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见识波尔多葡萄酒的国人，或许当数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副总办斌椿率领的游历泰西使团(中国人首次出使欧洲，斌椿自称“中土西来第一人”)，据随行做翻译的同文馆学生张德彝在《航海述奇》中记载，使团于同治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从里昂抵达巴黎，下榻于一家名叫“阁朗达”的旅店，张德彝描述旅店的饮食时，提到“其色或黄或红、或紫或白；味或苦或甘、或酸或辣不等”的数种洋酒，其中的“波兜”或许就是指波尔多葡萄酒。同治九年，张德彝又随兵部左侍郎崇厚为“天津教案”专赴法国道歉，但不巧赶上“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使团便先辗转波尔多。众所周知，土质和气候是决定葡萄酒品质的根本因素，在张德彝的《三述奇》中可以看到，他显然已经敏感地注意到波尔多的气候有些特别，比如在同治九年十二月的日记中，二十日“天时暖而多雨，入夜微凉”，二十三日“早见露结为霜，水始成冰。巳初，暖则皆化”，二十四日“终日阴晴风雨不定”……
光绪五年，又有两位中国人游历波尔多，即驻法公使馆参赞黎庶昌和法文翻译马建忠。据黎庶昌在《西洋游记》描述，他们于光绪五年七月初十日下午六点钟抵达波尔多——他把波尔多又译为“包尔兜”，文中写道：“法国最大之码头，东南数马赛，西数包尔兜。所产葡萄红酒极有名，为法国税项巨款之一。”
就在同一年，张德彝又随崇厚出使俄罗斯，他在《四述奇》中明确地写到在圣彼得堡喝“波尔多红酒”——光绪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的日记写道：“晚同蒋丹如、庆霭堂游夏园，少坐饮茶。同坐有俄人如蒿者，年约二旬，因不能英、法语，另觅二人代达：先请饮波尔多红酒，继请饮舍利酒(今译雪利酒)。彝等再三辞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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