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读书别追时髦

9、读书别追时髦

鲁迅先生曾采取“开书目”的方法劝导青年系统地读点经典名著，不要抓到什么读什么，什么热读什么。鲁迅倡导的这种读书法，就是要求读书别追时髦，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我看来，追着时髦去读书，非但获取不了什么知识，往往因被一些所谓“热点”牵着鼻子走，使自己最终学无所成，误了大好时光。艺坛的追星热误了不少青少年，书坛的“追星族”也同样要不得。比如，近年来被称为热点“官场系列”的书，之所以“热”，排除商家炒作的因素，我想，大多数读者是出于猎奇心理才来读这些书的吧。这几年，中央下决心惩治腐败问题，已经公之于众的胡长清、成克杰等便是党内个别腐败人物的典型案例。然而通过文学作品揭露腐败问题，以推动反腐败的深入开展，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但一窝蜂地都去写这类题材，有的作品甚至淋漓尽致地以展示丑恶为能事，对于读者来说，其副作用就不言自明了。江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江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古人这种明哲保身的态度虽然无奈，倒也无害。但如果大家看见一条江水脏了，不是去想办法还它清洁，而是想。反正都脏了，再扔点垃圾也没什么，那么这条江只怕会越来越脏，永无清洁之日了。说真的，我无意低毁这些书的作者。王小波曾写过一篇《花刺子模信使》，说古代有一个花刺子模国的君主，对报坏消息的信使都送去喂老虎，而当代有些作家们多少有点像信使。我们当然不能学花刺子模国的君主，怪信使作甚？就像腐败问题，作家写不写，它都是客观存在的。我只是对这一类书的“过热”有点忧虑，尤其是那些想“学点什么”的读者，追着时髦尽读这类书，最终一无所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选择，读书不能勉强自己。如果我们的内心有读书的强烈要求，那么，我们就应当学会读书。读书要“虚心”，切忌好高骛远。这是中国自古相传的不二法门。朱子说得好：“读书别无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呆人相似，崖来崖去，自己却未先要立意见，且虚心，只管看。看来看去，自然晓得。”这似乎是最笨的方法，但其实是最聪明的方法。事实证明：不同主观的人，只要“虚心”读书，则也未尝不能彼此印证而相悦以解。“虚”和“谦”是分不开的。我们读经典之作，甚至一般有学术价值的今人之作，总要先存一点谦逊的心理，不能一开始便狂妄自大。这是今天许多中国读书人常犯的一种通病，尤以治中国学问的人为甚。他们往往“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凭着平时所得的一点西方观念，对中国古籍横加“批判”，他们不是读书，而是像高高在上的法宫，把中国书籍当作囚犯一样来审问、逼供。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创造”的表现，我想他大可不必浪费时间去读中国书。倒不如像鲁迅所说的“中国书一本也不必读，要读便读外国书”，反而更干脆。不过读外国书也还是要谦逊，也还是不能狂妄自大。我们今天读中国书最怕的是把西方的观念来穿凿附会，其结果是非驴非马，制造笑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每一个真正读书人所必须力求达到的最高阶段。读书的第一义是尽量求得客观的认识，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创造力”，能“发前人所未发”。其实今天中文世界里的有些“新见解“，戳穿了不过是捡来一两个外国新名词在那里乱翻花样，不但在中国书中缺乏根据，而且也不合西方原文的脉络。 美国是一个市场取向的社会，不变点新花样、新产品，便没有销路。学术界受此影响，因此也往往在旧东西上动点手脚，当作新创造品来推销，尤以人文社会科学为然。不过大体而言，美国学术界还能维持一种实学的传统，不为新推销术所动。这其实也是中国自古相传的读书传统，一直到30年代都保持未变。据我所知，日本汉学界大致也还维持着这一朴实的作风。但是我决不是要提倡任何狭隘的“中国本土”的观点，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都是不正常的心态。只有温故才能知新，只有推陈才能出新，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是颠扑不破的关于读书的道理。读书是为人的根本，也是发展自己、改变自己的力量源泉。物质文明的发展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现在生活好过了，不用再为生活拼死拼活了，享乐主义也就滋生了。整天玩网丧志的、沉迷于花天酒地的、到处找乐子的随处可见。这是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副面作用。古人有言，居安思危。每个人都应该有这种认识。社会的竞争是激烈的，强中自有强中手，如果太迷恋自己的能力，这不但愚蠢，而且很危险。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临深谷，不知地之厚。在知识里面它不存在珠穆朗玛峰。近些年来，由于网络的兴起，很多人喜欢到网上“读书”，掀起了网络文学热。我有时也到网上看书，觉得网络文学的确有精品，但更多的情形是，由于网络文学太自由，导致了文字的随处大小便，垃圾也不少。我发现有些人在网上看书是在网上猎奇，追赶时髦，为了“好玩和刺激”，打发无聊的日子。我认为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读书。而且网上看书着实很累，也没有多少好看的孔子曰：“君子务本，本正而道生”。这意思是说：“君子专心致力于根本的工作，只要基础的东西建立了，道也就由此而产生了。”所以，我劝我的儿孙们读书别追时髦，趁着记忆力旺盛的时候，多读纸本书，这有利于思考记忆。学习是不能偷工减料的，一靠记忆，二靠思考，有了积累才能创新，而积累说白了就是抓紧以时间读书，一边读书，一边思考，让自己的大脑活跃起来，多记点东西，让自己的内心变得充实，功力才能更加深厚，一切不良的诱惑才会被拒之门外，才能得以健康地成长。

读书别追时髦就要摒弃功利浮躁之风。读书已成为一种传统观念深入人心，稍加仔细想，我们会发现每个有正常思维的人都或多或少地接受过告诫：不要忘了勤奋、踏实、刻苦读书。然而，如今在心为钱累、人为物乏，思为权倾的日子里，汹涌的物欲洪涛冲淡了一些人读书的欲望，浮躁而焦虑的心态导致一些人养成追慕虚华，冷落书香，甚或漠视糟践读书的习性。现在有些人读书带有明显的偏颇。有的读者只读那种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的书。比如:听说经商能赚钱,就找本《经商大全》猛看，突闻炒股能发财，就又寻来《炒股秘诀》磕啃。如此朝秦暮楚,自然谈不上真正的动力，而且极易忽略书本的真正意义——此乃“浮躁型”读者；有些人读书有夜以继日的钻劲韧劲,但却终不能长久坚持。这是因为他们的目的乃是为了一张文凭或一次考试;一旦文凭到手考试过关,也就会立刻产生一种功成名就的满足感，此乃“功利型”读者；有些人不读书，还要强不知以为知；读一点书，知道了一点，就夸夸其谈，不懂装懂，装腔作势，这是很坏的；甚至有的拿书装门面、作敲门砖，这更是糟糕之至！要改变这种状况，我认为别无他途，只有想办法使自己知，或多知。工作真忙，真辛苦，但不能因此而放松养成随时读书的好习惯。“挟泰山以超北海”，是不可能的，做不到的；“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便说不过去，这不是“不能”，而是“不为”了。这正是杨玉清先生在1940年曾严厉地批评那些假读书的人：以读书为混文凭的人，不是读书人；以读书为混官做的人，不是读书人；以读书为时髦、为装饰品的人，更不是读书人……读书费时过多易惰，文采藻饰太盛则矫，全凭条文断事乃学究故态。读书补天然之不足，经验又补读书之不足，盖天生才干犹如自然花草，读书然后知如何修剪移接；而书中所示，如不以经验范之，则确实过于空泛。奸猾的人鄙读书，无知者羡读书，唯明智之士用读书，然书并不以用处告人，用书之智不在书中，而在书外，全凭观察得之。读书时不可存心诘难作者，不可尽信书上所言，亦不可只为寻章摘句，而应 推敲细思。书有可浅尝者，有可吞食者，少数则须咀嚼消化。换言之，有只须读其部分者，有只须大体涉猎者，少数则须全读，读时须全神贯注，孜孜不倦。书亦可请人代读，取其所作摘要，但只限题材较次或价值不高者，否则书经提炼犹如水经蒸馏，味同嚼蜡，淡而无味。读书使人充实，讨论使人机智，作文使人准确。因此不常作文者须记忆特强，不常讨论者须天生聪颖，不常读书者须欺世有术，始能无知而显有知。所以，（德）弗·梅林在《马克思传》序言中写道:马克思之所以无比伟大,主要是因为思想的人和实践的人在他身上是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的。这一论断，值得深思。破俗套，除虚名,去功利，戒浮躁,不装腔作势，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治学,是伟大时代对学者的呼唤，也是人民群众对学者的期望。读书不是一种注解，而是一种创作是最艰苦的劳动，要摒弃功利浮躁之风。性格决定命运，态度决定一切。读书也一样。具有浮躁、阴郁、冷酷的性格的人不能读好书，对人生持消极态度的人和功利之心太强的人不能读好书。因为这些特征注定人在读书的时候不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其读书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我观察，当前在教育界的浮躁之风有三个表现：

一是想读书且懒惰而又浮躁。这常是 “腹内空空”的主要原因。天下成大器者，无一不是踏实刻苦努力的结果。人们都说宋朝著名文学家苏轼天赋好，能“过目成诵”。其实并不如此，而是另有其奥秘的。一天，有位朋友去看他，等了好久，苏轼才出来会见。客人很不高兴。苏轼解释道：“我正在抄《汉书》。”客人听了反而很不理解。凭苏轼的天赋和“过目成诵”的才能，还用得着抄书吗？苏轼说：“我读《汉书》到现在已经抄上3遍了。第一遍每段抄3个字，第二遍每段抄两个字，现在只要抄一个字了，客人疑信参半地挑了几个字一试，苏轼果然应声能背出有关段落，一字不差。苏轼的“过目成诵”原来是勤学苦练的结果啊。苏轼不仅三抄《汉书》，其它如《史记》等几部数十万字的巨著，他也都是这样一遍又一遍地抄写的。苏轼称它为“迂钝之法”。那么他的学问就来自“迂钝之法”吗？不，他还辅之以别的方法的。他认为，读书、做学问，必须接触社会，大胆分析，研究问题，提出见解，切不能闭门造车、人云亦云。即使阅读、抄写，也应每一遍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比如：他第一遍先研究军事，第二遍再注意各朝典章，第三遍又专看经济，等等。如此几遍看过、抄过，所有内容便都“烂熟于胸”了。苏轼三抄《汉书》的故事启发我们：学习不仅要勤奋、刻苦，还应讲究方法。现在有些人缺乏勤奋刻苦读书的精神，读书必装腔作势，或嫌板凳太硬，或嫌光线太弱，这都是读书未入门路，未觉与味所致。有人作不出文章，怪房间冷，怪蚊子多，怪稿纸发光，怪马路上电车声音太嘈杂，其实这都是因为文思不来，写一句，停一句。一人不好读书，总有种种理由。大学问家林语堂有一首打油诗：“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最好眠。等到秋来冬又至，不如等待到来年。”还有一句诗，“春困秋乏夏打盹，守着火炉待来年。”都是讽刺那些找各种理由不读书、不学习的人。其实读书是四季咸宜。古所谓“书淫”之人。无论何时何地可读书皆手不释卷，这样才成了读书人样子。顾千里裸体读经，便是一例，即使暑气炎热，至非裸体不可，亦要读经。欧阳修在马上厕上皆可做文章，因为文思一来，非做不可，非必正襟危坐明窗净几才可做文章。尽管读书的日子很苦，但没有书的日子更苦。不过你要知道，读书是苦乐交融的。苦中有乐，乐中带苦。无论人生是辉煌还是暗淡，无论道路是坎坷还是平坦，只要一如既往地“嗜书如命”，义无反顾地与书一生相守；只要坚持不懈地读书学习，任何困难都会迎刃而解的。现在有许多同学因为受到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厌学、逃学现象相当严重。于是就有人模仿《陋室铭》给改写成了《教室铭》，用它来揭露、批评这种现象：分不在高，及格就行，学不在深，作弊则灵，斯是教室，唯吾闲情，小说传得快，杂志翻得勤，琢磨下象棋，寻思看电影，无书声之乱耳，无复习之劳形，虽非跳舞场，堪比游乐厅，心里云：混帐文凭！

二是功利性教育现象突出。功利时代的人们在奔波忙碌中追求着自己的利益，逐渐变得“现实”，远离了“感动”“怜悯”“崇高”“心灵”等属于精神范畴的词汇，教育在这种氛围中也难免受染，而教育一旦与功利联姻，就会促使教育者与被教育者追求短期效应，教育本身应有的丰富含义便荡然无存。“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的效果与弊病都不会立时显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功利性教育的弊端将会越来越明显。作为教师，我们应该追求真正意义上的教育，不仅要给予学生以知识，还要美化其心灵，陶冶其情操，丰富其头脑，崇高其精神。这才是教育的终极目标。无论社会的整体环境如何不利，教师都不应该忘记自己的“育人”职责。林语堂：说破读书本质，“心灵”而已。“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以读书向称为雅事乐事。但是现在已经不雅不乐了。今天读书，或为取资格，得学位，在男为娶美女，在女为嫁贤婿；或为做老爷，踢屁股；或为求爵禄，刮地皮；或为做走狗，拟宣言：……诸如此类，都是借读书之名取利禄之实，皆非读书本旨。……读书本旨湮没于求名利之心中，可悲。

三是“学”字满天飞。对某-方面或某一领域的知识,刚开始研究或才研究一段时间，稍有了一些成果，使撰文著书声称建立了“××学或以××学”命名。最近,报刊上介绍出版了《学科教育学大系》中的《语言学科教育学》、《地理学科教育学》、《化学学科教育学》、《数学学科教育学》、《物理学科教育学》、《生物学科教育学》等。学科教育研究是一个新的领域,在我国始于20世纪80年代。它从过去的教材教法的基础上演变而来,是对学科教学理论的发展。它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目前尚不成熟。可是,前些年已有多种学科教育学的书籍问世，而这一次则来一个系统化,出版成由一个一个学科教育学组成的大系。诚然,我国学术界理论研究工作者和教育界的广大教师在学科教育实践中创造了丰富的、有成效的教学方法,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理论,这是值得总结和推广的。因此,出版一套学科教学法的专著,笔者举双手赞成。可是,把不太成熟的学科教育方法和理论冠以“学”字,出版成学科性专著,并一部又一部成了大系,这是名不副实的,也当不是严肃的学风。我认为，读书、教书、写书的第一义是尽量求得客观的认识，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创造力”，能“发前人所未发”。其实今天中文世界里的有些“新见解”，戳穿了不过是捡来一两个外国新名词在那里乱翻花样，不但在中国书中缺乏根据，而且也不合西方原文的脉络。一个学科的建立是很不容易的,往往需要数代人的艰苦工作。而不是靠一两篇文章或一两本书籍，说建立就能建立的。根据国内外的一些学者研究和我的体会，一个领域或一个方面的知识通过长期的积禀和发展,形成为一门学科，是有其客观标准的。我认为至少有三条标准:一是具有了本学科自己的一套术语；二是建立了本学科自己的一套理论；三是形成了本学科公认的代表性人物和代表性著作。当今,全社会在商品领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假行动，在学术领域也需要打假。学术领域的打假，要求每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洁身自好,也要求新闻界、出版界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气氛,至少不去刊登鼓吹“假学”、“虚学”的文章，不去出版“假学”、“虚学”的著作。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新阐界、出版界，都应树立起慎用“学”字的好学风，以免误导读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