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民居
浙江民居 - 简介浙江传统民居多利用山坡河畔而建，既适应复杂的自然地形，节约耕地，又创造了良好的居住环境。根据气候特点和生产、生活的需要，普遍采用合院、敞厅、天井、通廊等形式，使内外空间既有联系又有分隔，构成开敞通透的布局。在形体上合理运用材料、结构以及一些艺术加工手法，给人一种朴素自然的感觉。 浙江古村落民居  诸葛村中心－－钟池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传统民居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被比喻成“正在消失的风景”，开始日渐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以后，随着民居作为历史文化遗产性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民居热迅速升温，它对现代社会的参照作用也日益显得重要。  花坦，依山傍水，一派田园风光。
 “高冈起凤”是宗祠建筑浙江民居多以血缘为纽带形成氏族村落，且多有谱牒可稽。一个个聚族而居的村寨、坞堡、院落，构成团块式的空间结构，团块的核心是一个房派的宗祠，两侧是这房派的住宅，十几个团块形成整个血缘聚落，以宗祠居中，成为同宗血缘联系的纽带。这种空间结构寄托着人们对家族凝聚、团结、和睦的向往，那些长而厚重的围墙，则将一姓之家、一族之有团团围合在一起。对外则成为划分宗族的地理和心理界线，“风化教人，人心而已，而合族神主”。对内则严格遵循“长幼有序，内外有别，卑不逾尊，疏不逾戚”的原则，造成“闺门穆穆，兄弟怡怡，戾者以平，争者以让”的家居氛围。浦江的郑宅所谓的“九世同居，千人共食”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宗法社会的礼乐秩序和纲常伦理。  桃渚东城门
 斯盛居背山临溪，修竹婆娑，清泉淙淙，一派优美的自然田园风光。[引用信息]：浙江省文物局 浙江文物 文物专题 -> 古村落民居 浙江民居 - 宗法制度与传统民居 宗法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支柱，宗法关系，是由氏族社会的父系家长制蜕变而来的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长期以来，宗法制度逐渐渗透到我国封建社会各个领域，由此产生的宗法思想和观念左右着国家政体，并从社会组织的形成、生活领域的确立，到人们的思想意识，都深深地烙上了宗法制的印记。浙江传统村落的“聚族而居”就是一个典型的血缘宗族相聚而居的结合体。尊礼、循礼的观念也直接反映在民居建筑中，《宋史》记载越中“弦诵之声，比屋相闻，无间城乡，无分苦乐，咸礼让而循，宛当年之邹鲁。”精神物化下的绍兴传统民居建筑因此而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半步。   永嘉张溪林坑民居。  《浙江民居》 丁俊清 杨新平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奉化岩头村民居的马头墙。  宁波紫金街林宅。 浙江省丽水市
李艺
浙江的豪宅都是藏着的 杏花、春雨、小桥、流水、人家……中国文学对江南村屋风光最脍炙人口的描写，要数这些字句了。 丁俊清在《浙江民居》中认为，可以说，浙江民居就是雨水泼出来的一幅幅水墨画，贴在“山泽多藏背，土风清且嘉”的大背景里。浙江古民居和环境的关系处理得相当协调，村落多靠山、傍水。那些对一地建筑风貌起结构作用的大型寺院、庙宇多藏在山谷、山麓里，几乎完全由树木遮掩着，宋代退居吴下的著名词人贺铸诗句“细风吹柳絮”，“花底深朱户”等对之作过相当精妙的描述。而“高墙锁深院，穿堂一重天”，则是丁俊清考察过浙江民居整体风貌后的一种概述，他在《浙江民居》中谈到：“浙江传统豪宅都是藏着的，藏在高高的外墙里面，或藏在普通老百姓的房屋当中 ，贫庐富屋，相互为邻，没有形成现代概念上的穷人区、富人区。” 《浙江民居》的写作，用了约两年时间，采用实地调查和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丁俊清写作本书前，已从事民居研究十几年，承担《浙江民居》的写作工作后，他再次几乎跑遍浙江所有的历史文化名村、列为省市级以上的民居文物保护单位以及记于书籍传乎口头的众多典型老屋，尤其是那些散落在偏僻山村的老屋、大屋，不止前往看过一次、两次、三次…… “这些藏着的大屋，不留意你根本不会发觉，要深入其间才能发现，并惊叹如此简单、封闭的大墙内竟藏着如此豪华的厅堂，一个接一个的厅堂由庭院、回廊、过道连接着，好像开不完的匣子，开完一个又一个。”关于藏着的古老豪宅，我们通过《浙江民居》还可以了解到更多： “那些不设庭院的大屋也开辟了天井，达到了穿堂一重天的效果。至于那些园林宅第，只能用'壶中天地’这样的概念概括，才能比较正确、形象地表达它们的面貌和艺术效果。'壶中天地’是中国园林以小见大造园技艺的一则神话故事。中唐杭州太守白居易看了友人的园林宅第后曾经吟咏道'谁知市南地，转作壶中天’。从唐代起，浙江就掀起了造园之风，至今存留下来的数目不少，外表普通的宅园中布置有盆景式的园林，藏着一方方小宇宙。” 墙和门影响民居特点 枕河楼台俯舟楫，马头（墙）参差寄乡思。 这两句话是《浙江民居》一书对浙江水乡民居和（浙中、西）丘陵民居特点的概括。书中研究的水乡民居以杭、嘉、湖、宁、绍为代表，通称吴越人家，整体上讲其建筑特色是网式布局，临水、枕水，居住环境中包含水街、水巷、水埠头、小桥等，都与水有关。 丁俊清开车行至浙中、浙西丘陵地带时，有着这样的观感：“放眼望去，那一片片田野，一层层梯田，一簇簇村庄，村庄后面的青山、蓝天、白云、房屋，相互的关系是非常有规律、层次非常明确的。可以想象，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浙江大地，一条条山脉组合成一方方山野村落，浙江传统住宅的总体面貌因之有着同构的样式。” 但是具体到细部，浙江各地段的住宅却又是各有个性的。 墙和门是民居外貌的主要元素，从墙和门的不同中，我们可以分辨出住宅的地理人文属性之不同。《浙江民居》收集了浙江各地民居不同的门楼门罩和院墙，谈到浙江水乡民居和浙中、浙西丘陵地带民居最有特色的建筑语言时，丁俊清认为非“马头墙”莫属： “这些用最简单的水平和垂直两种线条勾勒出来的马头墙，很好地解决了防水、雨水收集、排水等问题，并取得了极佳的美学效果。从高处向下俯视，马头墙像阡陌，把屋顶划成一方方垅田，簇簇村屋，像小邮票一样贴在乡土上。 “正面看，马头墙像穿着便装农人的白衬衫登领，把农人装扮得分外有精神。把一幢幢房子拆开来看，马头墙像印章的边框线，方方正正、黑白分明的村屋像一枚枚印章，戳在青山绿水的大背景里，从远处看，马头墙玲珑参差，顾盼生情，它把人的视线抬高，跌落的小檐恰似飞翔在蓝天的归雁，深寄着游子的乡思。” 而相对来说，浙南、浙西南多“原生型”木架构民居——轻盈透薄的大屋顶，各种各样的大挑檐，讲究实用，不事装饰的檐下铺作，流溢着淡淡古风。 “受永嘉学派事功学说影响，温州很多古民居不像浙西民居，用马头墙把自己围合得很严密，而是向外开敞，注重实用性。大多数民居呈一字形长屋。院前多不设墙，即便有院墙，院墙的高度亦低于厢房底层披檐。且大多民居都设有檐廊。这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主要场所，雨天挡雨，夏天纳凉，冬天晒太阳，小孩嬉戏，妇女纺织。这样的房子在农村还保留很多，如泰顺林垟、永嘉张溪、平阳的顺溪等。” 忠于“公建优先”原则 中国古人在营建自己家园的时候，会先想到祖、贤，由此产生了“宗庙为先，厮库为次、居室为后”（《礼记·曲礼》）的公建优先原则。 据《浙江民居》作者考察，历朝以来，浙江广大农村忠实地执行着这一公建优先原则，于是可以看到，浙江现存的大部分列为文保单位的建筑多是宗祠、书院、寺院、文庙等公共建筑。如永嘉屿北村，500村民，有大小宗祠7座；宁波鄞州区姜山镇走马塘村，宗祠面积占全村总面积的26.7%；浙江很多村庄除宗祠外还有文庙等圣人、先哲、忠烈的纪念建筑和公学、私塾等教育建筑，这些建筑可以认为是广义住宅，它们是传统社会中浙江农民的公共生活场所、教育中心，也是浙江农村面貌的结构型要素。 “浙江几乎每个村都有一处或几处室外公共活动场所，这里，最容易产生邻里亲情和田宅之乐，也是文化传播的好场所，它具有全照全容的净化心灵效果，尤其是稚嫩的儿童，最容易在这里接受教育，体悟乡情。”身为浙江人的丁俊清对此深有体会，他至今还记得：“小时候的夏夜，一天忙碌之后，母亲把我领到大厅前的道坦上，一边摇着麦秸扇为我赶蚊子、纳凉，一边教我唱着'地上人，天上星，满天星星亮晶晶’，是母亲的教育，使这种要做好人、要知恩图报的感情在我心里渐渐成长，至今还在生长。” 具体说来，《浙江民居》一书将浙江农村室外公共活动场所归纳为以下几种主要形式： 一、以宗祠为中心的公共活动场所。 一般来说，宗祠都是村民活动中心，但由于管理需要，很多宗祠只有在重要活动重要节日才开门。因此，宗祠前都开辟有广场、道坦，或者挖有大水池，并配有亭阁或旁边种上大树，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村子的公共活动场所。它们通常也有美的对景，如田埂、水面、青山等。遂昌独山叶氏宗祠、兰溪渡渎章氏家庙、永嘉岩头塔河庙、蓬溪康乐公祠、天台张思村、江山清漾村等宗祠，都属这一类型。 二、以大树为中心的公共活动场所。 这也是常见形式，大树具有纳凉、祈福、美化风景三重意义，也是村落历史的表征。如龙游马坪张村口池塘旁两棵大樟树，是宋代所栽，该村始祖为抗金名将张浚的后裔，因此，这两棵大树像两支大椽笔，向世人透露着南宋的讯息。淳安芹川村、永嘉埭头村、岩头镇等都有类似场所。树的种类以樟树、枫树、银杏树、柏树为主，浙南沿海地区以榕树为主。 三、以桥头、水口为中心的公共活动场所。 凡是有桥的水乡或山涧村落，往往会建造这种形式的公共空间。如泰顺州岭——洞水穿林，桥如飞虹，桥头就成为该村的象征、人们心中的家乡。永嘉溪口乡的前溪村，桥头的爬山建筑生动活泼，村民在桥头溪畔种植了一片古树，造了亭子，使这里不仅成为村民活动中心，还成了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景点。 浙江地形复杂，山多而不大，水多而短小，所以造就了各种各样的水口，在风水思想的指导下，人们或造桥或植树，或造亭立馆，有不少精妙之作。如武义凡岭脚村，永嘉张溪林坑村、丽水西溪村等。 四、以清水塘为中心的公共活动场所。 这种形式多见于浙西、浙中丘陵中没有溪流的农村，这些村子的农田灌溉、日常洗涤都靠“塘”来解决。高低起伏的微地形最容易挖筑出水塘，有的村屋就围着水塘而建，极具风味，如建德的新叶村、金华的大集徐村、嵊州崇仁、兰溪诸葛村等。还有一些大村落，是以综合形式如池、宗祠、亭、古树、牌坊等结合组成村民公共活动中心的，这种形式以永嘉县最多最普遍，充分体现了村民公建优先的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浙江传统民居多利用山坡河畔而建，既适应复杂的自然地形，节约耕地，又创造了良好的居住环境。根据气候特点和生产、生活的需要，普遍采用合院、敞厅、天井、通廊等形式，使内外空间既有联系又有分隔，构成开敞通透的布局。在形体上合理运用材料、结构以及一些艺术加工手法，给人一种朴素自然的感觉。 浙江古村落是以传统农业为主的聚落，财富主要源自于土地，因此，大部分住宅规模很小，多见一户一个小小的三合院；而那些出仕做官或经商致富者的富家大户，人口众多，主管、佣人、雇工一应俱全，为严防内外，三进二明堂的大宅在正厅后侧设高墙，开小门。女眷、小姐深居后楼，平时家中小姐外出，须有父辈兄长陪伴，佣人入内，需走边门及后门，不得走正门。在一幢独立住宅中，必有一较大的空间作为家庭生活的中心，这就是被称为“堂前”的正房明间。堂前内通常供奉祖宗神像牌位，平日在此祭祖、宴宾、会聚，家长拥有绝对权威。主仆“尊卑有分”、“贵贱有定”的封建等级制在许多地方的住宅中也表现得十分清楚，如在住宅建筑的后部，房与后墙间辟一夹道，并设一小门作为勾通与外部联系的孔道，这样下人就不用从大门出入，而同时又可达到侍奉主人的目的。 浙江住宅的室内陈设，通常是中间挂祖先画像，或挂其它一些字画。画像下方摆设长桌或方桌，桌边有太师椅，布置成中堂，亦叫“堂前”，是待客宴饮之处；两次间为起居室、卧室，厢房或侧屋作厨房和粮食等杂物储藏，有些还饲养小家畜。兰溪一带在采光方面遵循着“暗房亮灶”传统习俗，即卧室要暗，厨房必须明亮的原则。夜间照明用青油灯或蜡烛，青油灯以铁制灯盏贮青油，下有竹制或陶制灯架，点燃浸在油中的灯草芯照明。农家为了省油，一般都早睡不点灯，故有“晚饭吃得早，省油省灯草”之说；蜡烛多用于求神拜佛或祭奠祖先，有大小数种。 浙江许多地方民居的建造过程，民俗活动甚为隆重，以求吉祥。上梁是建房的关键工序，房主与木工都很重视，选定吉日良时，楣上贴着写有“紫微拱照”的红纸横幅，立柱贴红纸对联，上书“竖柱巧逢黄道日，上梁恰遇紫微星”。在新房的大门上挂五色布，意为“五色剑”，传说鬼邪见了这些五色布，便惧而遁之。房屋竣工后，拆掉扎有香纸的脚手架，并焚香送鲁班。现在建屋时贴红纸横幅对联、挂五色布的习俗至今仍广为流传。 民居代表： 东阳卢宅：卢宅位于浙江东阳县城东门外，建于明景泰七年（1456年）至天顺六年（1462年），由十余组按南北轴线布置的宅院所组成。住宅周围有河流环绕，通过跨河的九座桥梁而沟通宅内外联系。肃雍堂是全宅的主厅，前有门屋两重，堂前两侧设东、西厢。肃雍堂平面作工字形，以穿堂将前后二堂联结成一体，室内木构架仍保留歇山转角做法，斗拱式样很华丽。 绍兴吕府：绍兴吕府位于浙江省绍兴市区新河弄169号，为明代嘉靖（公元1522-1566年）年间礼部尚书吕本府第。吕府南向共有十三座厅堂，所有建筑依三条纵轴线和五条横轴线布置，中央纵轴线依次为轿厅、永恩堂、三厅、四厅、五厅。东西两纵轴线，依次为牌坊和厅四座。第五条横轴线上是楼房，其余均为平方，建筑群南、西、北三面环水，东西是一条石板路通向街市。 浙江民居：宗法制度与传统民居 传统民居是根据不同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经济状况以及生活习惯、民风民俗等，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建造起来的。民居作为一个物质环境是与人们的观念、意识即文化背景密不可分的，民居的建造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的外形和组织受其所属的文化背景极大的影响。传统的观念通过人们行为在民居、村落的实质环境上表露出来，观念、意识决定了人们的社会态度、生活方式，构成了人们的心理定势，观念又反过来指导人们的建筑实践，支配、控制着村落形态。影响浙江传统民居的观念、意识等文化因素是多方面的，如宗法制度、风水观念、民间习俗等，它们彼此融合为一个整体显现在村落、民居这一环境上。 浙江传统民居多利用山坡河畔而建，既适应复杂的自然地形，节约耕地，又创造了良好的居住环境。根据气候特点和生产、生活的需要，普遍采用合院、敞厅、天井、通廊等形式，使内外空间既有联系又有分隔，构成开敞通透的布局。在形体上合理运用材料、结构以及一些艺术加工手法，给人一种朴素自然的感觉。 宗法制度与传统民居 宗法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支柱，宗法关系，是由氏族社会的父系家长制蜕变而来的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长期以来，宗法制度逐渐渗透到我国封建社会各个领域，由此产生的宗法思想和观念左右着国家政体，并从社会组织的形成、生活领域的确立，到人们的思想意识，都深深地烙上了宗法制的印记。浙江传统村落的“聚族而居”就是一个典型的血缘宗族相聚而居的结合体。尊礼、循礼的观念也直接反映在民居建筑中，《宋史》记载越中“弦诵之声，比屋相闻，无间城乡，无分苦乐，咸礼让而循，宛当年之邹鲁。”精神物化下的绍兴传统民居建筑因此而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半步。 明清时期宗族组织在江南普遍出现，其标志便是宗族祠堂的大量兴建。浙江祠堂一般采用严格的轴线对称布局，院落空间由数进建筑构成，一般包括大门、仪门、正厅、后寝等，有些祠堂还在后部设置花园。祠堂的正厅亦称享堂、祭堂，是拜祖先神主、举行祭祀仪式及宗族议事之所，后寝为安放祖先牌位和悬挂祖先画像之所。依据宗法观念及其制度，祭祖是非常神圣和严肃的事，涉及到祭祀的类型、祭器、供品、祭告的内容、有关人员的职责、祭礼的程序、祭后的宴会等。金华、衢州一带祭祀的类型有时祭、节祭、岁祭、房祭、祠祭等，其中祠祭多举行春、秋二祭，分别在阴历二月中旬和八月中旬。祭礼为全猪、全羊、全鹅等三牲；祭仪由德高望重的长辈主持。祭时需读祭文，仪式隆重，祭毕，祠中设宴，分发胙肉，让子孙能得到祖宗的恩惠。通过隆重的祭祀活动，达到后辈与祖先精神上的沟通，祈求先人保佑，在祖宗的感召下把宗族成员团结在一起，正是清初宁波籍经学家万斯大在《学礼置疑·宗法》中所云：“统族人以奉祀也，祭已德之祖，而收见在之族”之意。根据不同的祭祀功能有总祠、支祠及私厅等之分，兰溪长乐村鼎盛时期，曾建有16座祠堂，目前仍保存金氏大宗祠、嘉会堂、滋树堂、嘉乐堂、吴氏宗祠等数座支祠和私厅。 泰顺泗溪玉岩村包氏宗祠，是玉岩包氏总祠，占地3400多平方米，周围群山环抱。八字形大门为木构牌楼形式，门外设有弧形照壁，门内又设一小照墙，经过一片衫树林和约百米长的曲转坡道，便是宗祠主体建筑，前后包括月门、半月池、正门、正厅、寝堂。正厅高悬“不践清土”牌匾，为包氏后人为仰慕先祖包世昌当年不降清庭的气节而敬制的。该祠规模宏大，建筑依山就势布局，错落有致，保存完整，是浙南规模较大的宗祠。 村落是人聚居生存的空间，是生命承载之地，构成村落最基本的部分是住宅，建造住宅，不仅仅是满足人们生活、生产舒适方便，更体现了人们精神生活的追求。“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规模，非夫博物明贤未能悟斯道也。”在传统理学思“三纲五常”、“长尊幼卑”、“男女有别”是村民奉行的准则，规范着住宅建设的规模、形制等。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家庭内个人的地位按照性别、辈份和年龄分出尊卑，父对子、夫对妻、兄对弟都有强制的权利，以此实现一种尊卑秩序。这种封建宗法关系体现在住宅空间位序上，也就规定了每个人住房的位置。 金衢地区的住宅多采用三合院式的楼居，正是为满足这种“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位序要求。在这等级界线分明的空间中，尤其注重男女有别，“男女有别，经传所训，闺门之际虽切近，寻常而内外之防实非细故，主家教者首饬此闲。”(兰溪西姜《姜氏宗谱·宗约》卷之一)一家之中，夫主外，妻主内，恰恰是朱熹“男治外事，女治内事”的家礼规范。兰溪风俗，“女事纺织，不出闺门”。司马光《涑水家仪》中严格规定：“凡为宫室，必辨内外，深固宫门。”富家大户，人口众多，主管、佣人、雇工一应俱全，为严防内外，三进二明堂的大宅在正厅后侧设高墙，开小门，固深院，女眷、小姐深居后楼，平时家中小姐外出，须有父辈兄长陪伴，只有少数几个重要节日如春节、演戏时，女眷才能外出观赏。生活所需均由佣人送入。佣人入内，需走边门及后门，不得走正门。在一幢独立住宅中，必有一较大的空间作为家庭生活的中心，这就是被称为“堂前”的正房明间。堂前内通常供奉祖宗神像牌位，平日在此祭祖、宴宾、会聚，家长拥有绝对权威。主仆“尊卑有分”、“贵贱有定”的封建等级制在许多地方的住宅中也表现得十分清楚，如在住宅建筑的后部，房与后墙间辟一夹道，并设一小门作为勾通与外部联系的孔道，这样下人就不用从大门出入，而同时又可达到侍奉主人的目的。浙江古村落是以传统农业为主的聚落，财富主要源自于土地，因此，大部分住宅规模很小，多见一户一个小小的三合院；而那些出仕做官或经商致富者的住宅，则往往建有中、大型建筑群，显然其拥有的社会地位、经济能力。如东阳卢宅、绍兴吕府、慈溪龙山虞氏旧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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