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梅娘 ——故纸札记之四 □陈学勇 尚健在的民国女作家屈指可数了，近日又走了一位九二高龄的梅娘。以前我在《北平沦陷时活跃过一个雷妍》里开头说到，“学人中长期流传着‘南玲北梅’的说法，尽管止庵先生曾经有文章质疑，但这个说法怕是不易消除了，大家依旧视梅娘为北平沦陷区女作家的代表，以至有人不知，那时的北平除梅娘外还有别的女作家哩。”果然言中，媒体关于梅娘谢世的报道，再次冠以醒目的“南玲北梅”，似乎不如此不足以显示她的才情、成就。不意我的话引起他人误会，以为我也认同玲梅曾经并举传言。其实我只是想说，人云亦云的顽固，纠误多么不容易——看来词不达意。 梅娘生平的讹传何止“南玲北梅”，而梅娘的文学史地位又何须借重张爱玲。与其借重他人，不如切实了解作家的本人业绩。此刻我想到，读者熟悉梅娘往往在她的小说散文，却不太了解她还是文学翻译家。梅娘勤奋创作同时，已有相当数量的翻译成果。她通晓日文，自然译著多取自日本作品，我见着的，便有连载的石川达三著《母系家族》，选译的细川武子作品若干，《翌年之春》《女人》《千人针》皆是。她还译有小滨千代子著短篇小说《桂花》。我未得寓目的则有久米正雄著《白兰之歌》。这些译作，或整本，或散章，数量不算少，未可忽略。她偶有翻译非日籍作家作品，如H.海塞。虽然没有翻译拜伦，却撰有介绍拜伦一生的文章。 其中略显特别的是《桂花》,原著乃当时正旅居华北的日本女作家作品，故事背景有涉中日战事。青梅竹马的表兄妹修二、阿佐，兄暗恋妹，但眼睁睁看着阿佐心甘情愿地嫁给年长许多且再婚的名画家村山。家中有意为修二选配阿佐妹妹奈绪。修二走了，往中国大陆服役军中。五年后从华北退役回国的修二邂逅姐妹俩，阿佐已孀居在家，依旧楚楚动人，似意属表兄；奈绪依旧孩子似的天真、聪明略添一点时代色彩。修二惊异妹妹的美丽，尤感动于姐姐的“日本女性的韧力”。然而可能“有一天他会接一位她们姐妹以外的女人来作自己底妻”。“那一夜，修二的桌上，久违了的日记本的白色的页上，滑上了飒爽的墨水的踪迹。桂花下，栖于丧的寡妇孕育着遗儿。有孕的寡妇笼在桂花的香味里。”小说不乏川端康成作品的意蕴，梅娘在作者介绍里赞赏小滨千代子“特殊风格，是有着纤细的观察力，她的文学视野，仿佛在尽可能地深深地发掘着日本人的生活”。梅娘的译笔同样清秀，不染常见的洋调调儿。 更其特别的是，梅娘为日本小说《白兰之歌》写过下面的话： 战争底开始可以说由于政治，但也可以说是由于文化。就如同现在流行的德谟克拉西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马克斯主义等底存在的价值，说它们是寓于文化也可，说它们是寓于政治也可。所以战争也可以说正是政治与文化的演进。固然也有的时候，政治是完全属于文化底一部分的。 在这种演进中，政治与文化底本身，自然就免不了有生发与扬弃，在它生发与扬弃的过程中，我们想要抓住它，认识它的真正的价值，那就只有看一看它底存在有没有恒久性，所说的恒久性，就是说它是不是能恒久地属于大众。 文化一部门的文学，对于这种生发与扬弃的作用，犹（尤）其是有着助长与抑制的能力的。 从事文学的人，也可以说是文化人，在文化人属于为政者时，与属于大众者时，对于那助长与抑制，其间所产生的效果，是有着绝大的不同的。 译了久米正雄先生的《白兰之歌》，我痛感到这一点。 这段文字见之《献》，写在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刊《华文大阪每日》。《献》全篇不满千字，此引占了大半。所言关键处语焉不详，本该作具体一点的阐释。大概话不很好说，不论从敌从我，两方面都不好说。中日战争之际，身处日寇铁蹄下，中国文人能这般触及敏感话题，极其罕见。梅娘与日本的复杂关系，是其人生灾难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学界至今不甚了然的题目。 “文革”后梅娘重返文坛又译过一册日人关于赵树理的专著，我曾获老人题赠这本译著，书不在手头，记不得是谁的原著。以梅娘作家形象，读者很难想象她和“山药蛋”派的“老赵”（梅娘这么称呼赵树理）的联系，这是另外的话题，且打住。 我还有幸得老人的著述《梅娘近作及书简》《邂逅》。寄赠《邂逅》时老人嘱咐写点什么，我竟一直未敢妄言，现今悔之晚矣。噩耗传来，姑且以此“札记”移来悼念，祈祷老人安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