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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个人而言，我本人是非常敬佩李嘉诚先生的；在华人企业家中，能够普遍得到国际认可与赞誉的，李嘉诚应当能够排在前几名。对这样一位举世瞩目的领袖级人物，说他不是榜样，那还有谁是榜样？ 假如我这样说，“比尔盖茨不是榜样，美国才是”，可能就比较轻易理解了。为什么我希望中国企业家把目光从李嘉诚、从比尔·盖茨这样的英雄身上，转移到英雄背后的成功基因上来？原因在于我们目前正处在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环境中，而高速增长通常会有一个代价，那就是变得太快，快得我们搞不清自己是谁；由于不知道自己是谁，于是我们就想从那些英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或答案。可是真的找得到答案吗？ 举个例子吧。在一个论坛上，我曾经对着蒙牛总裁牛根生，当面质疑蒙牛的奇迹：我觉得在草场资源受地方政府控制的情况下，在一个相对偏僻的地域，蒙牛三五年就做到一百亿，作为一个治理专家，我提醒他，对这样的奇迹还是警惕些好。 主办方马上就不干了，立即反问：在同样的情况下，有那么多人也在从事这个行业，但为什么不是马根生、张根生，而是牛根生成功？让你姜汝祥去做做，你能超过牛根生？ 的确，拿我与牛根生比，我是比不了，因为这本身就没有可比性，农学院的教授不一定能够会种田，但这并不妨碍教授发表种田的道理。所以这并没有可讨论的价值，值得讨论的倒是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是牛根生成功了，而别人不行？在功成名就这样一个结果面前，我本人对蒙牛与牛根生是足够尊敬与佩服的。商业是一个讲究结果的地方，“成者王侯败者寇”，理所当然。但完全以成败论英雄，不就成了强盗逻辑？否则，你如何在十年前长虹倪端锋、三九赵新先兴盛时，或者现在在国美、蒙牛这样的奇迹前，保持那怕一点点的理性与清醒？ 所以，我们看蒙牛、国美这类公司成功的时候，要超越硬件的强大，去看一点软件层面的东西。我是学社会学出身的，社会学有一句话：当人与文化对抗的时候，最后胜利的永远是文化。在中国所谓沿海地区与偏僻内陆的差别，在我看来大多不是物质层面的差别，而是思维文化层面的差别，否则如何理解广州、江浙地区普遍存在的整个村镇性的“暴发”？ 从软件角度出发，我们才会超越财富获得一丝清醒：蒙牛的成功可能更多的是资源硬件与营销的成功，但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成功。因为在蒙牛的成功中，我们并没有发现蒙牛如何超越政府的支持、超越机器设备上的现代化、超越在营销上利用消费者的幼稚，在企业文化与团队打造上（这是真正的软件）获得真正的进步。我本人从小在贵州长大，后来在摩托罗拉那样的世界级公司工作过，我深知企业文化的进步与团队打造，假如没有大环境的支撑，绝对不是靠某个人能够完成的。 所谓软件的意思，就是说打造“百年基业”这个游戏，绝对不是赚取百亿金钱（这是硬件）那么简单。你可以很有钱，但你要想真正成为百年老店，那就与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有关--你有没有打造出一个让我们、乃至我们儿子孙子都愿意与你的企业一起成长的机制？所以，致力于改造脚下土地，让中国企业的强大不再是某个人“悟道成仙”的奇迹，而是可复制的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集体性成功，才是真正的道路吧？ 讲了这么多之后，再回答李嘉诚是不是榜样就简单了。人是靠不住的，机制与文化才是支撑。李嘉诚无疑是天大的榜样。但对大陆企业家来说，研究他成功背后的基因或软件可能价值更大！而在这一点上，香港就可能比李嘉诚更重要，在香港这个大背景下，李嘉诚只不过是香港企业体制下的奇迹，就象比尔·盖茨是美国新经济体系下的奇迹一样。 自己投资的长江商学院，组织了中国最闻名的一批企业家，比如其中有阿里巴巴的马云与蒙牛的牛根生，还有一批垄断行业的巨头，到香港集体向李嘉诚取经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一出现代版“买珠还椟”的喜剧：他们都在李嘉诚的个人魅力前感叹自己的渺小，都在渴望从李嘉诚那里悟到“九阳真经”，却很少有人认真看一下自己脚下的土地--是李嘉诚造就了香港，还是香港造就了李嘉诚、造就了包玉刚、造就了汇丰等等！当这种喜剧上演的时候，也许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那就是中国企业家的整体素质，可能大大落后于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甚至落后于中国政府进步的水平！ 不信我们看看现实吧。与二十年前比起来，中国政府通过改革开放，使大陆与香港的差距大大缩短，民生与民权都获得了巨大的进步。然而中国的企业家们又如何呢？在销售额上确实是进步很大，但在保障员工权利，促进员工合约意识与独立意识等方面，我们做了多少？ 有时候，企业的繁荣与农民意识并不天然矛盾，计算机系统与曾国藩、李鸿章的权谋思想照样可以共存。有专家做过研究，制造业的繁荣对个人权利与制度保障的要求比较低，金融地产等服务业的繁荣对个人权利与制度保障的要求比较高。意思就是说，农民意识与权谋治理一样可以把制造性企业管好，但在金融地产等服务上就会无用武之地！ 中国企业家中，优秀的大多出在制造业，而在金融地产等行业，称得上企业家的也就是少得可怜的那么几个。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产业转移的原因呀，我们的企业家怎么可能跳越制造业直接进入第三产业？但对比一下我们的邻居印度吧，他们的制造业并不发达，但第三产业却走在了中国的前面，这恐怕不是偶然。 我看过李嘉诚先生自己的一个讲话，意思是他的治理思想是中西合璧。中国部分的是灵活、诚信与宽容，而西方部分的则是制度（system）、尊重（Respect）、检查与平衡（checkbalance）。这似乎为中国企业家找出了一条“中庸之道”，但只要稍微研究一下香港，就会发现香港若干年来就是全球最有竞争力的地区。比如洛桑国际治理学院(IMD)公布的“全球竞争力年度报告”中，2005年、2006年连续两年都是美国是第一，香港是第二，第三则是新加坡，而中国内陆则从31上升到19位。 当香港的竞争力可以与美国相提并论的时候，在这种环境中经营企业的李嘉诚，他的所谓中西合璧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大家都是做企业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已”，想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是如何生活与工作的吧！这样你就明白了，为什么痴迷于李嘉诚个人谋略，是现代版的“买珠还椟”？事实上，2002年5月17日李嘉诚在汕头大学演讲的时候，就明确声明，他的公司组织是：“原则是西方治理模式，加入中国文化哲学。” 记得几年前，有一位在美国耶鲁大学做教授的中国人，写了篇文章《中国人为何勤劳却不富有？》，这篇文章提醒我们，中国人是全世界最勤劳的民族之一，但我们在近代的贫穷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勤劳，相反，可能因为我们太勤劳了，那些勤劳之极的人就会“称王称圣”，用情感与伦理代替规范，形成人与人较劲的文化，结果勤劳就对冲了制度建立。用这位教授的话说就是： “假如没有可靠的产权与合约权益保护制度，人们就无法预期从事市场交易、从事投资的结果，也不知道从交易、投资中获得的利益能否属于自己，交易成本也可能高得令人望而却步。于是市场发展会停滞不前，经济增长无法持续。”香港奇迹，本身就是一个制度与文化变革的结果。在全世界投资环境评价中，香港一直是排在最前面的，这就等于是说，香港的交易成本是最低的。 也许有人会说：制度那是政府的事呀？不错，政府当然要承担责任，但政府又是听谁的呢？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吧？！当我们的政府在大步往前的时候，我觉得企业家要从依靠或抱怨政府，转移到自救上了。也就是说，别的你管不了，但在你企业那一亩三分地，你大可与员工一起，建立起基于利益的个人权利与责任约束机制来。而要做到这些，首先需要你做“第一推动”--你有没有胆量做一个公开透明的制度监督体系，它不仅约束别人，也约束你自己？ 我想，这样一类制度一定可以大大减少企业运营的交易费用。事实上，国家或者地区的繁荣，与企业繁荣的道理是一样的，假如没有稳固的员工个人权利与责任，员工就无法对自己进行投资，也无法与企业建立起真正的合作，于是企业发展就会停滞不前，企业增长也无法持续。 所以，我们大可以把香港当成一家公司来学习，在这个时候，李嘉诚就是香港这样一个优秀公司中的明星员工了。尽管一个员工的优秀与他自己有绝对的关系，但世界一流的明星员工，只能出自世界一流的公司！香港无疑就是这样一个在世界竞争力排名中，首屈一指的“优秀公司”，而李嘉诚无疑是实践“公司经营理念”最最彻底的一个，无疑是执行“公司战略”最最果断的一个！我想，只有李嘉诚这样行动，才会有李嘉诚奇迹的出现！举个最近的例子吧，近来香港有商家欺骗旅游者，香港是如何反映的呢？今年4月17日香港旅游业协会公布：“对消费者的新保护措施主要包括，将无条件退款期从目前的14天延长到6个月，取消退货时货物包装须未经打开的限制。”其他措施还包括，禁止问题店铺在1年内更改店铺名称；公布非诚信店铺和旅行社名称；将目前仅对旅行社开放的店铺对公众开放，以便接受大众监督。 据我个人接触到的资讯，这可能是目前全世界旅游业对商家最严厉的约束了吧？假如真的做到这种约束，那么未来香港出现李嘉诚这样的旅游富豪你会吃惊吗？这种时候，你真正的榜样是李嘉诚还是香港？也许两个都是？看看自己站的位置，自己选择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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