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垃圾：破解困局（图） (1)发布时间：2004.10.28 17:45 来源：赛迪网-中国计算机用户 作者：本刊特别报道组【赛迪网讯】南京金泽公司与广东贵屿镇，两个相隔千里之遥的地方，因电子垃圾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贵屿曾是世界闻名的电子垃圾污染严重的小镇，而南京金泽公司则是国内首家正式投产的专业电子垃圾处理厂。 因为是两个“典型”，自然深得媒体青睐。如果把过去媒体对它们的报道整理概括一下，我们的眼前将浮现出这样两组颇具震撼力的画面：一边是当地居民用锤子、铁钳对付废弃的电脑、电视，一边是价值上千万元的电子垃圾处理线；一边是浓烟滚滚、污水成灾，一边是零污染、零排放；一边是红红火火的手工作坊，一边是空空荡荡的大厂房。 不过，最近到过贵屿的人都说，如今的贵屿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随处焚烧废物的现象不见了，镇容村貌明显改观，道路变得宽阔干净了……
这样的谨慎并非毫无道理。因为电子垃圾污染严重，贵屿曾经被国内外多家媒体报道，甚至连世界环保组织都曾“大驾光临”。作为贵屿镇的党委书记，黄銮文身上背负的压力可想而知。 贵屿，广东最大的废旧电器“回收集散”地。根据黄銮文提供的资料，贵屿过去每年拆解的废旧电子电器产品达55万吨（1997年至1999年高峰期年拆解100万吨），每天有数百辆装满电子垃圾的卡车开进贵屿。 根据绿色和平组织2003年所做的一个调查报告，来自全国各地的电子垃圾，在贵屿都面临着同样的命运：以废弃电脑为例，当一台电脑被运到贵屿后，它会被拆开。 曾经到过贵屿的人，很容易发现这样的镜头，电子垃圾中所有值钱的零部件都会被取出来卖；金属和塑料外壳被送去重新融化；所有的电线都被集中在一起燃烧，烧完之后剩下的铜将被收走；连显像管这样的零件也不会被放过：人们用榔头敲下管颈上的偏转线圈，同样是为了得到金属铜。剩下的玻璃壳就随意丢弃。 手工作坊的工厂主们似乎更看重电路板，拆解起来下的功夫也最多。人们先拆下电路板上的电子元件。好一点的元件经过“翻新”重新出售；焊锡也被收集起来。人们把成堆的集成电路芯片投入王水（盐酸与硝酸的混合物，可以溶解金）中，从中提取出微量的金。电路板最后也要投入到酸溶液中，溶解掉上面的铜。用过的废酸液不经过任何处理就排入了当地的河中。 其实，贵屿人并非不知道这样做的恶果。贵屿镇政府对污染最严重的三道工序多次明令禁止：不能用直接加热的办法拆解线路板，不能用酸洗提炼贵金属，不能焚烧电子垃圾。 虽然三令五申，经常突击检查，但贵屿镇政府自己也承认，这样做“只能治标，尚未能治本”。因为贵屿镇的经济已经和电子垃圾处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据统计，全镇从事废旧电器拆解加工的人员达3万多人，占全镇劳动力的50％以上，人年均收入1.5万元，是全镇农村人平均收入的5倍。靠着电子垃圾，很多拆解大户成了几十万元户，甚至百万元户。从严治理无异于断掉了贵屿人的财源。一边是短期利益，一边是子孙后代，贵屿人不会不知孰轻孰重。可放在经济杠杆的天平上，在黄銮文等贵屿镇政府官员心中，还真没这么简单。 贵屿镇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电子垃圾回收处理的生产链，包括从全国各地收集到运送、一级拆解、二级拆解、废弃电器零部件的再加工、销售等，所有的环节都已成型，并运转多年。想割断一条稳固的链条，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起码，只靠行政指令，难以做到。
2004年10月14日傍晚六点，南京新港码头已是华灯初上。 王威卫刚刚办完一批工业废料的进口手续。他闭上眼睛长出了一口气，然后朝着停车场快步走去。在80公里之外的公司中，还有一堆事情等着他处理。 在南京金泽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王威卫的职务是总经理助理。因为总经理常驻香港，他这个助理免不了事事操心。 “累倒是不怕，要命的是一些事儿你没办法……”车在高速路上飞驰，王威卫冒出这样一句感慨，脸上满是无奈。和半个多月之前那个意气风发、“革命热情高如天”的王威卫相比，如今的他好像换了一个人，心境全变。 2004年9月25日是南京金泽公司大喜的日子。投资1000万元的电子电器废弃物加工处理中心正式竣工投产。虽然项目不大，但是国家发改委、信息产业部、环保总局的相关负责人却齐齐到场。发言、参观、鼓励，当时的情景很让王威卫振奋。 但是好景不长，尴尬的事儿很快就来了。就在投产当天，公司把原来备下的所有电子垃圾都倒进了生产线，并且几个小时之内全部处理完毕。从第二天开始，直到今天，电子垃圾处理厂房一直全线停工，等米下锅。 而王威卫正是负责找“米”的人。说起这件尴尬却不无滑稽的事，王威卫一脸苦笑：“投产当天的那些废旧电脑、手机和电子配件，是我们积攒了好长时间的存货。其中大部分还是我们自己花钱买来的。但是我们不能老干这种赔本买卖呀。这条生产线前期投资这么大，如果再自己掏腰包买原料，不用掐指头，也能算出我们是亏本的啊！” 厂房空着，生产线停着，王威卫的心里火烧火燎。摆在他眼前的选择并不多：要么，跟走街串巷的小商小贩争饭吃，把老百姓手里的电子垃圾“抢”过来；要么，跟生产制造厂商合作，处理他们的废弃产品。在进口电子垃圾被国家明令禁止之后，电子垃圾的主要来源只剩前面提到的这两个。流动大军走街串巷收垃圾的功夫，金泽比不来也学不了，老百姓又不可能主动把废弃家电送上门来，王威卫只能选择后者。
在最近一两个月中，王威卫接触了很多国际、国内的大厂商。经过数次谈判，金泽公司已经和摩托罗拉、诺基亚、三星等公司签约，联想阳光雨露等国内厂商也和金泽签下了初步的合作意向书。
记者曾多次跟国内厂商联系，几乎每次都需要先解释几句“电子垃圾是什么”。对方在听完之后，往往会“深表遗憾”：“我们有专门负责环保的部门，但是他们的工作只涉及生产环节，跟废弃电器的回收处理没关系。” 更让记者没想到的是，位于国家发改委确定的试点——青岛市的海尔居然也表示，对于电子垃圾“没什么可说的。”记者电话打到海尔，辗转了好几个部门，也闹不清楚究竟是谁在负责跟电子垃圾处理有关的事情。最后，终于找到一位“有发言权”的女士，给的答复却是“关于电子垃圾处理的项目还处于试验阶段，不方便对外发表意见。” 对于国内企业在这方面的表现，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高级工程师沈本尧也有过亲身体会。９月７日至９月９日，由中国电子质量管理协会、信息产业部电子信息中心、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联合主办了一个探讨如何应对欧盟对中国电子产品出口新规定的研讨会。主办单位特别邀请两位欧盟负责起草指令的专家来讲解指令的含义以及欧洲现行的措施。 在此次研讨会上，戴尔、SONY、IBM、EPSON、摩托罗拉等大型跨国企业悉数到会，国内厂商只来了康佳、海信、联想、长城、TCL、厦华等几家。说起这件事，沈老先生一脸惋惜：“这么好的机会，咱们的企业为什么不来听听呢？”也许是觉得离欧盟法令真正实施还早？或许是因为咱们的企业出口欧盟的份额不大？沈本尧百思不得其解。 与之相对应的是，跨国企业对电子垃圾的重视并没仅仅停留在积极参加研讨会上。近日，摩托罗拉公司实行了“绿色服务绿色中国”活动，在全国151座城市设置了230个绿色环保箱，回收废弃手机，然后把回收的废手机交给南京金泽公司进行无害化处理。 摩托罗拉服务部门经理金文胜告诉记者：“目前，回收情况不是很理想。回收重量超过30公斤的环保箱只有3个，而且收上来的都是手机电池和其他的手机零部件，整机基本上没有。” 据介绍，摩托罗拉中国公司设有EHS（环境健康与安全）部门。此次活动，就是EHS利用服务部门的网络平台来实现的。 在跟金泽公司的合作中，摩托罗拉负责收集，运输、处理等后续工作都由金泽完成。提到自己的合作伙伴，金文胜说：“中国有一支庞大的收垃圾流动大军。金泽不得不跟他们抢货源，所以目前很难赢利。” ● 关键词：消费者掏钱 主要相关法律：《家用电器回收法》 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往往都有这样的经历：刚到日本，所租住房子的房东就一股脑送来了彩电、冰箱等家电，可谓一应俱全。本以为这是因为房东慷慨大方，后来才知道，按照日本的相关法律规定，废弃家电要收取高昂的处理费用，精明的房东干脆将其送人了事。 为了免缴废弃家电的处理费用，有人甚至半夜偷偷跑出去扔“大件儿”，被抓住后，自然少不了一顿重罚。 尽管如此，日本在电子垃圾处理方面依然有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根据《家用电器回收法》，家电生产商和进口商对制造、进口的家用电器有回收义务，并需按照一定比例进行资源的回收利用。如，明确规定电冰箱、洗衣机的回收利用率必须达到50％以上。 消费者在废弃大件家电时，要同销售商或厂家指定的回收企业联系，由其负责收回，同时消费者要支付2400日元～4600日元不等的费用。销售商负责将废弃家电集中起来，并送到主要由家电生产厂家出资设立的“废弃家电处理中心”，将其分解，并按资源类别进行循环利用。 关键词：回收能力不足 相关法律：各州法规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国，同时也是电子垃圾的最大制造国。 从2002年开始，美国针对废旧家电的回收利用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新泽西和宾西法尼亚等一些州还通过征收填埋和焚烧税来促进废弃物的回收利用。马萨诸塞州制定了美国第一部禁止私人向填埋场或焚烧炉扔弃电脑显示器、电视机和其它电子产品的法律。加利福尼亚州的电子废弃物回收再利用法案规定从2004年7月1日起，顾客在购买新的电脑或电视机时，要交纳每件6到10美元的电子垃圾回收处理费。 美国已经建立了一批技术成熟、管理完善的废旧家电处理企业，这些企业对废旧家电的回收再利用率达到97％以上，最后只有不到3％的东西被当做最后的垃圾埋掉。 但由于美国目前的废旧家电回收能力严重不足，每年仍有大量的废旧电脑、手机、电视机、冰箱等被埋到地下，成为环境的潜在威胁者。据估计每年有45万吨塑料随电子垃圾被填埋或焚烧，并且绝大多数不做任何处理。 此外，据美国硅谷防止有毒物质联盟2002年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西部各州回收的电子垃圾中，有50％-80％被运到了亚洲发展中国家。需要指出的是，美国至今没有签署1989年就已通过的《巴塞尔公约》——该公约对转移废料的做法加以限制。
2004年10月18日，记者在北京见到了绿色和平组织有毒物质项目主任赖芸。印象中，绿色和平组织做的多半都是普及概念、教育公众之类的事情。但是，一接触才知道，赖芸的工作是深入一线，进行项目调研。2002年底，赖芸第一次去贵屿，住了一个星期。之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赖芸到贵屿十几次，最后写成了一份《汕头贵屿电子垃圾拆解业的人类学调查报告》。 “报告写出来之后，我们亲自给国家相关部门送了几本过去。希望能对电子垃圾的立法工作起到一点积极作用。”赖芸把电子垃圾相关法律法规的制订工作看得很重。 当记者提到普通消费者，赖芸马上接过话头：“对公众宣传电子垃圾的种种危害也是我们的工作。但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然后建立正规的回收体系。否则，如果我们现在每天去大街上讲，电子垃圾对环境、对人体的危害，人家可能就会反问我：那你说我们这些消费者该怎么办？怎么才能把废旧电器交到专业的电子垃圾处理厂手中呢？我肯定无言以对。不建立回收体系，就没有出路。” 今年年初，国家发改委曾把浙江省和青岛市定为我国废旧家电及电子产品回收处理体系的试点省市。浙江是传统的家电和电脑产品消费大省，而青岛则有海信、海尔和澳柯玛三家生产大厂。 国家发改委希望这两个试点地区能够得出不同的试点经验：青岛将以海尔等企业为试点，走“制造企业建处理工厂”的模式，而浙江省则计划走“专业处理工厂”的模式。但是，半年多过去了，据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的研究人员称，这两个试点都遭遇了回收难题，仍停留在规划阶段。 在一次研讨会上，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副总工程师穆京祥把“EPR”制度（生产者延长责任制）作为解决思路提出来。在国家环保总局关于电器电子产品技术政策审查会上，HP、INTEL表示，这个提法让他们很担心，如果是由生产商来负责，别人可能就都不管了。为了避免这种误会，另一位专家王景伟把“生产者延长责任”解释为“责任共享（share responsibility）”。建立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理系统，消费者、生产商、经销商都负有一定的责任。 王景伟，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电子废弃物资源化研究所所长，从1998年开始从事电子垃圾领域的研究，是今年赴贵屿考察、调研的专家组成员。 采访时，王景伟刚从日本考察回来。据他介绍，在欧洲国家盛行这样的做法：成立一个机构，由电子产品生产商组成这个机构的董事会，负责整个体系的运行。这个机构是一个非赢利组织，它先把产品里隐含的处理、处置费，即由消费者额外支付的那笔钱收集起来，然后分出一部分给专门的回收商、处理商。同时，政府也允许机构运用原有的城市垃圾处理系统，或废弃物的处理设施。 在日本也有类似的机构。据日立公司某下属企业的老总介绍，凭借着从机构中分得的处置费，东芝已经可以收回80％左右的电子废弃物处理成本。 在采访过程中，围绕电子垃圾回收问题，记者还收集到了不少具体、可行的好点子。如推行家电销售“以旧换新”制度，这也是近期向个体消费者回收废旧家电的一个主要渠道，生产厂家可以借此推广自己的新产品，同时还解决了消费者处理旧货的难题。 同时，电子垃圾处理厂可以借助社区回收站点，建立自己的回收网络。从目前废旧物资回收的情况看，废旧家电绝大部分都是由社区内的收集点收集的，电子垃圾处理厂可以在社区内改造、新建或者加盟包括废旧家电在内的再生物资社区回收站点，建立回收网络。 （文中所用贵屿镇照片由绿色和平组织提供）（n104） 虽然工作有进展，但目前这些合作还不能给金泽带来大批量的货源。在采访过程中，记者提出想去参观一下电子垃圾处理厂房，王威卫痛快地答应了。一起走到厂房前，才发现那里已是“铁将军”把门。王威卫找来钥匙，和记者一同迈进了空荡荡的厂房。 崭新的全封闭处理设备，干干净净的生产线，偌大的厂房因为没有工人和机器开动的声音而显得格外空旷。王威卫环顾四周，一言不发，看起来有些伤感。 记者正不知道怎么开口才好，突然发现厂房的角落里有两只大纸箱，里面装的是废弃的电子线路板，于是找到了话题：“这不是收集上来的电子垃圾么？为什么不开工处理呢？”王威卫笑着解释：“就这点儿东西，扔进去没几分钟就处理完了，机器还没热乎就又停下来，折腾它干吗？”据他介绍，100公斤的含金、铜等贵金属的电子线路板，只需要十几分钟就可以在完全封闭的密封罐中处理、提炼完毕，而这100公斤电子线路板是从几十倍重量的废旧电脑中拆解出来的。不难想象，这两筐电子线路板是多么“宝贝”。 从电子垃圾处理厂房出来，再往前走几十米就到了另一个厂房。里面，机器正在飞速运转，工人们干得热火朝天。王威卫的眉头舒展开了一些：“这是我们处理工业废料的生产线。在新港码头，我接的那批货就是这儿要用的。我们现在还不至于无事可做，全靠这条生产线撑着。” 就这样边走边看，一会儿功夫就把公司的厂房瞅了个遍。记者的心里却越来越糊涂：“电子垃圾处理，没货源就赚不了钱。这种明摆着的账，难道金泽会算不过来吗？为什么还要投产呢？”王威卫似乎猜透了记者的心思：“我们投产那天，信息产业部的有关领导都说很佩服我们，还不知道水有多深，就一脚趟下去了。”略做停顿，他接着解释：“我们看好的是电子垃圾处理的前景。等大家都意识到这个行业有前途的时候，恐怕留给大家的机会就不多了。” 回到办公室，王威卫桌上的电话响个不停，他立刻忙了起来。跟几家大厂商签约后，电子垃圾的回收问题总算有点眉目了。但王威卫并不满足，他盼望着能有个外力支持，一下子扭转现在的窘境。“但愿我们国家电子垃圾方面的法律法规早点出台，禁止电子垃圾流向社会上的小商小贩。同时，要是能给我们这些专业的处理公司一些税收优惠政策就更好了。” ● 电子垃圾的英文缩写是WEEE（Waste Electrical &Electrics Equipment），中文直译成“废弃电气电子设备”。具体来说，电子垃圾是指已经报废的各类计算机、打印机和手机、家用电器等电子产品。 电子垃圾是困扰全球环境的大问题。据统计，德国每年产生电子垃圾180万吨，法国150万吨，整个欧洲约600万吨。而美国更惊人，仅淘汰的电脑很快将达到3亿至6亿台。 电子垃圾不仅量大而且危害严重。如果处理不当对人和环境造成严重危害。特别是电视、电脑、手机、音响等产品，含大量有毒有害物质。废旧家用电器中主要含有六种有害物质：铅、镉、汞、六价铬、聚氯乙烯塑料、溴化阻燃剂。 例如，一台电视机的阴极射线管中含有4至8磅铅；制造一台电脑需要700多种化学原料，其中含有300多种对人类有害的化学物质；一台电脑显示器中铅含量平均达1公斤多。铅元素可破坏人的神经、血液系统和肾脏。 如果将这些电子垃圾随意丢弃或掩埋，大量有害物质渗入地下，造成地下水严重污染；如果进行焚烧，会释放大量有毒气体，造成空气污染。 2004年10月15日上午，清华同方环境有限责任公司。 “短期内，我们看不到电子垃圾处理的投资效益在哪里，所以不会考虑投资建厂。”固废事业部总经理刘惠永开门见山，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说这话时，刘惠永的口气十分坚定。 早在两年前，清华同方环境公司就开始关注电子垃圾领域，并在一年前开始了关于电子垃圾回收处理产业化运作的详细论证。不仅列出了详尽的可行性报告，甚至研究好了在哪些城市、哪个地区设立无害化处理的加工工厂，也与台湾地区的一家企业洽谈好了合作的前景，然而项目却在半年前被搁置了起来。 “你的说法不准确”，刘惠永认真地纠正记者的“口误”，“这个项目没有被完全搁置。有关电子垃圾处理技术方面的研究，我们一刻也没停。为的就是有朝一日，时机成熟，我们的项目可以迅速上马。” 根据刘惠永介绍，在清华同方环境公司，任何一个项目都要经历从技术储备到市场开发再到投资建厂的过程。而目前，电子垃圾处理项目基本上还处在技术储备阶段，离最终的投资建厂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如果长时间没有货源，现在从事电子垃圾处理的这些企业将会陆续退出。这会形成一种倒退。”虽然没到过南京金泽公司，跟王威卫也未曾谋面，刘惠永对金泽目前的问题却估算得很准，对王威卫的无奈和烦恼也感同身受。无法建立回收体系无疑是电子垃圾处理厂遇到的最大问题。 每天下班以后，刘惠永都要穿过双清路回家。一路上，总能遇到十来个站在路边收垃圾的人。衣服、纸箱、电脑、电视，几乎所有的垃圾都能在这儿找到买主。刘惠永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情形：一辆装得满满当当的三轮车，不一会儿就空了，车上的垃圾“各得其主”，全被卖掉。 这样的情景每每让刘惠永惋惜不已：“废旧电器就这样被收走了，根本到不了规范的电子垃圾处理中心那里。而货源问题不解决，项目怎么可能赢利？” 在采访过程中，刘惠永反复提到“要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为了解释清楚自己所认为的“时机”，刘惠永举了个例子。在国外，最初涉及电子垃圾处理的时期，一般都是由政府投钱建电子垃圾处理的“示范厂”，然后让企业和老百姓都来参观。通过三、五年的时间，逐步提升大家在这方面的意识。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再由一些企业来开办电子垃圾处理中心。这时候，企业的心里就比较有“底”了，货源问题也会相应得到缓解。 并且，国外的电子垃圾处理中心，基本上是依托大企业建立，然后慢慢独立，最后彻底从企业中分离出去。全程参与电子垃圾处理的这种经历，会促使这些大企业反思：“在进行电子垃圾处理的时候，为什么会遇到那么多的障碍和困难？这些问题有没有可能从产品设计之初就杜绝或者改进呢？”于是，很自然地，这些大企业就会把绿色设计提上议事日程。这样的话，电子垃圾的处理就会变得相对简单。 “这些绝不是仅仅凭借着几个法规条例就能办到的，而是需要一个过程，一步一步地来。”刘惠永正在耐心等待“时机”的到来。
前不久，国家发改委在网上公布了《废旧家电及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意见稿》。其中提到，国家将建立废旧家电回收处理专项资金。另外，还明确指出了生产厂商、经销商、回收企业、处理企业、消费者各自应该承担的责任。 对于已经投产或者正在建设中的专业电子垃圾处理厂来说，这绝对是个好消息。不仅如此，据电子工程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陈利介绍，由信息产业部制定的《电子信息产品污染防治管理办法》日前已经在国家各部委之间会签。相关法规、政策的预热使得人们对电子垃圾处理领域的热情空前高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仅在北京地区，就有十多家企业正在申报成立电子垃圾处理中心（厂）。 不过，在穆京祥看来，国家的有关法规政策只是个基础条件，要想扭转电子垃圾处理厂的窘境，主要还是依靠市场行为。今年8月份，穆京祥作为专家小组的成员，曾到贵屿考察半个月，对于贵屿的电子垃圾回收处理生产链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大家应该好好研究一下贵屿的市场规律，不仅有利于以引导的方式解决贵屿问题，而且也能从它的回收体系中找出一些可以借鉴的东西。” 目前，关于电子垃圾处理的这本账很好算。专业电子垃圾处理企业先期投入大，处理成本高，并且废弃家电被粉碎以后只能作为各种原材料被再次使用，企业的利润难以保证。如果简单处理，成本极低，有利可图，但是严重污染了环境。 国外在面临类似问题时，动用了法规和经济手段。美国新泽西和宾西法尼亚等一些州征收高额的填埋和焚烧税。他们的思路是，传统的填埋和焚烧处理方式成本太低，以致包括电子垃圾在内的许多废弃物，主要采取这种处理方式；如果大幅度提高收取填埋和焚烧的税赋，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方式的成本，从而改变废弃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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