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长沙（中)

东昏政权覆没以后，萧衍又控制了荆湘上流重地，兵强马壮，帝业大成，遂于502年5月(齐中兴二年四月)正式称帝，改元天监，建立梁朝，史称“萧梁”，萧衍即为梁武帝。湘州从此又改隶萧梁的版图。
　萧梁开国之初，湘州建置仍沿袭南齐的规模。但不久后，由于梁武帝为满足南北各士族、寒族地主的利益，大量增设州、郡、县，以安插数量激增的官员，湘州的行政设置随之一变，州内设州，郡内有郡，甚至一县之内也设州置郡，混乱不堪。507年(天监六年)，梁武帝分湘、广2州之地设衡州，湘州的始兴、临贺2郡被划出。511年(天监十年)以后，萧梁王朝又分桂阳郡设郴州，分始安郡设桂州，分长沙郡设罗州。此外，衡阳郡的益阳县分出一个药山郡(今沉江市)；长沙郡分出湘阴；后又分设出岳阳、玉山、湘滨3县)、吴昌、罗3县，新置了一个岳阳郡(今泪罗、湘阴、平江3市县地)。于是，终梁之世，湘州仍辖10郡，治所为临湘县，而长沙郡辖县只留下了临湘、浏阳、醒陵、建宁4县。
　梁初的湘州屡经齐末的战乱，人烟稀少，一片荒凉，但也遇上了几位勤政廉洁的官员。杨公则是萧梁王朝的第一任湘州刺史。他虽为武将，但性情宽厚，为政不苛。来长沙后，他奉行“轻刑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使流落四方的百姓纷纷归来，湘州从此“户口充复”，社会又安定下来。杨公则为官清正，自奉廉洁。湘州自宋、齐以来，官场腐败，贪贿成风。新任刺史上任，往往有人前来贿赂以求取州署的职位，刺史即可乘机大捞一把；而刺史、太守离任，地方又必有丰厚的赠遗，称为“送故”。杨公则将这些贪风陋习一一革除。他到长沙时，州署吏职的选任都公开进行，将贿赂拒之门外。504年(天监三年)，他奉调入京。接任的刺史一到，“乘二舸便发，责送一无所取”。
　杨公则去任以后，70岁的夏侯详接任湘州刺史。夏侯详也是萧梁的开国功臣。他早年当过县令，“治有异绩”，“善于吏事”，也是一位操守廉洁、勤于政事的官员。他在湘州4年，用人行政，颇“为百姓所称”。夏侯详为人谨慎，心怀坦荡，常以“不为福’始：不为祸先”自勉。据史籍记载：当时，湘州城内临水有一山，峻峭挺拔，以往的老人传说“刺史登此山既代”，意即将免官去职。因此，历任的刺史们都不敢到这山来。而夏侯详无所顾忌，特地在此建造了亭台楼檄，经常邀请僚属们前来聚会，以表白自己的谦退之志”。
　萧梁后期，政治日益腐败，诸王骄横不法，官吏贪贿公行，然而任湘州刺史的张缴却是一位值得称道的人物。
　张缵，宇伯绪，出身范阳(今河北琢县)寒门。他自少好学，其兄张缅藏书万余卷，他昼夜被读，手不释巷；后任秘书郎，又得以“遍观阁内图籍”，因而颇有文名。张缀性格轻傲，不畏权贵，为政清明，任吴兴(今浙江吴兴)太守时，“省烦苛，务清静，民吏便之”；后任吏部尚书，凡有寒门士子来见，他都予以选拔，不为权贵显要所屈，士人“寓然称之”。
　543年(大同九年)，张缎受命为湘州刺史。是年春，他从建康启程，溯江而上，诗情溢怀，写下《南征赋》一首，描绘沿途的景色，叙述各地的人文历史，于湖湘、长沙更有精彩的描述。
　到长沙后，张缵不辞疲苦，整理州务，访问乡老，抚恤黎民。当时，湘州有郡县“慰劳”上司的陋规，他宣布一律废止；衙门的病老吏役、关市巡成人员，“一皆省并”。张缵的政声、治绩很快就传遍了湘州10郡。其时，零陵、衡阳等郡的深山老林中居住着被称为“莫谣蛮”的民族，他们生性强悍，向来不服官府的苛政，自张缵来湘后，即闻风归服。张缵治理湘州4年，流散的百姓自动归来，全州“户口增益十余万，州境大安”。
　然而，就在张缵主持湘政之时，危机四优的萧梁王朝发生了南朝以来前所未有的大乱。先是北方降将“侯景之乱”，紧接着萧氏诸王群起争夺帝位，湘州重镇长沙又是首当其冲，演出了萧绎、萧誉叔侄激烈相争的一幕。
　548年(太清二年)，张缵任满，改任雍州刺史，以代岳阳王萧答。湘州刺史一职，梁武帝起初以其第六子邵陵王萧纶担任，后任其孙河东王萧誉。萧纶其时20余岁，萧誉为已放太子萧统即著名的昭明太子之次子，年纪更轻。张缵自恃才望，从来就看不起这班少年王侯。萧誉来长沙上任，他迎候欠恭，“资待甚薄”。萧誉因此怀恨在心，画图报复。按当时的制度，前任刺史离任，必须待新任刺史到任以后，办完交接(时称“付度”)才能转赴新任。萧誉却百般刁难，其始借口有病不见，随后又搜括州府各种琐碎事务，将之留住不放。
　正在这时，“侯景之乱”爆发。侯景，原为北方东魏大将，因为人险恶，又反复无常，受东魏、西魏的追迫，于上年投降梁朝。降梁以后，他见梁朝国势衰弱，虎狼之心毕露，遂于是年8月在寿阳(今安徽寿县)举兵反叛， l1月，渡过长江，攻打建康。全国大震。梁武帝第七子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遂传檄所督江、湘、邹、雍等各州起兵勤王。萧誉奉到檄书，即整装发兵，并想乘机处置张缵。张缵却早有所料，乘上一时轻舟连夜逃出长沙，因念及与湘东王萧绎旧有交情，便来到江陵。这时，起兵勤王的萧氏备路王侯都已出师，萧绎进至郢州武城(今湖北黄股东南)，信州刺史桂阳王萧糙军抵西峡口(今湖北宜昌)，萧誉屯兵巴陵，萧答所派遣的刘方贵部至夏口，但都各怀异心，“淹留不进”，以保存实力。
　594年4月，侯景攻陷建康宫城，梁武帝被幽禁，不久活活饿死。于是，早就觊觎帝位的萧氏诸王纷纷跃起，展开了激烈的战争。湘东王萧绎在诸王中势力最强，而已投靠他的张缵于萧答、萧誉兄弟正恨之切齿，更想藉此机会一洗前怨，遂积极为之出谋献策。因此，萧氏诸王这场帝位之争首先在荆湘地区、在长沙展开了。
　自建康陷落以后，萧氏“诸王各还州镇”。其时，河东王萧誉已经起帆，桂阳王萧糙停军江陵，而萧绎还在武城。张缵见状，遂寄书萧绎，指控萧誉、萧答兄弟：“河东戴搞上水，欲袭江陵；岳阳在雍，共谋不逞”。江陵驻军将领朱荣也遣使上告：“桂阳住此欲应誉、答”。萧绎见书大惧，急忙“凿船沉米，斩缆而归”，回到江陵，即将萧随捕杀，命张缵前往襄阳接替萧答的雍州刺史职务，又下令“于江陵四旁七里树木为栅，掘堑三重而守”。随后即着手南讨湘州。
　7月，萧绎以讨伐侯景为词，遣使来到长沙，命萧誉供给军粮与士卒。萧誉知其不怀好意，愤然说道：“各自军府，何忽隶人?”将之拒回。管绎一连3次派出使者，均怏怏而归，遂以少子萧方矩为湘州刺史，以长子萧方等率精兵2万护送到长沙。不久，萧方等率军进至离长沙城仅数十里的麻溪(今长沙县北境)，萧誉领兵7千迎击。方等一战即溃，溺水而死。方矩慌忙收拾残部，逃回江陵。
　　8月，萧绎又以信州刺史鲍泉统军南下，再讨萧誉。9月，鲍泉军至长沙郡北石榔寺，连城进逼，萧誉率众来攻，鲍泉据栅坚守，誉不利而还。鲍军又进至长沙城西的核洲，萧誉尽锐猛攻，又不克。其时天色已晚，誉军“士卒疲弊”，鲍泉乘机出击，大败誉军斩首三千级，溺死者万余人”。于是，萧誉放火烧掉长沙城外郭邑，将居民赶入城内，拟凭城死守，同时飞书急告萧纶、萧答诸王，呈请救援。鲍军乃渡江而东，将长沙城团团包围。萧誉“幼而骤勇，兼有胆气，能抚循士卒，甚得众心”，因此被困达两月之久，“虽外内断绝，而备守犹固”。鲍泉“久未能拔”。
　萧绎围攻长沙，惊动了萧氏诸王。萧答乃以围魏救赵之计，亲率步军2万、铁骑2千“伐江陵以救湘州”。但萧绎于长沙志在必得，坚不撤鲍泉之师，萧答也败退而去。邵陵王萧纶也想来救，但苦于兵力不足，军粮无继，乃致书萧绎，望其念手足之情，解长沙之围。而萧绎复书“陈誉过恶不赦”，表示“临湘旦平，暮便即路”，即一定要攻下长沙才能撤兵。据史籍记载说，萧纶读罢来书，“投之于案，慷慨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于斯，湘州若败，吾亡无日矣’！
　萧绎以全力注重长沙，但鲍泉久攻不克，不禁大怒，乃数之十大罪状，以名将王僧辩代为都督，攻取长沙。鲍泉获知以后，为之愕然，对左右说：“得王竟陵助我经略，贼不足平矣”，便拂席以待。没想到王僧辩进入军营，竟背朝鲍泉而坐，说：“鲍郎有罪，令旨使我锁卿”，然后出示萧绎手令，将鲍泉拿下，锁于床侧。而后，王僧辨重新部署兵力，加紧攻城。他从城外筑起一座土山以临城内，挥军日夜苦攻，城头矢石如雨，城下尸积如山，战事仍然十分激烈。又经过几个月的苦守，长沙“城中将士死伤大半”，危在旦夕。萧誉焦灼万分，传说他一人躲在室中“引镜照面”，竟“不见其头”，又见一“长人盖屋，两手据地瞰其斋”，“又见白狗大如驴，从城而出，不知所在”，沮丧已极。550年5月(简文帝大宝元年四月)，萧誉拟孤注一掷，溃围出城。不料，其部将慕容华临阵叛降，带引王僧辩入城，萧誉兵败被俘，长沙终于失守。
　萧绎、萧誉叔侄长沙之战，从549年7月的麻溪前哨战到550年5月长沙陷落，前后历时300天，即长沙城下之战也经历了8个多月，腥风血雨，伤亡惨重，是长沙历史上自秦汉以来历时最久、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
　　长沙之战也是萧绎与其他萧氏诸王争夺帝位最为重要的一战。为夺取长沙，他不惜投入重兵，三易主将，甚至其父萧衍死也“以长沙未下”而秘不发丧。长沙得手，湘州遂告平定，从此，萧绎地跨荆湘，占有了长江上游的绝对优势，两年之后又消灭侯景，赶跑萧答，翦除萧纶，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是为梁元帝。

侯景之乱及其引发的梁末大乱，造成了北方西魏、北齐(550年灭东魏而立)势力不断南侵的机会。554年，西魏攻破江陵，萧绎被杀。557年，陈霸先在建康称帝，建立了南朝的最后一个王朝——陈朝。陈霸先即陈武帝。
　陈初，南方的政局仍然十分复杂。北周(557年灭西魏而立)扶植萧答在江陵建立傀儡政权后梁，萧梁残余势力王琳在北齐的卵翼之下拥立萧绎之孙萧庄，盘踞湘、郢2州。于是，在湖湘地区形成了陈朝、北齐、北周3股势力角逐争雄的局面。558年(陈永定二年)冬，后梁乘王琳引兵东下与陈相斗之机，派大将军王操攻略沅湘，占领了长沙、武陵等郡。次年，陈武帝病逝，其侄陈茜即位，是为文帝。560年(天嘉元年)，陈军打败王琳，文帝乃以太尉侯藕为都督湘巴等五州军事，与北周争夺湘州。
　9月，侯蕴挥师西进，围逼湘州，断绝了北周粮道。北周急命军司马贺若敦率领马步万余渡江援救，屡破陈军。10月，北周又派独孤盛率领水军前来，与贺若敦水陆俱进，乘胜深入，进抵湘州。侯理屡败，文帝又以中军将军徐度领兵来援，与侯理会师巴陵。
　周、陈两军水陆相持于长沙以北、罗州以南一带。当时正值秋水汛期，江河泛滥，陈军控制了湘江水路。北周“粮援断绝”，乃分军四出，抢掠粮草。一时，“湘、罗之间，遂废农业”。百姓怨声载道，周军内部也人心惶惶。贺若敦深韬军略，足智多谋。为迷惑侯藕，他在营内广设土堆，“覆之以米”；又增修营垒，建造庐舍，然后召来当地百姓，“随即遣之”。百姓果然将此情报告陈军。侯理闻之，还真以为周军粮草充实，不敢轻易向周军发起进攻。当地百姓经常以船装载米粟鸡鸭犒劳陈军，贺若敦便派人伪装百姓，伏甲士于船中，待陈军士卒前来即跃出船仓，将之擒获。周军中数次发生兵士乘马降陈之事，贺若敦又生一计。他命人将一马牵到江边，又派人从船内出而鞭打，“如是者再三，马便畏船不上”。尔后，贺孝敦伏兵于江岸，派人乘该马伪降陈军。侯通信以为真，派兵渡江来接，但船靠岸以后，马畏船不上，延宕之间，伏兵冲出，将侯理派来之兵“尽杀之”。从此以后，凡有百姓犒劳或军士投奔，侯理便以为有诈，不敢接受。于是，贺若敦一军尽管“粮援断绝”、军心不固，又丧失民心，但仍然与侯理之军相持了半年之久。
　侯理在湘、罗之间久久不能取胜，却在北线屡获成功。当年l1月，在湘江口之杨叶洲袭破独孤盛水军，“虏其人马器械，不可胜数”。独孤盛弃舟登岸，筑城自保。陈文帝又以侯理都督湘巴等六州军事、湘州刺史，并派司空侯安都率军前来，与侯理合军南讨。12月，周巴陵城主尉迟宪投降，独孤盛率余部逃遁。
　次年正月，陈军大举攻打湘州，北周湘州城主殷亮出城投降，陈军入据长沙，湘州平定。但长沙郡以北一带仍为贺若敦周军盘据，与侯理相持已久，互不能胜。侯理乃提出愿借船送贺若敦军渡江北归，贺若敦虑其有诈，回书道：“湘州我地，为尔侵逼，必须我归，可去我百里之外”。侯依约，将船只留于江岸，而引兵退去。贺著敦一见无诈，“乃自拔北归”。侯理以和平方式最后结束了湘州之役，湘州全境遂归陈有，并将武陵、天门、南平、义阳、河东、宜都各郡一一平定。贺若敦虽举“全军而反”，未受打击，但因被困湘、罗之间长达半年之久，士卒“在军病死者十五六”，他自己也于北归后以“失地无功”被罢免官职。
　陈朝时期，由于长江以北全被北齐、北周所占领，江南湘州的地位更为重要。因此，文帝继位之初即以“湘中地维形胜，控带川阜，扦城之寄，匪亲勿居”，命从兄陈昌任湘州刺史。不幸陈昌于赴任途中，因“中流船坏”，溺毙于汉水。此后，湘州刺史一职遂暂以重臣担任，开国元勋侯理、徐度、华皎等即曾任此要职，坐镇长沙，捍御南北。
　566年(天康元年)，陈文帝病故，年仅13岁的长子陈伯宗继位，是为废帝。文帝之弟扬州刺史、安成王陈顼与重臣刘师知、到仲举等受遗调辅政。陈顼权倾内外、独揽朝纲，不久即将刘、到等文帝旧臣翦除，政局为之一变。于是，“据有上游，忠于文帝”的湘州刺史华皎不甘坐以待毙，于长沙举兵反抗，史称“华皎反陈”事件。
　华皎，晋陵暨阳县(今浙江请鳖县)人。梁末隶侯景军中。时陈茜为侯景所囚，他待之甚厚，从此与之结下深缘。陈朝建立后，即为陈茜属官。华皎为人聪慧，任事勤勉，时值兵荒之后，百姓饥懂，他为之解衣推食，颇得时誉。陈茜即位后，他更被器重，屡立战功。562年(天嘉三年)授以都督湘巴等4州军事、湘州刺史。
　华皎对文帝忠心耿耿，勤于贡献。他出身下级官吏，“善营产业”。湘州物产丰富，他极力经营操办，供应朝廷，“粮运竹木，委输甚众”，“油蜜脯莱之属，莫不营办”；“征伐川洞”时掳获的铜鼓、牲口，也都奉献京师。567年5月(光大元年四月)，京城诛杀文帝旧臣的消息传到长沙，兔死狐悲，华皎也感到不安起来。于是，他秘密“缮甲聚徒”，扩充力量，并以厚礼收揽湘州所属各部长官，广结人心，以备事变。文帝在位时，曾以湘州出杉木舟，令华皎在长沙制造大舰“金翅”等200多艘及各种水战器具，以备用兵江汉。陈顼执政后，便一再追问此事并命华顼将这批战舰送往建康，但华皎总是以各种借口迁延不应。矛盾日益尖锐。华皎便一面秘密上书，请求调任广州刺史，以试探朝廷的打算；一面派人与北周、后梁联系，乞求援兵，准备起事。而陈顼早已获得来自湘州内部任忠的密报，也不动声色，“伪许”华皎，但不下沼书。
　6月，陈顼先发制人，以老将吴明彻为湘州刺史，率兵3万，乘金翅战舰直趋郢州，又令大将军淳于量率众5万乘大舰继之；另外，以徐度等2军分别从安成出茶陵、从宜阳出醴陵，以陆路奔袭长沙。战争正式爆发。湘州方面，则有巴州刺史戴僧朔、长沙太守曹庆等7州郡长官随从华皎起兵；后梁、北周也各派出水步数万参战。双方投入兵力约计共20万以上。
　10月，战事首先在郑州至巴州之间展开。华皎率湘州水军并会合北周、后梁水军在巴州白螺洲布列水阵，与吴明彻水军接战，相持不下。这时，徐度所率步军已进至湘州，占领长沙，华皎的留守部队与官兵家属全部被俘。华皎闻讯，求战心切，率各部水军自巴陵“顺流乘风而下，军势甚盛”，与陈军大战于油口(今湖北汉阳东南)。陈军布署有方，又得风助，大败华皎。华皎与戴僧朔单舸逃出，过巴陵也不敢登岸，最后逃人江陵。其他北周、后梁各军战舰尽毁，狼奔鼠遁，也全部被陈军消灭。陈军俘虏万余人、马4000余匹，大获全胜。参与起事的湘巴2州各郡县长官曹庆等40余人战败被俘，除事先密告有功的任忠等4人外，全部被杀。
　陈顼打败华皎，平定湘州，从此除去了心头大患，更为其夺取帝位开辟了道路，遂于569年2月(太建元年正月)登上帝位，是为陈宣帝。陈顼即位后，吸取华皎起兵的教训，大力加强在湘州的统治，首先即以其子陈叔坚改封长沙王；572年(太建四年)，又以其子陈叔陵为湘州刺史。从此湘州刺史一职“匪亲勿居”，一直由陈氏子弟所担任，直至陈朝灭亡。

长沙归隋与湘州改制

陈朝后期，掌领方镇大权的陈氏诸王专横跋雇，骄奢淫逸，给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陈宣帝时，来长沙担任湘州刺史的始兴王陈叔陵，就是一个骄横残忍、贪虐成性的人物。屡经劫难的长沙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陈叔陵为陈宣帝次子，少年时就性情狠戾。宣帝即位后，被封为始兴郡王，历任将军、刺史，以贪婪横暴而著称。572年他受命为都督湘衡桂武四州军事、湘州刺史时，湘州诸州镇闻其至，皆震恐股傈”，惊恐万状。
　陈叔陵来长沙后，专以杀戮、抢掠为事，“征伐夷、獠”，骚扰居民，滥征劳役，大肆掳抢财物。他生活荒淫放荡，“夜常不卧”。当时，长沙的王府之内常常高烛燃烧，通宵达旦，他和一群妻妾宾客整夜地寻欢作乐，“说民间细事，戏谑无所不为。”在湘州几年，陈叔陵“昼伏夜游”，不理政事，下属官吏不得自行报告公事；犯事者不论轻重，一律关进牢狱，几年也不审理。在他的统治下，湘州几乎成了个人间地狱，即使“潇、湘以南，皆逼为左右，厘里殆无遗者。”百姓怨声载道，“州县无敢上言”。而陈宣帝向来宠爱叔陵，也不予惩罚，只是责备二句而已。
　577年(太建九年)，陈叔陵调任扬州刺史，湘州刺史一职，先后由其弟叔卿、叔文接任。他们虽不像其兄那么贪虐残暴，但才干平平，政绩不显，遍体鳞伤的湘州也未能因此而恢复元气。
　这时，北方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577年，北周灭亡北齐，重新统一了北方。581年，北周外戚杨坚废周称帝，建立隋朝。杨坚即是隋文帝。隋朝统治着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势力迅速强大，并积极地准备着灭陈的战争，而南方的陈朝却在继续腐烂下去，进入了它最后的岁月。582年，陈宣帝病亡，太子陈叔宝继位。陈叔宝即陈后主，是陈朝历史上最为荒淫昏乱的皇帝。他在位几年，朝政荒废，小人掌权，广大百姓悲苦万状，已是天怒民怨，众叛亲离。
　588年冬(陈祯明二年，隋开皇八年)，隋朝以52万大军分八路大举南下，展开了灭陈的战争。其时，陈叔文任湘州刺史，“在职既久，大得人和”。陈后主竟“以其据有上流，阴忌之”，便以佞臣施文庆为都督、湘州刺史，“配以精兵二千，欲令西上”，同时令陈叔文回朝。这时，隋军已逼近长江，四处告警，掌管机要的施文庆“心悦湘州重镇，冀欲早行”。便伙同佞臣沈客卿将各方告急章奏文书压下，“抑而不言”，而整天沉洒于酒色之中的“后主弗之知也”。
　589年(陈祯明三年、隋开皇九年正月)，隋军渡过长江，攻克建康，俘陈后主，一心想早些赶来长沙当封疆大吏的施文庆也被处死，陈朝灭亡。至此，自西晋灭亡以来持续了270多年的南北分裂局面宣告结束。
　与此同时，隋军在上游的攻势也全面展开。隋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行军总管刘仁恩率领各路兵马，摧枯拉朽，大败陈军。陈朝在荆州的防线倾刻瓦解。这时，陈叔文从湘州还朝，刚到巴州，见大势已去，乃率巴州刺支毕宝等致书杨俊，投降隋朝。
　紧接着，隋将领庞晖奉杨素之命，“将兵略地，南至湘州”，兵临长沙城下。一时“城内将士、莫有固志”，准备刻日请降。年仅18岁的岳阳王陈叔慎新任湘州刺史，目睹此情，乃置酒会文武僚吏，商议对策。湘州助防、遂兴侯陈正理慷慨激昂，力主拒隋。于是陈叔慎等杀牲盟誓，决心死战。陈首先施以诈降之计，派人奉送降书于庞辉。庞信以为真，如期来到长沙，以数百人屯守城门，自率左右数十人进入城内刺史大堂。瞬间，陈伏兵跃出，将庞辉及其随从一一擒获处死。
　随后，陈叔慎高坐射堂，“招合士众，数日之中，兵至五千人”，衡阳太守樊通、武州刺史邬居业皆请赴难。隋所派湘州刺史薛胄闻庞辉遇难，进兵至鹅羊山(今烈士公园处)。陈叔慎遣陈正理及樊通领兵拒之。两军在长沙城北展开大战，从清晨直到黄昏，隋军迭战迭息，陈军兵少不敌，于是大败。薛胄入城，生擒叔慎，长沙陷落。这时，邬居业率所部从武州来援，出横桥江，闻叔慎兵败，乃驻兵新康口。隋大将刘仁思奉命援助薛胄，也到达横桥，据水置营，相待两日夜，击败陈军，邬居业被俘。不久，刘仁恩将陈叔慎、陈正理、邬居业等10余名起事将领押到汉口，献于秦王杨俊，将之全部处死至此，陈叔慎领导的湘州拒隋之役彻底失败，长沙归人隋朝统治。
　隋统一中国后，对南朝的政治体制实行改革。地方行政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二级制，废除郡一级。隋文帝时，以长沙有昭潭，乃改湘州为潭州，设立潭州总管府。长沙郡废除，所辖的临湘县改为长沙县，并废浏阳、醴陵2县并入；建宁县亦被废除，并入衡州(原湘东郡)的湘潭县。炀帝时，又进一步改制，“废诸州总管府”，裁并州县，又改州为郡。于是，潭州又改为长沙郡，辖长沙、衡山、益阳、邵阳4县，以长沙县为郡治。长沙县辖地包括今长沙、望城、浏阳、醴陵4县(市)地。衡山县为原衡阳郡所辖，后湘乡、湘西2县并入，包括今湘潭市及湘潭、衡山、湘乡、双峰、涟源、宁乡等县(市)地。益阳县亦为原衡阳郡辖，后废新康县并入，包括今益阳市及益阳、桃江、新化、安化、宁乡、涟源等县地。邵阳县为原邵陵郡所辖，后废扶夷、都梁2县并人，包括今邵阳市及邵阳、邵东、新邵、新化、武冈、洞口、隆回、新宁、城步、涟源等县地。
　湘州改制是古代长沙建置史上的一个重要变化。从此，辖境广阔的湘州不复存在。但是，由于长沙地理位置的重要，以及历史的原因，长沙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区划的中心，其地位与作用却是巩固和加强了。自三国时代以来，长沙郡的行政范围基本上都局限于湘江以东的地带，隋朝的长沙郡则大大地跨越过湘江，达于整个湘中地区，从而基本上奠定了从此直到清代长沙建置的规模。
　隋朝的统一，使长沙又归于全国统一的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往来与联系不断加强，获得了一个广阔和相对安定的空间。长沙古代历史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李靖平萧梁湖湘归一统

隋朝在文帝时期曾造成了一个统一、安定和繁荣的局面，但隋肠帝继位以后，却横征暴敛，穷兵黩武，短短的十几年就把其父开创的基业破毁得干干净净。611年(大业七年)，被隋朝暴政逼上了绝路的广大农民终于揭竿而起，掀起了一场波及全国的反隋大起义，各地的官僚地主也乘机而起，加入了反隋的行列。
　天下大乱，遍地烽烟，隋朝在湖湘地区的统治也陷入一片混乱之中。617年 l1月(大业十三年十月)，湘北巴陵郡率先扬起反隋旗号。其时，巴陵郡校尉董景珍等一批隋朝将领见隋室将亡，遂议推董景珍为主，意图举事。董自以出身寒贱，难于服众，转而推荐罗县令萧铣。萧铣为南朝梁室后裔，早有复辟萧梁之志，闻之大喜，随即在罗县以捕盗为名，“募兵数干……以应景珍。”这时，正有一支由沈柳生带领的义军来攻罗县，萧铣拒之不利，乃宣告部众：“今隋政不行，天下皆叛，必复梁祚。”公开打出了反隋复梁的旗号。于是声势大起，举事5日，“远近投附者数万人”，沈柳生义军也欣然归附。随即，萧铣率众开进巴陵。
　618年3月，萧铣在巴陵称帝，改易萧梁服色，后又迁都江陵，建立了萧梁割据政权。这时，隋扬帝在江都被杀，隋统治士崩瓦解。萧铣乘机四面出兵，大肆扩张，很快就据有了“东自九江、西抵三峡、南尽交趾、北距汉川”的广大地区，拥兵达40多万，成为长江以南最大的割据势力。其时，包括长沙在内的湖湘地区亦被萧铣占有，被封为晋王的大司马董景珍，即率部镇守于长沙。
　这年4月，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随后，李渊、李世民父子率李唐大军逐鹿中原，展开了统一中国的战争，至620年(武德三年)将北方各军事集团铲除殆尽，遂命赵郡王李孝恭集结部队，准备用兵萧梁。
　唐军在巴蜀厉兵袜马，而萧梁政权却矛盾重重，日趋衰弱。“诸将恃功恣横，好专诛杀”，萧铣”性偏狭，多猜忌”。620年10月，他竞不顾强邻压境的威胁，“宣言罢兵营农”，夺去一部分将领的兵权，从而削弱了自身的军力，更引起各将领的不满。当时，董景珍之弟为将军，因怨恨萧铣遣散了他的部队，密谋反梁，但事泄未发，被萧铣杀死。萧铣又担心董景珍举兵长沙以报杀弟之仇，乃下书赦免景珍，并想将之召回江陵。董景珍在长沙闻讯大惧，知去江陵必定凶多吉少，决计叛梁。于是，他派人专赴李孝恭大营，拟以长沙之地投降唐朝。
　这时唐军还远在三峡地带，但还是派出峡州刺史许绍前来接应，却未能救得近火。是年底，萧铣令齐王张绣攻打长沙。张绣原为景珍旧部，也是3年前巴陵起兵的主事者之一。董景珍乃引用西汉时的一句名言规劝张绣：”前年醢彭越，往年杀韩信’，卿岂不见之乎?奈何今日相攻！”意为西汉刘邦诛灭功臣之事，你难道不知道，今你、我“皆为同功一体之人”，怎么能互相攻杀呢?但张绣不听，仍奉令进兵，包围了长沙。董景珍身陷孤城，难以战守，拟突围出城，不幸被部属杀害。刚刚树起了大唐旗帜的长沙，又落于萧梁之手。
　此时唐朝各路大军已逼近了萧梁的国门。621年10月(武德四年十月)，唐朝以李孝恭为荆湘道总管、李靖为行军总管，开始灭梁。因李孝恭“未更戎旅”，唐高祖乃将“三军之任，一以委靖”。李靖，本名药师，雍州三原人。他“少有文武材略，”，后为李世民赏拔，转战巴蜀，屡立大功。这年年初，他向唐朝廷“陈伐梁十策”，提出了平定萧梁的大计，后来即率唐军灭萧梁、定湖湘、安抚岭南，为唐朝统一南方创立杰出功绩，成为唐初名将。
　8月，唐军按李靖之计以12总管之师分3路进击萧梁。李靖亲率一路自三峡顺流而下，于清江大溃梁军，直逼江陵。萧铣兵力单薄，坐困都城，而所调援军尚在中途，只得出城请降。李靖率部进驻江陵。几天后，从江南赶到的萧梁10余万救兵，闻知都城陷落，也全部弃甲投降。
　萧梁灭亡，湖湘各地空虚无情，陷入一片惊慌，各城镇守将也如同惊弓之鸟。李靖乃以仁义为兵，经略湖湘。其时，进驻江陵的一些将领欲在城内掳掠财物。李靖舍诫各军：王者之师，义在吊民伐罪，于新定各城，“宜弘宽大，以慰远近之心”；如果纵兵搜掠，“恐非救焚拯溺之义，但恐自此已南城镇，各坚守不下，非计之善”。于是“号令严肃”，各军秋毫无犯。风声一树，“南方各州县闻之，皆望风款附”，湖湘之地全部平定，长沙归于唐朝。随后，李靖又度岭而南，“遣人分道招抚”，于次年6月抚定岭南。
　由于史籍记载的佚失，当年唐朝经略湖湘、收抚长沙的详情已很难考实了。但我们仍可以从一些传说中寻觅得点滴的陈迹。李靖率军由江陵南下湖湘、越五岭，必沿湘江而上。据传说，他曾驻兵于长沙城西30公里的靖港，靖港之名即由此而来。醴陵县的西山，一名靖兴山，也曾是李靖的驻兵之所，后来此山的岩壁上还刻绘有李靖像，直至明清时“石壁遗象犹存”。一代名将李靖从此流传在长沙的史册上。

大唐盛世的潭州之治

李靖平定萧梁，统一湖湘，使长沙摆脱了隋末暴政和萧梁的纷乱，终归于唐朝的一统天下。
　唐代的地方行政仍沿袭隋朝的州(郡)、县两级制。621年唐收抚长沙后，即将长沙郡改为潭州，仍以长沙县为治所，并调整原辖各县，将邵阳县划出，另立南梁州；从长沙、益阳、衡山3县分别划置醴陵、新康(624年又归入益阳)、湘乡3县，共辖6县。708年(唐中宗景龙二年)，又分长沙县复置浏阳县，并将县治从居仁镇(令官渡镇)迁至今浏阳市所在地。749年(唐玄宗天宝八年)，将衡山县改名湘潭县。至此，潭州仍辖6县，即长沙、浏阳、醴陵、益阳、湘乡、湘潭，直至唐末。
　636年(贞观十年)，唐太宗李世民为加强对地方行政的监督和管理，依山河形势分全国为10道，派遣大臣为黜陡大使，分巡各道。潭州时属江南道。733年(开元二十一年)，唐玄宗又增为15道，每道设采访使一员，以掌纠察州县之职。潭州属江南西道。
　唐代的长沙，仍然保持了作为长江以南西部地区军事重镇的地位。按唐初制度：“天下未定，凡边要之州皆置总管府，以统数州之兵。”因此，621年湖湘初定之时，唐朝即在长沙设立潭州总管府，辖潭、衡、永、郴、连、南梁、南营、南云8州军事，对岭南的统一起了重要作用。624年，唐统一大业基本完成，总管府改为都督府，辖潭、衡、永、郴、连、邵、道7州。潭州都督府是唐代前期湖湘地区的最高军事机关，其长官为都督，又往往兼任潭州刺史之职，实行军政合一的体制。636年，唐太宗曾任其第三子蜀王李俗为潭州都督。655年(唐高宗水徽六年)，太宗旧臣、宰相褚遂良因力臃高宗立武则天昭仪为后，被贬为潭州都督，时达3年。
　长沙还是唐中央在湖南军事机构的所在地。唐前期在军事上实行兵农合一的府兵制，于全国各冲要之地设置军府，又称折冲府，直属中央。其分布则实行“内重外轻”的原则，大多集中于京师和关中地区。湖南地区仅有一处，即设于潭州，称长沙府。唐玄宗时改革军事，以加强地方兵力。当时的长沙，设有桥口镇(今望城县乔口镇)和禄口(今株洲市)、花石(在湘潭县)两成，负责潭州境内各关隘要地的分防成守。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繁荣强大的朝代。从唐初太宗统治时期开始，君臣上下励精图治，任用贤能，形成了一个讲求吏治、祟尚廉洁的风气，从而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在这一时期任职长沙的官员们也不乏贤良之吏，他们立身俭约、勤于治事，关心民瘦，注重生产，为长沙社会的安定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唐中宗时，杨志本任潭州都督。他到任接印，即“先求异行”，又经常访察乡里，向三老询求政事的得失，而使“风化穆著于衡湘”。771年(大历六年)来任潭州刺史的张谓亦有善政。他曾撰写了一篇《长沙土风碑铭》，热情地描述了“开元盛世”中的潭州景象。唐玄宗天宝(742—755)年间，唐朝进入中期，吏治渐衰，政局日坏，但长沙仍有幸遇上了几位贤良官吏。754年，李恪的曾孙李岘任长沙郡太守。他为人正直，“少有吏干”，所在皆著声绩，因得罪权臣杨国忠被贬来长沙。当时曾有民谣说：“欲得米粟贱，无过追李岘”。天宝年间的潭州刺史苏师道，体恤民情，不遗余力。当时，长沙发生旱灾，“民不聊生，死者相枕”。苏师道遂骑马巡察所辖6县，调出官仓的存粮，又动员富户捐献，“悉发而赈贫民，至是民间始获苏息。”
　唐代前期的100多年，是长沙历史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唐以前的长沙虽然也曾有过足以引为骄傲的楚汉时代，但从社会发展的整体而言，却落后于北方的中原地区。经过三国、两晋和南朝长达400年的经营开发，到唐前期，中央政权强大有力，政治清明，社会安定，而历任州(郡)县官员多能孜孜求治，因而使长沙的社会发展又进入一个辉煌时代，并随着它所处的长江流域赶上了中原地区的发展。在这一阶段，长沙经济繁荣，城市扩展，人口稠密，文化灿烂。唐代宗大历年间，伟大的诗人杜甫客游长沙，曾有感长沙的秀丽山河与繁华市景，写下了不少诗章，其《清明》一诗即吟道：“著处繁华矜是日，长沙干人万人出。渡头翠柳艳明眉,争道朱蹄骄齿膝”，也正是盛世长沙一日的写照。

安史之乱后的长沙

唐代的繁荣到唐玄宗时达到了顶峰，但各种腐朽与衰乱的因素也逐渐滋长起来，终于酿成了震惊全国的“安史之乱”。统一和强大的唐朝从此由盛而衰，进入了它的中期。
　安史之乱使我国北方广大地区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包括长沙在内的湖南，由于地处南方，社会相对安定，但在全国政局的影响下，也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开始进入动荡的年代。
　早在安史之乱以前，由于府兵制的瓦解和边镇节度使的强大，唐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逐渐松弛，原来作为监察区的道已是形同虚设。758年(唐肃宗乾元元年)，唐朝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和抵拒安史叛军，将原有各道的采访使改为观察使，后来，又“分天下为四十余道，大者十余州，小者二三州，各固其山川区域为制”。观察使除掌领考察辖区内各州县官吏的政绩以外，还掌管民政、财政，兼及军事，成为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从此，道成为凌驾于州县之上的一级行政机构，唐初以来的地方行政州县两级制一变而为道、州、县三级制。
　唐中期开始的这一重要的政治体制转变，很快即在今湖南之地得到实施。764年(唐代宗广德二年)，唐朝在衡州设置湖南都团练守捉观察处置使，简称湖南观察使，辖衡、潭、邵、永、道5州。从此，今长沙等地又从原江南西道分离出来，单独成为地方一级行政区划——湖南道。“湖南”一词开始作为地方行政区划的名称在历史上出现。768年(大历三年)，湖南观察使徒治潭州，并兼任潭州刺史，辖区也有所扩大，增加了郴、连2州。于是，长沙成为湖南道的治所，兼领7州，举足轻重，对整个湖南地区的军政事务和治乱兴衰发生着重要影响，直到唐朝末年。
　湖南观察使的设立及其迁治长沙，是唐朝为稳住湖南局势所采取的重要措施，却引起了湖湘武将们的不满。安史之乱以后，地方兵将大多骄横跋屋，不服驾驭，“喜则连横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小不如意，就起而倡乱，“逐帅杀帅，视为常事”。当时，驻防长沙等地的正是这样一批骄兵悍将。770年(大历五年)，湖南道迁治长沙仅仅2年之久，湖南兵马使臧即带领一班骄兵起而造乱，肆虐长沙，杀死潭州刺史兼湖南观察使崔灌，演出了一场“兵变”恶剧。
　崔，博陵(今河北安平)人，为人正派，任官清廉，可以说是唐代中期长沙乃至湖南的第一位贤良之吏。他一生仕宦湖湘，曾一任渣州刺史，两任潭州刺史，并当上了湖南道的最高行政长官湖南观察使，政绩昭彰，颇享时誉。大约在唐代宗初年，他担任澧州刺史，到任伊始，即“削去烦苛，以安人为务”，两年时间，澧州“风化大行，流亡褪负而至，增户数万”，百姓“谣颂之声达于朝廷”。不久，他迁任潭州刺史。潭州为湖南大郡，人口繁密，政务更为繁忙。他格遵职守，抚恤黎民，不遗余力。当时的湖南观察使孟彦深考核各州长官，曾将之评为第一，上奏朝廷。著名诗人元结还为之作表，称其在长沙，“能使孤寡老弱无悲忧，单贫困穷安其乡，富豪强家无利害，贾人就食之类各得其业，职役供给不固人而当于有司”，颂扬之情，溢于言表。但是由于朝政的混乱，崔灌得到的并不是什么赏拔和“征拜”，却反而因人诬告，于765年(永泰元年)被兔官去职。769年6月(大历四年七月)，崔又被重新起用，再次担任潭州刺史，并兼任湖南观察使。崔疆第二次来到长沙，仍然不改初衷，“政在简肃，恭守礼法”。然而，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纲纪早已松弛，湖南将吏“久不奉法”，对崔躇所行“多不便之”，积怨日深。
　次年，湖南府库发放粮储，兵马使臧价与判官达西觏发生争执，双方矛盾迅速激化。判官是观察使下综理日常事务的官员，权重事繁，但达莫额毕竟还是一员文官，面对气势汹汹的臧酚，仍不兔有些心悸，于是说道：但愿今日无事。臧酚却仍然怒气不消，厉声喝道：“有事何逃?”遂扬长而去。当夜，臧酚即以杀达莫西觏为名，带领部下骄兵攻掠州城，发动兵变。达西觏首先被杀，崔躇闻变，惊惶不已，正准备逃走，乱兵已冲进大堂，遂不幸遇害。顿时，潭州城内烈焰冲天，乱兵杀气腾腾，横冲直闯，百姓夜半惊起，纷纷夺路面逃。
　臧价之乱，给长沙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当时，为避巴蜀战乱而来到湖南的大诗人杜甫，正在长沙，不幸逢上这场兵祸，只得又逃往衡州。耳闻目睹这暴烈和凄惨的场景。诗人深为痛恨，又感到无限的悲凉，曾写下《逃难》、《入衡州》等诗篇，描述了这场兵变和长沙人民由此而蒙受的苦难。在《入衡州》中，诗人吟道：“元恶迷是似，聚谋泄康庄。竟流帐下血，大降湖南殃。烈火发中夜，高烟焰上苍。至今分粟帛，杀气吹沉湘。”其《逃难》诗中又云：“故国莽丘墟，邻里各分散。归路从此迷，涕尽湘江岸。”臧价兵变，震惊三湘。衡州刺史阳济、道州刺史裴吼、澄州刺史杨子琳等纷纷起兵，讨伐臧价。当年6月，唐王朝又以羽林大将军辛京杲来任潭州刺史兼湖南观察使。这场兵乱才平息了下来。
　长沙减价兵变，是唐代中期湖南的强横武夫拥兵作乱的首次记录，紧接着，地处潭州西南的邵州又发生了一起更大的事件。
　辛京杲到长沙以后，正遇上广西“西原蛮”军进攻湖南，遂以其牙将王国良领军驻守邵州武冈县。辛京杲为人奸险，又贪婪残暴。王国良家中豪富，他利欲熏心，竟不顾边防重要，将王国良横加死罪，以谋夺其财。王国良在武冈获悉，危惧交加，“遂散财聚众，据县以叛”，并联合西原蛮，“聚众千人，侵掠州县，濒湖千里，咸被其害”。唐朝廷调令周边各道“合兵讨之”，但“连年不能克”。780年(建中元年)，唐德宗以宗室曹王李皋为潭州刺史兼湖南观察使。李皋“票性端庄，处身廉洁”，又深明大义，来长沙后，即以王国良之叛实为李京杲所逼，便写信晓以大义，劝其归顺。随后，他又“越五百里”亲赴邵州，单骑入其营垒，终于成功地招抚了王国良，将这起长达数年的干戈之变化为玉帛。
　安史之乱以后，长江以南广大地区仍然处在唐朝的有效统治之下，但分裂割据的倾向也在潜滋暗长，形成了唐朝廷与地方分裂势力之间相互斗争的局面。在湖南，这一斗争则表现为湖南观察使与悍将骄兵的激烈冲突，而长沙正处于这一冲突的中心地带。发生于770—780年的长沙减价兵变和邵州王国良事件，即表明分裂割据势力已经在湖南兴起了。
　王国良事件平息以后，湖湘兵将的骄悍之气有所抑制，长沙及湖南又得到暂时的安定。此后唐王朝派来担任潭州刺史兼湖南观察使的仍然多为文官，其中也出现了如赵慑、裴胃、李冀、崔、韦贯之等一批勤于政事、清正廉洁、关心民间疾苦的贤良官吏，使唐代中期的长沙继续维持着统一与安定的局面，社会的经济文化得以继续发展，并产生出不少新的成就。

黄巢大军下潭州

唐宪宗元和(806—820年)年间，唐朝进入了它的后期。庞大的唐帝国矛盾重重，危机深重，不可逆挽地走上了崩溃的道路。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由于在全国的地位日益重要，也迅速地陷入了深重的危机之中，赋役沉重，民不聊生，政治日趋腐败，社会动荡不安。
　安史之乱以后，湖南已成为唐王朝的八大财赋地区之一。到唐后期负担更为繁重，除两税和盐、茶、酒税之外，又有大量的苛捐杂税。特别是唐王朝连年用兵，养兵之费更为繁涪。据记载，元和年间湖南等8道“户百四十四万……兵食于官者八十三万……通以二户养一兵。”其时，潭州户白15444户，即须养兵7千余人。861年(咸通二年)，“林邑蛮寇安南府”，唐懿宗派禁军和湖南、江西诸道兵前往镇压。数万人马取道长沙，溯湘江而上，沿途百姓被迫供应粮草，并被强行派役为之运输，“动多差配，凋伤转甚”。沉重的赋税、兵费和劳役已经使长沙人民苦不堪言，但一班地方官员还不顾百姓死活，又大行刻剥之能事，以献媚于皇帝和权臣。836年(唐文宗开成元年)，湖南观察使卢周仁为博得皇帝的欢心，以“羡余’’名义进献钱2万贯、杂物：万段。这时，唐文宗登基不久，大概为表现他的“爱民”之心，下调“不受，还之，使贷贫下户征税”。恬不知耻的卢周仁以为意思不够，一个月后又进钱10万贯。
　由于吏治腐败、水利失修，唐朝后期，包括长沙在内的湖南水、旱连连，更加深了人民的痛苦。打开《旧唐书》唐宪宗以后的穆宗、敬宗、文宗、宣宗四朝“本纪”，这些专记一朝大事的篇章中就赫然载记着：
　穆宗长庆四年(824年)“苏、常、潭、郴等七州水，伤稼。”
　敬宗宝历元年(825年)“潭、湖南等州旱灾，伤稼。”
　文宗太和四年(830年)“京霸……湖南等道大水，害稼。”
　宣宗大中五年(85]年)“湖南大饥”。
　短短20多年，发生于长沙、湖南的大水、大旱、大饥即有4次之多。文字虽然极为简略，但我们仍能从中看到一个个悲惨的场景：洪水冲没了庄稼，烈日晒枯了禾苗，贫苦的农民拖儿带女流落他乡，苦苦地挣扎在死亡线上。
　唐代后期，湖南的骄兵悍将势力也再度兴起。他们盘踞于长沙，拥兵自重，耀武扬威，动辄兴兵作乱，使湖南政局动荡不安。858年7月(唐宣宗大中十二年五月)，湖南都将石载顺借口湖南观察使韩踪“待将士不以礼”，率军哗变，杀死禁卫观察使署的将官都押牙王桂直，将韩踪驱逐出境。878年4月(唐值宗乾符五年三月)，长沙再次发生兵变，都将高杰又将观察使崔瑾驱逐。湖南道的政治中心和军事重镇潭州几乎成了纠纠武夫们的天下。
　此时的湖南，苛政横行，兵乱迭起，饥谨遍地，就连唐僖宗李儇也为之哀叹：“湖湘荆汉，耕织屡空，盗贼留驻，人户逃亡，伤夷最甚。”人民再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被迫揭竿而起，举行反抗。作为唐朝在湖南的统治中心长沙，由于唐军重兵驻守，没能发生大的农民起义，但它周围的岳州、衡州、邵州、郴州、永州、道州等地，早已烽火遍地，长沙已处于农民起义风暴的包围之中。特别是席卷全国的唐末王仙芝、黄巢大起义，一度攻占长沙，在长沙的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875年初(乾符元年底)，淄州(今河南范县南)人王仙芝领导几千人在长垣(今河南长垣)举行反唐起义。同年夏，冤句(今山东荷泽西南)人黄巢聚众数干响应。一场震撼唐王朝的农民大起义于是爆发。起义以后，队伍迅速壮大，在王仙芝、黄巢领导下，攻城略地，转战千里。
　878年，王仙芝在黄梅(今湖北黄梅)兵败被杀，部将王重隐率领—部分队伍渡过长江，进入江西，一举攻占洪州(今江西南昌)，然后西进湖南，占领岳州和朗州(今常德)，又围攻潭州，因湖南观察使崔瑾集兵拒守，未克而去。这次王仙芝余部义军虽然未能占领潭州，但挫伤了唐朝在湖南的军事力量，为后来黄巢起义大军攻打潭州之役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王仙芝战死以后，黄巢成为起义军统帅，称冲天大将军。不久，黄巢采取“避实击虚”战术，率领10余万大军，渡过长江，长驱作战，先后进入江西、浙西、福建，攻入岭南。879年5月，黄巢大军攻克岭南政治中心和军事重镇广州，俘获唐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随后又分兵西取桂州(今广西桂林)，控制了岭南大部分地区。
　广州既失，岭北湖南地区危急。唐朝廷惊恐万状。急忙以宰相王铎为荆南节度使、南面行营招讨都统，驻江陵；又任命唐名将李最的后裔李系为行营招讨副都统兼湖南观察使，率精兵5万和当地地主武装“土团”镇守潭州，以“塞岭北之路，拒黄巢”。一时，江陵、潭州“两屯烽驿相望”，重兵密布，处于紧急状态。
　起义军占领广州之时，正值盛夏，瘟疫流行，将士因不服水土，多被染病，经过一段休整，决定举行北伐，以图大计。黄巢称“义军百万都统”，发布檄文，揭露了唐朝宦官专权、官吏贪暴、纲纪败坏、科举失才等弊政，提出了“禁刺史殖财产，县令犯赃者族”的政治主张。
　879年l1月(乾符六年十月)，黄巢大军从岭南分乘数千只竹木大筏，乘湘江暴涨力匝流而下，连克永州、衡州。 l1月8日，直抵潭州城下。此时，潭州城内早已慌作一团。李系虽为名将之后，但“有口才而无勇略”，龟缩在城内不敢出战。当天，黄巢大军发起猛攻，占领州城，全歼守敌，李系狼狈逃往朗州。据《新唐书·黄巢传》载，其时，潭州城外的湘江，敌尸浮满江面，顺流而下，可见其场面之激烈。潭州的攻克，使唐朝江陵重镇顿失依托，其所建立的战略防御体系顷刻瓦解。王铎闻讯，慌忙北逃襄阳。随后，义军继续北上，占领江陵。
　黄巢大军进军湖南，攻克长沙，沉重打击了唐王朝在湖南的统治，在湖湘大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直到884年(中和六年)黄巢起义失败以后，还有一支号称“浪荡军”的义军余部约7000多人，在黄巢之侄黄浩的带领下，又进入湖南，坚持反唐斗争。天复(901—902)初年，“浪荡军”攻入长沙地区，占领浏阳县城，后又进击湘阴，不幸遭湘阴豪强地主邓进思伏击，黄浩被杀，起义失败。
　唐末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波澜壮阔，是我国古代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农民反封建斗争。有着悠久历史的长沙城，亲历了这场伟大的历史巨变，闪烁出英雄的光彩。

马楚王都

唐朝末年，经过黄巢农民大起义的沉重打击，唐王朝的统治已经土崩瓦解，而各地藩镇势力却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日益强大。907年(唐天佑三年)，黄巢起义军叛徒、唐宣武军节度使朱全忠(原名朱温)废唐自立，建立梁朝，史称“后梁”。从此，我国中原地区相继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5个朝代；南方与河东地区(今山西)则分别产生出10个割据政权，我国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在这一时期，湖湘地区出现了一个由马殷建立的楚国，原唐朝湖南道治所的长沙即为其都城。从此，长沙进入了一个引人注目的马楚时代。
　湖南自879年黄巢大军北去之后，各地武装势力纷纷倔起，杀逐官吏，据地自封，相互征战，陷入极大的混乱之中，而长沙则成为各军事集团激烈争夺进而割据称雄的最重要目标。881年(唐中和元年)，江西牙将阂勋成湖南期满，带领成卒返回江西。路过潭州时，阂勘领兵哗变，将湖南观察使李裕驱逐，占领州城。野心勃勃的闵勖遂以“安护州邑”名义自称留后，并上书朝廷，要求在湖南设置节度使。883年，唐王朝被迫改湖南道为钦化军，让闵勖当上了节度使。湖南由观察使升为节度使，标志着唐王朝在湖南的统治名存实亡。
　唐朝的统治消失了，湖湘时局更为动荡，长沙随之处于动荡的旋涡之中。886年(光启二年)，割据衡州的周岳首先发难，潭州顿时内乱，闵勖被杀，周岳轻易夺得潭州。唐朝又依周岳之请改钦化军为武安军，以周岳为节度使。893年(景福二年)，原闵勖旧部、邵州刺史邓处纳经过7年的准备，邀集割据朗州的雷满起兵讨周，击杀周岳，占领潭州。次年，唐朝廷又是照例颁发一份诏书，宣布邓处纳为武安军节度使。十余年中长沙兵乱频仍，四易其主，不得安宁。然而，也就在这一时刻，却有另一支军阀势力来到长沙，改变了湖南群雄并起纷争角逐的局面。
　894年(乾宁元年)，原江淮军阀孙儒部将刘建锋、马殷率领10万之众，从江西进入湖南醴陵。大军压境，邓处纳急调邵州指挥使蒋勋及邓继崇率步骑3干赶赴而来，驻守于距潭州城东40余里的龙回关。刘建锋、马殷兵至关前，其势凛凛，蒋勋不敢拒战，遂“以牛酒搞师”，投降刘军。随后，马殷带领先锋部队，打着邓部旗帜，着其销甲，直奔潭州东门。守门的士卒“以为关兵成还”，连忙打开城门，马殷所部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州城。这时，邓处纳正在府雕宴饮作乐，即被擒处死。刘建锋于是人主潭州，并于次年由唐朝授以武安军节度使，马殷则被授以内外马步都指挥使。
　刘建锋占有潭州后，志得意满，“嗜酒不事事，常与部曲等押饮欢呼”。军卒陈瞻之妻颇有姿色，刘将之奸污。陈瞻愤怒之极，乃以铁挝杀死建锋。一时，潭州无主，诸将领便推举正在邵州领兵作战的马殷。
　马殷，字霸图，许州鄢陵(今河南鄢陵县)人。“少为木工’，唐末应募从军，先后隶江淮军阀秦宗权、孙儒部下，曾参与镇压黄巢起义和江淮藩镇之乱，素以骁勇著称。892年，孙儒兵败身亡，他随刘建锋率残兵7千，逃窜江西，降众数万，并于894年攻入湖南。
　据史籍记载，马殷被迎回潭州，其部将即以大轿将他抬到节度使署大厅，听其升堂发令。不久，唐朝廷即授之以潭州刺史、判湖南军府事。898年(光化元年)，又升其为武安军节度使。马殷此爬上了湖南最高统治者的宝座。
　其时，“湖南管内七州”，衡、永；道、郴、连5州均为地方武装势力割据，马殷所领实际只有潭、邵2州，于是，他调兵遣将，分征四境，不到2年，就取得除湘西、湘北以外的湖南大部分地区。随后又挥兵南下，打败岭南割据者刘士政，夺占了桂州及其管内5州，势力日益强盛。907年，后梁代唐。其时，马殷所辖之地，北有高季兴的荆南国，东有杨行密建立的吴国。马殷采纳谋士高郁“尊王仗顺”之策，向梁进贡称臣，表示恭顺，以闭境良保。朱温遂拜之为侍中兼中书令，并封其为楚王。
　马殷封王以后，更加紧对外扩张，先后击败荆南、吴越之兵，夺取澧、朗、辰、淑、岳等各州，统一了湖南地区；又再次越过五岭，打败另一个岭南割据者刘隐，取得容州管内6州 O910年(天平四年)，后梁依马殷之请，加封其为天策上将军。于是，马殷援引唐朝诸王建立行台的典制，在潭州城内建天策府，置左右相，“有文苑学士之号、知调令之名，总制二十余州，自署官吏，征赋不供”，已韧具立国的雏型。923年，后唐代梁。马殷又遣其子入觐，称臣纳贡。927年(天成二年)，后唐正式册封马殷为楚国王。马殷乃仿效天子体制，改潭州为长沙府，作为国都，并在长沙城内修宫殿，置百官，建立了一个名符其实的独立王国，成为五代时期10个封建割据国家之一，史称“马楚”。
　马楚全盛时，辖地极为广阔，共22州，下设武安、武平、静江3节度使，包括了今湖南全境和广西大部、贵州东部、广东北部的一部分地区。
　马殷建立的楚国，在湖南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过十几年的战争，马殷消灭了湖南境内各地的割据势力，实现了湖湘的统一。马楚统治时期，政治上采取“上奉天子、下抚士民”、内靖乱军、外御强藩等政策，使人民获得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经济上，采取兴修水利、奖励农桑、发展茶业、提倡纺织、通商中原等措施，使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930年，马殷去世，诸子相继而立。马氏诸子多为无能之辈，时称“酒囊饭袋”，而且穷奢极欲，残暴贪横。马楚政权由此日趋衰落。马希范在位时，纵情声色，奢侈无度，在长沙城北营建会春园、嘉宴堂、紫微山、碧浪湖以避暑，于城南建碧湘宫、九龙殿，极尽豪华。库力不支，又大肆搜刮，常赋之外，强令额外征收，大县贡米2000解，中县1000解，小县700斜，无米则输布帛，以致民怨沸腾。
　马希范治湘15年，也颇有几事值得肯定点40年(天福五年)，马楚用兵溪州，与以彭士愁为首的湘西少数民族作战。战争结束后，马希范与彭士愁会盟订约，铸铜柱立于溪州永顺野鸡墩以志其事。今柱存永顺县王村镇，即著名的溪州铜柱。又置天策府十八学士，于会春园划地创设开佛寺，对湖湘文化和佛教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开福寺遂成为长沙佛教一大丛林。
　947年，马希范死，马希广、马希尊、马希崇等马氏兄弟各谋继位，史称“五马争槽”。950年，马希尊率军攻陷长沙，杀死马希广，自立为楚王。次年，马希崇又推倒马希尊。骨肉相残，混战不已。当时长沙城内多夹道植槐，马希广在位时却全部挖去改植柳树，又城内居民每夜争织草鞋为业，声闻内外。于是有童谣唱道：“湖南有长街，栽柳不栽槐。百姓任奔窜，褪芒织草鞋。”以讽刺马氏兄弟相残，有失孔怀，以致战乱迭起，百姓逃亡。951年，南唐图乘马楚内乱，派大将边镐率军进入湖南，占领长沙，将“边”字号南唐大旗插上了长沙城头。马希尊、马希崇兄弟分别请降。岭南的南汉国也乘机出兵，一举夺取了马楚在岭南的11州和岭北的郴州。
　据史载，马楚灭亡前夕，长沙曾流传有“鞭(边)打马，马急走”的童谣。马楚灭国后，边镐奉命将马氏家族及其将佐1000余人迁往南唐都城金陵。这1000余人在长沙湘江岸边登舟之日，行者悲做欲绝，“送者皆号泣，响振川谷”。显赫一时、“雄于列国”的马楚统治终于在一片悲泣声中宣告结束。

沅湘战乱与赵宋入湘

边镐灭楚，打破了马氏的一统天下，于是，湖南各派军阀势力再度咽起，各霸一方，相互混战，三湘四水又陷入无休无止的战乱之中。
　当时，南唐灭楚，即以边镐为武安军节度使，驻节潭州，占据了这一在湖南最为重要的地区。其初，边镐进入长沙，湖南正发生饥荒，为收揽人心，他曾下令打开马楚的粮仓，救济灾民，一时，“楚人大悦”，都称他为“边菩萨”。但不久后，南唐就大施苛政，“悉收湖南金帛、珍玩、仓粟，乃至舟舰、亭馆花木之美者，皆徒于金陵”；又派都官郎中杨继勋等收括租赋以供成卒，苛索重敛，以致民心失望。于是人们又给边镐以“边和尚”的浑号，讥讽他搞得湖南三空四尽，民不聊生。
　其时，在流水下游重镇朗州(今常德)，仍有一支势力颇为雄厚的马楚余部。951年(后周广顺元年)秋，其将王速、周行逢拥立原辰州刺史刘言为武平军留后，拒命南唐，与边镐控制的潭州遥相对峙。次年10月，刘言乘潭州民情怨愤之机，派王逮、周行逢家兵攻打潭州。边镐闻讯，告急金陵，但南唐却没发来一兵一卒。10天后，王、周所部即兵临城下，边镐不敢拒战，当夜就弃城东去，“吏民俱溃，死万余人”。南唐在长沙的统治仅一年，即烟消云散。王建进占潭州后，刘言又派兵四出作战，北取岳州，南下邵州，收复了除郴州以外的马楚岭北故地。
　刘言占有了湖南，但不愿离开他的朗州老巢，在上表后周邀取封赏时，以“潭州兵戈之后，焚毁殆尽，乞移使府于朗州”。后周太祖郭威遂一一照准：“升朗州为大都督府，在潭州之上”；次年，又以刘言为朗州大都督、武平军节度使，以王逢为武安军节度使，驻潭州。于是，湖南的政治、军事重心一度从长沙西移，到了今天的常德地区。
　然而，这个以朗州为中心的军事集团并不稳固，诸将领之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甚至大动干戈。王逵自恃功高，不甘居刘言之下，乃于953年与周行逢合谋，诱杀刘言部将，又发兵西取朗州，囚杀刘言。随后，王建自立为武平军节度使，入主朗州；周行逢为武清军节度使，权知潭州军府事，驻长沙。过了两年，沅湘间兵端又起。956年，岳州刺史潘叔嗣因与王逮失和，兵袭朗州，将王建杀于城下，然后从潭州迎周行逢为主。周遂将潭州交由行军司马、矢口留后廖简守护，入主朗州。
　周行逢出身农家，颇“矢口民间疾苦”。主政湖南之后，他力“矫前人之弊”，“悉除马氏横赋”，以严刑峻法处置悍将，整肃贪官，文“自奉甚薄”，“留心民事”。从此，沅湘间的战乱一度停息下来。这时，北方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是为北宋，赵匡撤即宋太祖。周行逢即奉宋正朔，领受宋的封赏。962年10月(建隆三年九月)，他因病去世，遗命以其11岁的儿子周保权继位。临终前，他还告诫将吏：衡州刺史张文表必将叛乱，如“不得已，当举族归朝，无令陷虎口。”
　l1月，张文表在衡州获得消息，果然反机毕露，说道：“我与行逢俱起微贱，立功名，安能北面事小儿乎?”遂起兵叛乱。随后即伪着搞索，以去朗州吊丧为名率兵直赴潭州。镇守潭州的廖简“素轻文表”，叛军前来，他不作任何战守准备，却在府中设宴狂饮。部下来报：“文表兵至”，他也毫不介意，“谓四座曰：'文表至则成擒，何足虑也’，饮笑如故”。旋文表率众冲进州城，“迳入府中”。廖简手无兵器，只是踞座大骂，被杀于酒宴席上。张文表遂取其印绥，自称权留后，占领了潭州，随即又扬言：“将取朗州，尽灭周氏。”
　潭州一失，朗州危如累卵。周保权急忙派部将杨师番领兵讨张，又派出使者分别向荆南和中原的赵宋王朝求援。张文表自知势孤力薄，也赶着上疏宋廷，摇尾乞怜。
　宋太祖赵匡胤建立赵家王朝以后，正雄心勃勃，筹划统一天下的大计，看到来自沅湘的奏表，决定乘此良机，以讨张平叛为由，出兵湖南。963年1月(建隆三年十二月)，他先派中使赵遂等前往潭州、朗州两地，宣布圣旨：以周保权为武平军节度使，张文表来京朝见，并命荆南发兵援助保权。十几天后，宋太祖即以名将山南东道节度使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都部署、枢密副使李处耘为都监督，发动10州兵力集结襄阳，又令荆南发水兵3千人直赴潭州，与宋军马步配合，“以讨张文表”。
　张文表得知赵邀奉诏来潭州和宋军将大举南下，心惊胆战，便暗中派人携带钱财往见赵碰，极力表白自己并无叛心。赵蹬在，赴潭途中获悉，满以为张文表诚心归顺，“甚喜，即遣使抚慰之。”但这时周将扬师璠已经逼近长沙，开始，“兵稍失利”，与张军相持颇久。后在益阳县西的平津亭地方，“文表出战，师璠大败之”，遂生擒文表，攻取潭州。师璠入城后，“斩文表于市”，并“纵火大掠”。古城长沙又惨遭了一次劫难。与杨师璠占领长沙的同时，宋军也到了荆南国的都城江陵，旋即以重兵压境之势迫使荆南投降，随后分兵南下，展开了统一湖湘的战争。面临宋军强大的攻势，周氏政权却不自量力，妄图举兵顽抗。于是，慕容延创指挥宋军分别从东、西两路进讨湖南。3月，武怀节部于三江口大破周军，占领岳州。李处耘率另一部进入撞州，击溃周军张从富部，又会同各军进占朗州。然后，李处耘和都指挥使解降督率宋军从西、北两面进击湘中地区，迅速攻取潭州。至此，割据湖南8年的周氏政权宣告灭亡，沅湘之间持续了十几年的战乱也到此结束。
　其时，长沙东邻南唐割据的江西，南越五岭为南汉控制的两广。宋朝占领长沙后，即以石嚼为潭州兵马铃辖，东击江西；又以大将潘美为潭州防御使，溯湘江而上，攻打湘南，征讨南汉。军事重镇长沙在宋朝统一南方的战争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宋代的荆湖南路治所

宋朝平定湖南，随即在此派置官吏，驻扎军队，建立了强有力的统治。长沙从此结束了分裂割据的状态，而归于宋朝统一的版图之内。
　早在宋军南下之前，宋太祖为防止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武夫专横局面的再现，曾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减地方将领兵权，规定州郡长官必须由文臣担任，且须“以京、朝官权知”，大大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从此，州县行政长官不再称太守、刺史和县令、县长，而改称“知×州(县)事”，简称知州(县)。963年宋军占领潭州，宋太祖即任命户部傍郎昌余庆权知潭州，并规定潭、朗两州“直隶京师，长吏得自行奏事。”于是原武安军、武平军的建置废除，朗州作为湖南军事政治中心，“在潭州之上”的地位也随之消失了。
　当时，宋王朝还在忙于南征北讨、统一天下的战争，湖南的地方行政体制仍沿袭唐代的道、州、县三级制，但对长沙的行政区划却作了重要的调整。965年(乾德三年)，废除马楚末年所设的龙喜县严另将长沙县东的常丰场升为县(973年又并入长沙县)；将原属岳州的湘阴县划属潭州。977年(太平兴国二年)，分长沙6乡置宁乡县，以原唐代新康县的玉潭镇(即今宁乡县城)为治所。经过这番调整，长沙又得以北控重湖，西置屏障，形势更为完整。
　979年，宋太宗平定北汉，最后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开始重新设置全国的行政区划。997年(至道三年)，宋真宗正式改道为路，划全国为15路。各路分别设转运使掌财政、提点刑狱使掌司法、安抚使掌军事，以代表朝廷实行对地方州县政权的监管。原湖南道从此改为荆湖南路，下辖潭、衡、郴、永、邵；道、全(今广西全州)7州和武阿军、桂阳监，共39县严简称湖南，以潭州为治所。真宗(998一1022)时，荆湖南路的转运使司、提点刑狱使司和安抚使司相继设立，三大衙门都设于潭州城内，其安抚使并由潭州知州兼任。于是，长沙又成为湖南9州、军、监的政治军事中心，重新发挥其在湘中、湘东、湘南广大地区的重要作用。
　宋代潭州的辖地比唐五代时更为广阔。自宋太祖、太宗二朝将潭州政区初作调整之后，真宗至哲宗各朝又作了进一步的更动。993年(淳化四年)，原属衡州的衡山县划予潭州。1073年(熙宁六年)，大臣章享巡察湖南、开梅山，分湘乡、邵阳、益阳、宁乡4县地设安化县。1098年(元符元年)，分长沙县5乡、湘潭县2乡置善化县，县治即附于潭州城内。至宋末，潭州共辖长沙、善化、宁乡、浏阳、湘阴、益阳、湘潭、澧陵、湘乡、安化、佼、衡山等12县，是荆湖南路各州中人口最多、地域最广的一州。
　军事上，宋代长沙号称“湘、岭要剧”，一直是重兵驻扎之所，不仅有厢军、乡兵等地方军队，而且有宋朝的正规军队禁军分防成守。湘湖初平，宋太祖即以大将石曦为潭州兵马铃辖，率领禁军镇守潭州。据《宋史·兵志》载，宋仁家至神宗各朝，潭州先后有“归远”、“宣毅”、“雄略”、“果威”等番号的禁军驻防，其中既有步军，也有马军和水军，其人数远在衡、永、郴、邵、道诸州之上，也多于时属荆湖北路的军事重镇朗、澧、岳等州。当时的长沙不仅重兵密布，而且还兴设有船坊、渡船都和清务船坊等机构，主持修造战船、制作军器的工作，又是一个重要的军事物质供应地。
　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北宋王朝同时也比较注意在湖南特别是在长沙推行安定社会、与民休息的政策。963年春宋军开进潭州，宋太祖即下调：减潭州、朗州死罪囚一等，释放流刑以下囚犯，配役人放回，并免交3年赋税。6月，又诏免潭州各县的“无名配敛”o12月，下令遣散潭州、邵州乡兵数千人归农。一些地方官员也颇能奉行中央政策，勤于政事，廉干有为，使长沙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北宋末年，国内民族矛盾日益激化。东北女真族建立的金政权不断挥兵南下，于 l127年(靖康二年)攻陷开封，灭亡北宋，并扶植起一个傀儡政权“大楚”，册立宋臣张邦昌为帝。同年，赵构再建宋朝，后迁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
　两宋之交，国家危难，然而也是民风士气极为高涨之时，长沙一度为天下注目、太快人心之处。l126年8月，北宋奸臣“六贼”之首蔡京流放广东，行至潭州而死。次年，南宋朝廷惩处叛国之臣，伪“楚皇帝”张邦昌被贬至潭州“安置”，后于l1月下诏赐死。据载，张邦昌在长沙“读诏已，徘徊退避，不忍自尽，执事共迫之，乃登平楚楼而缢。”
　南宋初，湖南地区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兵连祸结，动乱不已。同年初(建炎四年正月)，金兵攻陷长沙，屠城而去。其后，“群盗大起”，先后有马友、杜彦、孔彦舟等几股溃兵、土匪武装涌入长沙，烧杀掳掠，无恶不作。 l130年，洞庭湖区爆发了著名的钟相、杨幺起义，湖南人民纷纷响应，潭州的宁乡、益阳、湘阴、安化等县也成为义军占领区。短短2年，长沙城垣残破，十室九空，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向子甄乃率所属移驻攸县。91131年2月(绍兴元年正月)，南宋王朝曾改荆湖南、北路为荆湖东、西路，分别以鄂州、鼎州(今常德市)为治所，潭州属东路。然时隔仅一年，又恢复旧制，仍以潭州为南路治所。
　作为湖湘军事重镇，长沙在南宋时的地位更为重要。南宋初，宰相李纲提议在全国沿河、沿淮、沿江重地设置帅府，提统重兵，潭州为沿江6大帅府之一。因此，有宰相李纲、张浚，大将韩世忠、王理、岳飞等先后来到长沙。l132年，李纲任湖广宣抚使兼知潭州，平定湖南兵匪之患。次年10月，宋朝廷以禁军疲沓不堪战事，划分诸统兵大将辖区。潭州先为王理辖区，后因其作战无能，又代之以名将岳飞，长沙又成了声震中外的岳家军的驻防地。在镇压杨么起义的战争中，李纲、张浚、岳飞先后以统帅身份坐镇长沙，指挥潭、鼎、岳、辰、澧等州和湖北的各路军队，采取军事进攻和分化诱降相结合的策略，先后招降黄佐、周伦、杨钦等义军将领，瓦解义军20余万人，避免了一场血腥屠杀。为防义军攻击，潭州更是严密布防，外有重兵分屯桥口、湘阴、益阳，内有数干水军巡守江面。南宋中后期，长沙时局相对稳定，又先后有重臣名将刘镐、张孝祥、辛弃疾、周必大、真德秀、魏了翁、向士壁、汪立信、文天祥、李芾等任职长沙，支撑南宋王朝湖南大局。辛弃疾创飞虎军，张孝祥、真德秀为政廉洁，文天祥治狱清平，都为长沙留下了一段佳话。而向士壁、张唐(张浚之曾孙)、李芾潭州抗击蒙元，悲壮激烈，为宋代长沙添上了英雄的色彩。
　两宋是长沙历史发展的十分重要的时期。在这300多年中，长沙作为湖南政治军事中心的地位更为巩固，长沙行政区划的格局基本定形，为后来长沙地区在元、明、清三代长达600多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宋代又是长沙经济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北宋长沙政局稳定，南宋时也相对安定，由于宋统治者实行与民休息政策和一些贤臣清吏的治理，北方人民大量南来，使长沙经济的发展随其所在的长江流域赶上和超过了中原地区。文化上，岳麓书院的创立，胡安国、胡宏父子和朱嘉、张拭在长沙讲学兴教，名闻通述，使长沙成为著名的湖湘文化之都，促进了湖南学术和教育事业的发展。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促进了长沙城市的发展。宋代长沙城市的规模比唐五代更为扩大，其城垣四至直到清末也没有超过，城内已打破坊市界限，商业繁荣，人口稠密，已蔚然而为“湖湘一大都会”。

北宋前期的潭州吏治

北宋前、中期，即从宋太祖到宋英宗赵曙统治的时期，潭州由于宋王朝实行文官政治、注重对地方官员的选用和监察，吏治比较清明，出现了一些能奉行中央政策、关心民间疾苦、清正廉明、勤于政事的官员。
　宋太宗时的李惟清，是我们所知的宋代第一位有德政于湖湘的官员。980年(太平兴国五年)，他兼任荆湖南、北路转运使。他体恤民情，为官正直，敢于为民请命。一次，他入朝奏事，太宗问：“荆湖管内累年丰谂，又无谣役，民间舒苏否?”李惟清回答，百姓生活也不容易，像官盐每斤售价64钱，百姓以3斗多稻谷方能买一斤。大宗乃下沼，盐价每斤减10钱。后来他又两次向太宗反映荆湖地区官盐、官酒的弊病，提出除弊便民的办法，都为太宗所采纳。李惟清不苟于粉饰太平，敢于在皇帝面前指陈时弊，为民言事，确是难能可贵的。
　太宗时的潭州知州，也颇有几位堪称贤吏的官员。何承矩知潭州数年，“以文雅饰吏治”，使州民不犯法，“囹圄屡空”。长沙地处南国，“素多火日”。以往，官府为防火灾，调民积水，百姓因之疲苦不堪。刘审琼来任知州，洞察民情，断然将之废止，“以为民便”。
　宋真宗时的李允则，是北宋前期在潭州政绩最显、造福最大的官员。
　李允则，宇垂范，并州盂县(今属山西)人，为宋初名将李谦溥之子。他“少以材略闻”，太宗时供职京师，曾奉沼巡察河东、荆湖、西川诸路，均有所为。10世纪的最后年即999年(咸平二年)，宋真宗命他来湖南担任潭州知州。随行前，真宗特召见他说，以前我曾听人说过你的家世，现在就将湖南交给你了。希望他镇守湖湘，也像其父一样安定一方，为朝廷分忧。
　李允则果然不负所望，在潭州几年，政绩昭然，誉满湘中。当时的潭州，归属宋朝已有30多年，但马楚及宋初时的苛捐杂税仍然照行不误。马楚时强令“州人出绢，谓之地税”；宋初潘美定湖南，“计屋输绢，谓之屋税”；农户借用官牛，岁输米4解，但“牛死犹输，谓之枯骨税”。除此之外，百姓交纳茶税，“初以九斤为一大斤，后益至二十五斤。”凡此种种，名目繁多，不堪负担。李允则到长沙后，常轻车筒从，察访民间，深悉其害，遂上奏朝廷“请除三税”，而“茶以十三斤半为定制”，将多年来肆虐于潭州的弊政断然革除。
　宋真宗以前，湖湘地区近水之地都已开垦，种植水稻，而山田因“水力不及，一委之擦莽”。李允则以开发湖湘自任，鼓励百姓垦山种粟，还特地规定赋租“并纳粟米、杆草”，每月交纳的马当“皆输本色”。“由是山田悉垦”，“湖南无荒田，粟米妙天下焉。”李允则为官清廉，“身无兼衣，食无垂羞，不畜资财”，十分关心百姓疾苦。他来潭州时，正值隆冬，城内发生大火，灾民无家可归。李允则急令取出官竹借给灾民，搭造棚屋。灾民因此得有居处，“民无流徒”。一年，湖南发生饥荒，李允则“欲发官康，先贩而后奏”，而主持财政的转运使拘守常规，坚执不可，允则忧及灾民，说：“须报逾月，则饥者已无及矣。”次年，饥荒又起，允则“复欲先贩”，转运使又执不可。结果，李允则以着己的家资担保，才得以开仓粟米，救济灾民，同时又在灾民中招募青壮年l万人入隶军籍，进一步减缓了灾情。
　主政潭州期间，李允则还很重视文教，曾主持修缮岳麓书院，扩大了书院的规模，并奏请朝廷赐发国子监经籍，对岳麓书院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李允则仕宦潭州仅3年，但勤于政事，建树颇多，造福甚大。1001年(咸平四年)，宋廷以重臣陈尧娶安抚湖南。潭州百姓闻知允则即将离任，深为惋惜，曾开列允则政绩上书朝廷，请将他留任。后来，允则回到京城，真宗也看到了潭州她的上书，感慨不已，曾一连3天召见允则，慰勉有加。
　北宋中期，政治日益腐败，当时的潭州吏治松弛，仕风日下，甚至时有官吏贪横、草菅人命的事情发生。尽管如此，潭州仍然出现了一些立身正直、廉干有为的官员，如知州刘师道，“敏于吏事，吏民畏爱”之；转运使赵良规“奏罢马氏时所赋丁口米数万石”；陈巽通判潭州，“内修民事，外奉师费”，而“赋役不加于民”，都或多或少地为潭州人民做了一些好事。
　特别是在当时官场昏暗、民怨难伸的情况下，有一些官吏能不阿权贵、执法严明。任荆湖南路提点刑使的齐廓，宽柔恤民，奉法平正。当时，潭州城内大牢关押的7名囚犯，因被指控为强盗，罪当论死。当案件上报提点刑狱司审核时，齐廓亲自问讯，精审详察，发现“其状非强”，便发回潭州令其改正，于是7名囚犯得兔一死。
　仁宗(1023一1063)时，王罕任潭州知州，“为政务适人情，不加威贸”。某年，有一妇人数次上大堂告状，但“出言无章”，状似狂妇，衙役驱赶，她就开口大骂。王罕高坐堂上，详察默审，心知其中必定有故，便将她引到跟前，“委曲徐问，久稍可晓”。原来，这妇人本为人之妻，丈夫死后，亡夫之妾独霸了家产，并将之赶出家门。妇人屡次到衙门上诉，但都不得伸理，以至精神失常。王罕查明了案情，遂下令拿办该妾，并责其将财产一一退还。狂妇的冤屈终于洗清，不久连狂病也好了。一时，潭州城乡传为佳话，而王罕严明执法、治愈狂症，也被“郡人传为神明”。
　仁宗时的长沙知县陈希亮，也是一位有口皆碑的人物。陈希亮，宇公粥，眉规青神(今属四川)人。他为官“以强干著称”，敢于“严惩豪强猾吏”，即“王公贵戚皆惮其威”。任长沙知县时，境内有个叫海印国师的僧人，倚仗其曾出入章献皇后之家，作威作福，强占民田，百姓“莫敢正视”。陈知县不畏权势，将海印捉拿，依法惩办，顿时，“一县大耸”，人心大快。
　北宋前中期的潭州吏治，总的来说是清明有为的。在这近百年中，任职长沙的贤臣清吏俗守官筋、勤于政事，无论是在废除前代苛政，去弊兴利；还是在发展生产，振兴文教；或严明执法，安定民生等方面，都有所作为。从而，不仅使宋初拨乱反正、安定湖湘的政策得以实行，而且使长沙乃至整个湖南地区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了相对安定的局面，促进了宋代长沙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