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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爱喝茶，客到茶奉是寻常礼事。休息时，许多人也会为自己泡上一壶好茶以消消暑、解解渴之类，所以不独富贵人家讲究茶道，文人雅士、平头百姓们，也会对品茗之道近乎入迷。这些“喝茶人”，对于茶叶的品位、茶具的档位、茶水的质位都十分的在意。其中唐朝“太子文学”陆鸿渐（即陆游）创煎茶之法而被百姓奉为“茶神”（见《大唐传载》）、余姚人虞洪入丹山采茶逢仙道人而得“大茗”（见《王浮神异记》），都是他们在品茶聊天之时，津津乐道的茶博士学历史之一。 江苏产的宜兴紫砂陶，由此因贮茶不易变质而成为了茶具的首选。一品拔俗而充满文雅的高超茶壶诞生，往往是文人雅士们的竞藏对象。他们对此一掷千金的热爱，使得许多的制壶名家，化尽一辈子的心血以能有个好作品问世。壶以人名，人以壶名，中国的茶文化历史上，因此诞生了许许多多的时大彬、陈鸣远、陈曼生之类的制壶大名家。 宁波的玉成窑，则以其精致完美的君子器形、名家亲手的书画上器、独一无二泥胎配方，而为浙江陶艺中的“三绝首”。玉成窑的主人，即是浙东著名的书法家梅调鼎（注：具体事迹见《古镇慈城》第三十一期、宁波文联《梅骨竹心品自高——纪念梅调鼎先生逝世一百零一周年》等文章）。梅调鼎先生的壶，在他的那个时代里是日本很有名气的收藏品之一，被当时的日本友人奉为书法、壶艺的双佳之星。日本人称梅调鼎独创的“女人体”法书为“清代王羲之”；民国时期的沙孟汉先生，也认为这是中国260年来的高逸书品之一。 梅调鼎，同治、光绪年间人（1839-1906），出生于古慈溪城的“狮子门头”。由于一生无意于仕途，所以平日里常以书法和茶酒为伍。其嗜茶之爱而对紫砂壶特别感兴趣，常怀着一个能集约高人、自制茶具的那种别业想法。同治八年时，山阴任伯年常到宁波府一带来卖画。他与慈邑金石名人陈山农、书画名人冯公寿等人相交甚好，所以几个人常在一起喝酒、喝茶、讨论书画、游春山水等等。彼此间建立起深厚的文人友谊后，有一天在慈邑世族钱保寿（字吟莲）家聚会时，梅调鼎先生终于将酝酿已久的建窑烧壶想法提了出来。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于是一整套的建窑方案也就渐渐地成形了。最后钱先生慷慨解囊答允一切建窑费用由他家全出，终使玉成窑的开张，有了一个坚实的费用支持基础。 大家积极地分工负责，建窑、购泥料、租船运输、聘制坯及烧窑技师等具体工作完成后，便取北宋张载《西铭》中的“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注：即“爱之于玉，助之使成”）之意，号为“玉成窑”。据上了年纪的老人们传说：“玉成窑烧制的壶，是以宜兴特产的紫泥为胎，练泥甚精，蓝色紫褐中带着黄润。烧结适中时，器表还会隐现颗粒感，并显出泥中的少许金粉光泽”。由于玉成窑的制品造工精致、使用工艺创新，加上书画篆的装饰大多是名家们亲手镌、刻、铭、绘，一出世便得到了文人们的高度追捧。只是玉成窑的有限制品，大多数被清时驻日大使张斯桂副使（注：慈溪县人，今江北马径村）流通到了日本市场，现中国的存世量已经极少，壶具大约不会超过二十把这个数。 玉成窑的具体地址是在慈邑的林家祠堂内。林家祠堂亦名“林一大”，因“体仁堂”的悠久历史而久有名气。抗日战争时期，乡绅秦润卿等人又常在此地设施粥摊，“体仁堂舍粥”便成了民国时期的有名公益事件。解放后，该地被建为国营性质粮机厂，玉成窑遗址至今还被被埋在了地底下。 原玉成窑基据说占地仅为三个平方米左右，由此可见，窑的规模是小了一点。故当时的玉成窑常租夹田桥船厂的马老板船去江苏宜兴运紫砂泥，从慈江转入杭甬大运河后，来回也得半个月的时期。现“德星桥”头（注：唐时为“大宝桥”）原就有去唐永明寺的船埠头，宋时那里尚属城外，明扩城建造城墙后，永明寺急以东才都在城内了。中国大戏剧家周信芳的祖上，在这里建有一座明朝的“世恩坊”，以表彰周翔、周文进、周镐祖孙三代世家进士（现尚存）。清时下横街因东西有水门而成为了慈城的市集处（注：逢四、逢八为市），故清时的德星桥地址，确是个有名、又闹猛、易找、交通方便的好地方。 玉成窑烧制的器具主要以茶壶为主，不过也有几只花盆（注：传说紫砂盆载花莳草不易烂根），和零星杂件如笔筒之类。但所有的紫砂器上，都有梅调鼎书写的诗，或任伯年的人物、冯公寿的花鸟等，落款之章必由陈山农一人专门篆刻之后精心打印。这使玉成窑的品级因素含量极高，单“存世量少、清代、名人躬笔书画篆”这仅此三项，就已足够为现代收藏家们的“搜寻以求”了。现市场上的玉成窑制品早已千金难求，即或偶有一件完整件的话，就可获得二十万元以上价位。何以会珍贵到如此地步的呢？历史原因有三：一是玉成窑制品从不上市，一出世就只供圈内人士的交流和馈赠；二是从泥坯胎、到烧刻绘，全为名家工制（注：其中任伯年已是全国著名的清代大画家，梅调鼎是清代日本和清代浙东的著名书家，冯公寿不详，但也是著名国学大师冯君木的家族）；三是玉成窑的存世时间非常之短，大概不到两年时间（注：据说泥罄即告停窑，前后不过两三窑、只出器几百品的光景）。故玉成窑尽管还名不见正传，但仍可称之为中国紫砂史上的“玉成窑绝器”。 不过在慈邑，鲜为人知的玉成壶相关故事，口碑中还是有所保留。如一九六四年时，初夏的一个下午，慈邑名家凌近仁与其弟子去城东叶家观赏牧丹。叶先生出身于慈邑富家，祖上曾为明“内台总宪”的坊彰进士（注：即叶照，官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虽经民过以后家道中落，但家里收藏甚实颇丰。落座间，凌老先生见八仙桌上有一把极为精美的紫砂壶，就上前仔细一看，却是清代书家名人梅调鼎的玉成壶。凌先生曾师从民国文人吴昌硕、陆铁夫等，六十年代时也常在报刊上发表作品，故对慈邑名家的东西可谓一见倾心。这只壶上一侧为任伯年亲绘的《三老奕棋图》，另一侧为梅调鼎亲书的诗句，还有浙东篆家丁山农的名章。此壶的是十分珍贵。叶先生介绍说：他是用一幅古画、一张古书法，从慈邑世家钱氏某房那里换来的。现在凌老先生虽逝，但那同去的弟子还在），每当谈起凌师往事来，常会提到那次见到“梅氏壶”的可贵细节。 慈城还有人也转手过一件梅氏壶的精品。他曾从事于收古货的职业，所以总在旧社会出来的大户人家处寻觅宝贝。一九八六年十月时，当他又到老卖主的钱家去收旧货时，钱老太太说：“你已来我家多了，实在没有什么可卖的东西了，不信你自己去寻吧。”钱家为吴越王始宗的慈邑大家（今日光华路上尚有钱家祠堂旧房），明朝时，还有钱鲸为监察御史等。这种人家的货往往会是寻常求之不得的那种珍品。于是他老实不客气地进到里房间去了（注：过去大户人家，里房是不让外人随便进的），随手拉开一扇朱红的大橱门，眼睛就忽然感到一亮。原来里面还藏着一把极为精美的紫砂小壶，这只小壶非常玲珑，壶盖与壶柄还有细银链子挂着。壶的四角更是镶着和田白玉，单凭这个“银链玉角”（注：古代以金与银、玉与琥珀为贵），这壶就很能提得起价钿。再仔细一看底款还有“调鼎”两字，收货人的神经就被吊起来了。文革前他在慈邑人家金银财宝见得多了，知道当时的人文价值还提不起大价钱来，不过这四块白玉倒是好货。于是他想方设法地与老太太侃起价来：从100、200元，一直出到300、500元。那时的社会流行工资才50来元，三五百元之价已经很高，但老太太说什么也不肯卖掉。这壶或许是她的心爱嫁妆之物，或许有一份对先君的怀念之情。但几十天后，最后经不起800元的轰炸价，也可能是老人的生活有些拮据，那旧货商如愿以偿地得到了那把壶。这世上该丢财的人总得丢财，该发财的人总得发财。第二年这壶在深圳竟以12000元的高价拍出，仅此一壶为就成了当时著名的“万元户”（注：万元户是当时全国的稀富之人）。这个壶的真伪已无从考证，因为梅调鼎一生清谈，以他宁可穷死的个性来看，在贵而不雅的壶上铭款，大概不是他的初衷。不过钱家正是玉成窑的赞助人，得壶之后再去镶金嵌玉也是易事。这把壶的珍贵可能就在那四角的和田玉上，此钱家作为钱肃王的慈邑后裔，隋朝以后虽为庶民，但因人才辈出，历朝家底都会很厚。文人爱材，新疆和田羊脂白玉闻名已久，君子爱玉又是传统。不过全部的玉成窑制品中“钱氏珍品”不会太多，因为这是中国人的一种美德。 可喜的是清玉成窑的制作工艺已申报全国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玉成窑的主人墓、故居、窑址等，也会得到进一步的保护和修缮等。不久的将来，随着梅调鼎独创的“女人体”书法成为中国书法界的“法书体”地位，玉成窑的盛名也会更甚。慈邑三窑址本就是中国瓷器史上的越瓷代表，现出土的晋、唐时期 “云湖窑”、“郭塘岙窑”珍品，已进入了中国博物馆的收藏珍品。如今梅调鼎先生玉成窑已为壶界名品。据说沪上著名的大画家唐云，就曾藏有“梅氏壶”五把；现在的上海博物馆，也已经收藏了两把。但由于该壶市价已高，假的玉成壶也开始多起来。 不过过去的时代总是回不来的，真品中的“带金泥质”、书画篆上的“名家三绝”、百年前的“开门古气”等等，那都是无法仿造的局限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就在传统上，慈邑已将“7000年前的傅家山木屋之邑、2500年前越王勾章都、汉晋时期的越瓷古窑、清朝的梅氏壶及梅氏书法”等，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的旅游亮点之一。 应根法初稿，宋士雄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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