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仓颉造字，惊天地，泣鬼神。我认为，其威力仅次于“曼哈顿计划”（二战时，美国制造原子弹的绝密军事工程）。实际效果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远的不提，我只说清朝的几件事。“维民所止”之类的文字狱也暂且按下不表，那是一个巨无霸的题目，过于血腥，儿童不宜。 我们先要弄明白汉语自身的特点：虽然汉字只有四声，却比音符的排列更为复杂，奏出的变调也更多。同样几个字，读音一变，顺序一改，语意就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里面的操作空间很大，那些善于舞文弄法的人因此有不少空子可钻，而不慎踩到“地雷”的倒霉蛋，就势必粉身碎骨，万劫不复。 雍正三年（1725）冬，大将年羹尧以天象呈祥（“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奏贺当朝天子福寿无疆，因奏章字体潦草，正文将“朝乾夕惕”误写为“朝惕夕乾”而致祸。朝乾夕惕的意思是：早晨自强不息，晚上小心谨慎，形容始终勤谨，毫无懈怠。即使颠倒了词序，似乎也不成问题。但雍正皇帝素以苛察为能，并不这样想，他认为年羹尧用“朝惕夕乾”是存心讽刺他白天提防群臣，黑夜折腾美女。于是他拿起朱笔在奏折上批道：“年羹尧非粗心办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归之于朕耳。年羹尧既不以此四字许朕，则渠青海之功，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今降旨诘责，年羹尧必推托患病，他人代书。夫臣子事君，毕诚毕敬。陈奏本章，即他人代为，焉有不寓目之理？观此，则羹尧自恃己功，显露不臣之迹，其乖谬之处，断非无心。”于是那些善于逢迎上意的亲王、大臣落井下石，群起而攻之，罗列年羹尧九十二项大罪，请求“立正典刑，以伸国法”。雍正的猜忌心犹如血滴子，大功臣年羹尧奉旨自裁。 咸丰九年（1859），北京突发顺天府乡试舞弊案，文渊阁大学士、正主考官柏葰难逃干系，被仇家端华、肃顺兄弟逮个正着。柏葰是两朝重臣，为人勤慎，犯了渎职罪，顶多革职。内阁某臣拟旨，原是“法无可恕，情有可原”，意欲为柏葰预留活路。肃顺的文化水平很高，这难不倒他，将原稿颠倒其词，就成了“情有可原，法无可恕”，竟定刑“斩立决”。大臣如此舞文弄法，草菅人命，真是令人恐惧。 舞文者既然能够埋“雷”害命，就必定能够排“雷”救命。湘军某将领流年不利，在战场上吃瘪，连折数阵，战报上只好如实写上“屡战屡败”。若照此上奏，他很可能被革职。湘军大帅曾国藩为大局着想，用人之际，不可自损爪牙，于是他灵机一动，将“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同样是实情，却彰显这位败军之将忠勇可嘉。朝廷收到奏报后，不仅没有申斥和惩罚那位败将，还大大地褒赞了一番。 曾老师舞文的本领高，他的大弟子李鸿章也不弱。在直隶总督任上时，李鸿章一度对候补道袁世凯办理中日交涉失败非常失望，打算以“胆大妄为”四字参劾他。嗣后，李鸿章入京聆训，慈禧太后夸赞袁世凯熟谙营务，练兵有方，劝李鸿章多加提携，以备驱策。李鸿章对老佛爷的话心领神会，回到津门，他立刻拐了个九十度急转弯，具折保荐袁世凯，将“胆大妄为”改成“胆大有为”，一字之易，评价判若云泥。袁世凯从此官运亨通。 清朝首任驻日使节是许钤身。简放之前，许某去拜访恭亲王，谈及时事，他说：“现在盗贼充斤。”恭亲王不解其意，稍后才悟到许某将“斥”错为了“斤”。第二天，恭亲王到总理衙门上班，决定撤换许钤身，大家惊问缘由，恭亲王说：“日本为同文之国，许某胸无点墨，恐贻笑柄，重为中国之羞。”但翌年（1876）许钤身仍然得以改任，出使成行。 另一位清朝驻日公使蔡钧也是个白字大王，而且爱发谬论。据李伯元《南亭笔记》所述，蔡钧曾对人说：“外国人纵能富国强兵，励精图治，然我中国作弊之法，彼仿效一千年，亦不能达到这种精明地步。”他与江南提督李占椿交谈，则露出更大的马脚：“照此情形，我辈只有马革里尸，以图报效。”李占椿没听懂“马格里尸”是何意，还以为蔡钧故意丢英文来寒碜他，后经高人指点，才知“马革里尸”是“马革裹尸”（“里”的繁体字是“裏”，与“裹”字形相近）之误，佐证是蔡钧曾将“裹足不前”错读为“里足不前”。 既然汉语中有这么多“地雷”，就算你小心谨慎，也可能随时随地踩爆它们。某大师在中央电视台几千万观众面前将“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中的“乐”字读错了音，这种无心之失丝毫不值得我们大惊小怪。但文化大师被人谑称为“白字大王”，他的心情就不可能一如既往地愉快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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