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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李保田 王斌 文汇报2013-05-26第八版 印象中保田是上世纪中期爱上古典乐的，那时的我，还狂热地沉迷在西方的摇滚乐中。他是如何喜欢上古典音乐的呢？我一无所知。曾记得，在九十年代初我时不时会骑车“窜访”他在中戏边上的蜗居。房间不大，就十二平方米，里面装满了书、画册以及琳琅满目的他的木雕与绘画作品。他一向是个爱整洁的人，即便屋里书、画、木雕满满当当，留给个人的活动空间逼仄狭小，但依然被他整理得井井有条。无论我何时出现在他的蜗居内,所见的永远是窗明几净、一尘不染，这让我好奇不已——因为在那个小房间里除了一道狭小的人都转不身来的通道，和一张单人床的私人空间，已无落脚之处了，北京的灰尘这么大，那一本本书、一个个小物件他又是如何清理的呢？问起，他不以为然地淡淡一笑：“没事就打扫一下呗。” 那时候的李保田是有名的怪人，家里不装电话，不给自己配备BP机（那个时代可没有手机，人与人之间的联络除了座机，就是BP机了。）你要找他，只须直接去敲他家的门，只要不拍戏，他一准在家。如是夏天，他定然赤裸着上身，手持一把雕刻刀，坐姿，两脚夹着一块长长的硬木，正聚精会神、挥汗如雨地在木头上雕刻着他想象中的艺术品呢。或者，在他的那张不大的小书桌上，摊开宣纸，用铅笔描绘他的绘画作品；最逗的是，他居然会以自己为模特，连续地画下一组个人肖像画——那都是些什么画呢？一头乱发，一脸的皱折，容貌狰狞，有的甚至还伸出双手张大嘴巴张牙舞爪，就像一个刚从原始森林里跑出来的大猩猩，但“他”的脑袋一律被塞进了一个威武豪迈的高腰军用皮靴中，那是他在那个年代最喜欢穿的军靴，亦成了他标志化的形象写真，但这些画是如此酷肖他这个人，虽经极度夸张变形，但你还是能一眼认出“他”来。 在认识保田之前，艺谋就曾对我说过：保田的画、木雕真是好，你应当去看看。我跟他聊，发现他还是一个看过很多书的演员。说这话时，是艺谋在说服我与《菊豆》的原著作者刘恒认同他将选择李保田也当男主角，但当时的我们心里都不以为然。 直到有一天，我与刘恒一起去安徽《菊豆》剧组探班，一路上我们还对他的形象与演技表示怀疑，结果见了面一聊，才知这人饱读诗书，那些我们读过的西方古典名著他如数家珍。最逗的是，初见我俩时他只是憨厚地笑着，言语不多，穿一袭褐色的农民服装，一眼望上去就是一土得掉渣的老农民，那是他的戏服，他说这是为了时时可以体验剧中的角色。直到我们聊起了文学，他的热情仿佛被烈火点燃，开始了滔滔不绝。从那天起，我们成为了好朋友。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保田分别上了我们的两部戏：《有话好好说》与《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后者最初他不想上，正好我们在选景时在苏州一带，而保田亦在不远的一地儿正紧张地拍摄后来轰动全国的《宰相刘罗锅》。当艺谋确定由他来演一黑老大时，知我与保田向有往来，让我告知他，希望他能接下这个角色，可当我电话通知他时，他一句话把我给顶回来了：“我不演，”他说，“没时间，我在演刘罗锅。” 电话中说服不了他，艺谋让我专门跑一趟当面做做工作。我去了，经过一番唇枪舌剑的较量，他终于说你先让我看看剧本。我这才明白，他仍在奉行他的原则，剧本不好，任谁的片子也不上。后来他上了我们的戏，一见艺谋就说，我觉得这位黑老大最好永远戴副墨镜，显得深不可测，让人永远不知道他心里在打着什么算盘，艺谋当即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当他在电影中出现时，人们无法看清他的那双眼睛，那莫测高深的眼睛——他这是在牺牲自己留在观众心目中的可视形象，而赢得了一个艺术类型的形象塑造。 当他后来再次出现在《有话好好说》剧组时，我发现此兄开始没事时一人躲在房间里（这是他的风格，业余时间除了谈戏，从来不与任何人交流）听起了古典音乐，我偶尔探班时窜进他的屋里去聊天，只见他床上摆着一个小音响，喇叭里传出小提琴或钢琴的声音，手里捧着一本小说。后来我知道，他与我一样，不懂外语，总是从《音乐圣经》的书中查找所需的古典曲目及有定评的版本，抄下编号，然后直奔音像店。 进入二十世纪后，我们都忙得不亦乐乎。我记得在“非典”的那些日子，我与艺谋在海南三亚聊剧本。有一天忽接到他的电话，那时他已搬出了他的蜗居，失去了踪迹，因为没电话，我也找不着他。我一听是他，高兴地说，嗨，你终于出现啦。他笑说，我从来就在呀。当他知道我在谈剧本时就没多聊，说好了以后再联系，可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找不着他了。终于有一天，我找到了他的电话号码，我和他再次联系上了。几天后，他乐呵呵来到我家看我。 那天他兴奋地聊起了他的绘画，他说他又画了许多作品，让我一定去瞅一眼。几天后我出现在他的家里，那是他的一个新居，空间比原来可是大了许多，但一尘不染仍是他的风格。 这么多年，他真是画了太多的画，主题依然是他一以贯之的性与死亡——这个一直在纠缠着他的艺术思想。而这一段，他忽然迷恋起了残荷，残荷的原型就摆在他书案的花瓶上。除此，便是生机勃勃的百合花了，它们的形象彼此是冲突的，但在一个焦点上意外地汇合了，并相映成趣，那就是充满了生命不屈的蓬勃感。你恍然间会觉得那些画面的残荷与百合会从纸面上跃然而出，生动而又充满了生命能量与跃动的灵性。 “真没想到你进步这么大！”我说。 “你真觉得好吗？”他问，紧张地观察着我的表情，他显然不希望我在撒谎。“保田，”我说，“我是个从来不撒谎的人，尤其在艺术上，你了解我。”他开始变得兴奋了，告我他几乎每天都要画，不画就像在浪费生命。 “你知道吗，我对画画的兴趣超过演戏。” “我知道,”我点点头说，“我认为你的绘画成就远超你的表演。” 我的话让保田兴奋不已，他转过脸来向他的那些残荷与百合投去了深情的一瞥，那目光犹如一个坠入情网的人在看着他的恋人。“我每天都画一点，很辛苦，但值得，我也不急，又不靠这个吃饭，所以我只想着一定要画好。” “你该办个画展了。”我说。 “不急，”他摇摇头说，“只要朋友们喜欢就好了，我不着急。”他宽厚地笑着说。这时他的那个音响（已换了一个稍微专业一点的设备，可比我的差太远了）正在放着一首交响乐，声音不大，但构成了一个氛围和背景。他告诉我，他画画时会一边听音乐一边画，平时也不出门，吃饭亦从俭，买上几根黄瓜，就着大酱就打发一顿了，有点时间就琢磨着他的画。他说就连演戏时，都惦念着这事，戏一完了就赶紧奔回来埋头画画，一旦画起来，自己就觉得快乐了，什么烦恼都消失了。 今年的大年初二，他又奔来我家，兴冲冲地带来了他最新作品的照片。“残荷，”他兴奋地说，“我画了一组残荷，我喜欢画它。” 形态各异的残荷展现在我的眼前，跃然欲出，虽然它们都耷拉着脑袋，预示着生命的风烛残年，但在保田的笔下，那种不屈不挠，那种虽败犹荣的荣耀和骄傲是那么的让人钦慕与敬佩，那分明也是他个人生命的写照，他在这个衰败的植物上，发现了人生的真义，他用他的画笔赋予了它价值和意义。 就在那天，保田说，“母亲去年走了，我突然感到没有家了。过去，一到春节，我还能想着回家探望老母亲，父亲走得早，母亲在就有一个家，可今年我没家了。”说时，他的脸上浮动着一丝深切的哀伤。“我在痛苦时，就听贝多芬和肖斯塔科维奇”，他就是在彼时说起这番话的。 这时我俩正在吃涮羊肉，从涮锅中升腾起的袅袅烟雾将他的脸笼罩了，显得有一丝朦胧，他仿佛呆了一下，然后拿起了筷子，夹上一块羊肉往锅里搅了搅，“没家，但我还有画，我现在什么也不想做，就想画画，真的，你信吗？”他从烟雾中抬起脸来，望向我。 “我信。”我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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