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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45岁的Carmen Tarleton而言, 那本是个再正常不过的早晨。在她的日程表上，本已计划好在起床后练一段晨跑，修一节琴课，做一天家务。明天是情人节，也许和新男友一起过？她痴望着----自从5年前被前夫毁容，还是第一次冒出这种想法。正当此时，电话响了，她的日程表和幻想很快在电话中消散于无形。电线那端是Tarleton的外科医生，他带来一个好消息：经历一年多的搜寻后，医生们乐观地估计他们已经为她找到了一张新脸孔。
与此同时，离Tarleton家百里之外的佛蒙特州塞特福德城郊，Marinda Righter正在家里翻看一本解剖学教材。她的母亲，Cheryl Denelli-Righter，在几天前因深度中风陷入昏迷，宣告脑死亡。当地医生遵照遗愿向Righter征询器官捐献意见时，提出了一个令她震惊不已的问题：在他们停掉她母亲的生命支持仪器摘取器官时，她是否愿意一起捐出母亲的脸孔？他们给了她5分钟来做这个决定。Righter把自己锁进房门，开始翻那本解剖教材，然后因书页上展示的内容而惊叹：我们的躯体和面孔，原来是由如此多神经、肌肉和皮肤，以如此复杂精巧的方式组成。那么，她想，母亲的脸孔在已经与所熟知的生命相离后，也许能够在别人的身体上再度焕发神采。 很快，在接到电话的第二天，2013年2月14日凌晨5点，Tarleton被推入波士顿的布莱根-妇女医院(BWH)的手术间。在这里，医生们为她做了一次实验性手术，以确定能否将那位新逝56岁捐献者的脸移植到她疤痕遍布重度毁容的面部。如果实验成功，Tarleton将成为全美国第七个接受人脸移植手术的病人。 8年前的2005年11月27日，世界首例人脸移植手术在法国亚眠(Amiens)进行。外科医生们耗时15小时，以精妙的技术将一位脑死亡自杀者面部的皮肤、肌肉、骨骼以及血管移植到另外一位38岁女性的颅面上。接受移植的病人名叫Isabelle Dinoire。在此之前，她刚经历一场未遂的自杀。在吞下过量安眠药片陷入昏睡后，她的宠物狗咬碎了她的脸孔。 这次开天辟地的手术收获了连篇累牍的媒体报道以及激烈的伦理争论。在此之后，全世界有大约30多位病人接受了同类手术。人脸移植手术目前依旧是现代医学的前沿领域，但是这一想法以及将其由科幻变为现实的相关研究，则已经持续了近半个世纪。Dinoire 的主刀手术医师之一，医学博士Jean-Michel Dubernard对此如此表述：“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也是很多人一直以来的梦想。一个逐日持久的奋斗目标。” 时光倒流回到48年前的1965年，Dubernard正师从Joseph Murray博士在布莱根-妇女医院实习，而Murray则正是这方面的先驱。他曾主刀进行了首例人体器官移植手术，且在皮肤移植和面部重建方面多有建树。在实习期间，Murray向Dubernard展示了他在一位病人身上的手术成果。这位名叫Charles Woods的陆军飞行员，在二战中因为飞机失事而面容尽毁。“他问我，‘这个手术是不是很漂亮？’，Dubernard回忆起当年Murray 以补丁式皮肤嫁接手术重建的Woods 面部形象，“我回答说，‘是的，很棒。不过，你应该知道，做个人脸移植应该会更好’”。 在此后40多年间，医学界向Dubernard的理想境界发起了缓慢的进军。对人体免疫系统的深入研究催生了抗排异反应药物，显微手术技术则赋予医生对人类躯体复杂结构前所未有的临床操控能力。随着诸如肾脏和心脏一类的固型器官移植手术难度逐渐降级为医疗标准水平，外科医生们开始严肃地考虑下一个逻辑之中的课题：器官移植已然不成其为问题，那么，能否将与器官精密相连相关的皮肤、肌肉、神经乃至骨骼整体移植？ 1998年，Dubernard和他的医疗团队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答复：他们将一只人手成功地移植到一位48岁截肢患者的断肢上，成就这一领域的世界首例。这例手术也因而成为一个关键的转折点，继此之后，这个被称为异体复合组织移植的医学领域以蓬勃的速度开始了大发展。Dubernard创造的手术模式以很快的速度被成功地复制应用到世界各地，在1998年到2005年----人脸移植元年----的几年间，共计有18名病人接受了断手移植手术。而在Dubernard的人脸移植手术之后，包括西班牙、美国、土耳其和英国等国在内的多支医疗队伍，也纷纷开始将人脸移植提上议程。在2013年的情人节，当Tarleton躺在手术台上迎接她的新面容时，她的身前已经有超过20人的病友团。他们的脸上，布满各样的可怕伤疤、植皮术痕以及组织残缺；也正是他们，将这个医疗领域推向更深远的边界。
遭毁容前的Tarleton。在悲剧发生之前，她是一名注册护士，育有两个女儿(Hannah 和Liza) 这些病患和Tarleton一样，都因一场叵测的厄运而形容销毁。Tarleton的不幸遭遇发生在2007年夏天，她的前夫，Herbert Rodgers，带着一根棒球棍和一瓶工业用烧碱液在深夜时分闯破家门。这个男人两者兼用，不停手地残酷虐伤。后来接诊的医生形容Tarleton所经受的，是“一个活人能够忍受的最可怕的伤痛”。 当年9月，Tarleton从长达三个月的医疗引导昏迷中醒来。她被重度化学烧伤的身体缠满绷带，到处是植皮手术的补丁痕迹----有些皮肤来自其他死者的捐献，有些则是从自己腿部移植过来的。她的眼皮和左耳则被全部烧掉。自那天起，这个女人不能眨眼，微笑，连用鼻子呼吸也不再可能。 被毁容后的Carmen Tarleton。照片中的她已经经历了55次常规修复手术，但容貌依旧令人不堪过目。 此链接照片可能引发不适，请慎重点击。 在Tarleton陷入昏迷的三个月内，医生们为她做了38次手术，尽力修复受损的皮肤。在此后5年间，她又接受了另外17次大大小小的手术，其中包括一系列人工角膜移植手术，并成功地恢复了一只眼睛的部分视力。但在此之外，她的恢复进程终陷于停顿，----常规手术有其无法突破的限制，已没有可能为她修复诸如面部运动和情绪表达等完整的面部功能。而她的面孔，也将没有任何可能回复到厄运之前的模样。“我都已经忘记正常时候是什么样子了”，Tarleton说，“我必须接受我今后将一直是这个模样，而且我必须坦然面对这一现实”。 所谓事有其巧，有意思的事情也就发生在这里：就在Tarleton已经慢慢接受现实时，面部移植的医疗前景也正在逐渐明朗。2011年12月，刚刚成功主刀全美第一例人脸移植手术的Bohdan Pomahac博士找到Tarleton，希望征询她的意见：是否愿意考虑接受这一手术。 为Tarleton主持手术的Bohdan Pomahac 接下来的事情并不简单。为了验证是否能接受人脸移植，Tarleton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一次次从她位于佛蒙特的家里赶两个小时的车程前往波士顿，接受繁杂的医学和心理检查。医生们必须通过这些检查确认她的免疫系统是否会对手术有不良反应，并检视她头部的深层血管、神经系统以及肌肉群。一队心理专家将评估Tarleton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承受能力。人脸移植手术的危险程度和失败后果都很严重，术后复原过程也将相当漫长。但一旦成功，她也许能获得一对会眨的眼睛，一副能亲吻爱人的嘴唇，总言之----她的生命将再度变得大为不同。 在Pomahac向她征求手术意向几个月之后，Tarleton通过了各项术前检查，名字也被添加到手术候选表里。医生们开始为她寻找合适的供体。人脸移植手术的供体标准很高，捐献者必须是确切脑死亡的，而且直到手术前的最后一刻，她的血液循环和营养供给都不得间断，其脸部皮肤的色调和肌理也必须和Tarleton高度匹配，年龄和性别也有相似的要求。对于Tarleton而言，这一等待持续了14个月之久，直至医生们找到Cheryl。 Marinda Righter 和母亲Cheryl Denelli-Righter：在Cheryl 因突发中风脑死亡之后，Marinda同意捐出母亲的脸孔。 在全美国一共有5所医疗研究机构——不莱根妇女医院、克里夫兰诊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马里兰州立大学、以及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在进行人脸移植手术的施行或患者征募工作。对于所有投身于此项研究的外科医师而言，这一手术的精力消耗难以言表。“你不知道为了一次手术要做多少工作”，UCLA人体重建移植部门主管Kodi Azari博士说道，“多到难以想象”。 在这些研究所能在手术台前从容地施展身手移形换面之前，先行者们需要证明这类手术的可行性。在进行人类活体手术实验之前，需要进行数十次动物实验，再以猴子为对象试验面部移植，最后在人类遗体上实验换脸。器官捐赠登记对此类手术的接受程度也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转变。克里夫兰诊所于2004年率先获准试行人脸移植手术，而直到四年之后才得以将人脸移植手术病人列入器官捐赠登记部门的受捐候选名单中。手术资金是另外一个老大难问题：每例人脸移植手术耗资高达35万美金，没有一例是由私人保险承保的。 最终出来为人脸移植手术提供资助的是五角大楼。2008年，当克里夫兰诊所在他们的首例人脸移植手术上耗干了所有资金之后，国防部向业界捐资600万美元，为另外两例手术试验提供支持，以期启动更多的手术。这两例手术，分别由克里夫兰诊所以及不莱根-妇女医院承担。对于这一捐助，国防部军事医疗及康复研究项目主管John Scherer上校解释了原因：“我们之所以对这一领域感兴趣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对我们的士兵所经受的伤痛深感痛心，但任何人都会明白，这一项目的受益人远不止军人群体。” 确实，对于所有进行移植的病人而言，这场手术不啻于一场新生。这些接受了人脸移植的人里，有掉下波士顿地铁站台而遭电流毁容的James Maki，被前夫枪击面部的Connie Culp。在接受移植手术之前，他们都进行了数十次常规手术以期挽回，但都以绝望告终。“（除了人脸移植）已经没有其它手段来帮助这些人”Azari博士说道，“这些病人所祈求的，只是人脸最简单的功能。他们只想有一副能融入人群的面孔。” 迄至今日，人脸移植依旧是试验性手术，不过外科专家们已经摸索出一套相对成熟的流程可资参考。一旦病人通过所有术前检查获准手术，一个通常由8-12名专家(不包含他们下属的诸多助手)组成的医疗小组将通过计算机模拟创建脸部三维模型，将模型投影到病人脸部，然后开始规划手术所需要打开的创口和需要连接的血管与神经。在此之后，医生们便开始在其他器官捐赠人的遗体上练习移植，用Azari的话说，“练习练到做梦都在手术”。与其它手术相比，人脸移植是个慢工细活的手术，耗时往往长达15-36个小时之久，同时容不得丁点失误。 准备接受手术的病人只有在上述所有的医疗准备工作都完成之后，才会被添加到器官捐献候选登记表里面，手术医疗小组则确保一旦有合适的捐献，他们可以在数小时内遂行手术。在确定捐献人之后，一切工作都将按部就班地执行下去：病人将在1天内被送达医院并推进毗邻供体房间的手术间，有时两人甚至就在同一个手术间内。两组外科手术师将协作完成手术，第一组小心地将捐献者面部所需的组织切离下来，与此同时，另一组则将接受移植病人的受损面部组织剥离掉。曾主持克里夫兰诊所人脸移植手术的Maria Siemionow 博士回忆这一场景时说，“这时候你所端着的就是捐献者的一张脸孔，你得把它送到隔壁的病人手术间”。 手术的下一个环节至关重要：医生们仔细地将分离下来的人脸的血管与病人头部血管一一连接。如果这一步骤成功完成，原本苍白的人脸将因为血液供应而变得恢复血色。“除非重现血色，否则你不就知道手术是否还能正常进行”，Siemionow说道，“这张脸现在活了”。 在血液缓慢滋润移植过来的脸孔时，手术师们还要仔细连接皮肤下错综复杂的神经网络和肌肉组织，对于人脸的每个功能如眨眼和微笑，这里搭起的每个连接都很重要。最后，医生们要完成整场手术的终章：将人脸准确地缝盖在病人的颅面上。
这场细致入微的手术风险重重，尤其是在人脸分离和肌肉/血管/神经重连过程中，一刀切偏就可能意味着病人再度丧失了今后微笑或眨眼的最终机会。不过，更严重的危险和不确定性在手术之后才会峥嵘初露：病人的身体，将接受还是排斥这副新面孔？换脸之后的病人，是否能在心理上坦然面对自己的新容貌？ 对于Tarleton而言，前者的问题更为严峻一些。从人体免疫学的角度来看，她的情况有着特别高的风险系数。在接受了如此多次植皮手术以及手术输血之后，Tarleton的免疫系统为了驱离外来组织而产生了种类多样的抗体。她的免疫系统被刺激得企图杀死任何外来的组织，这正是医生们在寻找合适遗体捐献者时遭遇的意外困难所在。“因为多次嫁接他人身体组织的手术史，使她很容易对移植组织产生排异反应” Pomahac解释道，“我们知道这可能会成为一场艰难的战役，但我们都愿意去尝试。” 即便Cheryl的脸孔已经是医生们能为Tarleton所找到的最好捐献，但依旧远非理想：在她体内已经产生的多种关键免疫蛋白，很可能击溃新移植过来的组织。Pomahac曾估计，移植手术有接近20%的完全失败率。如果这一担心不幸变为现实，医生们将被迫把移植上去的脸孔再次摘除，留给Tarleton的，将会是一张比手术之前更加不堪的脸。 事实上，就在移植手术完成后不久，她的身体就开始了一轮激烈的排异防御战。医生们冒着病人死亡的危险不间断地给她注射免疫抑制剂，直至整整六周后，他们最终得以驯服Tarleton免疫系统。 这就是两个月前Tarleton度过的生死时刻，在那之后，她开始焕发活力积极康复，定期进行会话练习，接受职业治疗，现在已经可以合上双唇，更自由地活动，比过去六年内任何时候更加口齿清楚地说话。“感觉每周都会变好一点”，她说，“能作的事情总会比以前更多一点，说话发音也好了一点。这一切令我倍觉激动。” 移植手术后的Traleton。她已准备公开演讲，并以自己经历的真实磨难为故事出版纪实。 自从首例人脸移植手术之后，手术的潜在后果就已经充分地暴露出来。几乎每位接受手术的病人，都经历着一场与众不同、生理与心理复杂交织的人生挑战。 站在医疗机构的角度而言，人脸移植已经不再如当初惊艳登场时那般令人激动万分。接受手术的病人，有望恢复80%的面部功能，那些曾经只能通过胃饲管进食的患者，现在可以挥舞刀叉进餐；曾经只能断断续续说几个单词连句整话都做不到的，现在可以完整地表达自己；在医生们的回春妙手下，微笑，亲吻，呼吸等基本功能也都一一回归，再度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然而，这些回归并非没有代价。每个接受手术的病人，都将在免疫抑制药物鸡尾酒的陪伴下度过余生，以免自己的身体对移植来的新脸发生排异反应。这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处方有其恶性后果，将大大增加身体染病的几率，如偶得性感染，某些类型的癌症以及肾衰。“这些问题让我寝食难安”，Azari说道，“实际上，我们夺取了这些人在其他方面的健康，还给他们药吃让他们的健康雪上加霜”。 人脸移植手术还有自己独有的道德难题亟待解决。对于器官移植而言，一个病人要么接受器官移植----同样地在自己的余生里持续破坏自己的免疫系统----延续生命，要么直面死亡。但人脸移植却与生死无关，这也为外科医生需要考虑的道德评判增加了一层很难界定的不确定性。“即便没有面孔，你当然可以继续过你的日子” Azari评价道，“但这样的人生是否会和你有一张脸的人生一样丰富多彩？我觉得不会。” 研究人员正在持续追踪人脸移植病患的骨骼情况，以确定免疫抑制药物对健康和寿命的影响。到目前为止，他们确信相较于手术后面部功能恢复的积极作用，药物不良反应的影响是被夸大了。“病人们都愿意接受术后风险，来换取更好的生活质量，而在这方面他们都做得非常好。即便存在一些潜在的危险副作用…但我们观察到的问题，还是远远低于我们所担心出现的情况。” 不过在生活质量方面，精神健康专家们对于此类手术的潜在影响长久以来持保留态度。“这(手术)其实是埋下了一颗心理炸弹”，《镜里他人脸----身份认知以及人脸移植》一书的作者Carla Bluhm博士说道，“进入手术室时，他们还是一群被毁容的受害人；而当他们离开时，和以前简直判若两人”。对于病人而言，手术前后容貌的剧烈变化不停地向自己传递着他们接受了人脸移植手术这一现实。他们找不回原来的自己，样子也不像那些捐献者。那么他们又将如何形成新的自我意识？在此之前，他们被自己曾在镜子中对望的面孔所包裹，而现在，他们不得不认可这副新面孔所带来的新自我。 心理治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病人度过这个认知难关。事实上，作为移植手术协议的条款之一，病人在手术后数月内需要经常性地与精神健康专家会面。到目前为止，专家们此前一直担心的所谓“认知转换”----病人将移植的面孔视为别人的而非自己的----问题，还基本没有被发现。一方面，病人的新面孔在一定程度上是“混血”(不是自己的，但也不像捐献者)的，另一方面，在手术之前他们都已经经历过容貌的巨大变化。所以，在自我认知层面，他们基本能对自己的新面孔表示合作。 但这并不意味着心理医生们已经对人脸移植手术患者的精神世界有了牢靠的了解，也不表示专家们已经掌握如何去帮助病人面对他们独特的处境和余生。“外科大夫们都说，‘我们的工作干完了，这些病人现在应该去看心理医生了’”，Bluhm说道，“但你得知道，心理医生也只有他们已有的知识，都是些常规的东西。但这件事一点儿都不常规。” 回到佛蒙特。手术后的Tarleton回到她那栋由大谷仓改造而成的舒适公寓里。她才不关心那些医生们忧心忡忡的所谓换脸手术病人的生理病痛和精神挣扎，与此相反，她开创了自己新的日常生活。尽管从法律上说，她还是是个盲人，但她已经开始习惯和享受新面孔所给予的一切：在接受手术几周后，她和自己的男友一起补过了一个迟到的情人节；她原谅了自己的前夫，自己也从怨愤中释然解脱；她出了一本名为Overcome: Burned, Blinded, and Blessed的书，向公众讲述自己的故事，从中获得生活的力量。与此同时，她也从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人身上，找到了自己的终生友谊。这个人是Marinda Righter。正是她母亲突然而意外的死亡，使Tarleton得以揭开自己生命的新篇章。“我尊重她们家庭的权利，尊重他们因亲人离世而哀伤的权利…但我真的想更多地了解有关(Cheryl)的事情”，Tarleton回忆起她在4月份与Righter首次会面时的场景，“当我看见Marinda时，她那么美丽，那么包容，那么平和。” 两个女人现在经常在电话上话来话往。在人脸移植的案例中，这种情况十分罕见。大多数遗体捐献者的家庭要么选择匿名，要么选择远离那位戴着自己挚爱家人面孔的受捐者。不过对于Tarleton和Righter而言，Cheryl脸孔的复生成为他们共同的难以想象的礼物。“拥有别人的身体、尤其是别人的脸确实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Righter说道，“我只是忍不住去想…我只要去佛蒙特就能为妈妈的脸送上一个吻。” 这里是原文提供的一个短片 。内有可能引发不适的镜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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