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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默生 由于灵魂是前进的，所以它一向不怎么自我重复，而是力图在每个行为中都推出一种新的更加美好的整体。在实用作品和美术作品中都多少表现了这一点，如果我们按照它的目的——或者实用或者美——所做的通常意义上的分类的话。所以，我们的美术的目的不是模仿，而是创造。在风景画里，画家应该提示一种超越我们了解的更美好的创造。他应该删去大自然的枝节和平凡，只给我们留下精神和壮丽。他应该知道，风景画对他的眼睛具有美，因为它表现了一种对他有益的思想，由于同一种能力通过他的眼睛在观察，所以这一点在那种景象中就被看出来了；他不会去重视自然而是要重视这种对自然的表现，所以他的临摹中的使他满意的那些特征便被他拔高了。阴郁中的阴郁，阳光中的阳光，将被他表现出来。他必须在一副肖像画中表现出性格，而不是五官，并且原原本本坐在他面前的那个人，他必须仅仅看成内在的、有抱负的原型的一幅不完美的画或肖像。 除去本身是创作冲动之外，那种我们在一切精神活动中所观察到的删节和选择又是什么呢？因为他放进了一种更高的启发——教人用比较简单的象征传达一种较大的意义。一个人除了是大自然自述中的一种更好的成功之外，还是什么呢？一个人除了是比地平线上的形象更美好、更紧凑的一幅风景——大自然的折中主义——又是什么呢？除了是一种更好的成功之外，他的谈吐、他的绘画、热爱自然又是什么呢？省去了一切令人厌倦的漫长的空间、沉重的形体，它的精神或寓意却被压缩成一句好听的话，或者绝妙的描写。 但是，艺术家必须在他的时代和国家上用上那些常用的象征，以此把那些扩大了的含义传达给他的同胞。这样，艺术就是不断更新的。“当代的天才”在作品上盖上了他的无法抹去的戳，赋予它一种无法用想象来形容的魅力。那个时期的精神特征把艺术家征服到什么程度，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多大程度的表现，“未知”、“必然”和“神圣”就会被他在多大程度上向未来的观众表现。这种“必然成分”谁也不能从他的作品中排除。没有人能摆脱他的时代和国家，没有人能制造一种跟他那个时代的教育、宗教、政治、风俗、艺术毫无关系的模式。虽然他是前所未有的异想天开，匠心独具，但是它在他的作品中所产生的思想的痕迹依然是他无法抹去的。逃避正好暴露了他所逃避的风俗。超越他的意志，远离他的视野，他所呼吸的空气，他和他的同时代的人生存和工作的观念基础，迫使他染上他的时代的风尚，他却不知道那风尚是什么。他作品中注定会有的东西具有一种杰出的魅力，个人才能无法赋予那种魅力，因为仿佛有一只巨手抓住了艺术家的笔和凿子，并且好像在指引着在人类的历史上画一条线。埃及的象形文字，印度、中国和墨西哥的偶像，都被这种情况赋予了一种价值，且不管他有多粗糙和不成形。它们表示了那个时期的人类灵魂的高度，不仅不异想天开，而且是像世界一样深沉的一种必然性造成的。像历史一样，造型艺术整个现存的作品在这里有他最高的价值；也像在这样一种命运的肖像上画的一笔：这种命运很完美，按它的命令，所有生命都要走向他们幸福的极致，这样的话我现在可不可以说呢？ 这样，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艺术的功能就是教育对美的知觉。我们的眼睛看不清楚我们沉浸在美中。那只好去展示个别的一些特色，好对那蛰伏的情趣进行帮助和引导。我们又雕刻又绘画，或者作为研究形体秘密的学生而观赏雕刻和绘画。超脱就是艺术的优点，就是把一件物体从眼花缭乱、纷繁杂乱的物体中分离出来。直到一个物体与很多物体脱离了联系，才会有欢喜和关照，唯独没有思想。我们的快乐和不快乐没有任何效果。婴儿很高兴，但是他的个性和他的实际能力却由他每天在区分事物和一次处理一件事上所取得的进步决定。一切存在都被爱和激情集中到一个形体周围。某些心灵的习惯就是赋予它们偶然遇到的物体、思想和语言一种排除一切的充实，让它在当时成为世界的代表。这些心灵就是艺术家、演讲家和社会领袖。演讲家和诗人修辞技巧的精华就是超脱和借助超脱加以放大的能力。这种修辞技巧，或者让一件事物短时间内处于崇高地位的能力——在柏克、拜伦和卡莱尔身上有突出表现——画家和雕刻家通过色彩和石头来表现。艺术家对他所观照的那件物体洞察的深度决定了这种能力。因为每一件物体都在总的自然中扎根，当然可以给我们表现出来代表世界。所以，每个天才的作品都像当时的暴君一样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于一身。在那个时期，这是唯一能够有能拿来说说的价值的——不管它是一首十四行诗，一出歌剧，一幅风景画，一场演讲，一座寺庙的设计图，一场战役的计划，或者一次探险的方案。不久，我们就向另外一个物体转移，它像第一次做的那样又把自己发展成一个整体；比如说，一个布局完美的花园，好像除了规划花园之外似乎做什么都没有必要。如果我对气、水和土不熟悉的话，我就会认为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就是火。在自己最成功的时刻成为世界之最，这是所有自然物体的权利和属性，是一切真正的才能和权力的属性，是一切固有属性的权利和属性。一只松鼠从这个树枝跳到那个树枝，让整个森林成为它取乐的大树，它所引起的注意可以媲美一头狮子——它美丽而自信，在那时，它就是大自然的代表。我聆听的时候，我的耳朵和心灵被一首好听的歌吸引，它的感染力可以媲美以前听过的任何一部史诗。被一个主人或一窝小猪吸引的狗，满足了一种现实，而且确实是一种现实，它的作用并不比米开朗基罗的壁画逊色。我们在这一连串的物体中认识到了世界的广阔和人性的丰富，它可以从任何方向奔向无限。但是我也认识到，在第一件事上让我吃惊和着迷的东西在第二件事上也是如此；一致，就是万物的优点。 绘画和雕刻仅仅具有最初级的功能。最优秀的图画可以轻而易举的告诉我们它最终的秘密。几个神奇的点、几条神奇的线、几种神奇的颜色，构成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人物风景画”，最优秀的画仅是这种点、线和颜色画成的草图而已。绘画对于眼睛，就像舞蹈对于四肢一样。当躯体已经从它那学会了自制、伶俐、优美时，舞蹈家的舞步基本上就被忘光了；绘画教给我色彩的绚丽和形体的表现，当我看到绘画和艺术中的更天才的天才时，我看到的是画笔的缤纷色彩，艺术家随随便便从可能的形体中做出选择时所表现出的冷漠。如果他什么都画的了，为什么还要画些什么呢？然后，我睁开了眼睛，看到大自然在街上的永恒的图画，不断来往的大人、孩子、乞丐、美女，有的穿红的，有的穿绿的，有的穿蓝的，有的穿灰的，有的长发飘飘，有的鬓角斑白，有的脸色很白，有的面孔很黑，有的满脸皱纹，有的非常高，有的特别矮，有的洋洋得意，有的像淘气鬼——一幅惊天动地、天高海阔的画面。 展览馆的雕刻把这个教训讲得更加通俗易懂。绘画讲的是上色，雕刻讲的是人体解剖。我看过优美的雕像并随后走进了一个公共会场之后，才明白了有人曾说过的这句话：“当我一直在阅读荷马时，所有人看起来都像巨人。”我也看到绘画和雕刻是眼睛的体操，训练眼睛掌握它的功能的细微奇妙的特点。任何一尊雕像都不会像一个变化万千的活人，他的优越性超越一切完美的雕像。我这里有个怎样的艺术馆啊！任何一个追求风格的艺术家都不能造出这样神态万千的群像和各具形态、别具匠心的个像。在这里，艺术家严肃并高兴着，对他的石材进行即兴创作。一会儿他被一个思想触动，又一会被另一个思想触动，他每时每刻都在改变他的人物造型的整个气度、姿势和表情。扔了你的油料和画架的乱搞，抛弃你的大理石和凿子的折腾；如果不是睁开眼睛看见了永恒艺术的圣手，那么它们就都是伪造的废品。 所有创作最终都是与一种原始动力相关的，这就解释了所有最高艺术品共同的特点——它们都能被普遍的理解；他们恢复了我们最简单的心态；它们都是宗教性质的。因为不管那里面有什么技巧表现出来，那都是原始灵魂的再现，纯粹的光的一种照射，所以对自然物体制造的东西它应当造成一种相似的印象。在欢乐的时候，在我们看来，自然是一个艺术的自然；艺术是被完善过的艺术——天才的作品。谁身上的一种地方和特殊文化的偶然事件被单纯的趣味和对一切伟大的人类影响的敏感性压倒了，谁就是最优秀的艺术批评家。虽然走遍世界去寻找美，但是我们必须在身边带着它，否则我们根本找不到它。一种杰出的魅力，这才是美的真正精华所在，那是表面上的、轮廓上的技巧或艺术规则永远无法教会的，换句话说，那是一种从带有人性的艺术品中发出的光——通过石头、帆布或声音对我们的本性的最深刻、最纯粹的属性的一种神奇表现，因此对于具备这些属性的那些灵魂来说，最终是理解的最透彻的。在希腊人的雕刻里，在罗马人的石头建筑里，在托斯卡纳和威尼斯大师们的画作里，它们的最普通的语言就是最高的魅力。一种道德的自白，一种纯洁、爱和希望的自白，由他们的身上向外散发。我们原封不动的带回了我们送给他们的东西，只不过有更好的说明留在了记忆里。旅行者游览梵蒂冈，从这个展室到那个展室，经过一个个雕像、花瓶、石棺、树形烛台的陈列室，经过各种各样的美，都用最华丽的材料雕刻出来，这时这样的危险就会出现在他身上：造成这一切原理的单纯性很可能被忘记，它们的思想和法则的来源就在他们心中也很有可能被忘记。他对这些神奇的遗留下来的东西的技术规范进行研究，却把这些东西并不总是这样群星荟萃给忘记了；忘记了它们是多少国家、多少岁月的贡献；忘记了每一件都从一个艺术家单独的作坊中出现，这个人殚精竭虑，可能还不知道有别的雕像存在，他创作的作品没有其他的样本，只有生活，家庭生活以及个人关系的苦与甜，共同跳动的心脏和邂逅的目光的苦与甜，贫穷、潦倒、希望、害怕的苦与甜。他的灵感就是这些，他深入你内心的影响也是这些。艺术家有多大的力量，就能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为自己的个性发现多大的出口。他只承受来自他的材料的局限或妨碍，由于自我表达的必要性，在他手上，再硬的石头也会被他变成蜡，并且愿意让他彻彻底底的、毫无保留的对他自己进行表达。他只要承受一种传承的自然和文化的牵绊，只需要问罗马或巴黎是什么模式。在新罕布什尔的一家农场的角落的一座未曾涂漆的灰色木房子里，在边远林区的圆木房里，或者在他曾忍受过的一种城市贫穷的压抑和面貌的狭隘公寓里，被贫困和天生的命运变的让人爱憎交加的房子、天气和生活方式就跟其他所有状况一样，起这么一种象征作用——通过一切毫不在乎的倾泻自己的思想。 我还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就听说意大利的绘画无比奇妙，我当时就想，那些伟大的画作看起来一定很陌生；一定是色彩和形体被惊人的结合，一种异国的奇迹，镶金嵌玉，美仑美奂，就像在小学生眼睛和想象中显得现象奇异色彩繁杂的民兵的短矛和旗帜一样。我就是要看到并了解这种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东西。最后，我到了罗马，亲眼看到了那些画，我发现天才留给新手们那些色彩纷繁、浮华招摇的东西，而自己却直接指向纯粹与真实；它显得亲切、真诚，是我在很多形体中见过的亘古永恒的事实——了解它就是我活着的目的；它就是我了解的极为透彻的简单明了的你和我——早就是老生常谈了。在那不勒斯的一座教堂里，我早就有过这种经历。在那里，对我而言，除了地点其它毫无改变，于是我对自己说：“你这个傻瓜，你飘洋过海的走了 这种独特之处的一个突出例子就是拉斐尔的《基督显圣容》。整幅画显出一种安宁、慈祥的美，直达人心。他好像就在直接呼唤你的名字。耶稣的优美高尚的脸叫人惊叹，然而对于期望华丽高贵的人来说这无异于当头浇上一盆冷水。这种熟悉、纯朴、居家的面容就像在迎接朋友似的。画商的知识自有他自己的价值，但是如果你的心被天才打动了，对于画商的那些评论，你还是不要听了吧。不是给他们画的画，而是给你画的；是为那种人画的，他们长着能够被单纯和高尚的感情所打动的眼睛。 对于艺术的好话我们能说的都说尽了，我们最后必须坦白承认：照我们的看法，艺术仅仅是最初的。我们不停赞叹的是它们的目的和承诺而不是实际结果。谁相信创造的黄金时代是过去，谁就把人的智慧看低了。《伊利亚特》和《基督显圣容》的真正价值在于它们是能力的标志，是潮流的巨浪或细流，是不断创造的象征，即使是在最恶劣的情况下，灵魂也要把它们表现出来。艺术如果不能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势力一起前进，如果它既没有实际作用又没有道德，如果它跟良心没有关系，如果它不能让贫穷和没教养的人们觉得它在用一种高尚愉快的声音向他们说话，那就说明艺术还不成熟。艺术工作在技术之上。技术是一种还未完善或低劣的本能的夭折。艺术却是创造的必须；因为它的本质广阔而普遍，所以它无法忍受用残废或者捆住的手去工作；无法忍受残废、变形，所有的画和雕像都是这样。它的目的并不比人和自然的创造低。一个人应该为他的精力在艺术中找到一个出口。只要他有这样的能力，他就可以去绘画或雕刻。艺术就该让人快乐，应该从各个方向把事物的墙推倒，从观赏者心中唤醒作品在艺术家身上所显示的那种普遍关系和能力的意识，造就新的艺术家就是它的最高效果。 有的艺术很古老，有的已经消失，悠久的历史完全有见证它们的资格。雕刻艺术早就失去了任何实际的作用。本来，它是一种有用的艺术，一种写作方式，一个原始人对感激或忠诚的记录，在一个对形体有特殊感觉的民族中，这种初级的雕刻经过提炼，产生了辉煌的结果。不过，它是一种粗放并很有年轻活力的民族的游戏，却不是一个聪明而追求精神的国家的坚强劳动。在一棵枝叶茂密、结满果实的橡树下，在一个充满恒久的眼睛的天空下，我站在一条大道之上；但是在我们的造型艺术的作品中，特别是雕刻作品中，创造已经被逼的无路可走了。不必避讳什么，雕刻中存在着某种不值一提的现象，跟玩具的低贱和剧院的装饰没什么区别。我们的一切思想情绪都被天性所超越，我们依然没有发现它的秘密。然而，美术馆却被我们的情绪支配着，某个时间，它会变得很轻浮。牛顿一直在关注着星体的轨道，居然不知道彭布罗克伯爵在“石头玩偶”中发现了什么值得称赞的东西，我们并不对此感到奇怪。雕刻可以教会学生知道形体的秘密的深奥之处，知道精神可以怎样完美的把自己的含义翻译成争论的方言。在需要穿透万物、不可忍受冒充和毫无生机的事物的那种新活动面前，雕像就会显得非常冰冷而虚假。绘画和雕刻其实是形体的节日庆典。但是，真正的艺术是永不固定的，是永远流动的。最优美的音乐并不是在圣乐之中，而是在人的声音里，如果它从短暂的生命中说出温情、真理或勇气的音调的话。圣乐已经跟早晨、太阳、地球无关，而那种令人信服的声音却跟这一切丝丝入扣。所有的艺术品都不应该超脱现实，而是应该即兴表演。在每一个姿势和行动上，一个伟人都是一尊新的雕像。一位美女是一幅让所有观赏者疯狂却不失高尚的画。人生完全可以是抒情诗或史诗，而不仅仅是诗歌或传奇。 如果发现某人有值得宣布创造的规律，那么艺术就会被这一真正的宣告带进自然的王国，消灭它的分离的、对立的存在。创造和美的源泉几乎在现在社会中枯竭了。一部通俗小说，一座剧院，或者一家舞厅，让我们觉得我们就是这个世界中的贫民窟里的乞丐，毫无尊严，毫无技巧，毫无勤奋。艺术一样很贫穷、低贱。那古老而悲壮的“必然”甚至落到古代的维纳斯和丘比特他们的前额上，还为那些闯入自然的怪异形象表示仅有的抱歉——也就是说这些形象本身无可避免；艺术家陶醉在对形体的爱好中，他无法抗拒这种爱好，它自发的涌现在这些豪华之中。这种古老的悲剧性的必然让凿子或笔不再具有尊严。 但是在艺术中，艺术家和鉴赏家现在却在寻找他们才能的表现，或者一座脱离人生种种罪恶的避难所。对于在自己想象中所塑造的东西，人们并不满意，于是向艺术靠拢，用一首圣乐、一尊雕像、或一幅画来把他们的良知表现出来。艺术所作的努力跟一种感官的成功所作的努力一样；就是把美与用途互相分离，把作品当作不可避免的东西进行粉饰，如果憎恨他，就改为赞赏好了。这些安慰和补偿，这种美和用途的分离，自然法则并不允许。如果美是为了快乐而不是出于宗教和爱而被找到的话，那它就把寻找者给贬低了。他再也不能在帆布、石头、声音或抒情作品中获得高尚的美了，最多只能形成一种阴柔的、谨慎的、病态的美，其本质上并不是美；因为手能做到的事永远不会高于性格所激发的事。 如此一来，去分离的艺术本身最先遭到了分离。艺术必须从人的内心开始，而决不能只是一种肤浅的才能。现在人们对自然的美根本无力发现，于是他们就去造了一尊必然美的雕像。他们讨厌人，认为人单调、痴呆、固执，于是就用颜料袋和石块自我安慰。因为生活平淡他们就抛弃生活，却创造一种他们称为充满诗意的死亡。他们匆匆忙忙的干完了全天的让人生厌的事情，就飞进粉色的白日梦。他们纵情吃喝，就为了日后实现理想。照这么做艺术就受到了贬斥；名义向心灵传达了它们次要的憎恶；它在想象中变成了某种天理难容的事，从一开始就被死亡袭击了。难道从最高尚的地方开始——先服务于理想，再纵情吃喝；在纵情吃喝时，在呼吸中，在生命的功能中，服务于理想，不是更好吗？美必须回归有用的技术那里，必须忘掉美术和实用技术的区分。如果把历史讲的真实，如果生活过的高尚，分开两者非但不容易，甚至不可能。自然中的一切都是有用的，都是美的。它美的原因就在于，它是活的、运动的、能繁殖的；它有用的原因就在于，它对称、漂亮。美不会在一个立法机构的召唤下说来就来，也不会在英国或美国重复它在希腊的历史。它会和往常一样，不需要等着宣布，就在勇敢认真的人们的两脚之间跃起。我们需要寻找天才去重复古老艺术中的奇迹，那纯粹是白费力气；在新的必要的事实里，在田野和路边，在商店和工厂，它的本能就是去发现美和神圣。它将从一颗虔诚的心那里出发，把铁路、保险公司、股份公司、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基层议会、我们的商业、电池、电瓶、棱镜、化学家的曲颈瓶，升华到一种神圣的用途，而现在我们从中寻找的只是一种经济用途。难道属于我们的重大机械工程——属于工厂、铁路、机器的那种自私甚至残酷的方面，这种结果不就是这些工程所服从的金钱冲动造成的吗？当它的使命高尚、合适时，新老英格兰被一条轮船跨越大西洋而连接起来，它准时驶进自己的港口，就像一个行星那样，这就是人和自然迈向和谐的第一步。圣彼得堡的船在引力作用下沿勒纳河航行，它并没有需要什么去变得崇高。在爱中科学被人学习的时候，由爱来行使科学的力量的时候，这些力量似乎就成了物质创造的补充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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