建都于内蒙古近郊的辽，另一个是建都于西北地区的西夏，再一个是建都于会宁的大金。上述三个政权的掌门人体内流淌的是惯于纵马奔腾的民族的血液。广阔无垠的草原铸就了游牧民族兼容、多变、简朴、动态的品格，冒险、勇猛、善战、扩张等特征也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或许是为了更好地生存，或许是游牧民族身上留下来的那种原始野性，他们情感罗盘的指针总是蛮横地指向大宋所在的南方。因此，他们总是以宋朝为敌，绝不因对方不敢有敌而手软过。他们所作的这一切完全是为了试一下马刀的锋利吗？当然不是的！ 史载，北宋与北方的辽政权和西北的夏政权长期对峙，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盟，不仅承认契丹占有幽云十六州的合法性，还每年送银二十万两、绢十万匹，开创了岁币的恶例。每次议和都要拿出如此之巨的钱财物作为贡品，不是要把宋朝的财政压垮吗？或者搞得连年赤字吗？对此，我要负责任地指出：不！我们用不着为大宋王朝杞人忧天。 追溯千年，宋朝在当时可谓超级富国了，这一点贡品只是九牛一毛了。当时，中国就与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五十多个国家通商贸易。清明上河图描绘的繁华景象千年后仍让世人惊叹不已。但富不简单地等同于强。落后就要挨打，而一个没有尚武精神、没有强大国防作后盾的民族，即使经济再强大繁荣，也同样会挨打，会丧权辱国。 幽云十六州是后晋之后包括宋代在内的汉族子民心头的一个痛处。公元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反唐自立，向契丹求援。契丹出兵扶植其建立晋国，辽太宗与石敬瑭约为父子。作为条件，两年后，即公元938年，石敬瑭把幽云十六州之地献出来，使得辽国的疆域扩展到长城一线。宋朝的统治者多次想收复幽云十六州，但几次准备或攻打未果后不得不放弃了。“宫梅粉淡，岸柳金匀，皇州乍庆春回。凤阙端门，棚山彩建蓬莱。”赵佶的这首《声声慢》，字里行间渗透了奢华、渗透了脂粉、渗透了优雅。这种优雅舒坦的生活实在太惬意了，宋王朝的大小官员哪里舍得去打破呢？收复的事只能放一边去了。后来，宋朝干脆承认外族对幽云十六州拥有主权的合法性，而宋王朝的子民们，称辽兵为“虎狼之师”，可见全国上下惧怕之深。 日子越安逸，统治者越不敢有敌人。既然不敢有敌人，就没有必要保持强大的军队了。这是宋朝最高统治者的治国逻辑，也是其推行的“重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国策的心理基础。最高统治者关注的焦点通常是社会力量的汇聚点。宋时，文化发展到空前高度，欧阳修、范仲淹、苏东坡、王安石、司马光、柳永、辛弃疾、李清照等大家灿若星河。陈寅恪先生评价说：“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就连那些大小官员平时也对咬文嚼字，卖弄文采，风花雪月，浅斟低唱等乐此不疲，以附庸风雅为能事，而一遇国家危机却推诿扯皮，束手无策，甚至奴颜婢膝，卑躬屈节。由于文气过重，很多文人和官员只有借酒消愁，到那花红柳绿处、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歌妓那里寻求理解和安慰；或是寄托老庄，心死抽身，退避入山崖林薮孤芳自赏。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精神木讷的萎靡王朝。 历朝历代，没有武功，哪有文治？没有武备，再繁荣的经济，再灿烂的文化也会成为一堆瓦砾。不是吗？汉唐的文治就是建立在武功的基础上的。而宋时军人的社会地位很低，大量士兵都是脸上刺字后发配充军的罪犯。“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俗语就是宋时流行起来的。在这种导向的社会氛围中，习文之风日盛，而尚武之风日衰。宋朝拥有上百万常备军，宋神宗登基前禁军、厢军达到140万人，人数不可谓不多，并且开创了人类史上最早使用热兵器的新纪元，把指南针用于军队布阵作战，装备不可谓不先进。但是，基本国策的设计对社会精英的导向作用很大。但由于军人的社会地位一直不高，导致许多人不想从军，不想当军人。文人很多，杰出的军人却很少，名将更是凤毛麟角。由于缺乏军事战略人才，作为国之大事的军事思想、战略、战术就很难得到提高。缺乏决断，选择了抱薪救火，以致外敌气焰日胜，东吞一地，西割一城，后来又因为太过天真同金一起灭辽，妄想分得一城半镇，不想却丢了半壁江山，连皇帝都被掳去，剩了个南宋，落得千古笑柄。以后的故事，就是大家熟知了。 在残酷竞争的世界，武功与文治是一个孪生体。国家对武功建设的思路和手段的调整，文治迟早会作出相应的反映。不论武功与文治方略调整孰先孰后，文治依赖于武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与自己的敌人是分不开的。因为有敌人，看到了努力的方向；因为有敌人，产生了前进的动力；因为有敌人，就有了追赶的对象。 敢有敌人，不是为了主动拥有敌人。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竞争存在，优胜劣汰是亘古不变定律。一个民族要生存发展下去，必须有敌情意识，并且不断培育善于战斗的勇气和禀性，否则经济与文化无以依附。一个民族保家卫国的军事才能，是一个民族的立身之本、生存之本。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千年过去了，大宋王朝风花雪月的岁月残废了，没有底力的繁荣早已蒸腾为覆灭的哀曲，不敢有敌人的王朝心理正躺在历史的教科书里呻吟着……（文/顾伯冲 来源：解放军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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