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儒为现代国画大师，曾以画名与蜀人张大千并称“南张北溥”。他又与吴湖帆并称“南吴北溥

溥儒为现代国画大师，曾以画名与蜀人张大千并称“南张北溥”。他又与吴湖帆并称“南吴北溥”，名重一时。

 

    溥儒先生是道光皇帝第六子恭亲王的次孙，姓爱新觉罗。自幼饱学，稍长专心研究文学艺术，后隐居戒台寺十年，从此专事绘画，以卖书画自食其力。解放前夕出海舟山，远居台湾，于1963年病故。这戒台寺原是由恭亲王奕出资重修的，等于溥心畲家的家庙，所以他在此的生活非常舒适。在这以后的十余年中，他以诗文与书法为功底，悠闲平静地临摹了不少宫廷和王府珍藏的名画，他的绘画功夫在一次次临摹和嬗变中更加成熟、更加精妙，卓尔不群，饮誉中外。

 

溥儒先生善山水、人物、花鸟、走兽，山水以“北宗”为基，受马远、夏圭影响较多，灵活变通，有自家风范。笔法以“南宗”为法，注重线条勾摹，笔法挺劲，结构谨严，并喜在绢地上多次淡染。他的画能合“北宗”之雄奇与“南宗”之幽淡于一纸，但用笔用墨偏于“马夏”一派，用线坚挺刚硬，雄浑遒劲，大斧劈皴，气韵雄强，墨沉淋漓。花鸟画则清逸雅静，较之山水，笔法偏于柔秀。傅先生家中常养些猴、犬、鸟等，故对动物的描绘，颇为生动。

 

     溥儒晚年在台湾对弟子们说，如果有人称他为画家，不如称他为书家，如果称他为书家，不如称他为诗人，就溥儒的艺术成就而言，这绝对不是自负，而是画家对各艺术门类无所不能、无所不精的表现，并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登上了中国书画的艺术高峰，成为享誉全球的书画大师。

 

溥儒先生尤善绘山水，每画必有新意。他的画多采用截断、倒景、险峻式的取景，以突出画面的主题。此画从构图上讲，是典型的边角式构图，以山造势，以险峻取胜，高悬的山峰，陡峭险峻，千仞壁立，似信手拈来，确是令画史盎然生色的创造，给人造成强烈的视角冲击，令观者惊心动魄。全画注重线条勾摹，笔法苍劲，以简练的笔墨营造出险山、流水、名士、书僮、古树、渔舟，创造出一种高山流水、清音缭绕、动与静和谐消长、主客体合一的绝妙景致，达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至高境界。整幅画作意境高远，逸俊出尘，具有边角美、孤峭美、险峻美、澹古美、峥嵘美、雄健美。艺术只有浸入艺术家生命的血液，进入忘我的境地，才能留下千古传颂的逸品。

 

溥儒先生的画作不多，但都很精，敏捷的灵性触觉，奇异的想象能力，其作品法自我立，蹊径独辟，有一种纵横豪迈、旷渺灵动、变化莫测之感，总能让人从他创作的意境中体察出一种高古灵动的精神，一种宕逸自负的鲜明个性，这是一位依凭天赋、勤奋、学识和家世而融成大家的特殊气质的表露。溥儒先生的画作价值由于种种原因，远没有达到与艺术价值同步的境地，尚有巨大的升值空间。大凡画人，要有“人味”。

 

    一人一世界——有感孟喜元笔下的溥儒

 

    看到孟喜元先生画的人物画溥儒，不由得会联想到无伴奏歌唱或独角戏。画面无背景、无衬托、无渲染，隐含着人生的舞台上溥儒先生一人一世界的存在。孟喜元笔下的溥儒，不需陪衬，无需伴奏，仍然表现出多音阶、多重叠、多角度、宽音域，跳跃式大起伏的情绪和情感。尽管微妙，但溥儒先生饱满、浑厚、辽阔的气势凸现眼前。孟喜元的人物画体现出了人物的精神面貌，意气风骨，嬉笑怒骂。画面创作以写实为主，有很强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孟喜元先生是画连环画出身，他创作的连环画《新儿女英雄传》《成吉思汗》《历代高古瓷器鉴定传奇》有很广泛的影响。

 

提起溥儒可能知人甚少，更多的人知道的是他的字心。溥本为辈，满清倒台后改为姓氏。溥儒是道光皇帝的曾孙，恭亲王奕的次孙，因此在他的书画作品中常用“旧王孙”印章。因为他特殊的家庭背景和改朝换代的现实，使他养成了个性鲜明、气节刚烈，又不趋功利、淡名出世的独特矛盾性格。作为皇室王孙的溥儒对人生有了更多的感悟，向往文人心灵、渔樵耕读、神趣世界的平淡生活。

 

     溥儒自幼师从宫廷之教，临遍各代家藏名家墨迹，诗书画俱精。曾在德国留学八年，但丝毫不影响他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溥儒的画风偏重宋元，师法自然，淡雅见长，重线条少烘托。画面俊秀雅致，静谧致远，空灵超逸，奇妙万千。青山绿水，雍容华贵，气韵十足，上世纪三十年代与张大千齐名为“南张北溥”。

 

      溥儒1949年去台，“京华不可见，北望意无穷”，所有的记忆都成了梦境。1963年溥儒在台湾病逝，“送罢王孙，又是平芜绿到门”。

 

     “一溪春水，著雨杨花飞不起，寂寞黄昏，年年芳草忆王孙。”一人一世界，溥儒先生在他的艺术世界里永存。评估师：溥儒字画在古玩拍卖市场价值极高，升值潜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