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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阶段 明清时期，我国南方一带流行瘟疫、霍乱一类的传染病，众多医家习用六经、脏腑辨证之法治疗，屡屡败北，不得不考虑辨病论治，在此机动的促使下，吴又可、吴昆、王肯堂、叶天士、吴鞠通、徐灵胎等人均在其专著中反复强调“诊病施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普济方》(公元1406年)共计426卷，设列1960论、2175类、778法、61739方，几乎囊括了内科(脏腑身形)、外科、妇科、儿科的所有疾病；《医方考》(公元1584年)共计六卷72门，罗列中风、大头瘟、泄泻、咳嗽、消渴、臌胀、腰痛、痔瘘等诸多病类，并载验方700余首；王肯堂的《杂病论治类方》为其《六科论治准绳》之一部分，更是广泛收集了治疗各种疾病的专方2925首，可谓集明朝以前杂病用方之大成。 清代伊始，叶天士、徐灵胎等医家高度重视辨病问题，如徐灵胎谓：“欲治病者，必先识病之名，能识病之名而后求病之所由生，明其所由生，又当辨其生之因各不同，而病状所由异，然后考虑其治之法”，足见辨病在论治上的重要地位。其后汪昂的《医方集解》、吴仪洛的《成方切用》、鲍相的《验方新编》等书中也大量记载了简、廉、便、验的治病名方，真正地将中医辨病论治内容推向高峰。 创新阶段 中医学在经历了民国时期的摧残之后，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又获得了新生，五十年代中期，中医学界出现了一场关于中医辨证论治的大讨论，将辨证论治原则列为中医基本特点之一，无形中忽视了对辨病论治问题的深入研究，在客观上给中医学术的全面发展带来不利，直到九十年代中期，辨病论治问题才被诸多有识之士重新提到发展中医学的议事日程上来，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专著为胡熙明总编的《实用专病专方大全》、史大卓主编的《中医内科辨病治疗学》、戴西湖主编的《内科专病专方治疗学》及《百病效验方》等一批专著，基本上将中医辨病论治理论升华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通览这一阶段的辨病论治研究著述，可以发现它们具有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创新。如果说明清时期温病学说是中医学这棵古树上的一朵新花的话，那么近十年诸多学者在辨病论治、专病专方方面的研究成果则是一颗明珠。其原因在于目前国内正式面市的众多新药、新产品，不但中医基本理论依法组方，完全遵循中药君、臣、佐、使原则，同时也经过临床实践检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产品在正式获得批准文号面市之前还要经过国家有关医药卫生部门所组织的临床研究和药理、毒理试验，这一点较之古人，大大增强了该类药物疗效的客观性和安全性。要在古人临床经验的基础上取得更好的疗效，就要求后人必须注重创新，这也可以说是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通过诸多学者的不断创新，才会将中医辨病论治理论推向新的水平。 从中医辨病论治发展历程来看，中医学在对辨病论治的研究上与辨证论治一样，也一直在不断地探讨。应当说明的两点是：强调辨病论治并非否定辨证论治，应当彼此协同，优势互补；辨病论治研究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如病名不统一、表达不明确、分类易混乱等，这些都是今后应当进一步研究和逐步解决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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