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清军，亦称清戎，是朱明统治者，为巩固封建统治基础，维护建立在世袭军籍上的卫所兵制，防范、解决军伍空虚和军籍管理淆乱，对军伍实行清理、勾补，旨在确保有兵可用的一项大政要务。清军不音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而且还是涉及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严重社会问题。本文拟就明代清军的动因与内容，清军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清军中的主要弊端及其对明代社会的影响，谈些粗浅的认识.
一
明代的清军，缘起于军士的逃亡，勋贵、军官对军士的役占以及军黄册管理的混乱。
(一)军士的逃亡。明代，户分三等，军籍世袭，役皆永充，军籍分辖于军中各个卫所。正军、军余死若逃者，与原籍勾补。未入伍前分居各处，编入里甲，随时备征、备勾。不得推诱或规避。“继绝以嫡，嫡绝以支，支绝以同姓，不奉上诏旨，不得速自免。”军户子孙必仕至兵部尚书方可除籍。
明代卫所的兵士，来源于前元军户和从征、归附、滴发、垛集五种途径。世袭的军籍是他们欲罢而不能的紧箍咒。前元军户自不待言，他们在前政权世为戎籍，如今朝代更易，他们的地位、身份、待遇丝毫没有改善，从征之军，追随太祖朱元璋南征北战，建立了赫赫战功，当初从军是他们的本意，但要世为戎籍则有违他们的初衷;归附之军，本身就是慑于朱元璋集团的力量而归附的，较从征之军又低人一等;滴发乃是因罪发配从军之人，然而一人获罪，罚及子嗣，世为戴罪之身;垛集即抑配民户为军，每遇战事，或清勾结果不敷，便于人丁众多的民户金配，更具强迫性。因而，明代世袭军籍制度之本身，就已注下了军士逃亡之隐患。
明代军士逃亡的问题，在朱元璋立国之初便已露端倪。“起吴元年十月、至洪武三年十一月，军士逃亡者四万七千九百余’。为此，明太祖下迫捕之令，立法惩戒。小旗逃所隶降为军，上至总旗、百户、千户，皆视逃军多寡，夺律降革。其从征在外者，罚治尤严。但是，威严的法令，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永乐、宣德以后，军士逃亡现象有增无减，以北方军事重镇延绥为例，该镇原额马步骑官军五万八千六十六员名，弘治八年实在二万五千四百二十三员名，正德十三年又减为二万四千五百八十九员名。嘉靖之世，逃亡之风几乎一发而不可收。
嘉靖三十七年兵部职方司署印郎中唐顺之奉命阅视蓟镇两关，镇区马步官军原额九万一千，而实在营的只有五万七千，逃亡三万三千有奇。此后虽屡屡招募新军，实行卫所制和招募相参而行，但军士逃亡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据兵部万历十一年七月的报告，“南京额军十二万，今见在三万四千二百有奇。’，至于边军逃亡的就更多，以辽东都指挥使司为例，负责该司清军事务的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每年接到的有关军士逃亡的呈文如同雪片一般，逃亡名单长长一串，据该使司三万、辽海、铁岭三卫并开原五城二十边堡军士马匹的一
份数目清册登记:“三万卫原额军士一千七百六……逃故五百六十八员名……(辽海卫)逃故七百七员名……开原等五城并二十边堡军马，原额军舍余丁共该一万五千五百一十六员名……逃故三千五百四十四员名。’，军士逃亡问题，在历朝都有，何以有明一代如此严重，且愈演愈烈，其中的原因很值得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