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舊事（四）【圖文】

還舊樓主. 2013-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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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經緯——中國境內一個獨立自主的小王國

奚玉書

筆者自一九三二年起，至一九四一年離開上海赴重慶參加國民政府抗戰工作爲止，曾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任華人委員及華人董事之一達十年之久。這十年的歲月，正是筆者三十而立到四十而不惑的壯年時期，也是列强侵華勢力消長、日本軍國主義稱王稱霸的年代，其間上海一地，就經歷「一、二八事變」和「八、一三抗戰」的日軍血腥屠殺，迫使大批難民同胞湧入公共租界，以致租界人口惡性膨脹，加重了工部局華人董事爲難民同胞解决困難的責任。當時，余係年齡較青之董事，兼任董事會轄下各組委員會工作最多，義不容辭，自應負起重任，共濟時艱。差强人意者，由於英美在華利益，面臨日帝獨佔威脅，反映在工部局由各國組成的董事會上，中英美三方董事，往往協調聯爲一綫，使日董陷於孤立，以致余在華董任期中，尚勉能得心應手，有所主張，對國家民族稍盡國民天職。

如今事過境遷，上海租界於抗戰勝利後早已收回，作爲統治機構的工部局亦成爲歷史名詞了。然而歷史是一面鏡子，鑒往可以知來。餘以愛國愛鄉的心情，把上海租界工部局的史實寫下來，替歷史作個見證。

上海「政府中的政府」

衆所周知，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位於南京路、廣西路轉角處的一幢紅磚建築物，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市政廳」的衙門，是統治租界區內中外居民的最高行政機關（聽說現巳改建爲廣州飯店），它歷來不受中國政府管轄，自成體系，在中國境內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小王國，是大上海市政府中的政府。

這個小王國的政府工部局，是何時建立的？可以說：中英鴉片戰爭締結的「南京條約」（又稱江寧條約）種其因，開闢上海租界結其果。它脫胎於一八四八年組成的「道路碼頭公會」，這時英美租界已開始建築道路、碼頭和船塢。

一八五四年（咸丰四年）七月八日，英国領事阿利國、美國領事麥非、法國領事爱棠爲擴張租界的權利，片面擬定上海英美法租界「地皮新章」十四欵，未經满清政府上海道台的同意就公佈了。復於七月十一日在英領署召開「租地人會議」，到會三國領事及租地人四十九人，由英領阿利國任主席，正式通過地皮新章程。按該章程規定，解散原有的「道路碼頭公會」，另行組織統治三國公共租界的市政機關——工部局。同時，選出工部局董事五人，組成董事會，爲最高權力機關。繼於七月十七日，工部局舉行第一次董事會議，决定設立若干委員會，其中以「防衛委員會」成爲工部局專政的武力支柱。由此工部局便正式建立而成爲上海「政府中的政府」了。

工部局董事會權力人

工部局的組織，由簡而繁，不斷擴大，最高的權力集中于董事會，董事人數最初只有五人，後來陸續增加，華人也取得董事的席位。到一九三○年以後，董事名額增加到十四人。董事會下設警務、財政、銓叙、工務、火政、衛生、公用、教育、圖書、劳工、交通等十一個小組（亦稱委員會），由董事分別兼任組長，必要時還由董事組織特別委員會，處理特殊的事務。

最初按章程規定，有權選舉董事的人，只限於住在租界內的外國人，而且要具備「所執產業地價在五百両（白銀）以上，付房地捐十両以上，或賃住房屋每年租金在五百両以上而付捐者」，才有選舉權。至於董事候選人的資格，則要「付房地捐每年五十両以上（執照費不在內），或貨住房屋租金一千二百両而付捐者」。這說明選舉權與候選權都操縱在大小資本家手裹，而且排除華人。

這些具有選舉權的「納稅外人」，每年舉行會議一次，除選舉工部局董事外，凡徵收捐稅、預算、決算以及市政設施等等，都有權討論、通过或否決。借用大陸上的術語，這叫做「資產階級民主」。

華人參政是紙上談兵

至於華人參政與華人董事的產生，過程非常曲折，由一八五四年成立工部局董事會至一九一九年「五四」爱國運動期間，一直排除華人干政，「資產階級的民主」權利，也不讓租界華人享受，比香港華人待遇不如（香港亦係「南京條約」割讓給英國），因此引起中外公正人士的非議。最初在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駐北京各國公使會議，議决改組上海租界的五原則方案，就主張「市政制度中，須有中國代表，凡一切有關中國居民利益之措施，須先諮詢，得其同意。」次年（一八六五年）七月十二日．駐滬各國領事在英領署舉行的會議中，根據各國公使會議議决案，决定「由租界中國居民代表三人組成一部，以便對於捐稅、維持秩序等有關華人的事情，爲工部局顧問商酌之用。」可是這個議决案，並未實行，如同泡影歸於幻滅了。

一八七三年（清同治十二年）八月廿七日，上海「申報」以香港華人參政爲例，發表「上海租界應設華重」的擬議，並擧出三點理由呼籲租界當局實行。結果是紙上談兵，不起作用。

一九○五年（光緒卅一年）十二月八日，「大鬧公堂案」發生後（詳情見後），上海華人羣情激憤，籌組上海租界「華商公議會」，爭取華人爲董事的權利，當時工部局爲緩和華人反抗情緒，同意「華商公議會」舉出代表參政；但到次年三月十三日，工部局一九○六年（光緒卅二年）的納稅人年會中，却又否决這項承諾。於是由華人紳商組成的「華商公議會」，參政的願望又落空了。

參政權得來至爲不易

此後，工部局因擴充租界遭到中國官民的反對，乃提出「華顧問會」的名義，給與華人參政權利爲誘餌，作爲擴充租界的條件；但華人頗識大體，不爲所誘。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我國北洋政府特派交涉員楊晟與駐滬外國領事團擬訂的「擴充租界協定草案」規定「華顧問會」的設立，終因北京公使團不批准，自然「華顧問會」的設立亦未實現。

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五四運動」爆發，喊出「外抗强權、內除國賊」的口號，全中國人都覺醒了，全國各地都響應這一愛國運動，上海各界於六月五日與學生採取一致行動，租界華人亦受鼓舞，抗拒工部局的增捐措施，爭取參政的權利。由租界二十四條馬路商界代表正式向工部局提出「華商與各國僑商予以平等待遇，華商方面添舉華董」的要求。跟着各馬路商界代表組成爲「各路商界總聯合會」，與原有的「總商會」同氣連枝，参與修改「地皮章程」，力爭華人參政權。奈何工部局冥頑不欤?晃锻涎樱?掠幸痪哦?鹉辏?駠?拍辏┤A人第二次抗捐行動，終於迫使洋人讓步，正式成立「納稅華人會」與工部局「華人顧問委員會」，雖然打開了華人參參政的禁區，但缺乏實際權力，聊備一格而已！

工部局正式添設華人董事，獲得實際的参政權力，又經過一九二五年的「五卅慘案」風暴，直而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四月，才產生華董三人進入工部局的最高權力機關。這中間的經過，另文叙述．由此可見華董的席位，得來不易，這段史實，可作爲列强侵華史的縮影。

領事裁判權侵犯主權

所謂「會審公廨」，是列强在上海租界設立的司法審判機關，是侵犯中國司法主權的標誌。在英國脅迫满清政府訂立的「南京條約」中，取得「領事裁判權」，即是英人在中國犯了罪，或成爲民事訴訟的被告時，可以不由中國官廳審訊，不受中國法律制裁，而是由英國領事自行審判。其他各國根據這個惡例，也都取得這種特權。而且租界內的中國居民，卻要受外國法律約束。

一八五三年（咸豐三年），當「小刀會」起義佔領上海縣城後，英、美等國領事乘機奪取租界內的司法權，擅自審理華人的民刑案件。一八五四年租界工部局成立後，由工部局董事「輪流審案，每人一周」。一八五五年二月，「小刀會」在中外聯合圍攻下消滅，滿清政府仍然不能在租界內直接執行對華人的司法權，凡中國居民的民刑案件，都須先交「領署公堂」預審，然後解往縣署中國衙門覆審。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七月，英國領事給上海道台公函說：

「歷年以來，本领事與貴官廳早經諒解，凡貴國官廳對於居住租界內之華人行使管轄權時，須先得本領事同意。」

這是明目張胆地侵犯中國司法權，喧賓奪主，把「租界」當作「」看待。

法律之前華洋不平等

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在中國官紳力爭交涉下，上海道台派員到外灘的英國領事館，與英國領事組織一個法庭，稱爲「洋涇濱北首理事衙門」，由中外官吏會同審理租界內有關華人的民刑案件，開始廷立了「會審」制度。

中國出席會審的法官叶做「讞員」，洋人稱爲「陪審官」。洋陪審官的權威，駕凌中國讞員之上。主謇判案要經陪審同意，甚至洋陪審官在判决中寫上「我的意見中國委員亦表同意」等語，或加簽「批准」兩字。這種「反客爲主」的會審，令人啼笑皆非！

一八六九年（同治八年），英國領事和上海道台議定擴大「洋涇濱北首理事衙門」權力，擬訂「洋涇濱設官會審章程」十條公佈，由此將「理事衙門」改稱爲「會審公廨」（地址在工部局市政廳的斜對面），這是它正式命名的由來。

新訂的「會審章程」雖然堂堂皇皇，司法的「會審公廨」雖稱公平正直，但對華洋糾紛的民刑案件，仍是洋人得利，華人吃虧；法律之前，絕不平等。上海領事團給「會審公廨」曾有暗示：「凡與外國個人、外人團體、或外國商人有關的案件，判决都必須於外國人有利。」這不僅是袒護洋人，甚至連入了外國籍的華人，也可以得到庇護。例如：當時美國駐華代辦衛三畏在給國務卿西華德的報告中說：

「已經發生了許多外人對中國人的嚴重凶殺案，甚至故意凶殺案，在這些案件中犯案的外國人，不是罰輕微的欵項了事，就是僅以驅逐出境或幾日拘役結案。」

這是庇護洋人的自白。

然而對華人的刑罰却苛刻得很，例如：在一八九七年（光緒廿三年）八月，有四名華人因在自來火（煤氣）公司門前與兩個巡捕發生口角，引起鬥毆，被拘送到「會審公廨」審訊，結果，將四名華人分別判刑「荷枷一月」和二百大板。至於由上海道台派到「會審公廨」的「讞員」，對案件雖作依法判决，往往被洋陪審官推翻。由於這樣司法不公正，華人胸中的愤怒之火，終於爆發了「大鬧會審公廨」事件（又稱「大鬧公堂」案）。

大鬧公堂案燃起怒火

所謂「大鬧會審公廨」事件，是指一九○五年（光緒卅一年）以「黎黄氏案」爲導火線而爆發的。事緣有一位四川已故官員黎某的妻子——黎黃氏，携带大批行囊和年青婦女乘長江班輪，於一九○五年十二月八日來滬，準備回她廣東原籍。工部局捕房將她拘捕，控以「犯拐騙罪」送交「會審公廨」審判。由中國「讞員」關烱之、金紹成與英國副領事德韋門會同審訊。當時關烱之認爲主控案情證據不足，準備依照慣例將黎黄氏暫時押在公廨女所候訊。若按「會審章程」第二條所訂，華人之間的訴訟，由中國「讞員」主理，洋陪審員不得越俎代庖。然而德韋門却不以爲然，竟命令捕頭將黎黃氏帶回捕房，關押「西牢」。爲此華洋雙方發生爭執，德韋門惱羞成怒，大肆咆哮說：「本人不知有上海道台，只遵守領事的命令。」這樣專橫跋扈、侮辱中國的言行，當堂引起華人的抗議，而巡捕又仗勢行兇，毆打差役和觀審的華人，終於將人犯裝入囚車，帶往捕房。

上海各界受此喪權辱國的刺激，大起公愤，從第二天（十二月九日）開始，紛紛集會，醞釀罷工罷市，以示抗議。上海廣肇公所召開旅滬粵人同鄉大會，對黎黄氏表示聲援；商務公所也集會決議，要求撤換德韋門等。上海道台在羣衆壓力下，决定公廨停訊，並提出撤換德韋門、斥革捕頭莫突森、以及撤回在公廨監視的巡捕等要求；但英方拒不接受，事體越鬧越僵。而長期積壓在上海人民心頭反侵畧的怒火，於同月十八日，进而一發燎原了！

商民以暴力對抗暴力

從上午九時起，南京路一帶的商店宣告罷市，憤怒的華人聚合在老閘捕房周圍和工部局市政廳的門前，舉行示威；而英方採取野蠻鎮壓手段，命令巡捕竟對手無寸鐵的羣衆，開放排槍，當塲打死三人，打傷多人，其他地方也發生死傷。總計這一天，十一名中國人被打死，二十多人被打傷。但示威羣衆亦不甘示弱，冒着槍林彈雨，拾起磚瓦石塊回擊，將巡捕打得頭破血流，還放火燒巡捕房，衝工部局，以暴力對抗暴力，使洋人駭得發抖，最後出動「萬國商團」武力和海軍陸戰隊，才把這次暴動平息下來。

而此案結果，乃是英方鑒於民氣激昂，勢不可侮，遂被迫將副领事德韋門調到鎮江任事，離開上海，以平民忿。復將黎黄氏由西牢送回會審公廨，總算符合了章程，也算是華方勝利了。但各界因抗議而遭受之損失，尤其犧牲之人命或傷殘之無辜，仍得不到合理之賠償，反而由上海道賠償工部局白銀五萬両，以彌補其被摧毁之損失。這就是，尤其是次人民一貫的遭遇。誰叫你們的國家任由外國人開闢租界呢！

到了一九一一年（清宣統三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满清之際，列强趁火打劫，於同年十一月十日，由領事團發出通告，按管會審公廨，從此便成爲工部局的附屬機關。一直到一九二五年發生「五卅」慘案以後，由於中國民氣大張，國民革命軍北伐勝利，才迫使上海租界摘下「會審公廨」這塊爛招牌，換上「臨時法院」的新牌子；其實换湯不換藥，外人控制租界司法權的本質並沒有改變。

上海自清末迄民國以來，不僅是全國金融中心，亦是政治興革的温床，尤其租界爲精華之區，藏龍臥虎，人文薈萃。歷屆選出之工部局董事華委，多一時之俊彥，若非財經領袖或社會名流，當不可能獲得提名當選，而且非年高德劭者，亦難孚衆望。余生也晚，亦不具備上述條件，然能破格當選爲華委、華董，寧非異数！不免深自惶恐，益加兢兢業業，以期勿負委託。

獲選納税華人會代表

一九三一年三月，時余執業會計師兼任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八仙橋分行經理，適逢納稅華人會年度改選，歷來選舉代表，大家競選熱烈，余亦受友好恿慫，參加本屆的代表競選，僅屬凑凑熱鬧的陪襯性質，絕無勝算把握。伹事有出人意料之外者，余因職業上之間係，以及平素對人處世忠厚爲善的本性，一向人緣尚佳，尤其與各路商界聯合會的員工，情誼颇深，這次承他們熱忱相助，獲選爲納稅華人會代表，再經代表大會（八十一名）互選，余又被選爲納稅華人會的執行委員（執委共二十七名）。這是我後來參加工部局的初階。

任華委首先改革交通

次年，余又被選爲出席工部局的華人委員，參加警務、交通兩小組的委員，獲得參政權之後，本着實事求是的精神，運用份內的職責，首先在公共交通方面，提出改革不合理的舊章陋規，以求便民利民。

例如：三馬路（即漢口路）的交通管制，原規定爲單程行車。不僅對市民造成諸多不便，亦影響該馬路商業繁榮，以致空置房屋甚多，華商居民，均以爲苦。以前納稅華人會雖曾函請工部局，要求恢復該路雙程交通，以蘇民困；無奈局方洋人主管，對華人夙懷成見，相應不理，莫可如何。余爲此親往三馬路作實地調查，點驗車輛通過情形，徵詢商民改革意見，掌握恢復雙程交通可行性之充份理由後，乃列爲專案辦理，主張廢除該馬路現行單程交通陋規，恢復雙程行車辦法；並詳述利害得失，提交董事會審核，終於獲得通過，解决了此一懸而未决的交通問题，商民莫不稱便。

余爲此事大費周章，並非譁衆取寵，旨在便民利民，盡我職責而已。該馬路商界聯合會竟贈余「市民喉舌」匾額，並蒙當時華人領袖虞洽卿氏當面嘉許，以「年輕有爲」相勉勵；雖屬溢美之詞，但由此可見公道自在人心，公理可以戰勝强權也。

當選爲五位華董之一

一九三四年（民國廿三年），餘又僥倖當選爲華人董事，確係出人意料，當之有愧。論資歷，余係「白領」階級（當時執業會計師兼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秘書及稽核主任），任華董亦僅一年；論年齡，余祇三十二歲耳。而本屆其他四位華董，則爲虞洽卿（六十八歲）、徐新六（四十五歲）、郭順（五十四歲）、江一平（三十九歲）諸氏，均係當時工商巨子、社會名人，且虞、徐兩氏係華董元老，余勿能相比也，鄉黨叙齒，均係余父兄輩份。余能破格當選，固屬納稅華人會諸代表投票所致，然虞氏代爲吹噓，助力甚大，足見其古道热腸，獎掖後進之厚意。

當時，工部局董事會的董事名額爲十四人，按名額分配，計有：華董五人，英董五人，美董二人，日董二人。歷來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總董例由英董或美董担任，總董投票作兩票計。從董事名額分配來看，表面上中、日董事名額佔七席，英、美董事名額亦佔七席，東方（中、日）和西方（英、美）半斤八両，選舉權是平等的，同意或否決權也是平等的。但事實上不是這麼一回事。由於總董有兩票特權，即或東方團結一致，還是西方多佔一特權票；何况中、日兩國長期敵對，中、日董事各爲本國利益，自然也難以合作。因此，在董事會中，一切立法大權，凡百庶政，歷來多由英、美董事當家作主，自然易於操縱。

而且以前各屆華董，多善於明哲保身，寧做太平董事，不作鬥牛勇士，每於出席工部局董事會議時，多聽報告，少發議論，對西董意見與提案，合理者固然贊同，不合理者亦少抗辯；即或有事交涉，祇與總董私人談判，甚少作出正式提案，聊盡人事而已。故此西董趾高氣揚，唯我獨尊，並不重視華董地位，亦不尊重華董意見，這是令人難堪的事！例如取銷音樂隊一案，恢復三馬路雙程交通案，經過多年拖延才得實現。

致力争取单人各權益

筆者就職華董後，立願不辭艱苦，力圖爭取公應有權益擬，以公理和工作表現來挽回應得之平待遇，而虞洽卿氏以次各華董，對此力表同情，相機支持，遂不覺勇氣增加，少所畏縮與顧忌了。

按照常例，在董事會分設的十一個小組中（計有：警務、財政、銓叙、工務、火政、衛生、公用、教育、圖書、勞工、交通等組），由當任董事担任一至二個小組委員，主持該組政務事宜。所有提案或擬訂的文件，須經各有關小組委員會通過後，裝入公文皮包分送各董事核閱（每位董事都有鑰匙啟開公文包），經簽字之後，即可實施。（按：董事會每二星期舉行常會一次，會期爲星期三，平日重要文件及會議紀錄，亦分送各董事核閱。）時余破例担任警務、財政、銓叙、教育四組委員。因余在中外全體董事中，年齡較輕，似能勝任繁重工作；余亦當仁不讓，以「多做工夫、少嘆世界」爲職志，不以爲苦。

董事會設有總辦一人，副總辦二人，會辦四人（二名西人，一名華人，一名日人），總辦例由西人担任，主持局內行政事務。余任銓叙委員，主管總辦以下職員任免升調，爲執行人事法規，往往對總辦提出之人事任用或升級，不予批准，即或依照規章允予所請，亦告誡該職員須奉公守法，對華人要有禮貌。旨在折煞西人驕傲自大之氣，爲國人爭取人權。因此總辦對我猜忌，希望我第二年不再選任銓叙委員，以免損害他的權威。然而次年我仍兼銓委，而該總辦因一部日人選票遺在票櫃內沒有取出計數，遭受日人攻擊辭職，由一位副總辦遞升總辦，擬另聘一位副總辦補其遺缺。余乃乘機提議此一副總辦遺缺，應由華人會辦或日人會辦升任，並通知華人會辦何德奎告知日人會辦，促請日董提出一致主張，爭取中、日人事權利，結果獲得董事會通過。中、日兩會辦均升任副總辦。

又有一次，英人警務處長，因年老退休，例由副處長升任處長，另一副處長專任政治部主管副，所遺處長一缺，余主張由華人助理處長姚震謨升任，並說明警局處理案件，以華人案件最多，且有衆多華人巡捕，爲調和華洋隔闕，便於施政管理，理應由華人副處長（又稱副總巡）承乏其職務，體現實事求是精神。結果亦獲通過。由此華人得以掌握高層警政權。

改善教育俾洋爲中用

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大事，由租界當局所主辦的學校，旨在培養學生崇洋思想，作爲買辦階級的接班人，爲帝國主義侵華利益而作長治久安之計。余幼年會考入由工部局主辦的「華童中學」，受洋化教育（該校創於一九○四年，即清光緒卅年），肄業期满的那一年，我國爆發「五四運動」，時余任該校學生會會長，並當選爲出席上海學生聯合會代表；爲響應此一愛國運動，不顧學校當局阻撓，寧願放棄行將到手的畢業文憑，憤而離校貫澈愛國初衷。勉效「臨大節而不苟」之古訓，不向洋人奴化教育势力折腰。後來餘子先生在其所著「掌故漫談」一書中，於「租界文化孕育的人物」文内，曾談到本人此事過節，謬承讚許，可見是非自有定評（該書於一九七○年承香港大華出版社印行）。因此，余在工部局教育委員任內，以過去親身的體驗，對租界教育設施，特別爲華人學生着想，俾能洋爲中用，爲祖國培植人材。當時特聘爲教育委員者，計有劉湛恩（滬江大學校長）、歐元懷（大夏大學校長）、林庚侯（前清秀才、會任華董）等先生，均係飽學時賢，爲教育界之翹楚。每於出席教育會議時，劉、歐兩氏爲華人教育問題，常與西董展開爭論，尤其歐氏堅持原則，雄辯不休，爭得面紅耳赤，表現擇善固執的學者風度！林氏不說英語，言必中肯；而余則發言温和，委婉陳詞，以免中西鬧成僵局。有時華委意見雖被教育小組委員會否决，但余必設法代爲翻案，重新提交董事會覆議，往往反敗爲勝。因余與總董及英、美董事感情融洽，當準備翻案之前，先打電話與總董疏通意見，再請其他西董贊助。這種幕後交易，煞費周章，爲達目的，也就義不容辭了。故此常獲劉、歐兩氏嘉許，說余工於設計，爲華人爭光不少；長者爲我面上貼金，確有受寵若驚之感。

有時余亦用「拖」字訣，對華人不利案件，以「尚未研究清楚」爲詞，使其議而不决，一味拖延時間，設法挽回逆勢，所謂謀事在人，常能轉化不利有利。

爭取法權要迂迴曲折

向租界爭取華人法權，必須採取迂迴曲折和分進合擊的戰術，厚植華人勢力。爲此，余一面向西董「拉交情」，進行外交策畧，盡力引進愛國有爲之士，渗入工部局各部門担任工作，大家同心合力，爲華人利益而奮鬥。其間，經余私人保舉而任職或兼職各小組委員會者，計有：

（一）奚福泉任工務組劃則師。

（二）趙傳鼎任公用組律師。

（三）徐次生任衛生組會計師。

（四）經易門（華安公司副總經理）任電影審查委員。

（五）孫曉樓（東吳大學法學院教務長）任教育组教育委員（接替劉湛恩氏）。

（六）章友三（復旦大學副校長）任教育補助費委員。

（七）王孝英女士（務本女校校長）任教育補助費委員。

（八）沈有乾（沈信卿先生公子，後在聯合國任人事處主任）任華人教育處副處長（接替陳選善）。

以上所述，是余當選華董以後爭權的概况，因租界由西人大權獨揽，統治絕大多數華人的不合理現象，乃是歷史遺下的惡果。余非革命家，自不能以革命手段奪權，而收回租界洗雪歷史耻辱的壯舉，應由我國政府發奮圖强才能實現；故余當時祇能利用環境，改良現實，爭得一分權力，爲同胞多做一分福利工作而已。一切譭譽，不足計也。

「虞洽卿路」命名經過

一九三六年（民國廿五年）浙江寧波同鄉會，發起向工部局要求將該同鄉會會舘所在地的西藏路改名爲「虞洽卿路」，作爲慶祝虞氏七十大壽的獻禮，以資紀念其一生事功。當時虞氏仍蟬聯華董，且爲華董元老，其經營之企業與財富，可謂雄甲一方，其社會地位，朝野咸欽，真是年高德劭，當之無愧。然工部局認爲用人名作路名者，應用於逝世蓋棺論定之後，在生前不甚相宜，乃不允所請。

余與虞洽卿係忘年交（他長我三十五歲），當余初任工部局華委時，即與虞氏同在警務委員會工作，承他獎勵愛護，次年當選華董，得其吹噓之力甚大，並一同蟬聯華董於今，彼此肝胆相照，情誼深厚；且灤知其人其事，雖從上海租界買辦起家，伹富於愛國心而絕不媚外，雖多金而有高等社會地位，不但急公好義而且待人謙和，並非爲富不仁之流。因此，余於公誼私情，必須設法促成其事。於是採取會（董事會）外活動的辦法，宴請英董凱雲克、密契爾二人洽商，始允將虹口區海寧路改名。爲求達成以西藏路改名的原議，再行交涉，委婉陳詞說：「既然接納輿情，允將海寧路改名，爲何不做個順水人情，讓寧波同鄉會會館所在的西藏路改名呢？只有這樣，才能使「洽老」及其事波同鄉皆大歡喜，也才是通情達理的善舉。」但英董又提出意見，謂「改西藏路爲虞洽卿路名，須登報公告西藏路商民，徵求改路名之意見，如在三個月内無人提出反對者，始可改名。」余乃通知西藏路商界聯合會各負責人，籲請玉成其事，由全體商家聯名蓋章，備文呈請工部局，同意將西藏路改爲「虞洽卿路」，於是將此議案提交董事會討論時，始得無異议通过。此係上海公共租界以華人姓名作爲路名的創舉。（上海法租界也有一條「朱葆三」，是紀念華人朱葆三的。）

從此余與虞氏交情更親切，後經八年抗戰、同赴重慶、同任國民参政會参政員，以至於一九四五年逝世爲止。在此大動亂的十餘年間，我倆幾乎形影不離，憂患與共，忘年之交，亦人生之奇緣也。茲爲懷念故人，將其一生行誼作一簡介，並非爲其寫年譜、立傅記也。

虞洽卿一生行誼简介

虞洽卿又名和德，一八六七年出身於浙江省寧波府鎮海縣，從小家境貧苦，雖讀書聰敏而無力升學；十五歲時，即由其族人虞鹏九寫信介紹他到上海四馬路望平街一家名叫「瑞康顏料店」當學徒。他尚未成年，遠離家鄉，初次乘船登上上海碼頭，已是腰無分文，身無長物，僅有蔽體的农服和穿着他母親手製的一雙布鞋。當他從碼頭沿着信上地址走向四馬路時，恰巧大雨傾盆，他愛惜母製的新布鞋，脫下來挟在腋下，赤着脚，冒着雨，東問西問才找到那家顏料店，從此才有安身之所。（後來虞氏飛黃騰達，大家都說起他赤脚進店的故事，稱他爲「赤脚財神」，虞氏不以爲侮。）

由學徒做到洋行買辦

這家瑞康顏料店，原是蘇州富紳奚萼銜的父親奚潤如所開設，资本只有八百銀兩，老板連職工只有三人，虞氏以學徒薪酬微薄，全年只得鞋襪津貼費十二銀元；但他安份克己，辛勤工作，頗受東主器重，不久就升做「跑街」職務，推銷貨品很有成績，那年該店就賺了二萬多元。東主奚潤如認爲虞氏小小年紀，表現成績如此優異，是商界難得的人材，前途無可限量，特別提出年獎二百元，還請他以此投資，參加爲股東，這是當時上海商界未來的特例。

虞氏初出茅廬，即露頭角，由學徒至股東的商業生活，經過十一年的勤懇學習和工作，已非「吳下阿蒙」；至一八九三年他二十六歲時，便脫穎而出，當上德商魯麟洋行的買辦，經營顏料和西藥進口，收購我國大豆、桐油和絲、茶出口，獲取百分之十左右的佣金。每年由他經手的進出口貨品數量驚人，給他個人佣金的財源滾滾而來；他又省吃儉用，青年就成爲富翁了。

獲荷蘭女皇頒贈勳章

一九○二年他三十五歲時，改任道勝洋行買辦。次年（一九○三年）二月十一日，荷蘭銀行在上海南京路外灘沙遜大厦開張以後，他獨具慧眼，改任該銀行買辦，從此他與該銀行結了不解之緣，一直到一九四○年他離開上海赴重慶任國民參政員爲止，才與荷蘭銀行脫離關係。

本來荷蘭銀行在上海創辦之初，實力並不雄厚，除了推銷鈔票換取銀元以外，做些乳品、藥材進出口生意；但因虞氏任買辦以後。以其個人信用和商界地位爲號召，由該銀行發行現金「銀票」和「遠期本票」，每天單由虞氏經手兌換的銀子，就有三萬両至五萬両之鉅，這對於該銀行擴展業務，起了重大作用。因此在他担任荷蘭銀行買辦二十五周年的時候，除由該行贈給他一隻銀杯作紀念外，還由荷蘭女皇頒給他一顆「寶星勳章」爲獎品。

開設「寧紹輪船公司」

虞氏任買辦時，正當青壯之年，他眼光遠大，雄心勃勃，愛國愛鄉，關注民生問題，乃創辦「四明銀行」，調劑金融；又感到我國沒有純民營的航業，而國營的招商局作風落後，於是毅然開設「寧紹輪船公司」，專輪航行寧波、上海，爲家鄉水上交通服務，票價僅定銀洋一元。業務興盛，便影響到原來外商航業的生意，因而招忌。外商輪船票價降低爲銀洋五角。和他競爭乘客；但一班寧紹同鄉對他頗爲愛戴擁護，大家聯合起來，勸告鄉親旅客不搭外國的廉價船，寧願多付五角船費搭虞氏的「寧紹」船，以示對同鄉事業衷心支持。

是我國早期的「船王」

虞氏受此嘉惠，不僅挽救了航業危機，更激發他對航業的信心，於是又投資二十萬元，創辦「三北輪船公司」，購置三艘新式輪船，開闢滬（上海）漢（漢口）航綫，逐漸擴展業務，船隻增至三十二艘，噸位達到四萬多噸，沿長江各大商埠都有碼頭、躉棧，成爲長江航運業的後起之秀，與「民生輪船公司」先後輝映，打擊外商航運業務，伸張民族資本的權利；尤其在對內與共軍作戰對外與日軍作戰時，對於國府軍事運輸貢獻甚大。同時，他又代理寧興、新事興等輪船七艘，郵船五艘，或爲我國早期的一位民營「航業大王」。由於他發達以後，不忘鄉土之情，輪船公司都是以他家鄉地名而命名，所以他屬下航經員工，都是三北人、舟山人（都屬寧波府轄），成爲航運界「寧波帮」的派系。如今執香港航業之牛老的「金山輪船公司」與「環球輪船公司」，其主持人董浩雲與包玉剛，享有世界七大船王之名（計希臘三人，美國二人，中國二人），他倆都算是寧波府人（董籍舟山、包籍鄞縣），而「寧波帮」在航運界有此空前的成就，這和虞氏當年致力於航運事業創下的風氣，可能大有關係。所謂「惠被蒼生，勳流後葉。」庶乎近之。

對民族大義節操無虧

虞氏雖充任洋行買辦，但對愛國運動熱心支持，民族大義節操無虧。例如：一九○五年上海租界發生的「大鬧公廨案」，他曾出面力爭；他曾贊助南洋勸業會，贊助辛亥革命運動，響應「五四」愛國運動，支持「五卅慘案」的反帝運動（他當時任上海總商會會長），支持納稅華人抗捐運動；尤其爲爭取工部局的華董席位，不遺餘力；對「一二八事變」、「八一三」淞滬戰爭，都大力贊助國軍。最後脫離日本魔掌，投奔重慶參加抗戰工作。凡此無不顯出他的爱國情操與民族氣節。是以餘子先生在其所著「掌故漫談」書中，談到「租界文化孕育的人物」一章中，稱虞氏爲「不忘鄉邦的愛國志士」，可作爲他蓋棺論定的評語。

對社會公益出錢出力

虞氏於民族大節無虧，對社會公益及慈善事業，亦樂意出錢出力，热心参加，因此人緣甚佳，頗得衆望。他爲人也很風趣，常咬文嚼字，妙語如珠；酒色不禁，「契女」甚多，鷥鶯燕燕，圍繞膝下，但樂而不淫。於是平輩稱他爲「阿德哥」，晚辈稱他爲「虞洽老」，以示對他的親切與敬重，他樂而受之。他歷任上海總商會會長、寧波同鄉會會長、工部局華董、國民參政會参政員，以及無數社團的首長，這都不是偶然倖致的。故此衆友好爲他努力改西藏路爲「虞洽卿路」之獲成功，更非倖致。如今說明區區在這個順水人情中的經過，絕非表功；寫此簡介，亦非溢美。事實如是，以見交情，以誌追思而已。

    二十七、张爱玲为什么突然去了香港和美国

张爱玲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上海滩最红火的高产作家。解放后，她却突然去了香港和美国，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这究竟是为什么？

张爱玲注视着解放后的新上海，但她始终徘徊在中国大陆的门槛外。当时曾与张爱玲几度合作过的龚之方等人约请张爱玲为他们的《亦报》写稿。这样，张爱玲便以“梁京”为笔名，在1950年3月至1951年2月的《亦报》上连载了小说《十八春》，这部描述城市中上层旧家庭的小说引起巨大轰动。

1950年七八月间，在夏衍的安排下，张爱玲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土改工作。这两个月的深入生活，是她和中国大众距离最近的一段历程，但也是距离“她自己”最远的一个时期，因而也是她感到最尴尬和苦恼的一个时期。她所看到的“贫穷落后”、“过火斗争”与当时要求的“写英雄”、“歌颂土改”相去甚远，她在写、不写、写什么之间困惑不已。有朋友问她：“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她说：“不会。”她承认：“一般所说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我是写不来的，也不打算尝试。”这就出现了时代要求与自身状况之间的难以克服的矛盾。于是，她去意萌生。

张爱玲离开上海最直接的动因，是抗战时期的报纸上曾登过她去日本参加“第三届大东亚文学家大会”的消息，她说：“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是一年来常常被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未涉及政治，也没拿过任何津贴。还有人说她曾和汉奸胡兰成结过婚，和”汉奸无二“；《海派》报纸干脆说她因为穷困做了美国兵的”吉普女郎“……这些议论使张爱玲感到人言的可畏和来自政治方面的威胁。

夏衍很赏识张爱玲的才华，指名让她参加了上海市第一届文代会。别人都穿着列宁装，只有她穿着旗袍，很不合群。她感到与新社会格格不入，但又不想改变自己；考虑到写作和政治上的诸多因素，她惟一的选择便是“离开”。夏衍曾委托龚之方去劝她留下来，同时婉转地撮合她与著名导演桑弧的“亲密关系”，但张爱玲只是摇头，说：“恐怕这两件事都不大可能了。”她去意已决。

她当时对外公布的理由是“继续因战事而中断的学业”。1952年7月，32岁的张爱玲只身离开大陆去了香港。

二十八、十九路军死难将士公墓表 （一九三三年十月）

民国二十一年一月，倭寇上海，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不及俟命，率所部二万人迎击，倭大创，增援者再，战几四十日，寇死五六千人，我军死伤亦称是。功虽未就，自中国与海外诸国战斗以来，未有杀敌致果如是役者也。十九路军所部多广东子弟，死即槁葬上海，不得返其故。二十二年九月，度地广州黄花冈之南，以为公墓，迁而堋之。黄花冈者，清末志士倡义死葬其地者也，以二十一年上海之役与比，功足相副。昔明遗臣张煌言死难，遗言立墓岳、于二公间，盖生以毅烈相附，死以茔兆相连，其义固然。今之迁葬，非徒饰美观，侈功伐，亦欲推其事类，以兴来者。自黄花冈事讫，仅半载，武昌倡义，卒以仆清，固其气足以震荡之。后继十九路军而成大业者，其必如武昌倡义故事，以加于倭，然后前者为不徒死尔! 盖功大者不赏，业盛者不能以笔札称扬，故略举死者之事，以俟后之终之者。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十月，余杭章炳麟撰并书。

附：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因仰慕顾炎武（初名的绛，入清后改炎武）为人，更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

二十九、杜月笙为什么不去台湾？

杜月笙是中国“三百年帮会第一人”，他曾将在上海滩呼风唤雨，但在新中国成立后，杜月笙没有留在大陆，也没有去台湾，而是选择了香港，这其中有很多隐衷。

不去台湾：蒋介石拿我当夜壶

　　杜月笙晚年曾说：“蒋介石拿我当夜壶，用过了就塞到床底下。”这一形象比喻，既是这位大亨对蒋介石怨恨的发泄，又是失宠后凄楚处境的哀叹。

　　杜月笙是近代上海青帮中最著名的人物，原名月生，后改名镛，号月笙，出生于江苏川沙（现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南杜家宅。四岁以前，母父相继去世，先后由其继母和舅父养育。后拜青帮陈世昌为老头子。陈世昌是小东门一带的流氓头子，绰号“套签于福生”，在青帮中属“通”字辈，杜月笙按序排在“悟”字辈。由于陈世昌等人的关系，杜月笙获得机会进入黄金荣公馆，很快获得黄金荣的赏识，成为其亲信。

　　1927年4月，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组织中华共进会，为蒋介石镇压革命运动。4月11日晚，他设计骗杀了上海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随后又指使流氓镇压工人纠察队。他因此获得蒋介石的支持。

　　南京政府成立后，杜月笙担任陆海空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虽是虚衔，但有助于提高社会地位。同年9月，任法租界公董局临时华董顾问，1929年任公董局华董，这是华人在法租界最高的位置。

　　抗战后，杜月笙想趁蒋介石论功行赏的机会，捞个有影响的职位，他把目光定格在上海市市长，起码当个副市长。他把这一想法透给了军统局长戴笠，由戴笠转达给蒋介石。

　　1945年8月底，杜月笙回到上海。始料不及，走到半路，传来消息，蒋介石已任命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吴绍澍为副市长，负责接收上海全权。

　　令杜月笙沮丧的事还在后头：火车快到上海时，门徒上车报告，市政府已通知取消原定的欢迎仪式，连本已搭起的牌楼也已拆除，北火车站还贴出了“杜月笙是黑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等标语。杜月笙为避免难堪，临时改在上海西站下车。靠站时，竟没有一个要员迎接。

　　1946年夏，蒋介石为体现“民主政治”，下令“民选”上海市参议会议员。杜月笙信以为真，有意竞选议长席位，于是组织门徒大张旗鼓活动，摆出种种理由宣扬议长一职非杜月笙莫属，又不惜大把花钱拉票。哪知就在胜券在握时，传来蒋介石的口信：议长一席，希望由潘公展担任。杜月笙无奈何作了识时务的俊杰，在选举结果他当选议长后，马上宣读了一份辞职呈文：“上海系通都大邑，议长责任重大，本人为多病之人，不能担此重任，辜负诸公厚意，多请原谅，再予改选。”主持选举大会的市长吴国桢立即表示接受听从本意，另行重选。于是第二次投票，选出潘公展为议长。

　　这些事情杜月笙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加深。

　　三大战役结束，内外交困中的蒋介石被迫下野。杜月笙知道蒋家王朝气数已尽，开始谋虑去从。为退路办了三件事：卖了杜美路上的一处公馆，得款六十万美元；改任意挥霍为量入支出，裁减雇员，紧缩开支；去了香港一次，物色准备购买的住宅。

　　1949年3月下旬，杜月笙一回到上海，就被蒋介石请去南京，对他说：“上海看来是难以守住的了，杜先生应有所准备，必要时携家小去台湾，协助党国共图复兴大业。”

　　杜月笙说：“我是准备放弃上海以后的退步了。”

　　蒋介石曾听说，中共方面委托黄炎培等，劝杜月笙留在上海，他无论如何不愿杜月笙被“统战”过去，便说：“杜先生与中央合作有年，民国16年清党时，为铲除共党鼎定上海立下大功，也因此与共党结怨甚深。共党是讲阶级讲斗争的，他们决不会放过你，切不可有丝毫的侥幸，以早日去台湾最好。”

　　杜月笙说：“总裁放心，我对共产党绝无侥幸之心。”蒋介石听了当然不满意，双方不欢而散，但蒋并不就此罢休，还要设法争取，把杜月笙逼去台湾。

血债累累不留大陆

　　国共两党1949年进行最后决战。杜月笙观察着形势，知道必须再作一次重大选择了。

　　以“会做人”而发迹的杜月笙信奉“事不做绝两面光”的处世信条，多年来，他积极助蒋反共，同时又跟共产党结下“红色情缘”。1947年，杜月笙应中共要求，收到上海活动的共产党员、演员金山为“关山门弟子”，为其工作提供帮助。他还掩护过周恩来的堂弟周恩霪。到1949年春，国民党在大陆垮台已成定局，国共双方加强了对社会上实力派人士的争夺，杜月笙已无法再两面骑墙。解放军兵临江南之时，杜月笙跟黄炎培、章士钊、史良、张澜等著名人士频繁接触，商讨时局，黄炎培等都力劝他留下。据杜月笙说，周恩来还通过黄炎培想约他面谈。上海滩另一“大亨”、辈分在杜月笙之上的黄金荣，已决定留在上海。在此情况下，杜月笙也考虑过留下。

　　然而，他有沉重的历史包袱：1927年4月11日夜，他诱捕共产党员、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将其活埋于龙华荒野；在第二天的“4·12”大屠杀中，他部署徒众杀害三百多名共产党员和工人。杜月笙不相信共产党会不计如此深仇大恨，如果留下，前景实在难测。

　　与蒋介石嫌隙既生，孑然一身去台湾，还不是寄人篱下？杜月笙选择了去号称自由港的香港。1949年5月1日，辞别黄金荣后，杜月笙举家登上了拥挤的荷兰宝树云号客轮，驶往香港。

一代枭雄客死香江

　　抵达香港的杜月笙住进朋友为他选定的坚尼地18号，这里成为最后一个杜公馆。

　　此时杜月笙的哮喘病愈加严重，治疗方法是中西并重，药石兼投，经常来为他把脉开方的医生有中医四位、西医三名，在香港个个都有名望。另外，今天张三介绍一位医师，明日李四贡献一个偏方，杜月笙医生越请越多，用药越来越杂，身体却不见起色。几个月下来，他自嘲说：“如今我是拿药当饭吃，拿饭当药吃了！”

　　因为跟法租界打过多年交道，杜月笙一直对法国感到亲切，他想迁居法国，彻底远离政治是非。仆佣除外，杜月笙全家和追随他的顾嘉棠、万墨林两家，迁法共需27张护照；杜月笙向台湾的国民政府提出申请，结果台湾方面要收取“护照费”15万美元。杜月笙的产业全留在大陆，转移出来的只有出售一处房产的三十万美金，供应几十号人在香港的庞大开支，这笔护照费杜月笙已支付不起！迁法由此遇阻。

　　晚年的杜月笙在香港惟一带喜气的事，是和著名京剧演员孟小冬结婚。孟小冬是杜月笙的第五房太太，也是最后一房。

　　进入1951年夏，杜月笙已经病入膏肓，该立遗嘱处置遗产了，外人均很好奇这位最盛时仅为其一人服务的仆人就达97名的“大亨”到底有多少财产留给家人，结果杜月笙报了数：11万美元。这笔钱原为十万美元，是他早先寄存于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处，宋子良代为投资，略有盈余，现在这11万美元就是曾经挥金如土、钟鸣鼎食的杜月笙的全部遗产。据其女杜美如回忆，分配大致如下：每个太太拿一万，长子拿一万，没出嫁的女儿拿六千，出嫁的拿四千。在此前，杜月笙销毁了历年别人写给他的所有借据，他对子女说：“我不希望我死后你们到处要债。”

　　分配完遗产，杜月笙把所有事务都交给得意门生陆京士处理，自己安心等死。1951年8月16日下午，63岁的杜月笙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的骨灰葬在台湾，而他的遗愿是在故乡浦东高桥入土，至今没有实现。

三十、舞女风潮

周信芳情恋风波真爱受阻 1928年，时年不到30岁、艺名“麒麟童”的周信芳正活跃在上海京剧舞台上。当时上海一个大户人家的爱女、芳龄18的裘丽琳在看戏时，爱上了周信芳。裘丽琳的外祖父是苏格兰人，因此她身上有四分之一外国血统。两人的自由恋爱很快成为小报竞相追逐的花边新闻。但是纵然“麒麟童”名声再大，在上流社会看来，他终究不过是一个“戏子”，况且周已有了妻室，更使得裘家对最为宠爱的小女儿“三小姐”严加训斥，强行看管，不许出门。裘丽琳兄长裘剑飞的“老头子”是黑社会大佬张境湖。为此他邀请了二十有人说，三千年看西安，五百年看北京，一百年看上海。上海的历史文化资源不及西安、北京那么悠久，但它毕竟是中国近代社会变化发展的缩影，因此值得好好收藏、整理、研究。《上海珍档》的出版，传递出了一些人们希望了解的半个世纪以前上海历史文化风貌的信息，尽管是一鳞半爪，但显示出了多角度、多层次的阅读价值。

　　老上海跳舞业的流变

　　交际舞随侨民传入上海

　　跳舞是指交际舞，又称“舞厅舞”（ballroomdance），一种西方人喜爱的社会交谊手段，它是随着侨民一起进入上海的。早期被上海人译为“跳戏”，后来才改称“跳舞”，上海人只把它当作一种蛮滑稽的“西洋镜”，是只看勿白相的。

　　外滩2号的英商上海总会建成于1864年，里面就有跳舞厅。1872年《申报》载《沪上西人竹枝词》多首，其中有描述西人跳舞的：“玻杯互劝酒休辞，击鼓渊渊节奏迟。入抱回身欢已极，八音筒里写相似（思）。”

　　上海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但是，西方的跳舞一开始很难被上海人接受。这一方面因中国传统礼教严禁妇女参加社会活动，更在于跳舞是一种奔放的、激烈的全身运动，“三寸金莲”的小脚女子根本难以适应。

　　“百乐门”上海滩独领风骚

　　辛亥革命后，新政权把缠足当作对妇女迫害的陋习给予禁止和取缔，不过放足的女子依然是“小脚女人”，行动依然不便，上海跳舞业须待未缠足幼女成年后才会兴旺发达起来。

　　据记载，1922年英商开设的大华饭店（旧址在今江宁路美琪大戏院一带，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的世俗婚礼在此地举行，并举行盛大舞会。原建筑于1930年左右拆除）设立营业性舞厅，成了上海乃至全国出现的第一家商业性公共舞厅。但是由于当时会跳舞的中国人少得可怜，所以营业情况并不理想。1923年，总部设在天津的中国影戏公司为了抢占上海电影放映市场，在派克路（今黄河路）创建卡尔登大戏院（今长江剧场），为吸引观众，戏院还附设卡尔登舞厅和卡尔登咖啡馆，它成为中国人创办的最早的商业性舞厅。

　　据1928年《上海指南》记录，当时上海有大中华、巴黎、桃花宫、远东、爵禄（西藏路）、月宫、凤凰、、大东、东亚、新新（南京路）、嫦娥（天主堂街）等十数家舞厅，大部分集中在西藏路、南京路、北四川路一带。

　　进入20世纪30年代，上海城市人口和城市面积迅速增大，上海人的跳舞也蔚然成风，商业性舞厅业得到了较大发展。1932年，中国商人顾联承投资70万两白银在静安寺兴建ParamountHaII，中文名为“百乐门”。“百乐门”舞池地板为框架整体结构，下面用许多汽车弹簧支撑，即所谓的 “弹簧地板”，当众人共舞时，会产生震动或倾斜，造成一种兴奋的感觉；中池和小池一般提供集团包租；习舞池则配有专职教练员，无偿为初习者服务。

　　“百乐门”首创上海娱乐业的签单制度，有一定身价的熟客可以签单消费。据说，一次新沙逊洋行老板沙逊到“百乐门”白相，他准备签单时，恰遇一位不认识沙逊的服务生而被拒绝签单：“你假如真的是沙逊，何不自己去开一爿跳舞厅，省得来此地被人家轧进轧出。”沙逊十分恼火，后来果真造了“仙乐斯舞厅”。

　　“弹性女郎”与“舞女风潮”

　　那时，跳舞是一项时髦的娱乐活动，但会跳舞的人不多，敢在公共场合男女相拥跳舞的更少，于是跳舞学校、跳舞养成所等纷纷开设，专教要时髦、不懂舞术的青年们。当时，愿意在舞厅跳舞的男性较多，而敢于去舞厅跳舞的女性很少，于是舞女就作为一种职业产生了。

　　舞女，英文叫作dancinggirl，上海的“洋泾浜英语”谑之为“弹性女郎”。“弹性女郎”往往主宰了舞厅的命运，为此“百乐门”订立了严格的陪舞制度，规定只有经过考核并发给伴舞证的“弹性女郎”才能进入“百乐门”伴舞，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弹性女郎”和跳舞者的利益和安全。据说， “百乐门”一位优秀“弹性女郎”的收入可达“百乐门”中级职员的10倍以上。“弹性女郎”队伍的发展，刺激和促进了上海舞厅业的发展。

　　跳舞业在旧上海被列为“特种商业”，舞厅秩序直接关联社会治安，所以，租界和华界先后多次制订和公布《管理舞场条例》、《舞女规则》、《取缔舞女营业规则》，对舞厅及舞女的营业方式和约束舞女行为作出规定和限制。

　　1947年7月，国民党政府颁布“勘乱建国总动员令”，9月9日，上海市政府为配合“总动员令”，落实“厉行节约”措施，下达“禁舞令”，限 9月底前关闭全部营业性舞厅。当时上海依赖舞厅生活的职工达2．7万人，此令一下，立即遭到反对，“弹性女郎”们立即组织起来，冲进社会局，把平日颐指气使的官僚们吓得屁滚尿流，狼狈鼠窜，政府只得下令暂缓推行“禁舞令”。此事在上海史上叫作“舞女风潮”。

　　1949年解放后，上海采取措施妥善安排舞女出路，逐步关闭舞厅。1956年，上海的营业性舞厅基本关闭，替而代之者是“苏联老大哥”带来的“交谊舞”、“集体舞”。□薛理勇文

　　周信芳情恋风波真爱受阻

　　1928年，时年不到30岁、艺名“麒麟童”的周信芳正活跃在上海京剧舞台上。当时上海一个大户人家的爱女、芳龄18的裘丽琳在看戏时，爱上了周信芳。裘丽琳的外祖父是苏格兰人，因此她身上有四分之一外国血统。两人的自由恋爱很快成为小报竞相追逐的花边新闻。但是纵然“麒麟童”名声再大，在上流社会看来，他终究不过是一个“戏子”，况且周已有了妻室，更使得裘家对最为宠爱的小女儿“三小姐”严加训斥，强行看管，不许出门。

　　裘丽琳兄长裘剑飞的“老头子”是黑社会大佬张境湖。为此他邀请了二十多位小报记者赴一品香饭店，一则派发红包，一则暗示大家“识相”。果然煞住了小报炒作周裘相恋的风头。

　　控制舆论之后，裘剑飞派人警告周信芳：与裘丽琳断绝来往，否则将他赶出上海，还要向他“借只脚用用”。同时，裘剑飞雇了眼线日夜盯梢周信芳，不让他有自由活动的空隙。

　　私奔出走

　　外部压制的力量强大，但热恋情人更加矢志不渝。裘丽琳在家里写信托人外出时投入邮筒，周信芳收到信后则派跟班到裘丽琳窗下的街道上来回走几趟，裘丽琳便知道信已为周郎收到。

　　这时，一位出身官宦、留英回国接掌庞大家产的年轻人进入裘家视线。裘母当即应下这门婚事，派人到天津把裘丽琳的庚帖送去，然后带回男家定礼———一对金镶翡翠手镯和一只8克拉钻戒。

　　但就在这个时候，裘丽琳乘家人看管懈怠，穿着睡衣拖鞋伺机逃出了家门！然而她不敢去找周信芳，而是坐上黄包车先去了圣贞德女校一位要好的中国同学家中。这位同学便前往通知周信芳。周信芳觉得，现在裘丽琳只有离开上海，先暂避到苏州去。于是他当即去火车站买票。当天黄昏，周裘两人便到达了苏州。周信芳在阊门外找了一个僻静干净的小客栈将裘丽琳安顿下来，登记时用的是假名，两人以兄妹相称。然后周信芳当夜又赶回上海，因为次日还有他的戏码。临走时他再三叮嘱裘丽琳把门锁好，绝对不要走出房间。

　　其时，裘家早已发现“三小姐”不见了，等到裘剑飞携****带人直扑周信芳家时，周已不知去向。四处追寻之下，在火车站问到一个“黑帽子”（票务人员），他漏嘴道：因为自己是京戏迷，刚刚才将周信芳领到去苏州的火车座位上。裘剑飞立即带着人马连夜赶往苏州，在各大旅馆逐一搜索，一无所获。

　　裘家勃然大怒。他们登报公开谴责裘丽琳，并声明和她脱离关系。

　　裘丽琳只好给母亲写了好几封请求宽恕的信，但是毫无回音。在受到人身威胁之下，裘丽琳只得以法律进行自我保护。于是，上海的好几家大报在同一天登出了某著名律师启事：本律师受聘于裘丽琳小姐担任其法律顾问，本律师的当事人已经成年，依法享有公民权利，任何人无权限制其人身自由和侵犯其合法权益，否则本律师将依法提起诉讼云云。

　　回归上海

　　在当时的上海，法律也许可以暂时保护裘丽琳的人身自由，但是无法排解周裘两人所遭到的各种势力的压迫。于是，“麒麟童”和上海滩上“大人家”的小姐裘丽琳不得不离开上海。但是两人恩爱厮守，周信芳时常在外埠跑码头唱戏，裘丽琳则始终陪伴在他身边。

　　多年后，事情终于有了转机并且终究获得美满的结果。也许是因为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周信芳在这段时间里，办妥了与前任妻子的离婚事宜。这就使得与裘丽琳的关系以及社会对他们的接纳具有了合法性的基础。而周裘两人的事实婚姻木已成舟，时过境迁，怨愤渐渐疏淡，骨肉亲情又渐渐重新萌生。其次，裘丽琳非常聪明。当时上海滩的戏班背后都有黑社会势力，这时，她背着周信芳，私下里跑去给黑社会的老大磕头赔罪。这个方法果然奏效，在黑社会“谅解”以后，周、裘一家重返上海的麻烦也就得到了结。

　　而更为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当时上海的社会风气已经十分开放。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地方经由法律认定的自主婚姻和自主离婚，在全国的比例是最高的。

　　回到上海后，周信芳和裘丽琳在一家最著名的酒店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婚礼。而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是3个孩子的母亲和父亲了。

照片右六为周信芳之子周少麟，右三为其夫人黄敏珍。（为纪念已故京剧艺术家周信芳九十诞辰，周信芳之子周少麟自美来沪参加纪念演出后与沪江大学校友会校友的合影，黄敏珍是沪江五三级的校友。）摄于1985年7月。

上海的咖啡香从“磕肥”到咖啡

　　咖啡是舶来品，刚传入上海滩时，赶时髦的新派人物喝了，往往叫苦不迭，没想到竟像咳嗽药水一样难喝。慢慢地随着西餐在上海滩的推广和普及，咖啡也逐渐为人们所接受，所喜爱。朱文炳的《海上竹枝词》（1909年）中，已有描写咖啡的诗句，同年上海基督教会出版的《造洋饭书》中也提到了咖啡。

　　早年咖啡的译名五花八门，甚至还有“磕肥”的译法。以咖啡能减肥这一点观之，倒也颇为形象贴切。清末毛元征《新艳诗》中有“饮欢加非茶，忘却调牛乳。牛乳如欢谈，加非似依苦”之说；民初“鸳蝴派大家周瘦鹃《生查子》词中也有“更啜苦加非，绝似相思味”，这就又把咖啡与相思、悲苦、离愁等中国文学中的传统意象联系在一起了。

　　咖啡馆在上海滩的出现自然要晚一些。不过，当时英法租界里众多西餐馆兼具咖啡馆的功能，同样能品尝上好的咖啡，也是不争的事实，在陈定山的《春申旧闻》等老上海“经典”中就有具体的描绘。但咖啡馆如雨后春笋般在上海滩大量涌现，大概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事情，诗人林庚白写于 1933年的《浣溪纱?霞飞路咖啡座上》云：“雨了残霞分外明，柏油路畔绿盈盈，往来长日汽车声。破睡咖啡无限意，坠香茉莉可怜生，夜归依旧一灯莹。”就是极为鲜明的写照。

　　作家与咖啡店

　　田汉1921年创作的独幕话剧《咖啡店之一夜》，是最早在新文学作品中抒发“咖啡馆情调”的。此剧虽写于日本，背景恰恰是老上海的咖啡馆。《咖啡店之一夜》展示的是个性的觉醒、自由的渴望和“新浪漫主义”的体验和感伤，把咖啡馆和文学的现代性诉求联系在一起了。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北四川路上有名的“上海咖啡”的开张，更酿成了一场影响不小的新文坛公案，催生了鲁迅一再讽刺过的创作“三角恋爱”小说的高手张资平。

　　说到与文学关系密切的老上海咖啡馆，同样坐落在北四川路上的公啡咖啡馆也不可不提。这是当年鲁迅与“左联”领导成员和中共地下党代表秘密接头商谈的一个场所，鲁迅日记上有多次去“公啡”啜饮咖啡的记载，尽管鲁迅并不喜欢喝咖啡。“公啡”的地位是如此重要。

　　日本尾崎秀树在《三十年代上海》一书中讨论上海左翼文化时也专门提到它。遗憾的是，“公啡”已不复存在，而今见到的“公啡”则是不折不扣的“假古董”。邵洵美、曹聚仁常光顾“俄商复兴馆”，叶灵凤、施蛰存等经常光顾华盛顿咖啡馆，则又是另外的生动有趣佳话了。

　　文学中的咖啡

　　作家马国亮曾在《咖啡》一文中写道，他在当时上海一家咖啡馆里无意中听到两位女人谈话，“她们谈的是文艺，国民党，政治，什么都谈，她们说完了郭沫若，又说鲁迅、郁达夫、汪精卫、蒋介石”，马国亮对此颇感意外。其实这是咖啡馆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咖啡馆不是单纯喝咖啡的地方，而是现代都市中的一个“公共空间”。西谚有云：“咖啡馆是新伦敦之母。”对老上海的咖啡馆虽不能这样评估，但马国亮的这段记载，也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告诉当年上海的咖啡馆文化是多元的，是值得探究的。

　　如果要问当年有哪些新文学作家写过上海的咖啡馆，那可以开一份长长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名单。徐讦的《吉卜赛的诱惑》、林徽音《花厅夫人》、温梓川《咖啡店的侍女》等等都是。张若谷干脆以《咖啡座谈》作为自己的散文集的书名。孙了红有名的“侠盗罗平探案”系列也有不少曲折的惊险故事发生在咖啡馆里。至于后来曹聚仁的《文艺复兴馆》、史火覃（周楞伽）的《文艺咖啡》、董乐山的《旧上海的西餐馆和咖啡馆》等回忆录，更是研究老上海咖啡馆文化的珍贵文献了。

　　时光飞逝，沧海桑田。20世纪20至40年代上海南京路、霞飞路、北四川路、亚尔培路上各具特色的咖啡馆而今安在﹖差不多都成了历史的陈迹，有的连断墙残壁都未能留下，我们今天只能在作家文人的作品和回忆录中来寻觅它们，想象它们了。

三十一、上海七十年前的禁令

国民党上海特别市第四区执行委员会训令

宣字第三十七号

令各区分部宣传委员

为密令饬遵事：案奉市宣传部密令行字第十二号内开：“案奉中央宣传部密令，饬为查禁大众文艺编辑、上海四马路现代书局发行之《大众文艺新兴文学专号》及上海新月书店出版之《人权论集》两刊物等因，奉此。除呈复并分令外，仰该员切实遵照查禁为要”，等因，奉此。除分令外，令仰该员遵照查禁为要。此令。

中华民国十九年五月三日

宣传委员赵少彝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致新月书店公函

径启者：本部顷奉中央宣传部密令，内开：“为密令饬遵事：查最近在上海出版之《新月》第二卷第六、七期载有胡适作之《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的及罗隆基作之《告压迫言论自由者》二文，诋（讠其）本党，肆行反动，应由该部密查当地各书店有无该书出售，若有发现，即行设法没收焚毁。除分行外，合亟密令仰该部遵照严密执行具复为要”，等因，奉此。查该刊累载反动文字，早经本部查禁有案，兹奉前因，相应备函转达，即希贵局勿为代售，致干禁令，为要。此致

新月书店

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宣传部

[一九三○年]二月五日

三十二、张大千和张群

张群曾做过上海市长，四川省主席，行政院长；但他和张大千的私人关系却很好。

张大千是一位经历非凡的传奇人物。他驰骋画坛六十余年，读万卷书（画），行万里路，踏遍名山大川，结交了上百成千的朋友。在这些友人中，有前清遗老遗少，文人墨客；有书画名流，诗词高手；有金石家、古董商、金融家、裱画匠、饭庄掌柜、画店伙计；有戏曲艺人、报馆记者、寺院方丈，乃至算命先生、帮会袍哥；更有政界巨头、军界要人……真是三教九流、无类不有。

在他的友人中，若论交往之深、情谊之厚，当推著名政治家张群为首选。

张群，号岳军。一八八九年生，比张大千年长十岁；四川华阳人，与张大千是同宗同乡。张大千称他为老长兄、老乡长。

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一个毕生从事艺术创作的，没有参与任何政治党派，自己又再声称“只动手（作画），不动口（讲演），”不愿过问政治的艺术家，为什么会与一个毕业从事政治活动的老牌政客结为深交呢？究竟是什么力量，把这两颗似乎分属不同轨道运行的行星，连接得如此紧密而融洽的？

话还得从二十年代后期，他俩在上海相识谈起。那时，张大千还是一位不到而立之年的青年画家。他客居上海多年，发愤治艺，跻身于上海画坛，以卖画为业。青年时代的张大千，正醉心于石涛、石谷、八大、金冬心。

他刻苦临摹这些画家的作品，学到了一手造假画的真本领。他仿石涛的画可以乱真，竟然能瞒过当时的收藏石涛最富、鉴赏石涛画最精的名收藏家—罗振玉、黄宾虹以及陈半丁。张大千作假石涛，开始有游戏笔墨，仅仅是想试探一下自己作假画的本领，戏弄一下以鉴赏石涛权威自居的名家。当这一步取得成功后，才以此为业—把造假画作为营生，或以假石涛换取真石涛的一种手段。由此，张大千在上海画坛和画商中名声大噪，他的名字几乎与石涛混在一起，成了收藏、鉴赏石涛及制作假石涛的专家。

二十年代后期，在湖北身居要职的张群已经对书画古玩产生兴趣并开始收藏，尤其喜好收藏石涛、八大的书画。他风闻上海画坛上有位造假石涛的张大千，挥笔拟石涛笔意写了一幅山水，并题诗一首，诗曰：

奇峰高突在风雷，荒柳疏松任剪裁。

我更参禅文字外，毫端唤出石公来。

上款题“岳军仁兄法正”，下款署“丁卯（一九二七年）三月大千张爰”。

张群拿到这幅扇面一看，甚加喜爱，又求购了一幅“冬心笔意”的花卉扇面。正是这两幅扇面，使张群与张大千结下了书画因缘。

过了二年，张群调任上海市长。张大千得悉自己的“父母官”嗜好收藏书画，尤嗜石涛、八大，为了观赏张群收藏的苦瓜、雪箇，他在一位忘年交的画友兼学者庄蕴宽的家里，结识了庄蕴宽的亲戚—张群的秘书冯若飞。冯若飞是一位能诗能画的幕僚，在冯若飞的引荐下，张大千登门拜访了这位同宗同乡的“父母官”。

关于这段交往，张大千后来在一篇序文中这样写道：“庚午、壬申（一九三○至一九三二年），予居上海。华阳张岳军兄适为市长，相见甚欢。二人同嗜石涛八大书画，每有所得，辄相夸示。岳军得石涛《写杜诗册》、楷书《道德经》及八大写东坡《朝云轴》，颇以自矜。予得石涛《写陶诗册》、真书《千字大人颂》、宝掌和尚画像；八大画山水人物册，意欲胜之。盖石涛八大并以山水花卉著称，人物独少见。予此二册，一卷一轴，以为绝无仅有者也。尔时好事争奇，以此为笑乐。最后岳军得石涛所绘《通景屏风》十二幅，先师李文洁题为'天下第一大涤子者，生平所见实以此为专’，予逎折服”（见《张岳军先生印治石涛通景屏风序》）。

这段文字生动地描述了青年时代的张大千与张群在一场“石涛作品收藏战”中争奇斗胜的趣闻。

看来张大千折服张群的，倒还不全是张群能够不惜重金，以三千六百元大洋的巨款从破了产的地产大王程霖生手中购下了这部“天下第一大涤子”；而是赞赏张群并没有将这部珍品秘诸笥箱，束之高阁，却将其影印，赠诸友好，公之于世。所以张大千发出这样的感慨：“且物聚于所好，有所聚必有所散。予数十年之收藏，海内外友人谬许以为精富。然兵火劫余，柴米见易。今居荒村，更于何有？三年前曾影印存者数册，其用意正与岳军同。今数册所载，亦多散失。暇时偶复展视，未尝不念石涛八大，每念石涛八大，未尝不念岳军。”这也是张大千为张群印治石涛《通景屏风》作序的主旨。

张大千对张群待人的态度也颇钦佩。一次，他在台湾与友人谈到收藏字画的趣事，讲到一本石涛册页，他沉思了一会，颇有感触地说：“岳军先生从政，我对他政治上的成就倒不是最佩服，但他的为人真了不起！”

那是抗战前发生的一件事。张群拿了八张石涛册页给张大千看，并询问他的意见。张大千说：“这本是假的，真的在我这儿。”

张群的反应是一声“哦？”张大千告诉张群：“不过你这本题款是真的，至于真画在我这里。”张群听了，便爽快地把册页交给了张大千，竟然连问都没有问一句为什么会出现假画真题款的情形。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这本假石涛册页是张大千的老师李梅庵的三弟——三老师李筠庵做的手脚，因为李筠庵造假画的本领不高，只好把真的石涛册页的题款挖下来，贴到他描摹的假画上，而真画上面则蒙着写一个假题款。这样一来，既不容易被识破，而且两张都可以取信于人——这也是当时画坛上做假画最起码的伎俩。

张大千还说：“谈起收藏，岳军的眼力不见得比别人好，但是他手头收藏假的东西很少，因为他信任朋友的判断。”

二张之交，延绵半个多世纪，从张大千方面来说，也许是出于对张群为人的推重和敬佩；而在张群方面来说，可能更多地是出于爱才，爱张大千的画，爱张大千超人的艺术才华。

张群在《大千居士绘事》一文中说：“绘画一事，虽云天才功力相济为用，惟天才不世出，功力则常人所能至。旷观画史，作者如林，有能领袖一代而为后世法者，殆不可多数。盖才之大小，又因得之于天者而异。如大千居士者，实我画苑数百年所未有。”

张大千曾被人推许为“五百年来一大千”，张群也认为张大千是数百年所未有。张大千是从石涛起家的，而石涛却是明清五百年来一大家。那末，石涛和张大千可有高下之分？对这个问题，张群认为：“我国画苑，自宋以后，大抵囿于前人法度，使境界窘迫，日趋衰退，其间仅有八大石涛，能横绝千古，独辟新径”；同时又指出：“今大千之成就，又非八大石涛所能跻矣”。也就是说，张大千的成就已经超过了八大石涛，于此足见张群对张大千评价之高。为什么这么说呢？张群认为其原因是张大千不止于临摹石涛的真品，而且能追本溯源，所谓“始由八大石涛而上窥宋元，出入各家，自成风格。犹精进不已，西去敦煌，寝馈于鸣沙石室者，数载之久。于是三唐六代之秘，曹衣吴带之奇，大千皆挹之于笔端，昔宋元人梦想所不及者，大千则振而兴之”。

此外，张群认为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即近四十年来，张大千“周游西方诸国，览其山川，考其文物，胸襟眼界之广阔，更非昔贤（当然包括八大石涛）所能比拟，而画风又为之一变”。

确实，张大千在艺术上不断求新创新，他的画风一生中有二次丕变，四十年代赴敦煌临摹，是他创作人物画的一次丕变；六十年代由“泼墨”到“泼彩”，是他山水画创作上的又一次丕变。也正是张大千画风的不断丕变，使他超越了乃祖师石涛的艺术成就。

在多年交往中，张群发现张大千在日常生活中，几乎都以书画为中心，与书画没有直接关系的，他大多不加理会。就拿印章来说，他虽然藏印数百方，而几乎都是平常的印石。凡是刻印、藏印的人，都喜欢搜求田黄、鸡血，张大千却没有，而且一点也不在乎。张群曾经带着自嘲的口气对人说过：“比起大千来，我就太杂了，我喜欢书画，可是也喜好铜器、玉器。大千虽然搜集奇木、奇石，但都是为了长期观察、写生入画；至于一般古玩，再贵重值钱的，他都不放在眼里。

张群赞许张大千研摩画法的专心，一再引证他在敦煌面壁三年潜心苦练的例子，认为他在这三年所下的功夫，得益极大。他在《民族艺术生活之改进与六朝画》一文中曾写道：“张大千君自抗战以来，转入后方，年来在西北艰勤研究，临摹敦煌壁画，直接对于六朝画、唐五代画、宋画为最大之努力，牺牲一切，奋斗艰难，此种勇往迈进精神，实堪倾佩，而其成绩之表现，殆有出乎吾人意外者。所成之作品，线条之整肃，设色之精益求精湛、逼真古人，一丝不拘，恐为近数百年来所未有。”

张群与张大千讨论过明代佛像名画家丁云鹏的艺事，张大千评为“不行”。

张群问：“为什么？”

张大千答：“画人物的线条交代不清楚。”

张群又问：“为什么会这样？”

张大千答：“勾勒不行。”

张群认为，张大千的勾勒笔法是十分精到的，而这一功夫，又得自临摹敦煌壁画最多。他曾在张大千的一幅长卷白描《九歌图》的跋文中题道：“大千鉴赏之博，游踪之广，为古人所不能及，故其画艺之精，一空前史；此图乃其游敦煌后所作，其勾勒笔法师承壁画，信为神品。”

在旧中国，也确有这样一些达官贵人、军阀政客，他们出于附庸风雅，好名“招贤”，结交或豢养了一批文人学士，画家艺人，为他们“帮闲”。但是，张群与张大千的关系似乎不是或不完全是这种关系。正如张群所说：“大千和我最初相识于上海，抗战期间又同在四川，当时我的先后职位是上海市长和四川省主席，大千不大喜欢接近官员，我们相处熟而不亲。那一时期，我所得的大千书画，都是购买的。”譬如《仿李龙眠三高图》，那是张大千在一九四三年所画，张群购得后，请著名书法家沈尹默加题；直到一九八二年中秋节，张大千才把原作上宋徽宗之子鄞王所题的诗句补题在画卷上。

另一幅《钟秀毓灵》，是早在四十年前，张群主持四川省政时，张大千画的峨嵋金顶。当时想赠给张群，连题诗都已作成：

千里雪岭栖灵鹭，一片银涛护宝航。

五岳归来恣坐卧，忽惊神秀在西方。

但是，张大千为了避免攀附之嫌，如他笔下所形容的“一再逡巡”，直到一九八二年张群九十四寿辰，他才把这幅旧作，连诗带画，一起相赠，“以代杯酒之敬”。

四十年代，张群主持四川省政之时，张大千在画业上多次得到他的关照、帮助。一九四三年五月，张大千携带敦煌临摹作品从西北返川，归途中因有张群与何应钦的电令手谕，才免遭关卡层层检查，使临摹作品得以完好地保存。张大千在成都和重庆两地举办名震中外的“敦煌临摹作品展”，也是在四川美协名誉主席张群的赞助下，让当时任四川教育厅厅长郭有守拨款五万元作画展借用资金。抗战胜利后，张大千与十多名学生子侄在成都郊外租居的作画处——金牛坝，也是张群委托他的弟弟张达泗代为选择的。但是，张大千竟然无一幅字画相赠，难怪张群要发出这样的感慨：“这就是大千之所以为大千！”

五十年代后，张群去台湾，张大千侨居海外，虽然远隔重洋，但张群对张大千仍十分关心。当他从友人处得悉张大千在巴西患目疾并久治不愈，便深感不安，于张大千六十八岁生日前夕，写了一封祝寿信，信中写道：

年来音问疏阙，然人遥心通，未尝不时时神驰左右也。日前目寒兄转到兄重为石涛通景题签，弥所感谢。时入清和，因忆华诞之期瞬届，重洋远隔，深以不克抠衣趋贺为憾，……吾兄艺事名满环宇，诚已臻于从心所欲之化境，蔚为我国之国宝，至希加意摄生，益自珍卫。

张大千在复函中写道：

昨奉华翰，欣慰与惭感交并，远隔重洋，故人厚我，不忘贱辰，兼辱雅教。弟久客南荒，虽年齿稚弱于兄，人皆以老大见视，友朋日少，不闻兴德之言，承娓娓清词，示以进修之道，深感不遗在远，赠人以言之惠。

一九七八年初，张大千在张群的安排下，从美国旧金山回到祖国台湾，定居摩耶精舍，结束了他长达三十年的海外侨居生活。此时的二张，都已进入耄耋之年，张群也早已不是张大千的“父母官”，而纯粹是同宗同乡的知已故交。至此，张群对张大千的关怀就更加无微不至，几乎达到形影不离。

当张大千晚年创作他的最后一幅巨作《庐山图》时，张群联想到张大千的身体健康，作了二首诗赠给张大千，诗曰：

髯张画笔信无前，脱腕丹青万户传。

环宇同知一老在，艺文命脉此身肩。

年来时得影形俱，万里东归德未孤。

好节尘劳慎饮食，愿君善保千金躯。

张群深知张大千重情感，喜交游，不避尘劳，不辞应酬，所以写了这首诗，亲自送到摩耶精舍，当面给他。还告诫道：“大千，你的生活、习惯和嗜好，须要注意调整，我比你年长十岁，因为我注意修养，健康情况比较好，你再不好好的将息，爱护你自己，说不定你比我先走，还要我来为你办丧事。” 张大千听后，两眼掉下泪来，张群也忍不住流下了老泪。

张群的这段话果然不幸言中，一年多后，八十五岁的张大千果然比九十五岁的张群先走了，而年长十岁的张群果然要为老弟张大千主办丧事。痛定思痛，张群又忍着纵横老泪挥笔为张大千书写了一副挽联：

半世纪，知交莫逆。忧患共赏，艺文共赏，仓皇成永诀，空余涕泪对梅丘。

五百年，国画大师。阅览之博，造诣之深，规范轶群伦，无沗邦家称瑰宝。

张大千的画：雪鸦图

张大千

张大千（1899～1983），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己亥)5月10日（农历四月初一），他出生在四川省内江县城郊安良里象鼻嘴堰塘湾的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原名张正权，又名爰，字季爰，号大千，别号大千居士，四川省内江市人。传说其母在其降生之前夜梦一老翁送一小猿入宅，所以在他二十一岁的时候改名猨，又名爰、季爰。后因为出家为僧，法号大千，所以世人也称其为"大千居士"。其二哥张正兰，即是著名的画虎大师张善子。他们的画室名“大风堂”。张大千的一生，才华横溢，极富传奇，建树甚伟，贡献极巨，声名遐迩。

张大千1983年4月2日病逝，享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