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中国人用枣子来「安神」，道理就在这里。《神农本草经》说它「主心腹邪气→安中养脾→助十二经／平胃气→通九窍／补少气少津液，身中不足／主大惊／和百药」等等的药性，和其它补药就有了一些些的不同；而它「和百药」的效果，也就不同于甘草的「解百药毒」。
最近，想到大枣的药性，就会忍不住联想到倪海厦先生的「用重摇滚来平定心情」其事。外刚内和之人，举措或同于此类欤？
所以，在诸药药性各异，而药性和邪气相刃相斗的当下，有「大枣」这味药在其中「化杀伐之气为补养之力」，岂不妙哉？对病人是很体贴、很有爱心的。
这一类「转化」的药性，在时方中还有一味不怎么重要的药味「楮实」可以一提。楮实在「还少丹」中可算是以此类药性做反佐之药。楮实子、楮树，台湾多得很，古时候的中国人，在种楮树之前，会先播麻的种子，等麻长高了，再一把火烧掉，这样子，紧接在后的楮树才会长得好，不然会又干瘦又易夭死。可是呢，长大的楮树，却是一种树汁多得不得了的树，割了一碗还有一碗……也就是说，楮实具有一种「转火气为水润之气」的功用，在还少丹这种大剂补阳补火药群中，反佐此一味药做调节，亦是一种制方的巧思。
大枣本身，还有另一种物性，就是「榨不出汁」。你看美国加州蜜枣之类的东西就晓得，汁和果肉融成黏糊糊的一团，弄弄就变「枣泥」，不是果汁。而在桂枝汤的结构中，桂枝会助膀胱气化，生姜逐水气，芍药通阴以利尿，保湿的甘草只有二两，再多会拖住药性……从某个角度而言，保水的力道尚嫌不足。有了「最榨不出汁」的水果大枣坐镇，脾胃区块的水分就稳住了，营养也比较不会流失。黄耆建中汤「腹满者去大枣」亦同此理。这是大枣的另一层物性。
而大枣这种「固脾胃区块之水」的效果，在「奔豚病」的证治中也可见一斑，前面说「桂枝」时也提到，桂枝加量可以反向下压，所以用「桂枝加桂汤」；除了桂枝加桂汤有大枣之外，奔豚才刚要发，尚在「脐下」时，对证的「苓桂甘枣」汤，亦是桂枝加到四两把方向转下，而大枣加至十五枚，把脾胃区块的水固定住，不要让肾区块抢去用来作乱。至于已经取道肝胆区块攻上来的「奔豚汤」证，水已经被抢走了，用大枣也是亡羊补牢了，没效了。于是就不用大枣，而用较多的生葛根（桂林本用葛根四两，《金匮》用生葛五两）去把水抢回来（葛根的药性，容本文下篇再述）。
而「入营」的药性，本来就是基本，前面「生羌」部分也已说了。那你说，大枣的药性这么温和，是不是不加也可以呢？感冒药还是感冒药嘛？这，民国初年陆渊雷的学生宋道援，在对证的前提下用大青龙汤而不加羌枣，两服下去，病人就死了。可见它并非可有可无之物。
◎甘草
甘草「生用泻火，炙用补中」，这个，看《本草备要》就有了。大家都晓得，用甘草泻火，和用苦寒药泻火是不一样的。甘草、黄耆、人参同用，那是「甘温除大热」，元气够，抵抗力好，自然就不会「发炎」也就是「上火」。而单一味生甘草的泻火，与其说它是「泻」，不如说它是「缓」。就好像西药中的类固醇那样，一投下去，细菌也变慢动作，身体的反应也变慢动作，大家都慢了，气氛就没那么火爆了。它消炎的作用虽很好，但副作用却也和类固醇差不多，大量久服也会变月亮脸。
至于它「解诸毒」的效果，也可以说一部分包含在「缓」的效果之中。另外就中医的思考，则与它的「甘」味有些关系。像日本人古时候，如果中了河豚毒，就要把人头以下埋进土里过一宿，说这种「土气」可以解毒。而地球这一大块「土」，的确，很多毒素埋进地下之后，过很多年，也就分解掉了。这是土的性质。而甘草是诸药中之至甜者，所以也具有这种「土性」。
各种力道猛烈的药，不论寒热，加了甘草（生炙皆有此效），它们的力量就会变温和一些，这是甘草的「缓」性调和于其中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