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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历经40年，民众受压制的生育愿望，被延误的生育安排，不仅积累着生育的反弹势能，也储蓄着幽怨与愤懑。许多人认为，计划生育特别是“一胎化”政策的推行，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如人口红利的丧失、老龄化社会的提前到来、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调、失独双亲的悲剧等。面对质疑和责难，在今年年初举行的全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国家计生委主任王侠明确表态：“必须长期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把稳定低生育水平作为工作的首要任务。”官方如此表态，被认为是站在本位立场，罔顾民众呼声。对于数十年筚路蓝缕、受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国家计生委来说，恐怕是态度强硬惹人愤，孤苦无告谁人知！  计划生育缓解就业压力，有利于提升劳动力价值 “人口红利”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代表经济学意义上劳动力的充裕供给；按照较窄的口径计算，目前我国20-59岁年龄组劳动人口为8.39亿，30年内仍将维持在7-8亿之间，在数量上相当于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力资源的总和。从人口构成上看，只有在农村和农业中不再有剩余人口和富裕劳动力的情况下，人口红利的拐点才真实来临。按照农业劳动力的人均耕地来看，我国农业的集约化程度和劳动生产率极低，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和农业生产力的大幅提高，还将释放出源源不断的剩余劳动力，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根本不会缺少劳动力，我国劳动力人口总体上仍然是严重过剩的。  人口红利另一方面是指经济增长受益于劳动力的充裕供给；过去30年经济增长充分利用了我国的人口红利，这是事实。但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产业结构的迅速变化，不会总给我们提供利用人口红利的机会，就算有，我国的物质资源和自然环境也无法永久支撑这样的增长方式。“高能耗+高环境成本+廉价劳工”的增长方式事实上已经难以为继，人口红利不过是候鸟式劳动力供给的一个绚丽而短暂的黄昏。可以说，人口红利的减退或终将丧失，不过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式必须转变的表征而已。 计划生育一方面抑制人口增长，稳定低生育水平将减少未来劳动力供给，从而缓解庞大劳动人口所造成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计划生育提倡少生优育，有利于我国人口素质的逐步提高和提升人力资本的价值。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不把注意力放在技术创新与科技进步上，不把人口问题的关注重点转移到人口素质上来，而是把经济持续增长的希望寄托在发达国家提供的产业机会上，托付在自身种群的简单人口繁衍上，眷恋着人口红利以至于依依不舍，这样的国家和民族是何等的可悲可叹！ 计划生育加速我国老龄化社会的来临，但减轻了养老的社会负担 发达国家的经历表明，在人类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的同时，人口发展在进入现代工业文明社会后，普遍呈现出生育率迅速下降、人口增长趋缓乃至负增长的现象。从任何数量的人口基数出发，只要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保持下降趋势，人口社会必然会出现老龄化现象。我国所出现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可能带有“跨越式老龄化”的显著特征，就是在我国尚未成为发达国家、但在迈向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在必须实行计划生育的情况下，比发达国家较早出现人口结构老龄化现象。这是我们别无选择、必须接受并完全能够应付的结果。 人口老龄化作为世界人口的趋势性现象，也是人口健康与人类成熟的表现。对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到来，如临大敌大可不必。迟早要来，早来比晚来好。在应对策略上，我国既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现成的经验，也可以效仿那些成功的范例。第一，必须提高生产力即劳动人口的创富水平，这是从经济来源上应对老龄人口抚养比上升的根本途径。第二，建立全民覆盖的完善的社会养老和福利保障体系；养老的社会化解决模式，是工业化社会最重要的一项制度安排，也是现代政府至关重要的职责所在。第三，推迟退休年龄，以适应当代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的现实情况。  还必须看到，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与欧洲国家有不同之处。欧洲不存在人口总量过大的问题，这是我们与欧洲之间最基本的区别。现在好多人一想到人口老龄化就忘记了这个区别。必须认识到，在我国人口总量减少到一个合适的水平之前，试图通过新增人口来缓解人口老龄化，无异于饮鸩止渴。计划生育条件下人口结构老龄化的负担，只是经济能力上的相对负担，退休养老的社会总负担反而减轻了。而如果增加生育，不仅添加了未成年人口的养育担负，把现有老龄人口可能享受的部分福利夺去了，而且还给将来准备了更多的老龄人口，除此无他。 计划生育前置了保护女婴的怀柔之策,性别失调并非计划生育之过 重男轻女是中国传统观念中最顽冥不化的部分。厌弃女婴、溺死、丢弃女婴的现象，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不绝如缕，程度不同但从未中断过。我国的男女性别比例失调，除了生殖组分的自然因素外，重男轻女的观念以及长期以来贱视、刻薄女婴的社会陋习是最重要的原因。说计划生育引起男女性别比例失调，可谓千古之冤，也完全违背了事实。 建国后我国进行了6次全国人口普查。计划生育之前的两次普查结果显示，女性人口占比分别是48.18（1953年）和48.78（1964年），计划生育后的四次普查结果分别是48.50（1982年）、48.40（1990年）、48.37（2000年）和48.73（2010年）。两组数据比较，男女性别比例在新中国60年里并无显著变化，最近10年反而呈现女性比例趋高的迹象。  1983年开始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无论城乡均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但还不是“彻底的”一胎化政策，因为允许农村育龄妇女在头胎女孩的情况下可以生育二胎。这个前置条件在经济上可能出自农业“田力”（男性人口）上的考虑，而在护佑女婴方面则称得上是一项“怀柔之策”。头胎女孩可以生育二胎的政策，客观上减弱了育婴父母扼杀女婴的动机。由此可见，认为计划生育引起了男女性别比例失调，不仅违背事实，也是违背政策逻辑的无端指责。 “失独”之痛：旦夕祸福岂能迁怒人口政策？ 由于我国执行独生子女政策，以国家之大、人口之多，的确出现了无数意外丧失独生子女的家庭悲剧，闻之令人心痛、见之令人垂泪。在建立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和国家福利制度时，应针对这种特殊情况，设立相应的政策条例，给予失独双亲足够的物质抚慰，缓解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  然而计划生育作为一个肩负重大历史使命、以国民长远福祉和民族文明进步为圭臬的基本国策，岂能因噎废食？况且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失独之痛又怎能迁怒于计划生育？五年前在汶川地震中丧失儿子的一位母亲，最近又在芦山地震中痛失女儿，其情可悯，但若要扯到计划生育身上来，试问这位不幸的母亲要养育多少的子女，并且还要把子女分布到多广泛的区域中，才能避免如此天灾？从生育伦理上说，假如没有计划生育的限制，为人父母，当我们决定生育第二胎乃至更多子女时，难道不是出于爱的动机、怀抱善待和良好养育的自信，却纯然是为了避免失独之痛、以备不测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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