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与民权，肯尼迪改变历史的两次演说

    ADAM CLYMER 

    如今，很难想象会有一场总统演说可以改变历史。

    
约翰·F·肯尼迪总统在1963年6月11日发表关于民权问题的演说时称，“我们面对的主要是一个道德问题。这个问题和圣经一样古老，和《美国宪法》一样清楚。”

    然而人们现在认为，50年前的这一周，由约翰·F·肯尼迪总统(President John F. Kennedy)连续发表的两次演说却代表了上世纪一些重大问题的关键转折点。

    这两次演说连续在两天内发表，在当时是具有政治风险的。它们试图扭转这个国家认为与苏联(Soviet Union)开战“不可避免”的想法，并呼吁，公民权利领域的“道德危机”亟待解决。两篇演说给美国人的思想带来巨大冲击，此外，它们还都具有如今的演讲中常常缺乏的东西。它们都迅速而直接地带来了重要变化。

    他继续说：“说到底，我们最基本的共同联系是，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小星球上。我们都呼吸着一样的空气。我们都珍惜我们孩子的未来。而且我们都将会死去。”

    
1963年6月10日，约翰·F·肯尼迪总统在美国大学宣布将与苏联开展谈判减少核试验，他说，“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小星球上。我们都呼吸着一样的空气。我们都珍惜我们孩子的未来。而且我们都将会死去。”

    第二天晚上，肯尼迪在全国电视频道上发表演说，对一份他承诺要递交国会的强有力的公民权利法案进行了说明。这是第一次，一位总统从道德角度来阐明反对种族隔离的原因。他之前也曾公开为遵从法院命令而辩护，也谴责过暴力，但从未攻击过这些问题背后的体制。

    肯尼迪说，“我们面对的主要是一个道德问题。这个问题和圣经一样古老，和《美国宪法》(American Constitution)一样清楚。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是否所有美国人都会被赋予平等的权利和机会，我们是否会以自己所希望受到的那般对待，去对待我们的美国同胞。”

    行动也随之而来。几天内便达成了一项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接通热线的协议，四个月后还签订了一条有限禁止核试验的协议。仅一年多时间，《1964年民权法案》(1964 Civil Rights Act)就成为了20世纪最重要的美国法律。当然，肯尼迪没有等到全面民权立法出现的那一天，而这一重大成就由他的继任者林登·B·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总统和像俄亥俄州众议员威廉姆·M·麦卡洛克(William M. McCulloch)及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埃弗里特·M·德克森(Everett M. Dirksen)这些共和党领导人所实现。

    
约翰·F·肯尼迪总统在1963年6月11日发表关于民权问题的演说时称，“我们面对的主要是一个道德问题。这个问题和圣经一样古老，和《美国宪法》一样清楚。”

    肯尼迪的主要传记作者罗伯特·达莱克(Robert Dallek)称，这两篇演说“不只是他最好的两次演说，也是20世纪两次优秀的总统演说。”

    虽然肯尼迪的主要演讲写作者西奥多·C·索伦森(Theodore C. Sorensen)是这两次演说的主要作者，但它们的准备过程却十分不同。

    在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发表的演说有一个月的筹备时间，其诞生的背景是，当时肯尼迪认为如果需要在武器控制方面取得进展的话，应该出现在1963年，而不是1964年的选举年，而克里姆林宫(Kremlin)的种种迹象显示，开展新一轮谈判将会富有成效。但是这一切都瞒着国防部，因为害怕那些将军们可能会反对任何和解举措。

    相反，关于民权的演说稿的撰写时间只有几个小时，而且还差点取消。

    达莱克称，在美国大学的演说反映出肯尼迪对自己总统一职的“真正热情”所在，他的目标在于打造“不仅是我们这一代的和平，还是永久的和平”，他那天早上就是这么说的。

    肯尼迪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有必要“审视我们自己对和平的态度。”

    他说，读到苏联的宣传，坚称美国正在酝酿多场战争以统治世界，这令人“丧气”，但“这也是个警告，提醒美国人民不要像苏联人那样上当，不要只看到对方那种歪曲和极端的看法，不要把冲突看成不可避免，不要把和解看成绝不可能，不要把对话看作只不过是相互威胁而已。”

    他说，美国人应该明白“没有任何政府或者社会制度会邪恶到这种程度，致使人们可以把那里的人民也看成乏善可陈。我们美国人，认为共产主义否定个人自由和尊严是极其令人反感的。但是我们同时也可以为俄罗斯人民在科学和太空、经济和工业发展以及文化方面取得的许多成就和英勇的行为而欢呼。”

    肯尼迪提醒观众，至少有2000万苏联公民在二战中死亡，他说，“在我们两国人民所具有的许多共性中，最突出的莫过于对战争的共同憎恨。”

    “今天，一旦再次爆发全面战争，不管是怎么发生的，我们两国都将会首当其冲。这两个最强大的国家遭受破坏的危险也最大，这似乎有点反常，但事实的确如此。我们的建设成果，我们努力为之奋斗的一切，将会在最初二十四小时内被摧毁殆尽。”

    6月11日，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C·华莱士(George C. Wallace)发誓要阻止非洲裔学生进入亚拉巴马大学(University of Alabama)的课堂，肯尼迪原打算，如果塔斯卡卢萨的这所大学真的出现了问题，他就会发表有关民权的演说。但华莱士只是发表了一个声明就站到了一旁，非洲裔学生顺利进入了课堂。那时看来，演说似乎是不必要的。

    辛苦撰写周一演说的索伦森那时已经回家，之后又在下午三点左右被叫了回来，当时总统的弟弟、时任司法部长(Attorney General)的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劝说肯尼迪发表演说。索伦森完成草稿后只剩下几分钟，肯尼迪即兴发挥了结尾的部分。

    达莱克写到，肯尼迪只得“不情愿地”谈起了民权问题。他认为种族隔离是错误的，拥护这一政策的南方人“不可救药”。但是在白宫，有两年多时间，他一直觉得这只是个令他从外交政策和国内问题——如减税以刺激经济——上分心的问题。达莱克称，除此之外，肯尼迪和他的弟弟还认为，这一问题会让他失去在1960年大选中争取到的南方各州，会导致1964年大选失利。

    然而，到1963年春末，民权抗议活动已在各地铺开，伯明翰和其他地方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手段，这迫使他采取行动。虽然他在民权声明中不时提到“道德”这个字眼，但却没能把它认定为一个事业。

    他对全国人民说：“从林肯解放奴隶以来，100年已经过去了，但是他们的子孙后代依然没有得到全面的自由，我们已经推迟了100年。他们还没有从各种不公正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他们还没有从社会和经济的压迫中解放出来。这个国家，尽管有诸多希望和荣耀，但是在所有公民获得自由之前，都不是真正自由的。”

    在两个演说发表之间，还发生了另一件重大事件。在南越首都西贡一处繁忙的十字路口，一位名叫释广德(Thich Quang Duc)的佛教和尚自焚。这带来了政治上的进步，致使南越总统吴廷琰(Ngo Dinh Diem)被罢免、杀害，三个星期之后，肯尼迪也遭到暗杀。

    翻译：张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