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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
近日，中国科学院专家称，中国少儿人口出现绝对数大幅度下降趋势，妇女总和生育率明显低于正常人口生育更替水平，已出现“严重少子化”。为应对此趋势，专家建议应对现有生育政策进行调整，从“一胎政策”过渡到“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
而在腾讯新闻立场的调查中，截至2013年11月3日中午，在一个近11万人的调查中，88%的网友选择赞成“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人口政策应适当调整。12%的网友则反对二胎政策，认为我国人口基数太大，现在不适宜放开计划生育政策。那么，桂林市人口的年龄结构状况如何？向二胎过渡是否就能扭转严重少子化与老龄化的局面，从而让经济社会发展的“根底”扎稳？为此，记者走访了市统计局与市计生委等相关单位以及广西师大社会学教授肖富群与市委党校从事人口与计划生育研究的唐炳贵老师，他们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与解读。
严重少子化与老龄化并存 年龄结构“头重脚轻”
严重少子化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吗？
■数字：根据市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桂林市人口数量为4747963人，而0-14岁青少年为765891人，占总人口数的16.13%。根据人口学统计标准，0-14岁人口占比15%至18%为“严重少子化”，15%以内为“超少子化”。
■问题：严重少子化给我们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是哪些原因促成了这样的情况发生？
■专家解读：
“根据人口学统计标准，16.13%属于‘严重少子化’，这是一个我们要实现人口均衡发展，必须引起警觉的信号。”唐炳贵如是说。
专家们认为，促成“少子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肖富群分析说：“以控制人口数量为主要目的的计划生育政策，在较短的时间内把总和生育率降低到了人口数量的替代水平以下，至今维持了很长时间，因此新生人口较少。”唐炳贵也认为，随着生活、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人们的预期寿命提高了，总人口数量整体在增长，而生育率长期控制在一定水平，是出现少子化的原因之一。此外，由于生态环境、生育观念等影响与变化，不育不孕以及不愿生育的人群也在逐年增多，这也是少子化的另一个原因。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社会保障体系日渐完善、子女的养老功能下降、社会节奏加快、青年人口文化水平提高和对下一代的养育质量有了较高期待，育龄人口对于生育的数量意愿有所降低。”肖富群认为，人们生育的数量意愿的降低以及生育年龄的推迟都是促成少子化的原因。他分析说，加之青年人口受教育时间延长，有较强的事业心，以至于结婚尤其是生育时间较晚，这也会减少生育子女的数量。
“未富先老”的老龄化要怎样应对？
■数字：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2010年，桂林市60岁及以上人口为701288人，占总人口的14.77%，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486561人，占总人口的10.24%。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85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11个百分点。
■问题：根据联合国制定的标准，一个社会60岁以上人口超过10%即为老龄化社会。未富先老的老龄化是否意味着，未来桂林市也会与全国的形势一样，面临严峻的养老困局？
■专家解读：
“人口老龄化在全国都是普遍现象，特别是我国属于‘未富先老’。”唐炳贵说，桂林和全国一样，老龄化的进程非常急促，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养老问题。“桂林市已经进入老龄社会，但桂林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没有为已经到来的老龄社会完全做好准备，经济实力还不足。”肖富群认为，“未富先老”、老龄人“老有所养”的物质环境还欠缺，相关政策制度也还不完善，一些理念也还未转变，社会养老事业面临巨大挑战。专家们认为，各级政府对这些现状应引起高度重视，采取积极甚至超前的应对措施，积极发展养老事业。
抚养比升高是否说明人口红利期已出现拐点？
■数字：以60岁及60岁以上的老人人数，加上14岁以下青少年儿童人数，对比15岁-60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桂林市的抚养比为44.75%。而以65岁及60岁以上老人人数，加上14岁以下青少年儿童人数，对比15岁-60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抚养比则为35.86%。
■问题：怎样理解抚养比这一数据？这一数据是否说明人口红利期已经出现了拐点？是否表示劳动力丰富、抚养负担低的现状在逐渐改变？
■专家解读：
“抚养比又称抚养系数，是指在总人口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以百分比表示，是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唐炳贵解释道。
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首次下降，但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人口红利减少没有必然联系。唐炳贵说，日本从上世纪70年代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但那时日本全国失业人口有300多万人，即便现在每年也有200多万人失业，所以老龄化不一定就带来劳动力不足。就我国的老龄化说，人口红利是由丰富的劳动力和较低的抚养比带来的，随着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和抚养比的升高，人口红利会逐渐减少。但唐炳贵认为。人口红利期目前还没出现拐点，还有红利。一些地方招工难是结构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同时，可以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和科技水平来提高红利。
肖富群则表示，抚养比例过高，是年龄结构“头重脚轻”的必然结果。由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生育率比较高，导致70-80年代的生育率也比较高，这使我们在近几十年里的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力人口比重比较大，抚养比例不高，庞大的劳动力人口可以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廉价的劳动力。但随着人口红利期的这批劳动力逐渐进入老年阶段，社会抚养比提高，劳动力丰富、抚养负担低的现状会逐渐改变。如果未抓住人口红利期实现经济社会的较快发展，出现“未富先老”的局面，老龄社会的养老就没有足够的经济社会基础。当然，现在很难判断是否出现了这个拐点。
“头重脚轻”“根底浅”不可忽视
■数字：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桂林市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4.13个百分点，而60岁及60岁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85个百分点，65岁及60岁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11个百分点。
■问题：桂林市的人口已出现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的结构特征，这对我们的经济社会生活有何影响？
■专家解读：
“‘少子化’和‘老龄化’，都是对人口年龄结构的一种描述。”肖富群教授认为，当下桂林市人口的年龄结构，青少年所占比重较小，老年人所占比重过高，呈现“头重脚轻”的状况。这种“头重脚轻”的年龄结构当然不是合理的年龄结构，对微观的家庭层面和宏观的家庭社会结构层面都会带来负面的影响。微观的影响是代际关系重心下移、抚养负担增大等，但宏观的影响确实很难预测。
“单独二胎”讨论热烈 生育意愿日趋理性
家庭户规模日渐缩小原因几何？
■数字：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来看，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10人，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3.44人减少0.34人，而桂林市平均家庭户规模则为2.95人/户。
■问题：桂林市的家庭户规模在继续缩小，并且小于全国平均规模，这说明了什么？
■专家解读：
肖富群认为，影响家庭户规模的因素很多，子女数量少只是原因之一，居住习惯、人口流动、土地经济资源的分散性、就业机会变动等都可能是原因。桂林市的家庭户规模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不能都归因于生育率问题，但也有生育率较低的原因。
“家庭是人口再生产的单位，所以，家庭规模是人口再生产的这一过程的反映。”唐炳贵解释，家庭规模大小，主要受两方面影响：一是家庭生育量的影响，二是家庭结构的影响。他进一步解释，家庭生育量越多，规模越大，复合家庭比例越大，家庭人口平均数也越多。桂林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人口控制都是比较严格的，走在全区前列，当然生育数量就较少，从而影响家庭规模。“另外，桂林经济不是很发达，很多农村子女在外打工、经商而成家，也有的城市家庭，子女在外地工作，家庭规模也就小了。”唐炳贵说，在农村，即使小孩在家里，结婚后也与父母分家，这种结构也影响到家庭规模。
“单独二胎”政策若放开会有多大影响？
■数字：根据2009年11月1日-2010年10月31日的统计数据显示，这段时间，桂林市共有5985人出生，其中一孩为3337人，二孩为2096人，而三孩以及三孩以上为552人。根据以上统计数
字 ，那 段 时 期 我 市 多 孩 率 为9.22%。
■问题：如果政策有所松动，允许单独子女生育二胎，对桂林市人口数量会有影响吗？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专家解读：
“如果允许单独生育二胎，对桂林市人口数量会有一些影响，但不会有很大影响。”肖富群说，单独家庭只是处于育龄阶段的家庭的一部分，而且即使政策允许单独生二胎，他们也不一定都会选择生二胎，就像现在政策允许双独可以生二胎而部分双独家庭并未生二胎一样。经过几十年的计划生育，以及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人们的生育数量意愿已经降低了。
“从家庭来考虑，放开二胎利于孩子成长和培养，减少风险，增加家庭幸福指数。”唐炳贵认为，如果政策有所松动，允许单独子女生育二胎，对桂林市人口数量是有一定影响的。他分析说，首先每年新生儿会增多，人口数量就会增加。据计生部门资料，目前桂林市一孩家庭有40多万户，但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只有21万户，就是说，这些一孩家庭没有领取独生子女证，很大程度上是有生二胎的意愿，当然也不排除也有不愿意生的。
积极应对挑战 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战略
从人口普查显示的结果来看，我国家庭规模越来越小，加上出生率的降低和老年人比例的增加，使人口老龄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加之三次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人口将陆续进人老年期，老龄化的形势将更加严峻。社会也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养老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专家们认为应积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战略。
“对于人口政策，我个人的看法是现在可以适当调整。”肖富群认为，计划生育政策，本身就是个不得已而为之的政策，因为人口基数大，导致人口数量和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加剧，才实行以控制人口数量为基本目标的计划生育政策。
肖富群说，强制性的生育政策实行了30多年，已经实现了预期目标，但产生的很多连带问题，尤其是社会结构层面的问题是在我们的想象力之外的。“计划生育政策是需要坚持下去，控制数量，加强服务，提升质量，但数量控制可以适当放松，比如单独家庭允许生二胎，甚至普遍允许生二胎等。”肖教授表示，鉴于以上的一些分析，可不必要过于担心生育率的急剧提高。
而据市计生委政策法规科的相关人士分析，根据国家政策，桂林市的农业人口以及少数民族家庭在生育政策上本来就有一些“照顾”，“单独生二胎”若放开，桂林市的覆盖面也相当有限，此外，伴随着人们生育观念的现代化，人们的生育意愿也没那么强烈，所以即使政策“放开”，单独生二胎对桂林的影响也将不会很大。
此外，肖富群认为，相比由于政策改革带来的生育率提高，政策不变而执行力度降低导致的生育率提高不仅会降低计划生育政策的权威性，还会引起生育权的不公平。近些年来，在计划生育工作中，计生委也在完善人口计生服务功能以及生育质量提高的工作上下功夫。
据市计生委政策法规科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的人口政策与人口工作的重心从单纯控制人口数量逐渐向“控制人口数量与结构并重”转变，但是，在强调提高人口素质的同时，对“保持低生育水平”的要求也从未放松。
“桂林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战略，就是要在执行国家人口政策的前提下，切实做好计划生育工作，建立起‘优生、优育、优教’的人口发展体系。”唐炳贵建议，不仅要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做好计生优质服务，全面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还应采取大力发展老年事业等积极措施，以应对当前严重少子化与老龄化带来的挑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