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科医生为何扎根难(图)

昵称ciE5Q5ds 2013-05-30

展开全文

如果没有经济上的保证，没有社会对这个职位的尊重，自己没有对这份职业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全科医生就难以留在社区医院

——仇斐

北京各个社区医院几乎都已经挂上全科医生门诊的牌子。从1999年，北京市启动全科医生培训工作开始，到2005年底，北京已经有5620名医生取得了全科医生上岗资格，全科门诊开始陆续挂牌。

北京全科医生发展至今已逾十年，而全科医生制度之所以被采用，首要目的是健全基层医疗制度，解决普遍存在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但经过十年发展，中国基层医疗条件薄弱的现状仍未解决。

“中国基层医疗仍存在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医疗技术不高-群众信不过-患者数量不多-经济效益不好-吸引不了好医师-医疗技术不好。”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校长、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曾益新等4位院士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建议》中这样提到。

薄弱的基层医疗

6月，中国科学院、工程院4位院士，曾益新、终南山、郝希山、魏于全，以及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党委副书记李国勤等5位专家，联合发出中国科学院院士建议，建议在中国基层建立10万特聘全科医生。

新医改的实施已经超过两年，在改善基层医疗方面，共支持建设了1877个县级医院、5169个中心乡镇卫生院、2382个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11250个边远地区村卫生室。就是在基层医疗硬件设施得到较大改善的情况下，“患者流”并没有明显改善，大型医院依然一号难求。

北京协和医院基础研究所陈克铨教授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为了替生病的老伴挂一个号，已年过花甲的陈克铨决定电话预约挂协和医院的门诊号。头一天，他被告知号已全部发放完毕，让他第二天早上再打电话。结果第二天，陈克铨打了几次电话，待机等了近半小时后，仍然空手而归。“大医院的门诊号难挂，专家号更难挂，现在实行了电话挂号，挂号大厅的人少了，但电话排队的时间长了。我还碰到一个挂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号的病人，他说差不多花了100元电话费后，硬是没有挂上，不得不重新跑到挂号大厅来排队。”陈克铨向《科学新闻》感慨道。

为何基层硬件条件改善，没有很好地改变“患者流”的走势？《院士建议》认为，其根源就在，“基础医疗技术水平”并未改观，基层医疗人才匮乏。“中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从业人员存在着较严重的总量不足、素质不高、流失严重等问题。”表现之一即执业医师尤其是全科医师数量严重不足。2009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中国约有6万名执业范围为全科医学的执业（助理）医师，仅占执业（助理）医师总数的3.5%。

曾益新指出，目前中国全科医生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居民的医疗需求，中国每千人口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的比例远低于发达国家，法国每千人口配置1.6名全科医生，1.7名专科医生；德国每千人口配置1.5名全科医生，2.0名专科医生；澳大利亚每千人口配置1.4名全科医生，1.4名专科医生，基本实现各占一半；美国每千人口配置1.0名全科医生，1.5名专科医生。

另外，包括现有全科医生在内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素质还有待提升。北京各社区医院早已挂上全科医生诊室的门牌，但前来就诊的患者并不多，与大型综合医院的人满为患形成鲜明对比。

全科门诊给有的患者留下的印象，不过是过去的普通常见病门诊换了块牌子而已，并未有大变化。事实上，全科医生应该是处理常见病、多发病及一般急症的多面手，能做到小病诊治，大病鉴别。

记者在某社区医院就诊时，就曾遇到全科医生难以对患者的病况进行甄别，而直接建议转到大型医院的情况。该社区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该处全科医生是根据北京卫生局的规定，经培训后，取得执业资格。但看病主要靠个人经验，经验好的或许能诊治大病，经验差的，要求患者转院也不奇怪。

由此可见，全科医生发展十多年至今，医生个人水平仍然参差不齐。另外，《院士建议》还指出，“人员培训尚未建立科学规范的体系和制度，低水平重复培训过多，政府投入效果有待提高。”

缘何难留基层

在目前基层医疗薄弱的情况下，为积极推行全科医生制度的建立，7月初，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发〔2011〕23号）（下称《指导意见》），以期规范全科医生制度的建设。

事实上，去年六部委就联合印发了医改的配套文件之一：《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规划》，其中提出，从2010年开始的3年内要培养6万名全科医生；到2020年，培养30万名全科医生，逐步形成一支数量适宜、质量较高、结构合理、适应基本医疗卫生制度需要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基本满足“小病在基层”的人力支撑要求。

但不可否认，无论是全科医生的培养还是分配，在实际运行中都面临重重困难。

海淀医院是北京全科医生培训中心之一。一位主任医师提到，这里每年会来一些年轻医生接受全科医生培训，有些表现不错、业务能力强的人，海淀医院也希望能够留为己用。但是，这些人是带着名额下来的，培训结束后，分到北京基层的社区医院，能够解决北京户口等问题，留在大医院反而可能解决不了，因此也没有人留下来。可见，北京市已经为全科医生的培养提供了较为充足的政策保障，但为何却没能有效阻止北京全科医生的流失问题？

曾益新指出，中国全科医生的待遇目前普遍偏低，这是全科医生制度发展的直接障碍。瑞典专科医生薪酬是社会平均薪酬的2.5倍，全科医生是2.2倍；英国专科医生薪酬是社会平均薪酬的4.3倍，全科医生是4.2倍；美国专科医生薪酬是社会平均薪酬的4.1倍，全科医生是3.3～3.7倍；这与中国形成鲜明的反差，在中国，“吃皇粮”的全科医生的月平均收入仅3000元左右。

生活压力，使得北京全科医生流失很快。有数据显示，2007年至2009年，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共引进2000人，但三年里流失率非常高，而社区医生流失原因中67%是因为薪酬低。

“全科医生如果没有经济上的保证，没有社会对这个职位的尊重，自己没有对这份职业的责任感和荣誉感，要想留住人是极难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药理学家秦伯益指出。

而对于全科医生的培养模式，《指导意见》指出，将全科医生培养逐步规范为“5+3”模式，即先接受5年的临床医学（含中医学）本科教育，再接受3年的全科医生规范化培养。在过渡期内，3年的全科医生规范化培养可以实行“毕业后规范化培训”和“临床医学研究生教育”两种方式。

可以说“5+3”模式借鉴了英国全科医生的培养模式，英国的全科医学教育体系包括医学本科阶段的教育、毕业后教育和继续教育3个阶段。医学本科阶段的教育是指，学生经过至少5年的医学院校的学习，毕业后教育是全科医生培训的重点，称为“全科医学专业培训”，整个培训过程持续3年，其中2年在医院临床实践，1年在有教学经验的高年资全科医生的诊所学习，最后通过皇家全科医生学院的考试后，方获得全科医生的职业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